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文学·记忆
——陕西作家与民国十八年年馑

□ 王 奎 冯 超

翻开二十世纪的陕西历史，民国十八年或许是其中至暗的一页。“关中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①民国十八年年馑与突发性灾害不同，它是近十年的长期干旱与兵、匪、水、火、风、雹、鼠、狼、瘟疫等灾害的相继演映②，旱情从一九二二年便已经开始了，“1922—1929年间连续300天以上的干旱有3次”③，灾情逐步叠加，最终在一九二九年集中爆发，使得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关中地区赤地千里、井河涸竭、饿殍遍野。在这一次灾害中，陕西人口死亡近三分之一④，逃荒者不计其数。这一灾害让几代陕西作家无法释怀，在灾害面前，文学何为？作家何为？从陕西几代作家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无力与几代作家的惘然，而这种无力和惘然却造就了陕西文学的苍凉与厚重。

一、 亲历者、幸存者或呼号者

一九三三年，冯润璋在《西北纪行》一文中欲将民国十八年年馑之后在西北“所见所闻的老老实实的写出来”⑤，可是，“我一提笔，那一九二五年的情况便活生生的从脑子里浮现出来，我不想把这些，把这些旧的印象割掉，因为这些，就是造成目前西北农村社会毁灭的主要人为原因之一”⑥。一九二五年，陕西的军阀混战直接酿成了一九二六年的“西安围城”事件。到一九二六年，河南军阀刘镇华受吴佩孚之命率“镇嵩军”十万余人欲消灭陕西国民军。刘镇华率军进攻西安，久攻不克，便焚毁西安郊区十万余亩将要成熟的小麦，转攻为围。围城期间，城内军民因粮食短缺，饿死近五万人，围困城中的许多文人目睹这一兵灾，创作出了许多“围城诗”来记录这一段暗黑的时光。守城主将杨虎城写下多首抒怀感时诗，如《丙寅季春感时艰偶作》《丙寅仲夏养病中州会馆遇张君天昂，感怀旧事，赋此赠之》《丙寅仲夏病，夜失眠有感》《丙寅六月朔感时局》《丙寅七月二日晚抒怀》《丙寅七月八日夜雨述怀》《丙寅七月十三日感时》……从围城初到解围后，杨虎城的“丙寅诗”中处处见“痛”，句句含愁，真实反映出一个守城主将的复杂心绪：弃城投降，他或将背负千古骂名；誓死守城，城内军民饿毙者日增。到十一月末，冯玉祥、于右任援军解围西安，西安方得重见天日。一九二七年，为祭奠死难军民，杨虎城写下了沉甸甸的挽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时在城内讲学的匡厚生写下了大型纪实史诗《长安围城纪事诗百首》，“此诗运用了前诗后注的形式，以诗抒情，以注叙事……全景式记录了西安围城之前到解围的过程”⑦。关中名儒宋联奎亦困居城中，“此数月中波属云委，忧愤百端，蕴积于怀”，作《秦围杂咏二十首》《居围城中，每食辄有乏蔬之叹，戏作自嘲(四首)》《黄犊车》《丙寅七夕》《中秋对月》等，或悲叹，或自嘲，自恨不能沙场退敌，只能以诗泄怨。时为西北大学教授的白屋诗人吴芳吉在围城期间作《东关故沉香亭下看牡丹》《围城》《百战》《石仲麟君之弟雨琴以斗米至》《长安野老行》等，后来多被刊载到《学衡》杂志上，向外界告知了陕西的惨景。吴芳吉的围城诗愤恨多于悲苦，颇有以笔代戈的豪情，然而在现实中却是“秀才遇上兵”，狼狈不堪。在围城后期，吴芳吉因不忍城内粮绝，与王儒卿、胡步川等人冒险出城欲说服刘镇华，却遭到刘镇华“镇嵩军”的抢劫，衣服、裤带、眼镜都被劫掠一空，几人身着单衣，露宿破庙，饥寒交迫，几乎丧命⑧。此外，范紫东、胡仲侯、胡步川、牛兆濂等多数文人均有“围城诗”留存。在“西安围城”中，于右任作为国民军驻陕总司令，虽身在城外，但他为解围积极奔走时也留下了许多围城诗。

西安解围后，陕西民生凋敝，依旧是天灾人祸不断。一九二七年初，吴宓回陕省亲访友，沿途作《西征杂诗》百余首，一路凄风苦雨，“劫匪深宵时截客，乞儿遮道每呼饥”。途经华清池，“温泉喷溢无来客，村邑萧条绝灶烟”，听闻围城事，“见说前情不忍听，围城八月苦生灵”……西安解围一年后，李养初笔下的关中依旧是“尸填九鼎凤翔府，户绝千家大荔城”，由此可知“西安围城”前后，民国十八年年馑已经拉开了序幕。到一九二九年于右任归乡省亲时已是“难慰白头诸舅母，几番垂泪话凶年”，处处可见“关中赤地人相食”的惨景。翻阅这一年度陕西作家的诗篇，处处饿殍，遍地哀鸿。一九二九年冬，陕西紧接着又遭遇了冻灾，“气候极寒，百年未见”⑨，“平地雪厚二三尺……骡、马、牛、驴冻死大半；桃、李、杏、枣树全皆冻枯”。仅朝邑一县冻死近万人⑩。这一次冻灾被称为“千古之巨灾”。到一九三一年，陕北暴发鼠疫，死亡三万余人，一九三二年，关中爆发霍乱，死亡十三万余人……

随着灾情的逐步严峻，陕西各地纷纷成立了赈灾组织，一九三○年末，陕西赈务会面对年馑之后的各类次生的“灾上加灾”，“觉得过去的赈务对于灾情的宣传实在是有点疏忽，决定以后救灾方针，特刊印陕灾周报，画报，灾情通讯等，以扩大灾情宣传”。随即《陕灾周报》《陕西赈务汇刊》《陕赈特刊》等刊物纷纷创刊，其中《陕灾周刊》上专门设立文艺板块，刊载了党晴梵、蒋友樽、静慈、敏平、文芝等人的救灾诗篇，赢得陕西各界的热烈赞许和积极参与。

一九三一年于右任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总理纪念周上作《陕灾述略》的报告，报告中称关中籍的出征士兵因久役于外，思乡心切，入陕之后纷纷告假回家省亲，然而他们返乡后不见父母妻儿和邻里，见到的是一片死寂的废墟，才知家乡已经在年馑中绝户绝村。由此可见，陕西灾情在音书断绝的战乱时代，并没有得到广泛宣传。对此，旅京、沪等地的陕籍学生奔走呼号，于右任、张季鸾、李仪祉等陕籍知名人士都积极参与赈灾宣传，陕西大旱的消息在《大公报》《申报》《益世报》等全国性报刊上开始大量出现，陕西的灾情才逐步得到外界的关注。

冯润璋(周茨石)曾致信鲁迅，言及陕西灾情，鲁迅的回信似乎可以代表外界对陕西灾情的普遍认知：“灾区的真实情形，南边的坐在家里的人，知道得很少，报上的记载，也无非是‘惨不忍睹’一类的含浑文字，所以倘有切实的记录或描写出版，是极好的。”由此可见，尽管陕西的文化名人与作家积极投身救灾，大力宣传陕西灾情，但是外界依旧“知道得很少”，而作家们的救灾文学也多数是属于“‘惨不忍睹’一类的含浑文字”，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文学在灾难面前的无力。鲁迅为冯润璋指出的方向是做一些“切实的记录或描写”，受鲁迅启发，冯润璋创办了《洪荒月刊》《朔望半月刊》《农村月刊》等刊物，刊载了大量灾情纪实文章，为救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而这也成为陕西文学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文学的一次早期实践。

经历民国十八年年馑的陕西文人作家们，用各自不同的文学表达方式呈现出了这一苦难时代，但是连篇累牍的“饿殍”“人相食”“白骨”“哀鸿”“绝户”等一类意象在不断的重复中麻木了人们的神经。尤其是在现代传媒的对照下，一张张灾情照片和一串串受灾统计数据要明显比抗灾的文字更加触目惊心。在极端的现实处境中，中国的作家素有大济苍生、心系天下的情怀，欲图通过一己之力来肩负道义，但是在“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中，更多流露出的或许是他们的无能为力与不知所措。

二、 失语、沉默或失忆

民国十八年年馑之后，陕西的饥荒并没有减少，一次又一次的饥荒让人们从最初震惊中的失语变为习以为常后的沉默，多数人逐渐在常态化的灾害中失忆。二十世纪的中国遭遇了太多的饥荒，伴随着饥荒的是战乱和瘟疫，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哭天抢地的痛诉或许并不如平静如常的讲述更撩动心弦，平静如常的讲述或许并不如苦中作乐的戏谑或狂欢更深刻沉重。

在三十年代亲历灾害的陕西作家“惨不忍睹”的书写之后，陕西文坛一时陷入了沉默，在民国十八年之后的近十年里，陕西再少有较为突出的文学活动。一方面，严重的灾害直接损害着陕西的文学活动，许多陕籍知识分子因现实的逼催和个人的追求而“走出去”，演绎出无数“盼儿星夜出潼关”的“逃离”故事。在连续的灾害中，文学团体、教育机构、传播媒介等都出现了断层式的破坏，这些因素直接造成了这一时段陕西文学的塌陷。另一方面，从“创伤”理论角度来看，陷入沉默的陕西作家或许早已厌烦了“惨不忍睹”的灾害书写，在走出大灾伤痛的历程中，对灾害本身的厌恶转变成了对灾害书写的厌恶，他们急需走出灾害“创伤”，寻求改变。

民间文学是民间灾害记忆的重要载体，但与文人墨客的灾害书写一样，陕西民间文学在灾后的数年内同样陷入了沉寂。从地域上来看，民国十八年年馑的重灾区是关中地区，陕北地区虽也遭遇了饥荒，但整体情况要略好于关中。在对灾害记忆的表现上，灾后关中的民间文学似乎有意回避了这一沉重的话题，相关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而在陕北，流行一时的《卖娃娃》《卖老婆》《闹灾荒》等陕北民歌和《遭年馑》《翻身记》《大翻身记》等陕北说书，对这一场灾害均有表现。

陕北民歌《卖娃娃》《卖老婆》《闹灾荒》等实际上是同一首民歌的不同变体，在传唱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版本，但首句的起兴基本相同：“民国十八年，遭下大年馑”，随即通过不同现实困境的呈现来述说年馑中卖妻鬻子的惨痛经历。《闹灾荒》通过“吃”来表现灾民的困苦，“家家户户吃的是高粱面/还有人家吃不上高粱面”。《卖娃娃》是接续了《闹灾荒》的年馑背景，着重表现的是灾民在穷困无计中，“骨肉分离下决心”，喊出了“大的七八岁/小的是五六岁/撂下那个怀抱抱/谁要就卖谁”。《卖老婆》则有了更加强烈的叙事性，在情绪表现和抒情主人公塑造中颇可称道。这首民歌是对《闹灾荒》的进一步丰富，延续了《闹灾荒》的叙事背景之后，进一步增加了“租得一犋牛/种下二亩地/打得二斗秕谷子/滚不下二升米”的情节。通过对抒情主人公被迫“卖老婆”的另一原因的展现，塑造出一个慵懒无赖的形象，“黑夜不早睡/早晨不早起/抽洋烟挖灰灰/光景上怎过哩”。事实上，这一情节的展现也真实表露出造成这场年馑的重要原因之一——鸦片，在年馑之前，陕西农村普遍种植鸦片，屡禁不止，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经济。作为一种民间文艺表达形式，民歌保留了民间最真实的一面，同时也塑造出了最纯粹的农民形象。“怕你妈×/爷爷不要你/自把你娶过来/倒霉上不住气”，现实的不堪使得农民“离×不说话”，满嘴的脏字本身也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一句“怕你妈×/爷爷不要你”将一个在年馑中因吸食鸦片而被迫卖妻卖子的泼赖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而这一曲民歌的批判性也在此得到凸显。

在说书《遭年馑》中说书人将民间的惨景表露无遗：“人吃人，狗吃狗，外甥锅里煮舅舅，前街上立下卖人市，后街上拉开埋人坑……”这样的表述或真有其事，又或是说书人在铺排中的夸张，但是与之前文人作家们笔下的“惨不忍睹”比较起来，叙述者已经跳脱出亲历者的视角，预示着年馑已经成为历史，成为“旧社会”之“旧”的主要特征。在四十年代的《翻身记》中，盲人说书人韩起祥根据自身的经历对民国十八年年馑进行了表现：“那一年，陕北跌下大饥馑，针尖小米数着卖，十家九户断口粮，有钱的放账买地发横财，穷人穷上加十分，有钱的猪肉白面家常饭，穷人饿得发迷昏。”《大翻身记》是对《翻身记》的扩充，其中第九回“民国十七年”对陕北的年馑惨状极尽铺排：“祈雨求神不显灵，不下雨来光刮风，五谷田苗都晒坏，高粱玉米拧绳绳，糜子谷子没有穗，河湾里百草全死尽。”在这里年馑叙事已然成为“旧社会”话语逻辑中的重要元素，民国十八年年馑被赋予了政治意味，它既是一个时代个体的苦难记忆，同时代指了无能、暴戾政权造就的“黑天黑地黑社会”恶果。

随着中国共产党立足陕北，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步升级，随着国内政局的风云变幻，随着一大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地处西北的陕西才又一次受到了世界的瞩目，而这一系列的现实变化为陕西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也为作家的创作开辟了新的空间。尽管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使得陕西文学兴盛一时，但是在陕西成长起来的本土作家却寥寥无几。如果将王独清、郑伯奇、冯润璋、吴宓等看作陕西的第一代现代作家的话，柳青无疑是陕西第二代现代作家的代表。民国十八年年馑时期，柳青正辗转于米脂、佳县、绥德等几处的学校读书，年馑的记忆最后被他写入了《创业史》的《题叙》。

尽管柳青是民国十八年年馑的亲历者，但他并非关中人，对当时的关中灾情了解得并不多，“为了‘吃透’蟆河滩的历史，他奔波在熟悉本地历史的老人间”，最终选择了民国十八年年馑作为《创业史》的开头。《题叙》的写作，“前后共用了八个月，而书中的其他章节在每一稿中大致用一个月”。可以说，这个开头是柳青经过深思熟虑才敲定的。柳青是一位非常理性的作家，《创业史》的写作也有着作者非常清晰的思考理路。表现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历程需要一个起点和参照系，柳青选择了民国十八年年馑。在曾经对“新社会”歌颂和“旧社会”批判的二元对立逻辑中，《创业史》的《题叙》与韩起祥说书中的年馑述说有着相似的作用，只是在实际的写作中，柳青将他陕北的少年记忆与“熟悉本地历史的老人”的苦难记忆相融合，使得这一历史现实的书写有了作家艺术想象的成分。

民国十八年年馑只是二十世纪中国灾害史上多次年馑中的一幕。《创业史》之后的较长时间内，民国十八年年馑的记忆逐渐被封存。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这样写道：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姥娘的失忆并非灾害本身不够刻骨铭心，而是之后中国的饥饿历史给普通民众留下了太多的惊心动魄。

三、 文学想象、反抗绝望或拒绝遗忘

与柳青同一代的陕西作家也留下了少数的民国十八年年馑的文学记录，但是作为亲历灾害的一代人，他们的灾害书写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柳青之后，陕西文学随着“陕军”的突起而形成一个高峰，民国十八年年馑成为新一代陕西作家笔下不可回避的历史记忆。

从《白鹿原》中“一场异常的年馑降临到白鹿原上”，到张浩文用《绝秦书》“祭奠民国十八年大旱灾中三百万死难乡亲”，再到王心剑的《生民》、贺绪林的“关中枭雄”系列长篇小说、王澍宇的《茶都风云》、黄天顺的《三秦儒商》、贾平凹的《山本》、白描的《天下第一渠》，民国十八年年馑或浓或淡地出现在了新一代陕西作家的笔端。从众多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几乎要被忘却的灾害记忆被这一代作家重新唤醒，但是这里的灾害记忆已经不是亲历者的记忆，而是作家“记忆”中的“记忆”，作家成了“记忆”的亲历者。这种记忆来自民间，来自作家从小到大“听说”到的老一辈人的记忆，这种记忆其实就是伤痛，是一代幸存者刻骨铭心的痛，从这一层面来看，新一代的陕西作家也成了疼痛的亲历者，这成为他们进行历史认知和文学想象的基础。

陈忠实在《关于〈白鹿原〉的问答》中说：“近当代关中发生的许多大事件，在我还是孩提时代就听老人们讲过，诸如‘围城’‘年馑’‘虎烈拉瘟疫’‘反正’等，那时候只当热闹听，即使后来从事写作许多年也没有想到过要写这些……”但是在写《白鹿原》的时候，这些曾经被陈忠实“当热闹听”的历史成为点燃其文学想象的引线，而民国十八年年馑便成为《白鹿原》历史讲述中的重要一环，其祈雨的场景描写也是那样扣人心弦。白描在《天下第一渠》中写道，“从我记事起，村里的老辈人就常讲民国十八年遭年馑的情景。……‘民国十八年’这个称谓，在家乡人觉来就是一场噩梦，是心中永远的创痛。在家乡的编年史中，它是黑色的，是死亡幽灵的舞蹈和诅咒，是恐怖的地狱之门，是悲伤的渊薮”。张浩文在《绝秦书》后记中也讲过他“听说”过的“民国十八年”，“小时候稍不留神漏了粮食，老人就会声色俱厉地告诫我：搁在民国十八年，看不饿死你崽娃子”。《山本》的面世是贾平凹小说创作从关注现实到关注历史的一个转变，在“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后，“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这成为贾平凹写作《山本》时最纠结的一个问题。在贾平凹的文学想象中，他不再像陈忠实那样在“令人畏怯”的历史面前，选择避而不谈。“我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因此在《山本》中，历史不再如《白鹿原》那样沉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超脱，“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山本》中令人沉重的灾害也因这座“中国最伟大的山”而变得释然。

无论如何，新一代陕西作家在面对民国十八年年馑时，已然成为灾害的旁观者，这种旁观者视角或许可以解释灾后数年内陕西作家陷入“沉默”或“失忆”。二十世纪中国的苦难史中，抗日战争无疑是整个民族最难忘却的记忆，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素来对“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理念有着共识，面对抗战，很多人都曾呼唤过伟大的作品，但得到的却多是“差不多”的“抗战八股”。对此，郁达夫反省道：“大家总该记得英诗人尉迟渥斯曾经说过一句话，热情的成为诗，要经过一道事后静静的思索与反省的。恋爱者在热恋中，悲哀者在棺材前头，决做不出伟大的作品来。”亲历民国十八年灾害的陕西作家在灾后陷入“沉默”，或许便是整个陕西文学界“痛定思痛”时的“思索与反省”，只是这一段“痛”太过深刻，它需要太长时间的“定”。直到“疼痛”真正成为历史之后，直到新一代作家意识到传承这种“记忆”或“疼痛”成为一种责任之后，直到作家可以直接面对“疼痛”的时候，便是“伟大的作品”诞生的时候。

无论是《白鹿原》，还是《绝秦书》《生民》，抑或新近几年的民国十八年年馑书写，灾害在文本中都起到了凸显人性、批判罪恶、歌颂英雄、展现生命意识的作用，“民族精神”的彰显多是这些作品的主要题旨。在文本营造的极端生存环境下，可以看到书写者在对人物塑造与事件描摹中“反抗绝望”和拒绝遗忘的追求，但是“赋到沧桑句便工”并不总是真命题。从艺术层面来讲，“民国十八年年馑”书写中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苦难或许可以增加厚重，但并不一定能通达深刻。除了反抗绝望或拒绝遗忘之外，灾害书写的意义还有哪些？从这一层面来看，贾平凹的《山本》似乎拥有了更为宽广的视野。《山本》的故事源自二三十年代的秦岭传说，含混的历史时间成为虚化的背景，“唯一完整的有形本尊就是秦岭”，“它像造物主一样，创造了一切，阅尽人间春色；秦岭又是有生命的，它演化为大千世界，孕育了林林总总的生命现象，都如春草秋虫，稍瞬即逝”。在这个秦岭中，民国十八年年馑的“惨不忍睹”被淡化了，它成为秦岭静观过的历史碎片中的一片。“连续干旱着即是凶岁，地里的五谷都长不好，却出了许多豪杰强人。”这是《山本》独特的民国十八年年馑的讲述方式，它已经成为历史，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它是那样地微不足道，而这才是《山本》的苦涩之处。亲历者在苦痛中几近“失语”，他们期望的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在痛定思痛之后，新一代的作家大声疾呼拒绝遗忘，但是在《山本》里，一切都归于惘然。

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部人类受灾史，灾害的文学表达受到了研究者不同维度和程度的关注。生态文学批评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中强调生态观念和忧患意识；文学疗治说将灾害文学文本作为一种疗治方式；创伤书写研究多将灾害文学视为灾害中最困苦者的代言……此外，西方研究者在“9·11文学”“奥斯维辛文学”“切尔诺贝利文学”等灾害书写的研究中创建了多种研究范式，这种研究活动本身也是一种纪念。如若借用这些范式来看陕西作家的民国十八年年馑书写，可以看到这一文学现象更为复杂的一面，但是面对灾害，文学/文化工作者究竟能担当些什么呢？或许“惘然”也是一种关切与担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6&ZDA187)成果。]

注释：

①白描：《天下第一渠》，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72页。

②陕西赈务会：《宣言》，《陕灾周报》1930年创刊号。

③陈元方：《关于“民国十八年大旱”的一份历史文献资料》，《灾害学》1987年第2期。

④朱楚珠：《中国人口·陕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据1929年1月25日统计，许多重灾县多次出现绝村绝户的惨景，陕西全省人口由940余万锐减至650余万。

⑤鲁迅：《致周茨石》，《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页。

⑥冯润璋：《西北纪行》，《冯润璋文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

⑦冯超、李继凯：《咏西安诗词曲赋集成》第五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版，第55页。

⑧吴泰瑛：《白屋诗人吴芳吉》，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40页。

⑨兴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兴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⑩大荔县志编纂委员会：《大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