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故事

王浩

小约瑟夫·罗宾内特·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Jr），昵称乔·拜登（Joe Biden），1942年11月20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城市斯克兰顿（Scranton）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约瑟夫·拜登从事石油生意，母亲叫玛丽·伊丽莎白，父母双方有着英、法、爱尔兰人血统。拜登先后毕业于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学与政治学双学士）及雪城大学（法律博士），是特拉华州的律师和政治家，民主党人，第47任美国副总统（2009～2017年）。

拜登于1972年当选为美国联邦参议员，当时是美国历史上排名第五的最年轻参议员，也是特拉华州在任时间最长的参议员（1973～2009年）。他曾于1988年、2008年兩度竞选总统均告失败，2008年、2012年成为奥巴马的竞选搭档。先后在国会参议院任职36年、在奥巴马政府任职八年的拜登于2019年4月25日宣布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这也是他第三次参选。2020年8月19日，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拜登为该党总统候选人。

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进入最为关键的“决赛”阶段，作为两位主角之一的拜登无疑正处在聚光灯下。鲜明的个人特质、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长期的从政经验，都使他的一言一行备受关注。而在当前美国政治愈发极化、社会更趋分裂以及疫情危机、经济衰退和种族矛盾交织叠加的特殊背景下，他被支持者们赋予了“为美国灵魂而战”的使命。那么，拜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有哪些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走近并了解他？

生活中的好人

不久前，拜登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安德森·库珀关于国内新冠疫情应对的采访，其间流露出超脱于政治的个人情感，令人印象深刻。当谈及那些在疫情中失去挚爱的人们的痛苦时，拜登公开了个人手机号码，以便于这些幸存者联系他，并说：“我很愿意跟他们沟通，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一直在这里，为他们的遭遇感到难过。”

拜登的善良及对弱者的同理心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联。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探寻他和家人之间的故事，就会明白他面对镜头时的情感流露并非政治做秀。在家庭生活中，拜登不仅是个有担当的丈夫，更是一位有责任感的父亲和慈爱的祖父。1966年，24岁的拜登与内利亚·亨特结婚，后来育有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然而，幸福的家庭生活仅持续数年便生变故：1972年底，就在拜登刚刚当选为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时，一场车祸击中了他的家庭，妻子亨特与女儿不幸离世，两个儿子身受重伤。这一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使得拜登一度想到以跳河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不止一次想过这么做，但我的两个儿子救了我”，拜登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露出面对妻女离世、儿子重伤时的内心痛苦和挣扎。

最终，为人之父的责任感使他重新振作起来：1973年1月，拜登在儿子的病房里宣誓就任联邦参议员。在此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他一边努力工作，一边独自承担起照料两个儿子的重任——每天乘火车往返于工作地华盛顿与家庭所在地特拉华州威明顿之间，来回路程300多公里、时长近四个小时，风雨无阻。这一通勤方式甚至贯穿了拜登的整个参议员生涯，几十年如一日，而每一次这样的旅程都凝结着父亲对儿子的爱。

2013年，拜登的长子博·拜登不幸罹患脑癌，两年后离世，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又添新伤。再一次经历至亲生离死别的痛苦后，拜登仍然坚强地挺了过来。拜登对家庭毫无保留的付出和强烈的责任感不仅体现在为夫为父的担当上，还蕴含在对孙辈的关爱和寄托中。一直以来，长孙女纳奥米都被拜登视为掌上明珠。2011年拜登作为副总统访华时，陪伴他左右的就是纳奥米。“纳奥米”这个名字是拜登给孙女起的，而拜登因车祸离世的女儿就叫纳奥米。长孙女纳奥米没有辜负拜登的期许，她热衷于公共事务，成为美国媒体眼中的“政治女孩”。

政治家拜登

美国公众对作为政治家的拜登最为熟知。无论是从参议员到副总统的亮眼政治履历，还是经常在公共场合发表出格言论的“大嘴”形象，拜登向来不缺乏来自公众和舆论的关注。然而要想深入了解他的政治性格，恐怕还是要将其40多年的公职生涯作一梳理，从其中一些片段中寻求解锁人物个性密码。

首先是拜登在国会参议院工作的三个“十年”，先后涉足军控、司法、外交领域。拜登在外交领域的长袖善舞得益于其在20世纪70年代刚当选联邦参议员时便进入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当时他重点关注美苏军控谈判问题。1979年，37岁的拜登代表美国参议院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协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修改问题，由此声名鹊起。

20世纪80年代初，拜登进入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新的岗位上，他于1984年推动国会通过《全面控制犯罪法》，这一法案成为其整个参议员生涯中最为重要的立法成绩之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拜登萌生了竞选总统的念头。1987年，45岁的拜登出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要职。如果说拜登参议员生涯的第一个十年是聚焦军控议题，那么第二个十年则聚焦司法问题。期间，拜登分别于1987年和1991年主持过两次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任命的听证会，还主导制定了多项联邦犯罪法律，如著名的1994年《暴力犯罪控制法》（也被称为“拜登犯罪法”）和《妇女受暴防治法》等。

到了20世纪90年代，拜登重返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并于2001年当选该委员会主席。在外交领域的长期磨练使得拜登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有过密切接触，他也由此成为一名坚定的自由国际主义者。与此同时，拜登在重大外交政策领域富有争议的行为也成为其政敌对他发起攻击的靶子。例如，拜登在9.11事件后投票支持小布什政府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又称这是一个“错误”，并于2006年彻底转变了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明确反对伊拉克战争。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使一部分美国民众对他在政治上的可靠性和连贯性存在疑虑。

回顾拜登36年的参议员生涯，还有一点颇值得提及，那就是，他在国会以经常发表冗长和即兴讲话而闻名。有传闻称，当时同为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的奥巴马在听拜登的一场冗长演讲时，忍无可忍地给助手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开枪，打我，现在”。

接着便是从副总统到总统候选人的历程。拜登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在2008年大选时发生了一次显著的提升。从2007年初宣布参选到2008年初退选，拜登不仅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实现总统梦的重要机会，也为他成为奥巴马的竞选搭档铺就了台阶。得益于在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面的丰富政治经验，拜登被视为对缺乏相关经验的奥巴马的有力补充。2009年1月20日，拜登正式宣誓就任第47任美国副总统。在担任副总统的八年里，他与奥巴马密切配合，在各个方面尤其是他擅长的外交领域低调而富有成效地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拜登在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后担任奥巴马政府对乌克兰等东欧国家的“最高级别特使”，在处理乌克兰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奥巴马这样形容拜登：“他就像一支篮球队的后卫一样，尽管最终得分表上没有他的名字，但却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

在经历了长期的参议员和副总统职业历练并两度参加大选却止步于党内初选后，77岁的拜登终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成为2020年美国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距离白宫只有一步之遥了。他参选后，一直保持着相对于特朗普的综合民调领先优势，这种优势甚至在几个摇摆州也正变得明显起来。这一次，他的竞选理念是“（把美国）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其政策主张融合了进步主义与温和自由主义，抛出了提升最低工资、促进种族平等、保障全民医疗、做大做强工会和减免学生贷款等具有一定吸引力的竞选承诺。随着11月3日投票日的日益临近，拜登能否把民主党重新团结在一起，美国民众是否赋予他作为领导人弥合这个国家不断加深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趋势的机会，答案即将揭晓。

拜登与中国

“中美关系并非零和博弈，但中国是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这是2020年9月24日拜登作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的表态。在拜登看来，中美战略竞争的趋势虽已不可逆转，但双方仍处在一种既有竞争又开展合作的关系中，“新冷战”并非合适的政策选项。实际上，在担任副总统的八年时间里，拜登曾不止一次到访过中国，他与中国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并且成为在此期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可以说，拜登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既竞争又合作这一关系新常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近年来，美国国内精英层已经形成必须对华开展全方位的战略竞争的共识，对华关系上升为2020年美国大选的主要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对华“竞争性示强”似乎已成为两党候选人的有效竞选策略。那么，拜登一旦当选，美国的对华政策能否回归理性？拜登当前的一系列强硬表态是否只是竞选语言？或许我们可以从拜登与中国之间的故事中发现一些线索。

2001年，刚刚出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拜登将其海外首访地选在了中国。据其助手也是此访的组织者弗兰克·扬努齐回忆，拜登的最重要目标是同中国领导人探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拜登在会谈时一再强调，“美国欢迎一个繁荣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多年以后，这次外访活动被特朗普当作指责拜登“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外流和在贸易上依赖中国的始作俑者”的罪证。实际上，这个故事反映出拜登在贸易问题上一以贯之的立场，那就是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全球主义。自参选以来，拜登在各种场合表明了其排斥运用贸易战的方式解决中美经贸纠纷的态度，甚至曾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取消已加征的关税。拜登更看重美国同中国在规则制定权和经济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因此，如果拜登执政，中美以相互加征关税为特征的贸易战的烈度会下降，但双方基于规则和影响力的竞争不大可能减弱。

对拜登而言，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中美关系还意味着双方在不同层面和领域的议题上有着差异化的互动模式。正如拜登今年7月在美国 《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文章所指出的，两国在价值观和国际秩序层面的战略竞争不可避免，但在全球治理和热点问题应对方面的合作同样不可或缺。这或许就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所在。

从作为个体的“好人”拜登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诸多闪光点。从作为政治家的拜登身上，我们在回顾他丰富履历和诸多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了不少争议。从拜登与中国的故事里，则可以发现中美关系未来演化的可能线索。这就是讲述“拜登的故事”之意义所在。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的揭晓时刻渐行渐近，让我们来见证“拜登的故事”能否翻开新的篇章。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