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私家藏书开放流通思想研究

田平 程少涛

关键词： 私家藏书;借抄;开放;管理;刊刻

摘 要： 清代藏书家的藏书建设经历了互借互抄、藏书刊刻和藏书开放管理等阶段，逐渐形成了藏书开放流通的思想，私家藏书得以对公众开放阅览，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广泛赞誉。私家藏书的开放流通对社会文化、学术与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与探索。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20）10-0138-03

清代学术繁荣，藏书之风盛行，私家藏书达到顶峰，出现了品种多样、学术水平较高的专门藏书，并逐渐形成藏书开放流通的思想，为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踐基础。

1 藏书借抄的流通思想

清代藏书家在藏书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与其他藏书家、学者形成了良好的沟通交流关系，以获取书籍线索。藏书家之间、藏书家与学者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借阅、抄录，或抄自官藏，或抄自私家，或亲自抄写，或雇人代抄，形成了密织交错的藏书交流网络，丰富了民间藏书，提升了典籍抗灾能力。

清代是我国古代私家藏书互借互抄最活跃的时期。清初大臣魏裔介曾作《借书说》：“故凡借书者，当视其人。其人为吾性命之友也，则可以性命之书借之;其人为吾经济之友也，则可以经济之书借之; 其人为吾文章之友也，则可以文章之书借之。”[1]他鉴于书籍获取不易，提出书可借，但不可轻借，借书应视借书人的目的，有条件地向外界开放藏书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已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曹溶的《流通古书约》[2]与丁雄飞、黄虞稷的《古欢社约》[3]使清代藏书的互借共享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发展之路，促进了当时及后世藏书家在藏书开放思想上的进步与实践。乾嘉时期，以黄丕烈为中心，在当时的文化、学术和藏书界形成了密织交错的藏书交流网络，黄氏除与周锡瓒、顾之逵交往密切外，还与汪士钟、张绍仁、张金吾、孙星衍、鲍廷博、钱大昕及洪亮吉等藏书家书缘关系密切，“彼此收书互相评骘，倘有不全之本，两家可以合成，必为允易”[4]。这些藏书家彼此切磋、交流经验、讨论版本异同、互校互抄，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藏书风气，为藏书家扩充藏书、学者治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向大众普及了书籍流通与开放借阅的理念。

潜心于藏书与治学的朱彝尊走访了我国大部分地区，锐意访书、穷力购书、竭力抄书，北至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南至浙江、广西、云南等地，广泛借抄于各地藏书之家，每抄录一书都详加校勘考证。他在史馆修书时因抄录史官典籍丢了官爵，但并不在意，还设计偷抄钱曾的《读书敏求记》，颇具传奇色彩。在拥有大量藏书的基础上，朱彝尊在治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

从藏书家个人持书、借书、抄书，到藏书家之间借书、抄书，个人的藏书开放观念逐步转变为群体意识，推动了清代私家藏书的开放和流通。

2 藏书开放的借阅思想

开放借阅是清代各类藏书系统实现开放的基本方式，能较好地预防书籍的散佚，充分发挥书籍的利用价值，藏书家们也提出了各自的藏书借阅观点。周永年提出“自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綦详。官私之藏，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他积极倡导书籍的流通与传借，提出了“天下共读之”的公共儒藏思想;呼吁“愿与海内同人共肩斯任，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5]，与好友共筑“藉书园”，“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6];将藏书编为《儒藏未定目录》并与人相互传抄，使“奇文秘籍，渐次流通”，发挥了开放式藏书楼的作用，使私藏图书“供天下读书之人”借阅传抄，促进了书籍的流传与利用，其友章学诚被他的热情所打动，撰写了《文史通义·藉书园书目叙》，予以称赞。周永年的藏书开放借阅思想使我国古代的藏书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唤醒了社会责任意识，人们开始将藏书的功能与价值置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层面进行思考和探索，推动了社会公共、公益领域的进步，他也成为清代藏书流通与开放思想的重要代表。

一生嗜好读书的孙星衍，有感于“昔之聚书者，或赠知音，或遭火患，或以破家散失，或为子孙售卖”[7]，提出藏书要置之家祠、公之族人的借阅思想，在奉父命建孙氏祠堂时将私藏书籍“予故置之家祠，不为已有”，强调祠中书籍供教授族内子弟所用，体现了其藏书致用的开放思想，属于化私藏为公藏的行为，促进了社会私人藏书的公共化发展。

出身贫寒的国英，广搜博购，鉴于“版籍多燬于火，书价大昂，藏书家秘不示人，而寒儒又苦无书可 读”[8]，提出了与人共读、成己成人的观点，并以一己之力建设“共读楼”，所藏之书多为通读之资，“楼下设有桌凳”，“诸邻友入楼后即比次而坐”。国英编有《共读楼书目》，制定了系统的书籍流通借阅服务制度“条规”，揭示了藏书内容，指导读者正确利用藏书，为寒儒读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促进了人才的成长。共读楼是清代晚期私人藏书化私为公的代表性藏书楼，为清末风起云涌的公共藏书楼和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积极尝试与探索，在清代藏书流通与开放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其藏书丰富全面，既有经、史、子、集，又有善本与自然科学书籍。陆心源一生推行藏书开放的思想，为使藏书惠及广大士子，申请开设藏书楼“守先阁”，“念自来藏书，未能垂远，今春，奏记太府，以守先阁所储，归之于公”[9]，来读不禁，成为古代藏书开放的独创之举。他提出了明确的书籍管理制度及开放借阅程序，无论寻常之本，还是善刻精椠，均可开放，这种开创性的藏书观在清代藏书史上尚属首次，为当时的藏书界树立了榜样，获得了极高的社会赞誉。

3 藏书开放的管理思想

随着清代藏书开放思想的逐步普及，清中期逐渐形成了完整、系统的藏书制度，其中，共读楼和玉海楼的藏书管理制度体现了当时进步的藏书流通与开放观念，成为清代私家藏书开放流通管理思想的代表。

为确保藏书的有序开放，国英制定了《共读楼条规》，共12条，规定了藏书楼的管理人员配置、岗位职责、开放时间、借阅规则、书籍保护措施等。国英要求管理人员以本家家人为主，只允许读者入楼阅览书籍，不能外借，在一定时间内对入楼阅览的人数进行限制，并实行预约制度。共读楼设置了桌椅板凳供人阅览书籍，相当于现代图书馆的阅览室，二楼为藏书室，读者“不得竟行上楼”，相当于闭架书库。《共读楼条规》对于我国图书馆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为了切实做到藏书的开放流通和正确利用，孙衣言订立了《玉海楼藏书规约》[10]，向乡里读书之士开放玉海楼的藏书，该规约共16条，包括书籍管理与登记、分类编目、书柜与庋藏、借阅、维护等规定。孙衣言还根据自身的读书经验和心得体会，阐述了阅读的规律，“予平生读史传及古人文章，每一篇例须三循：第一遍粗观大概，第二遍即用丹笔点出句读，第三遍乃审其精神脉络，文采高丽之处，略加圈 点。如此三次往复，古书古义十已得七八矣”，向读者传授阅读和利用书籍的方法，体现了其促进藏书为读、藏以致用的开放管理思想，在清代藏书史上颇具先进性，对当今图书馆的发展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4 藏书刊刻的传播思想

随着清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学术繁荣，藏书之风盛行，旨在将私藏秘本公之于世的藏书家加大了对古籍的整理校勘力度，刊刻了内容精审、规模宏大、学术价值高的藏书，展现了藏书家以刊刻促进书籍流布的开放藏书思想，是清代私家藏书流通与开放的重要实践，正如王国维所言“近世学术之盛，不得不归诸刊书者之功”[11]。

藏书家选择精本，比勘博证、精细校勘，以翻刻、影刻、仿刻宋旧本为特征，求古求真，力求与书籍原本相一致。藏书家或侧重补充藏书，借抄底本、校勘与刊刻等;或侧重治学而刊刻，产生学术成果;或侧重校勘整理，以广流传，如黄丕烈的《士礼居黄氏丛书》、鲍廷博、鲍士恭刻印的《知不足斋丛书》、孙星衍的《岱南阁丛书》等;或刊布流传，如张海鹏所言“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已，刻书可以泽人”[12]。叶德辉予以高度评价，“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书。模印精工，校勘谨慎，遂使古来秘书旧椠化身千亿，流布人间。其裨益艺林、津逮来学之盛心，千载以下不可得而磨灭也”[13]。

一生秉持开放、不吝私藏的藏书家黄丕烈云“余喜藏书，而兼喜刻书。欲举所藏而次第刻之，力有所不能也”，其辑刻《士礼居黄氏丛书》“意在流传旧本饷世”。他历时26年，收录书籍25种，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其中不乏清代颇具价值的重要著作，如《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一卷、《季沧苇藏书目》一卷、《藏书纪要》一卷。“蓄书必取旧刻名钞”刊刻之“真”，黄丕烈参校多种底本，精细校勘，刊刻精良，从版刻的形式、年代、字体、墨色、装帧到版本内容文字的正误、异同，形成了完整的版本鉴别与校勘理论，展现了独特的藏书与刻书思想，其成为清代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家、版本家、目录家和刻书家。

5 徐树兰藏书开放式的思想

藏书家徐树兰是“绍兴头一个提倡维新的人”，他较早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主张，主张改革教育，博考英、美、德、法、日等国的图书馆概况，借鉴国外“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的经验，认为“都会之地，学校既多，又必建楼藏书，资人入观”。他于光绪三十年（1904）发表于《申报》的《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文》倡言：“英、法、俄、德诸国收藏书籍之馆，均不下数百处。伦敦博物院之书楼，藏书之富，甲于环球。一切有用之图书报章，亦均分门藏弆，阅书者通年至十余万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以旧幕府之红叶山文库、昌平学文库初移为浅草文库，后集诸藩学校书，网罗内外物品，皆移之上野公园，称图书馆，听任众庶观览。其余官私书籍馆亦数十处，藏书皆数十万卷。一时文学蒸蒸日上，国势日强，良有以也。”徐树兰针对当时官府藏书深扃、私人藏书楼秘而不宣的状况，创建了“古越藏书楼”，“一曰存古，一曰开新”，将家藏书籍和为建书楼而新购置的译本、标本、报章全部捐入，并仿照外国图书馆章程制定了《古越藏书楼章程》，共7章30节，包括书楼名称、办楼宗旨、藏书规程、管理规程、阅书规程、杂规、附则等，“与学堂相辅而行”，为“购书既苦于无资，入学又格于定例”的好学之士提供了读书学习的机会。此外，书楼还为读者供应茶水、承办用膳等。

古越藏书楼是一座运用近代图书馆模式进行管理的藏书楼，体现了徐树兰开放的藏书思想，因其业务组织机构分工细密、规章制度完善，被国内外图书馆界一致认为是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家公共图书馆，是我国重大的文化创新，标志着私人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的转变。

6 结语

从藏书家私家珍藏到互借互抄，再到开放借阅、刊刻传播，藏书开放流通的思想不断兴起和普及，不仅使古代典籍得以更好地保存和流传，还促进了社会、文化、学术、教育的发展，推动了近代藏书文化的发展及近代公共图书馆的产生。

参考文献：

[1]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398.

[2] 袁咏秋，曾季光.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98.

[3] 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9-40.

[4] 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M].屠友祥，校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203.

[5] 袁咏秋，曾季光.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66.

[6] 耿相新.二十五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2051.

[7] 孙星衍.孙渊如先生全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25.

[8] 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59.

[9]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M].上海：上海书店，1983：368.

[10]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52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7-20.

[11] 王國维.观堂集林（外二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568.

[12]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66-267.

[13]  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37.

（编校：冯 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