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有闲人继后尘
——论邵雍对陶渊明的接受

■冯小珏/四川大学

一

由于复古运动的兴起与时代风气的转变等众多历史原因，宋代形成了陶渊明接受史的高峰期。当时文人大多都对陶渊明有一种普遍的认同感，钱钟书先生就有“渊明文名，至宋而极”[1]的说法。但对陶渊明的接受也会由于接受者的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对古文家群体而言，陶诗自然平淡的诗风正与欧苏古文运动所倡导的风格相符，自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受后来古文家高度评价的梅尧臣，可以说是第一个大力倡导并学习陶诗的宋代诗人，他在作诗中就有意模仿陶诗的平淡风格。其后的苏轼对陶渊明的喜爱更是不遑多让，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2]的评价也受到了后世公认。

相较于古文家群体多是从诗歌风格角度来推崇陶诗，理学家们则将重点放在了对人格的考虑上。朱熹曾评价道：“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3]，正是陶诗中表现出的“闲静少言，不慕名利”[4]的高尚品格获得了理学家群体的充分认同。与此同时，理学家所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也与陶渊明不谋而合。“寻孔颜乐处”是宋儒探讨颇多的一个话题，而这在陶诗中早已有所体现。试看以下这首诗：

时运

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读游，欣慨交心。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霭，宇暖微霄。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

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衍目中流，悠想清沂。

诗中所述袭春服、游东郊、想清沂的情景，不正是夫子所喟叹相与之回答吗？作为理学家的邵雍，自欣然追步前贤：“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尝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算，用舍随时无定名。满目云山俱是乐，一毫荣辱不须惊”(《龙门道中作》)[5]。比起戚戚平生世，不如乐云山之美。不为荣辱得失而挂坏，便能享受恬然之乐。邵雍所乐之处，也是陶诗所“陶然自乐”之境。

在追慕高尚人格之外，理学家对陶诗的推崇还在于其诗符合他们对于“理趣”的追求。理趣何为？理要成趣，即以理入诗而浑然一体者。陶诗的语言简练质朴、不假雕琢，初读好似平庸，实则是意境浑融一体而不觉，回味深长。如广为传颂的《饮酒》二十首，就充分体现了陶诗中的“理趣”。

宋儒爱“理趣”，邵雍也不例外。虽然他因酷爱借诗说理而写了不少枯燥无味似理学语录的诗歌，但也有不少诗篇论理自然，淡而有味。如这首《冬至吟》：“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今年初尽处，明日未来时”，并不是一般的吟咏节气之诗，而是借今年与明日相交之“几”的冬至，来引发对天理几微的思考。颈联“此际易得意，其间难下辞”还巧妙化用了陶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境，可以说是对陶诗的一种应和。

二

在重道轻文的宋儒中，邵雍显得有些特别，他不仅喜爱作诗，还诗作颇丰，自言“击壤三千首”。从这方面来讲，邵雍似乎也可被称作是一位诗人。他从不讳言自己对作诗的喜爱，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闲适自然的诗风，被后人称之为“康节体”。而邵雍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有意识的效法陶诗不无关系。

读陶渊明归去来

归去来兮任我真，事虽成往意能新。何尝不遇如斯世，其那难逢似此人。

近暮特嗟时翳翳，向荣还喜木欣欣。可怜六百余年外，复有闲人继后尘。

时岁变迁而山林依旧，只是难寻放情山水、闲云野鹤之人。邵雍此诗，言语中包含对陶渊明的无限崇敬与惺惺相惜之情，同时放言要追步前贤，做这六百余年后的“闲人”。这可以说是邵雍接受陶诗的最直接例证。

邵雍之所以追慕陶诗，不仅是单纯的欣赏，更得益于他们之间在性格、经历上都存在的许多共同点。首先是二人相同的隐居生活。陶渊明曾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却为时不久，很快就决心回归田园。邵雍则一生未仕，交友甚广却屡屡拒荐。二人的区别仅在于一个耕作在乡间，另一个则隐于市井。常与友人交游或乘小车往来市井间，邵雍却仍感叹知音难觅，只能于拥有相似经历与性格的陶潜身上获得一种认同感。

邵雍喜爱在诗中表达对名利纷争的厌恶，来对比隐居生活的闲适自乐，陶诗正是以此最为出名，深慕陶诗的邵雍理应从中受到不少影响。邵诗“鹓鸿自有江湖乐，安用区区设网罗”(《谢成像招出仕二首》)一句将官场比作网罗，将出仕做官之人比作困鸟，令人联想起陶诗中“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五首》)之喻。而“乍有云山乐，殊无朝市喧”(《宿延秋庄》)这句更是对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二十首》)诗境的直接化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陶邵诗歌之间的渊源。

其次，两人思想中都有很明显的儒道交融色彩。陶渊明好谈庄老，也“游好在六经”；邵雍作为宋代大儒，却也“既得希夷乐”。相近的思想背景带来的是性情的契合，这一点在两人对待生死的观念上表现的尤为明显。或是受时代影响，陶诗酷爱谈论生死，但与很多弥漫忧愁的诗歌相比，陶诗显得从容许多。他清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的现实，由此在诗中总怀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神释》)的超脱情怀。

邵诗面对生死的豁达心态虽不能说直接来自陶诗，但确有一脉相承之感。“年老逢春认破春，破春不用苦伤神”(《年老逢春》)，本应勾起伤感的年老逢春之景，在豁达的邵雍笔下却转为激励之语：“此日荣为他日瘁，今年陈是去年新。世间忧喜常相逐，多少酒能平得君”。

值得注意的是，陶、邵两人诗风以平淡出名，但不意味着他们的诗就全无豪放之情。朱熹曾评陶诗“豪放得来不觉”，邵诗也有这样一面。“谁言为利多于害，我谓长浑未始清。西至昆仑东至海，其间多少不平声”(《题黄河》)，诗中所写长浑的黄河虽未有明指，但“其间多少不平声”的愤懑却扑面而来，豪放之情抒发的可谓淋漓尽致。

三

尽管邵雍自言追慕前贤，并由此形成了较为相似的诗风，但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二人间存在的差异性。这是因为邵雍对陶渊明的接受并非是全盘接纳，而是在自已的一套较完整的理学思想基础上对其的接受，并从中有所选择。

陶邵两人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其诗歌的情感底色上。以两人诗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酒”为例，陶、邵好饮酒众所周知，可“酒”在其诗中扮演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陶诗体现的生死观十分豁达，但面对生命的流逝不免会有感伤，酒在陶诗中就往往承担着排解感伤的角色：“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陶诗豁达的诗句下总隐现着一抹感伤的底色。同样的，邵雍也常常寄情于酒，但他是将其作为自己安乐窝中的“四长”之一，借此来寻生活之乐：“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幸相亲。一编诗逸收花月，一部书严惊鬼神。一炷香清冲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真”(《安乐窝中四长吟》)，邵诗中的“酒”与他的“乐”紧密相连，而这种“乐”情也贯穿在他的整部诗集之中，成为他诗歌的底色。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邵雍作为一个理学家主张作诗要“去情”。因此，同样是描写景物风光，陶渊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的诗句寄托了丰沛情感，是借“我”之眼观“物”。邵雍则恰恰相反，他秉持的是“以物观物”的观念，其诗句 “水光连夜白，雪意共云低”(《锦潚万花谷》)就只是对所见之景的单纯白描。此外，邵诗与陶诗的语言也有差别。这是由于邵雍所追慕的是陶诗背后的人格，而对于具体的写作则并不太关注。再加上其主张作诗“不苦吟”，就使得其诗与陶诗相比语言不太讲究，甚至许多诗句枯燥无味、如押韵的理学语录，引起后人诟病。

总的来说，邵雍站在理学家的角度上赞扬陶诗，慕其人格之高尚与理趣之浑化，同时也在写作中有意识的向陶诗学习，可以说是在多方面的接受陶诗。但这种接受是有选择的，邵雍选择性的接受前人思想，将其置于自己的一套理学思想之中，再配合他“平生不做皱眉事”的人生态度，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