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的面孔与小说的调性
——论浦歌短篇小说的“印象主义”叙事方法

◆金春平

丰沛的乡土小说叙事经验，普遍将乡土世界的现实剧变所导致的人的“稳固性”生存惯性的体认、解构或重构，作为其文学叙事的基本母题，乡土生活所展示出的静态的、恒定的、自足的生活形态，既成为“人”的历史化、民间化、道德化、现实化的“本真性生活”，也是“人”的合法性、秩序性、同质性、循环性的“日常性生活”。现代性话语的崛起，不仅将乡土世界和乡土文化纳入到一个“聚焦性”的平台，而且它们之间所隐匿的文化对峙和本体异质，已构成一种整体的并置与参照，尽管彼此之间在“人性”结构的维度具有诸多相通之处，但是，附着于人性之外的观念、伦理、思维、认知、感应以及行动、实践、意义等，却由于清晰而巨大的差异，不仅形塑着人的外在存在形式，也反制着作为普遍人性的微观呈现方式。于是，人的存在形态展示出“语境化”“意识化”和“关系化”的方式，他们所时刻面临的被改造和被延宕的可能以及人的处境现实，无不昭示出人是“历史化的典型”，在传统与现代的隐秘拮抗当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的固守、人的安享、人的分裂、人的确立、人的回归、人的诗意，以及人的荒诞、人的困厄都成为乡土小说对人的暗含价值判断的人文叙事，这种人文叙事包含着作为文学主体对人的存在的洞悉与发现，也包含着对人与自我、人与历史、人与世界“隐秘关系”的理解与构建。但中国乡土小说历经百年的发展演变，特别是随着城市形态的普遍崛起与乡土现实的日益凋敝，乡土小说面临着被质疑、被消解、被记忆或被妖魔的艺术境地，激活乡土小说的表现内生力，实现乡土小说的艺术引领性，成为当前乡土小说突破自身拘囿的焦点症结。浦歌的小说根植于简约的乡土大地，但他却以世界性文学经典的哲学视阈与审美超验，赋予其重新对主体自我与外在世界进行幽暗关联的敏锐与狂热，在其精致、力道且具有刀锋性的语言肌理当中，构建起一个貌似幽暗孤孑实则具有对“存在”不断抵达与触碰的主观王国，这是对固有乡土小说经验惯性的整体反叛，也是对“想象力”的内在世界与“哲思性”的外在世界所蕴含的“精妙玄深”的持续勘验。

祛线性的感知化叙事

浦歌的短篇小说具有充足而丰赡的乡村大地生活装置，父亲、奶奶、弟弟、叔叔、驴子、麻雀、黑狗、村庄、河岸、劳作、乡民等是乡村生活的物质外壳，也是乡村生活的日常主体同时，他的小说并不纠葛于对乡村历史、乡村生活和乡村未来的现代性抉择的文化焦虑，那种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乡村叙事已经成为作者所极力警惕的经验。浦歌在其小说中所构建起的是一个以“关系”为中心的幽秘生活图景，这种“关系”指涉着相当广博的存在结构，自我与他者、人类与物类、童年与成人、主观与外在、记忆与现实、时间与空间、抗争与和解、流动与静止等等，而小说内部叙事关系的呈现，是将隐含叙事者深深嵌刻于无法逃逸的大地生活的秩序内部，叙述者或者以童年身份、或者以观察者身份、或者以参与者身份，渐次展开故事的运行与逻辑。然而，他的短篇小说当中的隐含叙事者并非是单一而清晰的叙述角色，它往往是一位“印象主义者”，即隐含的叙述者更热衷和擅长于以瞬间性的想象、片段性的联想、画面性的感悟、直觉性的体悟等方式来展示一种“现代主义式”或“后现代主义式”的感知世界，而印象主义的小说叙事则充分打开了叙述者的全能感官世界——视觉、嗅觉、触觉、味觉，以及联想、想象、梦呓、感悟等，“感官”及其实践效应成为小说叙事的强大动力与隐秘逻辑，它充当着与“时间线性逻辑”“事理演变逻辑”相并列的具有感知宽度、感知深度和感知变度的叙事方式。可以说，历史性的纵深化叙事能在参差性或参照性的“流变”当中，展示历史生活与人心性格的嬗变或成长，展示吊诡的变迁和永恒的常态；而印象性的纵深化叙事则是在言说者、观照者、体验者、冥想者，与一切外在物象之间建立起一种深邃、幽冥、神秘的感应关联，这是文学主体对事物存在的“现象学式”的把握方式，也是文学主体与外在他者生成意义的独特路径。因此，浦歌的文本世界是隶属于文学主体的感知与叙事的语言编码表征，一切常规性、常识性、常态性的他者形式或外在物象都遵从于文学主体的印象、感知与改造的范畴，进而延展出独属于印象主义者的美学图景与经验氛围。

浦歌的小说世界虽然也有乡土世界和乡村人的现实生活的肌理，它们是组成小说世界的基本生活化元素，但其小说的“调性”则是典型的“感能化叙事”，其中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时间、人与空间、人与存在之间不乏抽象荒诞、光怪陆离甚至魔幻奇异，但它们却是文学主体的一种精神、心灵和感知的“真实境遇”，或者说外在的世界并非一种实然的图景，而是在叙述主体的不断发现当中，世界裸露出了诸多隐匿着的本然、幽冥与魔幻的面目，而这种叙述主体对外在世界的发现，也是叙事主体对自我的想象、思考与构建能力的僭越与升级。《风人》当中，去世的奶奶以幽冥的方式继续留存于家族，爷爷、父亲、大伯甚至是“我”的现世遭遇与日常行为，在“我”的生死跨越、实存与想象、现实与虚幻的“感知”世界里，无不是奶奶精神的显影并臣服于奶奶幽秘的笼罩之下，而“大妈”的通灵、神秘与权威已经成为沟通死亡的奶奶与现世的生活的人化仪式中介，世界的存在并非是固定而本然的模式，世界因个体的感知、想象、质疑、解构或确认，展示出混沌而一体的深度关联，这种关联超越了人的知识、理性、行为和哲学的思维范畴，而呈现为超验性、感知性、意识性的“主观再造”的生活奇幻性，这是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主体在其特殊视界内经验到的‘生活世界’”[1]的文学化表征，但更是独立而成熟的“小说叙事者”在自我与世界之间的“间性关系”当中所自我形塑的“主体性”的话语形态。《羔羊》当中的父亲早已被剔除了伟岸、

坚忍与宽广的人物美学内涵，代之以羸弱、虚幻而枯槁的人物符号，这个人物在小说的叙事机制中所承担的是“人的状态”的隐喻，他在世俗语境或历史语境当中的“性格典型”或“生命成长”的过程性已经被消解，父亲隐喻的是生命时间与死亡之神逼近时的人的心灵或精神的挣扎、不甘与微渺的希望，是检验生命、渴望生命的边界状态。因此，《羔羊》尽管聚焦于“悲苦”境遇下的生命，但是浦歌却将之设置为生命状态的印象化展示，即人的普遍的内在生命的绝望与挣扎，以及由此所衍生的粗粝与野蛮。不仅如此，父亲晦暗的生命状态在“家庭”当中充当着日常生活基调的策源之地，童年的“我”对世界的感知体认，充斥着荒凉、单调、混沌、阴暗等生命直接经验，而这种感知体验不仅来自于困难而悲戚的现实生活的物质压迫，更来自于父亲为中心的“成人世界”或“家长世界”对童年儿辈的隐秘氤氲与潜在控制，父辈与子辈之间潜伏并生长着无望的蔓延、死亡的窒息、绝望的阴郁、灰暗的生活，这是一个让“童年的我”厌倦、恐惧并想逃离的“人”的世界，以至于对待血缘至亲的父亲，都滋长出“在一天与一天相差无几的漫长时间里，父亲似乎正在变成另外一个让我们感到陌生的人”[2]的少年直觉，这是浦歌所营造的“人世间”的整体存在调性。母羊的降临与出现，以及小羔羊的生命诞生，不仅寄寓着父亲生命延续的希冀，“他准备把它养大，喝它的奶，等它生下羔羊，就在秋冬之际把它杀掉，把肉藏在瓮里，一点点吃掉，以此补养他孱弱的身体，”[3]更重要的是这宣示出与“人世间”的“父子关系”截然相反的“自然生灵”的“生命图景”，它们母子相依、情感相偎，舐犊之情与生命感应昭示出源于血缘、本能、情感和生命“自然一体化”的高贵与圣洁，以至于羔羊之间的生命神圣与自然大爱具备了反讽与象征的参照，进而将同属于子辈的人类（兄弟三人）俘获与降服。然而，生命存在的悲剧性就在于羔羊的生命馈赠与支持父亲生命延续的唯一方式，却是不得不经受父亲和大伯的“屠杀”，这是典型的印象主义的画面制造，“场景和事件的并置……目的是在不用解释和评论的情况下栩栩如生地刻画印象，对人物性格见微知著地展开叙述，”[4]这是一种生命存在现象的巨大悖论，而这种悖论则在于“狂妄而野蛮的人类”对异界生命的粗暴跨越——自然生命各有其轮回之道，而人却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驱使之下，对非人类的生命充斥着觊觎与践踏，破坏着各自生命等级科层的自足与和谐，这种将人类生命凌驾于生灵生命之上的权力霸权，具体显现为父亲和大伯的“反弑”所裸露出的人性的“不堪”与“残忍”，小说以印象化叙事的方式寄寓着对“人”一贯宣扬并自恃的“文明人”的观念与行为的反讽，大伯、母亲和父亲的“沉默”与隐约的“灵魂愧疚”，在羔羊的“凄然”、母羊的“眼泪”、三弟的“大喊大哭”面前终究是苍白、无力而虚伪，而父辈对“童年的我们”视之为自然生命母体、情感生命母体的“羊”的屠杀，也让身处阴郁人生的三位少年再次体验并陷落到了“人世间”的绝望渊薮。因此，《羔羊》虽然充盈着对父亲生存渴望的人性理解与关怀，但对“人”与“羊”的情感世界、生命世界的印象主义的画面捕捉、细节雕刻与人化想象，深隐着对“人类沙文主义”的文化反省，寄寓着对自然万物“生命和谐”的理想与期冀，饱含着作者对一切生命自由意志普遍遭受的压抑、孤独、荒凉、无奈和困境的“生命存在悖论”的直觉体验，这是小说对世间万物生命孱弱性的深刻发现，对人的阴郁性存在的思想洞悉，更是对生命的尊严、信仰、热烈等所潜藏的瞬间性、偶然性或不确定性的残酷真相的“震惊、惶惑与恐惧”。

祛伦理的意识化叙事

浦歌在其小说当中搭建生活元素的枢纽核心，刻意反叛任意单一性价值体的链接，诸如道德伦理、社会身份、经济权力、政治革命等，他的小说世界充盈的是人的情绪、心境、联想、感知、意识等，即浦歌的小说尽管整体的叙事机制隶属于乡土或乡村的生活形态，但是其人物的行动机制、人物的精神机制都是“存在主义”的方式。“存在”赋予人以选择的自由，而人的选择都具有历史或现实的合理性与困惑性。在浦歌的小说当中，一切单向度的道德化叙事（包括民间道德、人性伦理、政治伦理）均处于“被解构”的边缘之所，父子、亲情、乡邻之间的本真与异化的拮抗退出了叙述者的文化框架，因为任何的道德化叙事均存在观念的偏颇与理念的陷阱，那种具有主导性或引导性的叙事引导，在其小说中失去了话语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但是，人与人的“关系”与“行动”均无法逃逸价值机制的勾连，于是，浦歌选择了“主观化印象”与“自由化生命”，作为文学主体进行语言叙事、现实观照、情境营造和价值暗喻的中心话语。也就是说，人的荒诞、困厄、苦难的身体发现与心灵体认，以及由此所激发的人的“叛逆”“逃离”“和解”等，成为其小说所深隐的价值机制和存在叙事，这是一种“反伦理”的叙事构建，这种反伦理的方式直指“现存秩序”和“日常生活”的惯常方式所隐秘的盲区与暗角，也正是通过反伦理的方式，“人”被置于更为广阔的自然万物或生命图景当中，一切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而展示出乖戾或扭曲的面目，同时，人的存在与嬗变、人的直面与逃避，都获得了客体性视阈的逼仄审视。

在《狗皮》《圣骡》《野生动物》《叔叔的河岸》《风人》《表弟的风暴》《麻雀王国》《鼠灾》《鱼》等文本当中，支持人物运行、故事演进、叙事逻辑的是一种人的存在的意识、情绪或想象，这里的“人”总是处于日常的平静常态，但叙事主体却总能洞悉到这种常态所隐匿的是人的存在的“极端境遇”，极端情境之下“人”的伦理不断经受着被质疑、被拷问、被解构的处境，而人在这种境遇中的“选择”恰恰呈现出人的存在的被动、无奈、妥协、孱弱的本质。《狗皮》当中的二弟和父亲都上演着固执而古怪的生活行为，只因父亲的“病殃”与“恶臭”，二弟便滋生出“逐父”的“复仇”与“乖戾”，但二弟的本真意识与情绪又不得不接受“父子”关系的生活化秩序的制约，小说的极端化境遇由此生成，即个体的侵犯、亵渎、弑父等人性意识的内在横恣，与外在强大的伦理秩序或道德原则的规约之间，构成了与理性彼此抵牾的存在根源，而二弟通过控制狗皮来实现对父亲的驾驭或打击，正是二弟对父亲意识或情绪的洞穿与戳破，而父亲的一切伪装的颓丧、倔强的反抗、复仇的挣扎，也在“狗皮”这一行尸走肉、狂妄荒唐、虚伪矫情、孱弱无力的命名刀锋的锐力之下，展示出直抵人性本真和形式祛魅后的隐喻联想。

《鱼》当中的父亲源于生活现实与个体理想的抵牾所蔓延的随时的暴怒情绪是潜在的日常威胁，它控制着家庭所有人的心理起伏，操控着生活氛围的平静或震荡，尽管有母亲的微弱反抗，但父亲早已是家族的生活、意识和精神“凌驾者”和“恣意者”，直至三弟的出现和死去的叔叔的不断闪现，父亲才终于褪去其暴烈的脾性，现世的温情与记忆的回荡显示出荡涤人性颓丧的改造魔力，大锦鲤图案桌子的被毁灭，隐喻着父亲自筑的权力优越感的放逐，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所形塑的敌意性、对抗性和支配性的消弭，他最终复归集体意绪的共生与和谐，“父亲像是受到了昭示，要重新变成脾气乖巧的婴儿，他干巴的眼睛里注入了新鲜的润液。”《羔羊》当中的父亲所面临的生死情境构成其身体本能化的极端处境，无论是他从草药典籍中寻找生命的希望，抑或是养羊来换取身体的康复，身体的煎熬以及灵魂的枯焦，让父亲将生命的延续作为首要的存在法则，这种渴望生命复活的灵魂气息被“我”以敏锐的感知所捕捉，灰色而暗淡的生命状态，却隐匿着焦灼而反抗的内在力量.正因如此，父亲以及大伯对母羊的“屠杀”反而被赋予了反道德化的“残酷”的“震撼”，崇高、悲悯、愧疚、同情等一系列道德化的修辞，在人的生命本能的强力进取以及对死亡牵制的反抗中，不仅成为无效的说辞，这种跨界的戕害甚至具有了生命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浦歌的诸多文本是道德化祛魅的存在叙事，它们逃逸了既有的伦理价值判断，展示出世界的整体运行被解构之后的画面碎片，这些画面的碎片在叙述主体的感知空间中是一个个实存的叙事生成支点，而生活、世界与故事的开启则是这些母体之点的爆发与突进，“所有的现象都视作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内通过人类意识过滤得来的，因此要以一种个人的意识来展现知识，而不是通过普遍的经历来展现对象。”[5]

《鼠灾》当中鼠灾泛滥的极端生活情境激发出人们对之的反抗，然而与奶奶诞生姑姑相并置的是巨鼠诞生鼠崽，生命繁衍的相似境遇不断挑战着人类惯常的伦理边界——生命伦理的指涉应该固守于人文范畴，抑或应拓展到世间的一切万物，然而，“爷爷还是用自己凶暴的行动书写了历史，将鼠王轻而易举地收纳到正义的布袋里，”这里的“正义”之举既是历史与政治“共名”时代的意义赋值，也是人类独享价值支配的价值自赋，但小说的质疑也正在于此——人类以极端自我的偏狭在屠杀异类，这是对人类价值伦理的讽刺与解构，但是异类似乎也在以本族的偏狭本能一步步将共毁的灾难开启，无论是人类抑或物类，它们各自有其生活或生命存在的边界，但当彼此跨越了族类的边界并演变为暗含掠夺性的生存权力霸权争夺，存在的和谐不仅就此消解，而且在瞬间蜕变为“存在的共毁”，“河堤就被穷途末路的老鼠开辟的鼠洞泡塌了，那是村庄历史上第一次河水泛滥，”“河流之上，挨挨挤挤的鼠类惊慌失措地浮在水面上，这一群历史中的盲流，也短暂走上了漂泊之路，顺水走向水的尽头。”浦歌在这里将伦理乃至观念的“存在价值”进行了彻底的消解，这是一种祛除了意义显现的后现代性叙事，也是他对人的存在境遇的悲剧性“意义发现”。在浦歌的“意识情绪话语”语序当中，即使是支撑人物不断确信自我的“理想”，也终究无法逃逸“理想”的被解构以及所袒露出的无望的存在质地。《野生动物》当中的父亲不断在与“动物”或“植物”的操控中，扮演着绝对的“造物主”角色，承包柿子沟、养兔、嫁接、秋菜春种等一系列超越乡土生活风俗甚至超越自然规律的“妄举”，无不宣告着这是一位力图以强韧的自我意志，试图抵近个人理想化的生活图景，父亲的自我意识充斥着对现存的复仇、对抗、不和解、不沉沦的“理想化”意绪，但父亲却最终消失并隐匿于他所力图改造的万物世界。于是，理想褪色、激情消解、希望沉沦、意志萎靡，全家人对父亲寻觅而不得，实则是对个人性的理想化意识的招魂，但这种招魂只能以虚幻的想象来完成，并宣告出人的任何“理想”都在“瞬间性”的释放之后，沉寂于亘古而厚重的“颓废”“失败”与“无望”的深渊。因此，《野生动物》不仅仅指向对乡土日常的发现，也是在发掘人与生活所生成的“意绪”的存在真相——情绪与意识不仅是小说的叙事逻辑核心，也构成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世界之间最本真的意义关联，充当着生命涌动和行动实践的感能本体。

祛理性的物性叙事

隐秘的对峙是小说叙事得以行进的事理动力，浦歌的小说不刻意制造矛盾的奇崛，或者铺陈生活的偶然，那类过度清晰的结构化矛盾的衍生叙事具有“失真”的艺术危机，但是，这并不代表浦歌的小说只是一种反线性叙事、反事理逻辑的感官世界的语言再现，他的小说始终内蕴着一种“紧张的内在对峙”，他的小说的叙事开启或者围绕对峙的生成，或者围绕对峙的消解，或者围绕对峙的延续，或者是对峙的常态的抽象化表达。当然，这种对峙包含着外露性的现象抵牾，但更是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隐秘抗衡，这种隐秘性需要印象主义式的画面营造，诸多意义内涵和人的境况都在叙述者的“印象细节”的雕刻当中得以明朗呈现，而这种隐秘的力量更多漫漶的是“生命情境”“生活情境”“存在情境”“心理情境”“精神情境”的体验之物，“正是这体验之流，以赋义的方式向人们敞开了一个无穷可能的世界”[6]，对这种直觉性、感应性和精微性的异端力量的捕捉，浦歌采用的是一种普遍化而又艺术化的“少年直觉视阈”——少年视阈不仅具有与成人世界相陌生、相距离化的视点，而且少年葆有着自然人的感官的敏锐、想象的飞扬、成长的理性、意义的探索等叙述者的高贵资本，家族的少年既具备现场嵌入的第一观感，又具备独立凝望、自我审思、感知想象的自由度，因此在浦歌的小说当中，“少年的感知与直觉视阈”—“现实世界的秩序实存”—“他者物象的美学印象”，共同构成其绝大多数文本的结构疆域。

当然，隐含叙述者的印象主义光影描摹，必然通过“物性”为中介，来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嫁接与勾连，这种“物性”或者是动物（《羔羊》的羊、《鼠灾》的鼠、《圣骡》的骡、《狗皮》的狗），或者是物象（《鱼》的大锦鲤桌子），或者是人物（《风人》中的奶奶、《叔叔的河岸》的叔叔）等，“物”实现了叙述主体与“他者”的共通性的凝聚与交汇，但“物”也实现了人与他者的隐秘区隔与分离，可以说，正是浦歌所普遍采取的“物象”的坚定，叙述主体的言说才脱离了叙述的可能自呓，使得隐秘的对峙具有了切实的存在指向性，“意向性既不存在于内部主体之中，也不存在于外部客体之中，而是整个具体的主客体关系本身。”[7]《羔羊》当中存在着诸多隐秘而内在的对峙，父亲的生命渴望与时间逼仄的境况抵牾、“我们”与父辈之间的情感背离冲突、父亲生命的延续与羊的生命的被屠杀的现实抉择、人的生命的渴望与羊的生命的绝望的生命悖论等等，这种对峙构成了小说的“意义复调”，这种复调之间充斥着“存在”与“存在”共时同存却无可调和的矛盾，进而滋生出混沌而复杂的情绪对抗与蔓延——父亲反抗死亡时的倔强与死亡降临时的恐惧，屠杀母羊的残忍与灵魂的忏悔，父亲屠羊的人类行径与子辈依恋羊的自然行为，父辈在人世间的生命希望与子辈在人世间的精神绝望，父辈摧毁了子辈的人生家园与羊为子辈所营造的精神家园，等等，少年的直觉感知视阈提供了并置的结构性情境。于是，颓丧、渴望、愤怒、复仇、杀戮、对抗、阴郁、忏悔、绝望等诸多异质性情绪得以生成，并充当着浦歌小说叙事的内在张力。

《圣骡》当中骡子的“神圣性”是父亲的神性修辞“赋予”，骡子由本然的“乡村”劳动工具跃升为“家族”的“圣性之神”，这是父亲由对“物”的驱使转为对“物”的崇尚的“认知转变”，但与此同时，既有的惯性生活秩序也因为骡子的“圣性”命名，而步入“对峙性”的存在状态，骡子与“我”、骡子与“家人”、骡子与乡民之间，父亲试图通过主观性的话语修辞，在既有的生活场域当中构建具有精神性和等级性的“新”存在秩序。但是圣骡并未享受到应有的尊敬，反而在他者的持续质疑、亵渎甚至凌辱中，暴露出命名修辞的尴尬，这是对父亲价值话语的解构，也是对“家族”跃升出乡村秩序无效性的反讽，强大的价值秩序、认知秩序和观念秩序，消解了父亲魔幻形式的高贵（父亲长着天使般的一对翅膀），以及他对“物”（骡子）的感知性和神圣性的命名，一切个体的神性、浪漫而超越性的建构，不仅无法逃逸“日常惯性秩序”的牵制，而且个体的“理想建构”或“想象认知”也被祛除了发现世界无限性或神秘性的确定性和引领性的可能，“物”最终无法获得超越物之外的修辞话语的意义认同，而终归修辞命名与建构失败的荒诞境地，这也是父亲以个体的主观感知或主体想象，去应对外在世界固化的“堂吉诃德式”的失败的叙事隐喻，“在许多村民的大声嘲讽中，父亲一句话也不应答，只是背着八字胡一样的两撇小脏翅膀往回走。”[8]

在《麻雀王国》当中，情绪的对峙借助于“黑狗”这一物象得以隐喻性传达，“黑狗”是重病衰弱的父亲的精神寄托，如理想化的忠诚、高傲、坚定，但也包含着弱者所固有的胆怯、逃避、孤独，它以本能的疆域自守与生命活力为“我”无望而停滞的家庭机体注入希望与梦想的可能，黑狗成为家庭晦暗的有效参照，但黑狗与村民世界之间的对峙，则是虔诚的信仰与狂欢的欲望之间的显在较量，而黑狗的“被毒杀”不仅宣告了人性的欲望、乖戾与疯狂的集体胜利，而且麻雀的“被毒死”也是对人性本能的“未来绝望”与“自我灭亡”的形象化寓言，“麻雀王国已经疯狂。……更为可怕的是，越来越多的麻雀发现了钉在墙上的狗皮，狗皮上挤满麻雀，空中有一条无意中形成的麻雀的队伍，它们拍着翅膀轮番啄食上面的肉渣，为此它们不惜飞来飞去地互啄搏斗。”[9]黑狗、麻雀、村人之间的隐秘抗衡在小说当中被消解了道德化价值的判断暗喻，而展示出源于生命欲望的热烈、倔强人性本能的狂欢图景，以及源于这种热烈和倔强所衍生的自我毁灭的必然性，最终裸露出人的存在悖论与生命真相，因此，狗、麻雀等的“物性”，不仅是链接人与他者、人与世界的“感知与想象的中介”，而且“物性”之间“关系”的分歧、差异、共存乃至坍塌，形塑为人的生命存在、困厄、挣扎却终究无效的哲思性叙事镜像。“印象主义作品中对象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意义的存在方式，其意义不是主体凭空想象出来的、由外部附加的，而是内在于对象的形式与感性经由主体感知出来的”[10]，这是浦歌以印象主义的小说工程，对现实世界、心灵感知和生命存在的“真实而荒诞”的触摸与观照，并赋予浦歌小说以文化整体性的深邃。

注释：

[1]袁鸣：《简明西方哲学史》，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4页。

[2][3]浦歌：《羔羊》，《黄河》，2018年第 6期。

[4][5][10]孙晓青：《文学印象主义》，《外国文学》，2015年第4期。

[6]魏敦友：《回返理性之源——胡塞尔现象学对实体主义的超越及其意义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7]张永清：《现象学审美对象论——审美对象从胡塞尔到当代的发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8]浦歌：《圣骡》，《山西文学》，2011年第4期。

[9]浦歌：《麻雀王国》，《山西文学》，2017年第 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