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日本电影界二战反思

沈健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也是日本战败75周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了“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德仁天皇发表讲话说，“回顾过去，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深切祈祷战争灾祸不再重演”。

日本社会对二战的“反省”是否真诚、深刻，至今仍是个问题，这从日本的电影作品中可见一斑。这么多年来，日本电影界拍出的二战题材作品，不乏对战争创伤的再现和人性的挖掘，但也有人企图给军国主义分子涂抹“悲壮”和“英雄”色彩。

早在1953年，日本教师工会与导演新藤兼人合作，根据畅销书《原爆之子》拍摄出同名电影，再现了原子弹爆炸的惨状。但教师工会并不满意这部电影，又找到导演关川秀雄拍出了《广岛》。

《广岛》的故事由两个相互交织的部分组成：一部分讲述的是1953年，即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八年之后，患“辐射病”而饱受歧视和家破人亡的人们;另一部分则发生在灾难当日之前和之后，再现了当时政府的应变、军方的顽固和幸存者们的麻木无知。

《广岛》获得了很大成功，在日本启动了一系列“原爆电影”，比如市川昆的《缅甸的竖琴》、黑泽明的《活人的记录》《八个梦》、冈本喜八的《肉弹》、深作欣二的《飘舞的军旗下》、山田洋次的《小小的家》、熊井启的《望乡》，等等。几乎所有日本名导都拍摄过类似电影，“原爆”俨然成为政治正確的日本电影专属类型。

2015年二战结束 70周年之际，导演原田真人领衔创作了一部豪华阵容“献礼片”《日本最长的一天》。这部电影锁定在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这一天，讲述了政府和军方对于是否投降的绝然对立立场以及由此导致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铃木贯太郎首相领导的政府主降，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方则要“死战”。

原田真人用阿南惟几这个人物来浓缩这种对抗：阿南明知“军事已不可为”，但他毕竟是陆军最高统帅，必须在关键时刻防止军方顽固势力发动政变。阿南惟的犹豫、抉择直至最后切腹自尽成为贯穿全片的主轴。影片美化了天皇，将战争责任几乎全部推给军方，对战争的反思却十分模糊。电影公映后，在日本国内遭到批评，电影史学家四方田犬彦评价道：“原田导演让裕仁天皇登上银幕，但又遮蔽了本质问题，剥夺了观众批判地思考天皇历史角色的一次机会。”

相比院线电影，日本纪录片不乏真诚的反思之作。2001年，导演松井稔耗时两年多，自筹经费采访了14名当年的日本老兵，拍出三个多小时的纪录片《日本鬼子》，记录下老兵们“从人到鬼”再“从鬼到人”的痛苦经历。老兵们面对镜头勇敢表达了忏悔之情，展现了良知的苏醒。

2002年，我在东京见到松井导演，他向我赠送了这部纪录片在中国的播映权。松井告诉我，他因拍这部电影在日本遭到很多攻击，影片公映时发生过数起影院银幕被人用刀片割破的事件。

几乎同一时期，NHK记者、独立制片人海南友子女士以2003年8月发生在中国齐齐哈尔市的前日军化学武器芥子毒气泄漏事件为切入点，拍摄出纪录片《来自苦泪盈眶的大地》。2005年我在埼玉县川口市出席第二届东京国际数字电影节期间与海南友子相识，她邀我到她在东京的办公室观看了这部电影。她说：“一直以为那场战争在60年前就已结束，现在才明白战争造成的苦难远没有结束。”她认为，日本应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共同推进历史研究及教科书编纂工作，“目前是全球化时代，日本政府不应再坚持错误史观，而应努力寻求与东亚国家的共同历史认知。”

在日本制作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纪录片确实需要勇气，因为这类作品在日本很难被右翼势力掌控的主流市场接受。我在东京期间将这部影片的拷贝带到了中国驻日使馆，王毅大使观看后决定在使馆举办一场放映会，应邀前来观影的日本观众看后深感震惊，因为影片展示的一些活生生的事实对他们来说根本没听说过。

二战已经结束75年，战争阴霾仍笼罩地球。世界又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局当中，我想在这个时刻，不仅是日本电影界，整个世界都需要认真反思战争问题，始终铭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永远要大过发动战争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