唐浩明“晚清三部曲”文史对照本出版的价值与意义

◆周百义

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作家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通过适当虚构来塑造艺术形象，是作家在准备进入历史小说创作时就必须考虑的问题；历史小说的研究中，如何判断一部历史小说是“现实性的拟实类”，还是“超现实的表意类”[1]，是基于真实历史事件为骨干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还是出于主观的意图，超越历史，违背历史的非历史小说，也是评论家最为关注的话题。虽然有评论家认为历史小说的创作与研究不必纠缠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学究式的对位辨析”[2]，应当探讨历史小说的“文化精神”，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历史小说应当基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真实人物而创作，否则，那种只将历史作为背景，或者作为某种符号的小说，充其量只能算是“演义类”或者“再生类”的故事新编。对于历史真实的把握，不仅体现了作家的历史观和创作的追求，还体现在作家本人是否具有丰赡的历史知识与修养。一位历史小说家，只有能成为半个历史学家，才能够完整地再现所表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唐浩明在其文史对照本（以下简称为“对照本”）“晚清三部曲”《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中将自己创作中曾经使用过的史料一一披露，在出版物中对比呈现。作家的“夫子自道”和出版社的版本创新，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历史小说的研究，以及作家研究都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

一、文史对照本的出版与呈现形式

1990年，湖南作家唐浩明创作的历史小说《曾国藩》第一部《血祭》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历史上的曾国藩虽然封侯拜相，被梁启超称为是封建社会末期最后一个“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但1949年后，在国内的历史教科书上，在主流的话语中，曾国藩却被称为镇压农民起义的“汉奸刽子手”[3]。唐浩明重新塑造的曾国藩的文学形象面世后，一改人们对曾国藩的片面认识。大多数人认为，曾国藩的重新评价和认识是中国文化界打破禁区、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后来，唐浩明陆续创作了《杨度》《张之洞》，塑造了晚清系列人物群像。他的“晚清三部曲”出版后，先后获得过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国家图书奖等，《曾国藩》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之一。但是，对唐浩明小说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大多数评论家都肯定了唐浩明创作中的历史意识与历史精神，但对于作者是如何使用历史史料，如何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展开文学想象的翅膀，还是缺少定性定量分析。直到“晚清三部曲”出版几年后，由唐浩明本人整理出版了对照本，作者将其创作中使用的史料，逐一对比呈现于版心的外侧。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开始逐步推出他的对照本三部曲。本人以唐浩明的三卷本历史小说《曾国藩》为例，来分析作者使用了哪些史料，是如何使用史料的。

据笔者统计，在对照本《曾国藩》中，作者曾先后参考使用了五十余种历史书籍，用它来印证小说中的情节与文献资料的对应关系，这其中包括：（1）正史：如《明史》《清史稿》。（2）史学专著：如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牟安世《太平天国》、萧一山《清代通史》、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3）曾国藩本人著作：《曾国藩全集》。（4）曾国藩家人著作：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曾国荃年谱》。（5）湘军将领幕僚著作：黎庶昌、王定安《曾国藩年谱》、梅英杰《胡林翼年谱》《罗泽南年谱》《彭玉麟集》、薛福成《庸庵笔记》《庸庵文续编》《左宗棠年谱》《李续宾年谱》、李鸿章奏折、左宗棠书信、王闿运《湘军志》、王定安《湘军记》、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张澹然《刘铭传墓碑文》。（6）外国人著作：（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7）太平天国将领著作：《李秀成自述》。（8）清代笔记：欧阳兆熊《水窗春呓》、柴小梵《梵天庐丛录》、易宗高《新世说》、朱克敬《雨窗消意录》、朱德震《三十年闻见录》、欧阳昱《见闻琐录》、王家璧《秋云行馆偶刊》、刘禺生《世载堂杂忆》、陶宗亮《归庐谈往录》、楚狂《投笔漫谈》《王湘绮传记资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容闳《西学东渐记》、徐珂编《清稗类钞》《清朝野史三编》《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王闿运《湘绮楼杂记》、王之春《椒生随笔》、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朱克敬《暝庵二识》、易宗夔《新世说》等。（9）今人研究著作：张舜徽《爱晚庐随笔》、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姜穆编《曾国藩的幕僚群》、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10）其它：《新民丛报》。

在对照本中，作者提供了自己在小说创作中如何使用上述这些文献资料的。如：

（1）正史。《清史稿》是由民国初年赵尔巽等清代学者组织编撰的一部清史未定稿。虽然该书由于时间仓促，观点未必公允，存在一定纰漏，但其中收集了大量的清宫档案，是今人研究清史重要的参考资料。小说中，作家多次引用《清史稿》中的资料与小说的内容进行对照。如《曾国藩》（上）第48页在介绍湘军大将江忠源时，引用了《清史稿》中关于江忠源的资料。在介绍与湘军有密切关系的张亮基时，引用了《清史稿》中关于张亮基的生平事迹。《曾国藩》（上）第76页罗泽南出场时，也引用了《清史稿》中关于罗泽南的事迹。

（2）史学专著。罗尔纲是胡适的弟子，从民国初即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有多部研究著作出版。他的《太平天国史》是研究太平天国发展史最为权威的著作。在《曾国藩》（上）第72页，描写太平军攻打长沙城，太平天国将领西王萧朝贵在城墙前被清军炮子打死，是太平军放弃长沙的原因之一。小说在写这段故事时，引用了《太平天国史》中关于萧朝贵的事迹。在《曾国藩》（中）第42页写三河镇之役，又引用了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的史料来印证小说：“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清咸丰八年）‘十月初七日，大军赶到三河镇，大败浙江布政使湘军大将李续宾，歼其全军，李续宾自缢死。’”《曾国藩》（上）第87页，还引用了另一位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牟安世《太平天国》中的史料，补充介绍太平军在岳阳战役中的胜利和军事部署。在《曾国藩》（中）第254页，引用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九章《清代的中兴》一节的内容，说明李鸿章攻打苏州时，杀太平天国降将郜云官等二千人的史料来源。

（3）曾国藩本人的著作。曾氏著作主要包括奏稿、批牍、诗文、读书录、日记、家书、书信7个部分。特别是他的日记和书信，完整地记录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在对照本中，曾氏本人的著作引用是最多的。据初步统计上中下三卷有上百处之多。如在《曾国藩》（上）第1页，开篇从曾氏赴江西乡试主考官任时，接母亲讣告回籍守制开始，运用他的日记和诗词，补充交代他的履历和家世。在第33页写他见到阔别十二年的父亲及他为父亲置办寿材，说明他是一个大孝子。在这里，引用了曾国藩的几次书信，作者说明这些内容是有史可依的。在曾国藩的为官生涯中，他批评咸丰皇帝《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奏疏，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年轻官僚为皇帝分忧的抱负。在《曾国藩》（上）第103页，小说为了烘托气氛，写在朝会上曾国藩与众大臣向咸丰面陈奏疏要点，结果遭到咸丰的斥责。为了完整地呈现这个重要的节点，作者完整地将咸丰帝关于这封奏折的批示旁注在一边。将小说与咸丰帝的批示对照来看，更表现了咸丰帝的震怒和曾国藩的胆识。

曾国藩本人的日记记载详细。其中除了记录军国大事外，还有很多生活细节。这些日记除了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准确的参考资料外，也为对照本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如曾国藩在安庆所娶的小妾陈春燕，入门十九个月后病逝。《曾国藩》（中）第242页《一别竟伤春去了》写这段故事时，将曾国藩同治二年二十九日日记附上：“三更四点稍寐。四更五点闻号哭之声，则陈氏妾病革，其母痛哭。余起入内室省视，遂已沦逝。时五月初一日寅初刻也。妾自辛酉十月入门，至是十九阅月矣。……”

再如写金陵攻陷，太平天国主力灭亡后，举行中断十二年后的第一次乡试。曾国藩在日记中对江南放考记载比较详细，特别是对当时的天气，有具体的记载。作者写作时参考了曾氏日记，并在旁注时将曾氏日记做了对照。如小说中写这一天“雨中还夹杂着雪粒”，在曾氏同治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日记中写道：“早间，雨雪纷纷，念文闱点名之苦，十分焦灼。……中饭后雨雪不止……申正，雨雪渐歇，心为稍纾。”

（4）曾国藩家人的著作。曾纪芬是曾国藩的满女（北方称老幺），她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记载了很多曾国藩的生活细节。女儿的观察和记载是了解曾国藩的第一手信史，对照本中多次引用了她的记叙。如她在“同治十一年”一节中，详细记载了曾国藩去世那天的情形。

是年正月二十三日，文正公对客，偶患脚筋上缩，移时而复。入内室时，语伸姊曰：“吾适以为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至二十六日出门拜客，忽欲语而不能，似将动风抽掣者，稍服药旋即愈矣。众以请假暂休为劝。公曰：“请假后宁尚有销假时耶？”……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在内室小坐，余姊妹剖橙以进，公少尝之。旋至署西花园中散步。……公曰：“吾觉足麻也。”惠敏（曾纪泽死后的谥号）亟与从行之戈什哈扶掖，渐不能行，即已抽搐，因呼椅至，掖座椅中，舁以入花厅，家人环集，不复能语，端坐三刻遂薨。……时二月初四日戌时也。

再如《曾国藩》（下）第141页写曾国藩北上剿捻出发之际，因鸣炮壮行色，惊死了曾氏唯一的小外孙。此细节取自于曾国藩女儿曾纪芬晚年所著《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5）湘军将领幕僚著作。湘军将领包括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李续宾等，幕僚包括赵烈文、薛福成，他们有自己的著作，或者由他人整理的著作。在《曾国藩》中，作者也多次引用这些将领和幕僚的著作。赵烈文是曾氏的幕僚，其所著《能静居日记》共五十四卷，起自咸丰八年五月初四日，终至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前后历时三十二年。作者在小说中不少地方直接引用了赵烈文的记叙。如《曾国藩》（下）第194页，作者在旁注中说明：本节中赵烈文与曾国藩的对话，其大部分素材源于《能静居日记》。如关于曾氏日常饮食的一节便出自该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的记载。关于湘军打进金陵掠夺财物、纵火焚烧的情景，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均有记载。作者引用赵烈文六十六日、十七日、二十三日的日记，印证小说中攻进天京后的描写。

（6）外国人著作。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运动中有一些外国人参加了洪秀全的队伍，这些人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写下了回忆录。如《曾国藩》（中）第220页写天京大火一章第一节中，写忠王府礼堂的集体婚礼，忠王李秀成的两个女儿出嫁。二女儿忠二金金好下嫁英国军官毕尔斯、三女儿忠三金金妙下嫁慕天安谭绍光，还有英国籍军官呤唎和葡萄牙姑娘玛丽、希腊籍军官包西和安庆姑娘姚弱琴。此段史籍，作者旁注，系参看英国人呤唎所著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的第十七章与第十章。

再如《曾国藩》（中）第254页，李鸿章攻打苏州时，杀太平天国降将郜云官等二千人。作者旁注，此事见（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九章《清代的中兴》一节。

（7）太平天国领导人著作。如《曾国藩》（中）第268页《洪秀全托孤》一节，引用《李秀成自述》“我王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萧有和，第二王长兄洪长发、王次长洪仁达，第三干王洪仁干……第六方是秀成也。……”

（8）清代笔记。晚清民国学者笔记是作者创作时依靠的重要史料来源，也是他进行对照研究的重要史料。其中如《曾国藩》（中）第98页，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将总督府放在安徽祁门，太平军分兵三路包围祁门，而祁门兵力只有三千人防守，形势危急，曾府中的幕僚们担心不敌太平军，纷纷瞒着曾国藩，私下买通二十号小划子，每天夜晚将自己的行李朝划子上运。曾国藩知道后，虽然气得怒发冲冠，欲杀这些扰乱军心的胆小鬼，但他考虑这些人是自己请来的幕僚，不是朝廷命官，便亲拟一告示：“当此危急之秋，有非朝廷命官而欲离祁门者，本督秉来去自愿之原则，发放本月全薪和途费，拨船相送；事平后愿来者，本督一律欢迎，竭诚相待同，不记前嫌。”而这个细节，唐浩明说明是来自于欧阳兆熊《水窗春呓》卷上《曾文正公事》。另如《曾国藩》（中）第257页引用的史料，说明来自徐凌霄、徐一士著《凌霄一士随笔》第三卷《尘（上小下王）字之封》。《曾国藩》（中）第264页说明史料来自徐珂编《清稗类钞》第四册《绝无良心科》，其写曾国藩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之事。

二、历史史料在历史小说中的作用

作为对照本，作者呈现自己写作时使用过的史料，既可说明小说的情节与人物的历史依据，还增加了在小说中不拟铺叙的历史背景。同时，为了说明小说情节与人物历史的合理性与真实性，还采用不同的史料从多个维度来印证。这种对照本的出版形式，不仅帮助读者了解小说情节的来源，还拓展了阅读空间，为新的版本赋予了更多的使用价值。

（1）用史料来说明小说的情节是具有历史依据的。曾国藩守制回家办团练，以及靖港一役受挫投水自杀，都是曾氏前期的重要节点。如《曾国藩》（上）第三章《墨絰出山》中，写曾国藩回乡丁母忧，恰遇太平军围攻长沙，咸丰命曾国藩在湘办团练，曾国藩犹豫不决。小说写郭嵩焘偕奇人陈广敷到荷叶塘曾府，游说曾国藩出山。此处作者举《清史稿·曾国藩传》中的一段文字来证其实：“咸丰三年，粤寇破江宁，据为伪都，分党北犯河南、直隶，天下骚动，而国藩已前奉旨为团练于长沙。初，国藩欲疏请终制，郭嵩焘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且墨絰从戎，古训也。道不复辞。”靖港湘军大败，曾国藩投水自杀一事见于王定安《湘军志》卷二《湖南防御篇》，唐浩明将这段文字旁注于小说情节一边。

再如在对照本《曾国藩》（上）第二章《长沙激战》中，作者引用王闿运《湘军志》的记叙，“寇至之日，城中兵勇八千余，统将数百名，隶巡抚。巡抚不敢言节度……鲍起豹居城南楼，迎城隍神大像与对坐。”小说通过这个细节写出了武夫出身的提督鲍起豹“凶蛮粗俗、不通文墨”。

（2）交代小说中事件及人物发生的背景。如《曾国藩》（上）第三章《墨絰出山》，其中写曾国藩收到几封信，其中有理学大师唐鉴从北京寄来的信，因为这封信是唐鉴叮嘱曾国藩抓住洪杨之乱的时机，出来创不世伟业，并且告诉他，是他在皇帝面前推荐了曾国藩。而此时，是否出山办团练，曾国藩还在犹豫之中。唐鉴是湖南籍人，曾国藩在京时，师从其学习理学，是曾国藩的恩师，是助他走上人生顶峰的关键人物。为此，作者引用史料，对唐鉴的生平做了介绍，并交代曾氏为唐鉴曾多次撰文。这些资料，虽然与情节无关，但对于读者了解唐鉴，掌握曾国藩的思想发展与重要转折点，做了很好的补充说明。

（3）使用不同的史料来说明故事的真实性与依据。如对照本《曾国藩》（中）第一章《进军皖中》中，写李鸿章初到曾国藩幕府，作者先是引用《清史稿》中的资料，概括介绍李鸿章的生平事迹，后用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庸庵笔记·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一节中的内容，来交代李鸿章初到后由于不适应湘军严格的训练，一度受到曾国藩责怪的细节。薛福成《庸庵笔记》中记载曾国藩批评李鸿章道：“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狭窄，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而在小说中这段对话仅有数字更改：“少荃，此间局面狭窄，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你既与胜保不和，何不回翰林院供职去？”在小说中，将李鸿章与胜保的矛盾在这里带出，牵出另一段故事。

（4）有些史料，作者在小说中并未引用，或者考虑情节的推进，只能部分引用，而在对照本中，作者将整体的文献全部胪列，帮助读者了解故事发生的背景。如《曾国藩》（上）第八章，附上了由曾国藩亲自创作的《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全文。这些通俗易懂的军歌，七字一句，包括了行军打仗、安营扎寨、士兵要求等要点，类似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由郭嵩焘谱成曲，早晚教习，用以提升队伍的素质。在与太平天国多年的血战中，湘军能够取胜，与曾国藩重视士兵的思想教育有很大关系。所以后来梁启超辑其嘉言，蔡锷将其治兵思想整理成书。

（5）在史书中，有些记叙比较简略，但在小说中，则必须交代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变化，作者在这里按照情理发挥了想象。为了证明这种想象的合理性，作者使用不同的史料来说明缘由。如《曾国藩》（中）第七章《审讯忠王》。小说写李秀成被俘后的心路历程与曾国藩对待李秀成的态度转变。曾国藩本想劝降李秀成，李秀成开始也谎称同意投诚，但李秀成部下陈德风来后，曾国藩观察李秀成对这些太平天国将领的态度，认为李秀成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自己也绝不可放虎归山留下李秀成的性命。但李秀成也从曾国藩的眼神中看出了投降后的结果，他从留下史料给后世的目的出发，在站笼里写了四万余字的《我的自述》，叙述太平天国发展的过程以及自己参加“造反”的经历。在这里，作者引用了曾国藩的日记和清人笔记，说明小说情节发展的脉络。如《曾国藩》（中）第315页，唐浩明写道：曾氏同治三年七月初五日日记：“阅李秀成所写供词。灯后，亲讯李秀成之供。”初六日日记：“阅李秀成之供，约四万余字，一一校对。”“酉刻将李秀成正法。”初七日日记：“校对李秀成供词约八九千字。”“将李秀成之供分作八九人缮写，共写一百三十页，每页二百一十六字，装成一本，点句画段，并用红纸签分段落，封送军机处备查。”在本页的下面，作者又引清人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曾国藩删却李秀成供状》笔记来印证：“秀成供状，曾国藩批跋云：‘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约写七千字，其别字改之，其谀颂楚军者删之，闲言重复者删之，其宛转求生乞贷一命，请招降江西湖北各贼以赎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败亡者有十误者，亦均删之。其余虽文理不通，事实不符，概不删改，以存其真’。”

（6）小说中的有些情节，是属于作者的虚构，但为了说明这种虚构的合理性，作者有时附上史料说明自己推理的依据。

如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在三河战役后，活不见人，死未见尸。曾国藩派人四处寻找未果后，只好上奏朝廷六弟“壮烈殉国”，皇帝下旨褒奖，赐“一门忠义”匾。在小说中，作者就虚构曾国藩在上报朝廷的奏章发出一个月后，弟弟又辗转回到大营。当时，如果此事声张出去，曾国藩有欺君之罪。他不顾弟弟的苦苦哀求，令其出家。作者在对照本中，谈到为什么虚构曾国华出家。他引用曾国藩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七日的日记。日记中记道：“接胡润之中丞告温甫弟忠骨已寻得，……闻温弟遗蜕得还，为不幸中之一幸；而先轸丧元，又为幸中之一大不幸。”同年二月初八日，曾氏在日记中又写道：“接杨名声专人来信，言温甫弟丧元，杨镇南、张吟再去寻觅，渠一人先送灵柩回湖南。读之悲不自胜，因令一人先归。”唐浩明在旁注中引用这些史料，根据自己对曾国华之死的推断，因而才在小说中虚构了曾国华出家的情节。这个情节说明曾国藩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忠君的形象，不惜牺牲手足之情。为什么这样来推理呢？唐浩明写道：“尸体无头，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难断定就一定是曾国华本人。这一点，派出寻找者怀疑，曾氏自己也怀疑。不然，就会有一人护柩回湘，另外两人继续寻觅的请示，也就不会有曾氏的批准……曾国华是否死在三河之役中，是大可存疑的。”

（7）有些史料，作者根据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进行了艺术的改造。如薛福成上万言条陈之事。在小说中，写薛福成在乡试考试出闱后，将所上条陈放在考房中，收拾房子的号军发现后上交曾国藩。乡试是在同治三年十一月初八，而曾氏日记记载，读到薛福成所递条陈是在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六。“阅薛晓帆之子薛福辰（成）所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与此同时，作者又列举了姜穆编《曾国藩的幕僚群》一书中资料，交代薛福成条陈是同治四年曾国藩北上讨捻时，在宝应舟上所递。

（8）作者在动用史料与小说进行对照呈现时，偶尔也引用一些与情节没有多大关系的史料放在一边，帮助读者增加了解书中的人物。如《曾国藩》（中）第317页，在审讯李秀成一节，作者旁注引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一文。此文系曾氏自己读书的体会，反映了曾氏对中国学术发展源流的认识与探讨。这篇文章虽然与此处的故事情节无关，但说明了曾氏读书治学的态度。另如《曾国藩》（下）第62页，写慈禧亲自拟了一封罢免奕疏，但由于她的文化水平所限，疏中错字连篇，作者在写金陵城破后朝廷准备重新起用奕时，引用了这道疏，作者将正字与别字对照注解，以说明慈禧的文字水平。

三、文史对照本的出版价值及其对历史小说创作的启发

唐浩明创作的系列历史小说“晚清三部曲”，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曾国藩》一书出版后多年持续畅销。毫无疑义，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成为很多家出版社希望出版的书籍。于是，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在首发的出版社版权到期后，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据统计有21家出版社先后出版《曾国藩》。但大多数出版社拿到版权后，往往是将作者的原作品重新排版重印，没有赋予作品新的编辑含量，也没有为读者增加新的附加值。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文史对照本“晚清三部曲”，由出版社策划，作者本人重新将写作时使用过的史料与小说同时呈现，开创了历史小说新的出版形态，为经典作品的传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读者阅读提供了增值的空间。作者和出版人提供给读者的不仅有小说的情节之美、想象之美、语言之美，而且有历史知识的普及和推广。更重要的是为研究作家作品，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唐浩明的文史对照本“晚清三部曲”的出版，无论是对于出版创新而言，还是文学创作，都能给人以新的启迪。

（1）历史小说作家要具备历史学家的素养。历史小说的创作，作家除了具有小说家所必须拥有的情节构思、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能力外，还需要作家在作品中还原历史的现场，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营造历史文化的氛围，因此，必须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修养。“从某种角度来说，历史小说家具有历史学家的功力，在历史小说创作的准备过程中，他应该去搜寻、阅读、研究与其创作有关的历史史料、历史典籍、野史笔记等，甚至阅读有关的研究著作、研究论文等，只有在前期充分的准备中，他才能够胸有成竹地开始历史小说的创作。”[4]但在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小说创作中，很多作家缺少必要的知识储备，或者说对所要写作的历史及人物研究不够，在他们的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历史知识的缺乏，或者主观随意性。小说虽然有情节，但没有细节；虽然可读，但缺少思想；尽管篇幅不短，但缺少历史的氛围。唐浩明尽管本科是学工的，但硕士攻读的是古典文学专业，到岳麓书社担任编辑后，主要承担湖南历史文化典籍的编辑整理工作。如他担任了15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的编辑工作，历时近30年，前后审读了六遍。同时，还担任了《胡林翼集》《罗泽南集》《曾国荃全集》等的编辑工作，阅读了大量的湖湘文化的史料，亲自动手评点《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奏折》等书，还撰写了十余万字的关于曾国藩的研究论文。这种扎实的创作准备，为他创作“晚清三部曲”奠定了扎实的文史基础。他在谈到历史小说的创作时曾说：“在十多年的潜心创作生涯中，我翻阅了数以千万字计的各种史料。”[5]“我以为，扎实刻苦地研究史料，把握住所要描写的人物的基本历史形象，是文学形象塑造的基础所在。”[6]

（2）尊重历史，敬畏历史。中国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具有丰富的历史资料，供作家撷取一个片断援笔成文的内容很多。但是，如何穿越时间的隧道，从杂乱无章的历史缝隙中寻找事实的真相，需要作家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小说创作中，很多作家借鉴西方现代派和传统神魔小说的写作手法。用历史的场景传达现代人的意识，或者由现代人穿越到历史中去，这种再生小说从本质上讲并不属于历史小说。从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文史对照本中可以看出，作家在做了长时间艰苦卓绝的史料研究的前提下，把握住了所要描写的历史人物的基本历史形象后，才动手创作小说。他没有人云亦云地按照原有史料将曾国藩写成一个圣人，也没有将他塑造成一个刽子手，而是“衡情推理”，深入曾国藩的精神世界，写出他的“精、气、神”，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将他塑造成一个“既魄力宏大，又胆气薄弱；既冷酷残忍，又温情脉脉；既老谋深算，又轻信人言；既敢于斗争，又忧谗畏讥；既自强自立，又相信命运；既严肃端谨，又诙谐风趣”的文学形象[7]。

（3）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益探索。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历史小说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唐浩明的“晚清三部典”对照本很好地提供了这样一种研究范本。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杨度》《张之洞》，根据注在旁边的史料，细心的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情节和人物是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哪些是作家虚构和合理想象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大的历史事件上，在重要人物的姓名、家世、生平上，作家都是严格遵循史实来写的，但很多的情节和细节是作家发挥想象，给原来停留典籍中枯燥的文字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如小说写曾国藩从江西回家途中，因为替小饭铺写对联暴露身份，被太平军俘虏，后来他机智逃脱。这些情节都是他根据历史的发展与人物性格的逻辑合理想象和虚构的。在谈到自己的历史小说创作时，唐浩明道：“历史小说在大的方面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即书中主要人物的经历、重大事件的概要与历史相吻合。但是，全书中所有的情节和细节都是虚构的。”[8]他在谈到曾国藩形象的塑造时曾说：“历史文本上的曾国藩，好比残缺的古画，小说中的曾国藩应是完整的雕塑。为此，我需要做大量的收集挖掘工作，同时也需要自己来弥漏补缺。”[9]当然，所有的历史小说家，在面对史料时，都有一个如何消化的问题。尽管唐浩明注意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的统一平衡，但评论界依然认为唐浩明的小说“质胜于文”，但从总体上看，作者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在塑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位殿军的形象看，还是尽量做到了“以文运事”。

唐浩明的文史对照本“晚清三部曲”，以夫子自道的形式，为读者和研究者解密，刚好能够让读者和研究者一窥作者创作时的心路历程。

注释：

[1]马振方：《历史小说三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刘起林：《多元语境中无以类归的苍凉——90年代长篇历史小说生存本相的透视》，《文艺评论》，2003年第1期。

[3]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9卷，《中国近代史》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

[4]杨剑龙：《用现代眼光去解释古事：关于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文学的世纪之旅》，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5]唐浩明：《敬畏历史感情智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6]唐浩明：《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塑造》，《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7]唐浩明：《〈曾国藩〉创作琐谈》，《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8]唐浩明：《我写〈曾国藩〉》，《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9]唐浩明：《〈曾国藩〉中的曾国藩》，《文艺新观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