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洛渊源录》与《先哲丛谈》
——中日学者传记比较初论

2020-11-19 00:33
长江丛刊 2020年2期
关键词:先哲体例渊源

/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

一、前言

人物传记体是典型人物或人物资料的有效记录形式,其通过对人物的生平、生活和思想等系统地描述和介绍,在“真”、“信”、“活”的准则下,达到对人物形象特征的生动刻画与精神的深刻表达,进呈对其时代背景的侧面反映。学者传记则是略显特殊的领域,主要因它对人物的选取和记录皆以“学者”、“大师”或“鸿儒”为主体,记录了他们的思想与言行,故兼顾有史学和哲学价值,可谓是有传记体例特征的学术思想史。

朱熹所作《伊洛渊源录》作在中国一本标志性学者传记著作,不仅记述了北宋理学的传承渊源,还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写作范式,其体例发展渊源与后世演进之文、史、哲之价值不待言表。日本江户儒者原善(1774-1820)所著《先哲丛谈》(1816年刊)作为在中日学术文化交流与日本传统自我结合调整的背景下,诞生的一部日本德川幕府儒者传记著作,因其诸方面已近完善,终成日本后世学者传记典范。两者同为“汉文化”下两国儒者传记的发凡起例之作,其中差异表面为学者国籍身份不同,实则为两国儒学发展两种脉络。今则比较其体例,以文体见思意。

二、编纂目的:“祖述道统”与“备考于史氏”

《伊洛渊源录》与《先哲丛谈》因两国儒学发展阶段与儒者境遇不同,分持“祖述道统”与“备考于史氏”不同编纂目的。朱熹虽未直明其创作目的,亦未撰写凡例以供后人考查,然通过分析当时历史环境与引证相关资料,便能窥知其“祖述道统”的立场。《先哲丛谈》之编纂目的则有迹可循。通过考查《先哲丛谈》的序文与凡例,“备考于史氏”的意图。

朱熹撰写《伊洛渊源录》基于南宋“理学”遭遇两次“学禁”的严酷背景。两次“学禁”一直将“二程”所倡学说排斥出“孔孟正学”,特别否定其正宗地位。《伊洛渊源录》顾名思义则是要为二程“伊洛”之学正本清源。因此他以周惇颐开卷,力主周敦颐与二程之间的师承关系进而为“理学”确立一个上承孔孟之学的历史道统。元人李世安作《伊洛渊源录·后序》中明确指出:

“昔孔子缵述群圣之道,至孟子而愈明。孟子之后,至二程夫子始克绍其绪。程子之学得于周子而益阐之……盖《伊洛渊源》一书,周、程、张、邵及其门人之言行政事,无不备载,而圣贤相传之道,炳 然见于其中,如五维之丽天,百川之有源委,其有功于世教大矣。”

朱熹在南宋的历史背景下,担起重塑道统的重任,就必然要祖述理学渊源。相对于此,原善则正处日本德川幕府的第二次修史热潮中,官学昌平黌此时正组织修编《宽政重修家谱》《徳川实纪》《朝野旧闻裒稿》,为凸显自己史学追求,进而写作《先哲丛谈》。佐藤坦撰《先哲丛谈 序》载:

“……友人原君公道有憾于此,尝纂集天文已降,文臣武将,暨名一技一艺者,行状碑志、家乘谱牒,凡一百卷,名曰《史氏备考》,以俟他日修史者采掇焉。别撮其要,成若干卷,名之曰《先哲丛谈》。”

《先哲丛谈》正是为准备正史修撰而编纂,而《伊洛渊源录》为发扬理学力争正统地位而作,两者初衷即不同,是传主排列、史料编排等体例亦呈现不同的根本原因。

三、传主排序:“学脉传承”与“时间排列”

儒者传记的编纂体例中传主排序,是其思想的重要标识。《伊洛渊源录》依“先本后末”的原则排列46位传主,而《先哲丛谈》则严守“年齿先后”的原则。前者相较于后者,更侧重于表达其学术渊源的一脉相承;后者相较于前者,更突出史家以时间为主轴的撰写立场。

朱熹在南宋的历史背景下,担起重塑道统的重任,就必然要祖述理学渊源,因此他在选取《渊源录》之编辑体例时,大体表现为“先本后末”。据四库全书影印本《伊洛渊源录》所载,其第一个传主为周敦颐,其为理学之开山鼻祖,就像一棵大树的根,故将其列在卷一;第二和第三个传主为程颢和程颐,他们两人作为伊洛之学的核心人物,就像大树最粗的干的部分,故将其列于第二、三和四卷;第四个和第五个传主为张载和邵雍,作为伊洛之学的扛鼎人物,就像大树中部的干,故将其列在第五卷;而后又有程门杰出弟子,如谢良佐、游酢和杨时等,就如一棵大树的枝条,故将他们列于较后的卷中。到了第十四卷,则为一些不重要的弟子,就像一棵大树的叶子,故将他们综合略录于第十四卷。

《先哲丛谈》据《凡例》云:“次序率从其年齿先后,不分以门流。”即依据传主出生先后为排列传主。据笔者考,《先哲丛谈》确实恪守“年齿先后”,然其中也并非全无学脉因素。例如,林罗山因为是藤原惺窝的嫡传弟子,又是惺窝推荐给德川家康,进而使朱子学进入政治核心的关键人物,所以虽年岁稍小于菅玄同,却仍紧列于惺窝之后。又如,林春斋、林凤冈二人作为林罗山儿孙,虽年岁更小,却因家学原因亦得以列于菅玄同之前。另外,《先哲丛谈》撰录每位传主,必要澄清其师承与弟子,于交游也往往多有记录,足见原善并非不注目学术传承与脉络。然而全书撰写呈现出以“时间”为主轴。原善于《凡例》中明言:“此编专以知先儒之性性履历为主,而未及其识见者以其人皆有成书布于世也。间有略举识见者,以其未著见者也。”则正在于其重在修史,略学术的创作意图。

四、史料编辑:“排录”式与“融合”式特征

《伊洛渊源录》与《先哲丛谈》在撰写前都广泛地收集大量传主基础史料,朱熹作《答吕伯恭书》云:“(伊洛渊源录)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所谓“不住寻访”者,足以见朱子搜集编录所需要的材料是着实下了一番苦工的。细考《伊洛渊源录》朱熹所搜集的材料种类有近百种之多。其中主要包括行状、年谱、墓志铭、语录、文集、事略、奏状、哀词、祭文、铭诔、遗书、国史、杂史、实录、笔记、以及一些蝇头小楷记叙的细小史料(如家传)等诸多体裁资料。据《凡例》所言,《先哲丛谈》的史料来源一方面“掇取其要于《备考》中及诸家集”一方面“言行之迹,别存稗官或口碑者亦多,因更收录之”。所谓《备考》则是“自室町氏季至近世,有人物足传者,则求其传若行状、墓文裒辑之。凡一百卷,命曰《史氏备考》”据此,《先哲丛谈》的史料文献逾百卷之巨。

两者虽皆准备充分,然编辑如此广博史料方式却大有不同。《伊洛渊源录》以史料的直接编用为主,以自己撰写为辅;而原念斋《先哲丛谈》以文本的撰写创作为主,以材料引用为辅。即《渊源录》侧重于前期材料的搜集遴选和排录,而《先哲丛谈》则侧重于在广泛搜集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后期的加工写作。

《渊源录·卷二》记明道先生,编录了其弟程颐所撰的《明道先生行状》和《门人朋友途述》;于卷三,则编录了游酢所撰之《书行状后》、吕大临所之撰《哀词》、文彦博所撰之《墓表》和陈恬所撰之《赞词》,这属于程颢之个人生平部分;另外,卷三收录了从十几种资料中遴选出的二十七条遗事,这属于程颢之轶事与学术授受部分。

《先哲丛谈》不仅撰录每一位传主的名、字、号、家族、出仕,亦有典型大事和有代表性的细节逸事,其间穿插着其他人物的语录和评价,用以侧面烘托、互相印证。特别是将各类行状、墓铭、书简、赞等摘录穿插行文之中。如日本巨儒荻生徂徕传文末:

徂徕殁为享保戊申正月十九日,是日天大雪,临终谓人曰:“海内第一流人物茂卿将殒命,天为使此世界银。”徂徕病浮肿而终。《紫芝国漫笔》曰:“徂徕先生甚重生,自饮食居处,以至出入动止宾客应接之事,苟可以伤生者。断弗为也。然其所以病死者,乃以思虑过度也。盖先生有志于功名。自少以著书为事,年过六十,旧疾数复发。而犹不能清心静养。遂致笃疾而死。”谢在杭云:“思虑之害人,甚于酒色,诚矣。”竹山《非征》曰:“余尝闻之,徂徕之疾也,日日宣言侍者曰:‘宇宙俊人之死,必有灵怪,今当有紫云覆舍,若等出睹之。’及病革辗转呼号,紫云不绝口,家人及高足弟子辈深耻之。绝不通外人,故一时或缪传以为非良死”云。此竹山传闻妄语也。徂徕起于关东。而风靡海内。西人动造为莠言。以非驳之,要皆出于娼妬之心。(《先哲丛谈》卷六)

为述荻生徂徕之死,同时引录《紫芝国漫笔》《非征》两篇著作。述藤东野向荻生徂徕借钱却产生误会之事,则摘引往复四封书信。《先哲丛谈》于每位传主皆如此将史料节录融合到行文之中,大别于《伊洛渊源录》以“排录”方式编辑史料。

朱熹于《伊洛渊源录》并非无撰写之功,“周敦颐的《事状》)、程颐的《年谱》、吕希哲的《家传略》、范祖禹事略、朱光庭的《墓志铭》、吕大忠、吕大钧的《形状略》(同时范育写的《墓表铭》)、吕大临的《祭文》(同时有程额的《雍行录》中有关吕大临侠事)、王苹的《墓志略》、胡安国的《行状略》”2皆为朱熹亲自撰写。然以诸多史料“排列”式编辑,实则为诸位传主学脉师承做出很好记录与表现。

《先哲丛谈》在广搜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融合加工,亦呈史家修史风貌;《伊洛渊源录》“排录”史料保全学脉师承,则重在学术思想。此差别亦源于编纂目的之差异。

《先哲丛谈》作者原念斋身为修史者,使此书本身就具有正史体例性质,其对史书写作体例模仿,则源于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史记》、《汉书》等。因此,首先《先哲丛谈》从根本上是直接继承《史记》、《汉书》等正史中附属儒学传记的体例,特为日本德川幕府修史所备。此书也是德川幕府时期,儒学经历朱子学、古学派,而进入考据学派兴起的产物。故其意图、传主排序及处理史料的方式都与身处南宋“学禁”背景下的《伊洛渊源录》大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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