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模式与路径：高职教育服务乡村产业化发展研究
——基于辽宁高职专业群视角的审视

闻万春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盘锦 124000)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我国推进“三农”工作改革、发展与创新的重大举措,是由精准对接、精准扶贫走向深度服务与全面振兴的迭代递进方式。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重点从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产业发展、乡村生态环境建设、繁荣乡村文化、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改善乡村民生等多个维度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总体方略。[1]高职院校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服务最为贴近和贡献最为直接的高校类型[2], 能够供给乡村振兴所需的人才、技术、文化、器物等要素,其职能属性、文化精神与要素特质决定了承担乡村振兴的责任与使命。乡村产业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面,本文尝试透过辽宁高职专业群的研究视角,利用专业群的差序格局与错位优势,探索高职教育服务乡村产业化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一、 辽宁高职专业群分布状态与服务乡村产业化发展的表征

从“专业”到“专业群”建设体现了我国高职教育近十几年来在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以满足高质量发展对于人才流、技术流诉求的理念调适与行为转变。随着政策演进从试点、普及到优化的建设历程,尤其是“特高”计划的全面实施,专业群建设成为了我国高职教育统筹内涵发展与社会服务的重要着力点,反映了从强调“就业率”转向注重“就业质量”、从“功利性”向“人本性”的理念衍变过程[3]。专业群建设秉持深化产教融合理念,根据产业结构与技术服务领域需求,设置与调整布局结构,通过优化与整合专业教学与实训资源,运行信息化、国际化、终身化、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方式[4],凝聚技术种类相近专业的发展合力。

辽宁高职专业群具有贴近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深厚的办学基础,逐渐累积特色专业群优势以及呈现出“归核化”的发展趋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市场需求的盲从、办学压力的释放以及历史矛盾的堆积等因素,使其依然难以摆脱专业设置多元化“浅泛性”的现状[5]。笔者以辽宁省2019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公示的43所高职高专院校为例,根据辽宁高职院校各专业群的现有在校生数量情况,列举出各专业群的权重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辽宁高职专业群权重分布表

由此可见,辽宁高职专业群建设植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深层土壤中,对于钢铁、能源、化工、机械、汽车、船舶等产业领域具有较强的服务能力。辽宁高职院校主要布局在城市中心或周边工业区,但其专业群亦有服务和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能力。当前,以工业文明著称的辽宁业已步入农业大省行列,粮食总产量由2010年的353亿斤增长至2019年的486亿斤,增幅达37.68%。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出台了《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要求通过机制创新、方式创新与科技注入,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实现生产要素、经营要素的优化组合,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转变,从顶层搭建了乡村产业体系建设的“四梁八柱”。在国家政策的驱动下,辽宁高职院校逐步加大了对乡村地区的扶持力度,服务形式日趋多样化,但高职专业群整体介入有限,服务乡村产业化发展的程度较低,厘清这一问题表征,有助于探寻高职专业群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之路。

其一,雾里看花：价值向度的扭曲与认知偏差。价值取向与价值选择是行为的主观认定、理性判断、情感体验、意志保证及其综合[6]。高职院校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向度直接影响服务效果与供给价值。一方面,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院校竞争的加剧,当前高职院校对于物质价值的追求大于公益属性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功利性甚至左右了高职院校的价值选择,这里的功利性也包括利于办学的发展价值。从整体上看,乡村地区的人才吸引力、经济回馈与效益价值十分有限,导致高职院校对此远而避之,非农业类专业群在社会服务面向上通常也忽略农村。一言以蔽之,直接的、功利的、有偿的、扭曲的价值向度导致高职院校在服务乡村振兴上望而却步。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容易囿于常态思维,将乡村振兴等同于农村农业现代化,权且以为是农业类学校或专业群的服务对象,忽视了不同专业群对于乡村产业化发展的支撑作用,反映出对乡村振兴的研究不足,造成认知领域的偏差。

其二,浅尝辄止：服务项目的浅层化与文化阙如。从辽宁高职专业群权重分布上看,农业类专业群所占比重较低,人才、技术、物质等要素有限,支撑乡村产业化发展的基础相对薄弱；从服务的现状上看,除农林类院校开展精准帮扶、职业培训外,鲜有呈现规模化、系统化的服务项目,干部下乡挂职锻炼、定点物资援助等零敲碎打的服务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乡村产业链条断裂与技术不足的问题,抛开功利因素不谈,背后的文化阙如现象也极其严重。不得不承认,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湮没了高校的乡村文化气息,办学的定位与服务面向一头扎进城市圈,形成了对城市文化的过度依附,反衬出办学的文化格局不高、文化境界缺失。辽宁是全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高职院校的人才流动、服务导向主要围绕城市周边的产业集群,高职院校似乎成了农村人口聚向城市的集散地,实践活动影响文化选择,乡村文化的缺失加剧侵蚀了服务乡村振兴的情怀与精神境界。

其三,各行其是：协同性与系统性的服务机制缺失。协同创新与资源整合是构建完善生态系统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时代,更加强调优势互补与有效合作,依赖于各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当前,辽宁高职专业群建设的重复性较高、特色尚不凸显,各专业群在质量提升、改革发展乃至社会服务过程中呈现出更多的是竞争关系,为竞逐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以及人才资源,相互设防、各行其是的态势严重,导致辽宁高职院校协同服务乡村振兴的机制缺失,相同专业群之间的系统性不足,不同专业群之间的融合性不够。正如有学者认为：“学科的本质是知识体系,而知识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不同学科之间并非截然分立,知识的生产往往需要不同学科、不同组织的协同。”[7]高职专业群交叉碰撞产生的知识与技能,恰恰是完善乡村产业链条,补充产业发展技术短板、人才短板的重要资源。

二、 辽宁高职专业群服务乡村产业化发展的模式

随着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战略的实施,辽宁乡村地区得到了飞速发展,乡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显著提高,农业生产由个体手工劳作逐步向一定规模的机械化生产过渡,伴随的是农村经营体制的变革与农产品供给能力的大幅提升,同时各种现代化元素也助力农村二、三产业迅猛发展。但仍需清醒地认识到,辽宁乡村地区的产业基础依然十分薄弱,农业产业链、服务链、技术链与价值链不完善,规模化、聚集化程度以及技术装备水平较低,农村劳动力的数量日渐缩减且技术转化能力十分有限,支撑现代农业的二、三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县域经济水平占全省的生产总值比重较低[8]。因此,辽宁乡村产业化发展更加需要资本的注入,技术、人才、市场的支持,生产、经营、管理模式的变革,以及农民技术、文化水平的提升乃至职业角色的转变。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辽宁乡村产业将进一步向规模化、融合化、多样化、标准化、品牌化与生态化的方向发展,即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体系、多业态的融合发展机制、多样化的产业经营方式、标准化的生产与管理模式、品牌化的特色产品形式、生态化的绿色发展要求,致力于构建以农业产业为核心,三大产业协同互动、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高职专业群服务社会的职能要求、职业导向性的本质属性、专业对接产业的基本要求以及集群成链的资源整合能力,赋予了其服务乡村产业化发展的天然条件。辽宁高职专业群种类齐全、基础雄厚,契合乡村产业化发展的需求向度,通过建立有效的服务模式,对于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乡村地区三大产业的融合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 “点对点”“手拉手”式的精准帮扶模式

精准帮扶是面向贫困地区、贫困用户以及特色地区、品牌产业,集中力量进行全方位、多元化与针对性的服务方式。乡村振兴是以县域为单位的全面振兴,包括县城、集镇与村庄的一体化发展。高职专业群实施精准帮扶主要针对县、乡(镇)、村地区急需资源聚集的个体或项目提供专业人才、技术与器物,加快乡村产业化发展进程。

1. 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供给

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前提,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永续动力,两者在内在逻辑上相互衔接与融合。“精准脱贫志在脱贫,乡村振兴志在致富,其目标比精准脱贫更深远。”[9]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是,刚被“摘帽”的农村人口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发展问题,距离“致富”仍有很大差距,尤其面对辽宁东部、西北部的15个重点贫困县,高职专业群可进行“点对点”的精准帮扶,实施可持续性供给。一是高职院校以专业为单位招收精准帮扶地区的贫困家庭子女免费入学,并给予奖助学金制度倾斜,避免贫困代际传递,同时引导其返乡就业创业,反哺家乡经济发展。二是高职专业群可分类别对帮扶地区的贫困人口开展公益培训,使贫困群众掌握一技之长,投身乡村经济建设。

2. 集中力量帮扶特色示范区建设

2019年,辽宁省政府印发《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创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乡镇80个、特色村240个,培育休闲农庄、农家乐等各类经营主体1.35万个。”[10]因此,辽宁高职专业群在服务面向上要符合“以点带面”“创品牌”“造龙头”的发展理路,采取“手拉手”帮扶特色乡镇、特色村或定点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农业品牌建设单位,以及联合共建的“飞地经济”园区,根据产业链条的需求信息,提供配套的专业技术、专业人才、发展理念与经营方式,开展职业培训、技术孵化、决策咨询服务,形成辽宁乡村地区的产业化集群优势,惠及与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二) 服务乡村振兴主体的“三转变”帮扶模式

乡村产业化从根本上是要解决乡村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它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致力于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因此,实现乡村产业的集群化、链条化、体系化,获取产业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动力,关键在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价值产出能力与创造力。据统计,2019年辽宁省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8.11%[11],位列全国第七位,这表明辽宁乡村地区的劳动力人口相对有限且呈递减态势,因此促进农民在乡村产业化发展中的观念、价值与角色转变是高职专业群的重要服务面向。不同于精准扶贫,“三转变”模式更加体现高职专业群对于农民群体的全口径帮扶,具有更加广泛的服务范畴。

1. 观念转变：思想传递与文化渗透

高职院校具有文化传递与传承的社会职能,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成了更新与转变农民思想观念、提升农民文化素养的重要智库。当前,农民存在生产与经营观念滞后、创新发展意识薄弱等群体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传统个体农业思维固化、土地个人本位、角色认知僵化,已无法满足当前农业产业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多种方式经营与多样化产业结构布局对于农民向更加职业化以及职业角色转变的现实需求。因此,观念转变是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是价值转变与角色转变的基础。高职院校依托管理类、财经类专业群,通过知识讲座、文化大讲堂等方式,向农民传递乡村产业化发展的新思想、新观念,同时选派管理人员下乡挂职锻炼,细丝入扣地渗透先进文化,促进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

2. 价值转变：技术下乡与文化教育

随着农村劳动人口的减少以及农村环境的变化,传统农民个体劳作的单一价值向度亟待转变为多元价值向度,“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时代背景下,要培育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12]。高职院校通过器物与技术支持,有助于实现农民价值向度的转变。一是基于不同的专业群,在满足办学需求之外,向乡村地区捐赠发展所需设施设备,如捐赠计算机以便农民进行远程学习或实现不同产业的线上操作。二是派遣专业技术顾问,定期下乡提供技术援助,同时成立技术研发团队,共同开发合作项目,基于乡村产业化发展需求进行协同创新。三是广泛开展文化教育,依托以形势政策、乡土文化、基础常识等为主题的宣讲活动和多种形式的艺术表演活动,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与价值感,逐渐产生价值转变的行动自觉与内在驱动力。

3. 角色转变：创新创业与职业培训

乡村振兴不仅是农业产业的兴旺,而且是实现乡村三产融合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与价值链条。因此,除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外,更加需要留守人员投身于乡村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积极进行角色转变。在此背景下,辽宁高职专业群的多样化优势与服务潜力尽显无遗。一是植入创新创业教育,结合自身专业群优势,向农民传授创业理念、管理模式、营销策略,有效跟踪与辅助农民创业,丰富乡村地区的产业形式。二是向农民提供就业指导,有效实现角色转变,提高农村人口的岗位就业能力。三是基于不同专业群的分布状态,开办多类别的职业培训班,结合差异化的产业需求向度,实施批量化的再就业培训或岗位培训,并不断探索网络视频培训等新方式。

(三) 深化产教融合服务乡镇企业模式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办学的有效路径,通过与乡镇企业紧密合作,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凝聚乡村产业化集群优势,促进乡村三产融合共进,增强产业聚合能力,围绕现代农业形成多种业态的结构布局。

1. 人才供给：建立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

“引企入乡”是乡村产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农业产业规模化、工业“飞地运动”、乡村新型服务业培植,都需要大量企业入驻,高职院校所培育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恰好是乡镇企业紧缺的重要人力资源。在国家政策引领下,辽宁高职院校基于不同的专业群,同乡镇企业建立不同层次的校企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一是低级层次合作,即高职院校安排对口专业学生参与乡镇企业实习,并根据双方意向灵活就业。二是中级层次合作,即高职院校同乡镇企业签订现代学徒制协议,实行人才共育、专业共建、师资交流,促使高职专业群参与、融入乡镇企业发展,通过订单培养定向供给乡镇企业的用工需求。三是高级层次合作,即利用政府、行业协会、职教集团等平台,制定不同乡镇企业对于同一专业人才的需求标准,科学凝练高职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在现代学徒制的框架下,有效分配技术技能人才对口就业,助力乡村产业化发展。

2. 员工培训：技术锻造与文化养成并重

乡镇企业具有多种举办形式与行业门类,核心是围绕“三农”搞活办好乡村市场经济,农民既是乡镇企业的参与者,也是市场资料的消费者。当前,乡镇企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能够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也需要面向社会招聘管理人员、技术工人,不同于对农民个体的职业培训,高职院校以专业群为依托,对乡镇企业员工进行岗位培训是服务乡村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一是定向培训,高职院校针对乡镇企业员工的技能需求,定制培训方案,以最快速度、最高效率满足企业刚性需求。二是打造数字化专业教学与培训资源库,推行“互联网+培训”模式,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送培训上门”。三是发挥管理类、财经类专业群优势,开展管理、经营以及专业文化等模块的普适性培训,提升乡镇企业职工的文化素养。

3. 技术支持：共建技术服务与研发中心

高职院校积淀的技术与设备优势是乡镇企业提质增效的有力推手,因此要努力促进高职院校的师资、技术、设备等要素与乡镇企业的生产实践相结合,共建技术研发中心,负责技术研发、技术咨询与技能鉴定,解决乡镇企业发展中面临的技术难题,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高职院校要面向乡村产业化发展搭建多种形式的服务平台,如成立乡村振兴学院,作为统筹校内资源进行定向服务的载体,建立战略规划与策略研究智库,积极为乡村振兴建言献策,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四) 高职专业群协同联动服务模式

乡村振兴通常以县域为基本单位,但就高职专业群对接乡村产业化的向度而言,则需扩大服务范畴,模糊县域边界,将乡村振兴战略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因此,基于当前农业类专业群相对短缺、专业群总体分布不均的态势,辽宁高职院校亟需利用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平台,构建专业群协同联动的服务模式,按需对口支持乡村产业化发展。

1. 以政府平台为依托的服务行为

政府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动力之源,也是牵引高职院校服务乡村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推手。政府具有聚合职业教育资源、引领职业教育发展的能力,能够依靠强力的“有形手”作用搭建高职专业群协同联动服务乡村振兴的组织平台。首先,政府要根据辽宁乡村产业化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实际需要,有效构建高职专业群的服务分配与调度机制,在以沈阳为中心的辽中北地区、以大连为中心的辽中南地区和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地区,分别建立资源调度中心,统筹域内高职教育资源进行对口帮扶。其次,政府要将高职专业群对接乡村产业化发展工作纳入高职院校绩效考核平台,同时跟踪与监控服务过程,关注真实结果与文化效益。

2. 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服务行为

职教集团或行业协会是以某一个或某几个相关专业为单位成立的社会组织,它通过掌握单一向度的专业资源,为乡村产业化发展提供要素支持。首先,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服务行为更多体现的是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高职院校供给服务的公益性与强制力相对弱化,彰显的是以利益驱动为主的教育价值与经济价值在市场环境中的转换行为。其次,社会组组应积极打造“互联网+服务乡村振兴”的新模式,建立乡村产业信息资源库,成为高职专业群协同跨界服务乡村产业化发展的航向站。最后,基于高职专业群建立的行业协会要围绕乡村产业化发展建立符合实际的职业标准,成为专业群与产业群对接服务的参照系。

三、 基于服务乡村产业化发展的辽宁高职专业群建设路径

乡村产业逐渐精细化、特色化与现代化的发展趋向以及产业类型日趋完备的态势,为高职专业群提供了更大的服务空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辽宁乡村地区以现代农业为核心,农村金融、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技术装备、乡村旅游、文化教育、医疗服务等多种业态互促交融、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初见端倪,基于服务乡村产业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呈现出辽宁高职专业群的建设发展之道。

(一) 基于服务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的农业类专业群建设

就地域而言,辽宁农业发展呈现出东部林业、中西部种植业、西北部畜牧业、沿海地区渔业为主的产业布局,丰富的产业形式体现了辽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坚实基础。辽宁高职农业类专业群的占有率较低且较为分散,供给服务能力十分有限,具体到农林牧渔等各专业领域则更加捉襟见肘,无法有效实现全域范围内的精准靶向施策。因此,辽宁高职农业类专业群要把握农业类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缺口较大与有限的人才供给之间的矛盾,不断凝聚专业发展合力,把握农林牧渔四个专业方向,在省域范围内搭建大数据平台,率先实现信息传递与共享,连同农业类本科专业,合力打造辽宁乡村振兴的智库组织。在服务举措上,主要采取精准帮扶、线上培训、模式推广的方式,集中力量实现对重点地区、重点项目的集中帮扶,实现对不同区域农民的远程培训,实现有效模式的移植与推广,助力辽宁种养业规模化发展、畜禽健康养殖、渔业精细化培育、特色经济林和林下产业经济发展。

(二) 基于服务农机装备与技术创新的装备制造类专业群建设

“乡村振兴,装备先行,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3]农业机械化作为农村装备制造业的核心,亟需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辽宁是传统的制造业大省,产值份额较大的是交通运输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4],但从辽宁高职装备制造类专业群的服务面向上亦不难发现,注重城市工业轻农村装备的现象普遍存在。随着国家注重农村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辽宁高职装备制造类专业群要发挥规模大、分布广的优势,积极同农机制造企业合作,搭建技术研发平台,实现农业机械化技术创新,着力培养急需的农村装备制造类技术人才。同时,基于不同的装备制造类专业,要面向农村培养更多的技术维修、工业自动化、能源技术等专业人才,通过深化校企合作助力乡村工业发展。

(三) 基于服务乡村金融产业发展的财经类专业群建设

金融服务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是解决乡村产业发展资金供给不足与资产资源低效配置问题的重要方式。当前,辽宁存在农村信用体系不完善、金融产品种类缺失、金融服务精准度不高以及农民的金融意识、操作能力不足等问题,应加大对农村金融资本的注入,发挥龙头企业的产业链整合作用,引导资金精准介入,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实现农村资产资本化[15]。辽宁高职财经类专业群要发挥分布广泛的优势,重点服务政策性银行、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信贷公司、保险公司等,供给财经类技术技能人才,增强辽宁农村金融体系发展动力。面向乡村产业经营,搭建金融咨询服务平台,提供金融信贷、产权改革、股权经营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增强乡村产业化发展主体的金融意识,培育金融操作能力。

(四) 基于服务“互联网+产业集群”的电子信息类专业群建设

乡村产业化发展必须实现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改变产业生产与经营方式,加快农业产业及其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辽宁高职电子信息类专业群分布广泛,鉴于当前辽宁农村数字经济薄弱以及相关人才缺失的现状,有效的基础性支撑和技术扶持至关重要。一是电子信息设备的捐赠,提供互联网技术运用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载体支撑；二是互联网操作技术的普及,通过定向技术扶持、学生实习援助以及规模化培训等方式帮助农民掌握一定的操作技能；三是基于不同的业态需要,提供互联网技术支持,如扶持农村电商平台建设,实现全流程数据服务,大力发展智慧农场、数字旅游、数字医疗、远程教育等产业,加快乡村产业数字化进程；四是充分发挥信息智库作用,利用大数据平台、云计算技术对乡村产业经济发展进行大数据分析,为地方政府提供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施政依据。

(五) 基于服务乡村产业化发展方式注入的管理类专业群建设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乡村地区法治化与制度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其具有广阔的覆盖面,对于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因此,乡村治理成了乡村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执行科学化的管理方式,实现乡村产业的高效、序化发展。辽宁高职管理类专业群以物流管理、旅游管理、经济管理为主,在专业设置上相对分散,但其服务乡村产业化发展的作用不容小觑。对于物流管理专业,要大力支持农村物流行业的发展,实现冷链运输、智能仓储、精准配送等技术的注入,主攻乡村产业园区以及农产品基地的管理服务；对于旅游管理专业,要连同旅行社共同服务于乡村旅游事业,充分挖掘辽宁农村的稻作文化、乡土文明以及山林景观,捆绑周边重点景区实现一体化旅游。对于经济管理专业,要服务于乡村产业化管理与经营,重点扶持农产品生产与营销、林下经济以及改造农村小商业服务模式。

(六) 基于服务乡村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文化教育类专业群建设

辽宁高职文化教育类专业群具有较为庞大的量体规模与深厚的办学基础,尤其是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专业,对于发展薄弱的农村基础教育、充实高素质教师队伍大有裨益。基础教育不同于其他服务行业,对人才的选择既有居留地的制约,也有较高文化底蕴与知识素养的要求。辽宁高职文化教育类专业群要重点服务农村幼儿园和小学教育,通过组织培训与技术扶持,传递先进的办学理念；通过学生参与乡村学校实习,给予一定的人才支撑；通过学生归口生源地就业,实现人才的回流扶助。

(七) 基于服务乡村建筑风貌改观的建筑类专业群建设

乡村建筑是乡村风貌改观的核心要素。鉴于辽宁建筑行业在上游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困境,其部分业务逐渐向乡镇及农村转移,关注乡村第二、三产业建设、农民居住条件改善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成为契合国家战略、获取发展新空间的重要选择。当前,辽宁高职建筑类专业群处于发展低谷期,专业规模占比日趋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绿色建筑、BIM工具以及装配式建筑等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恰好契合乡村建筑行业的发展需求。由于辽宁高职建筑类专业群规模有限,可依托行业协会、职教集团等社会组织,为辽宁乡村民宿改建、工业基地与服务基地建设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持,集中服务乡村建筑企业以及乡村重点建筑项目。

(八) 基于服务乡村医疗与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医药护理类专业群建设

乡镇医院是农村人口医疗保障的主阵地,而其诊治技术与医疗条件有限、医护环境较差、医护人员不足的现状,同日益增长的对高水平医护条件需要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成为影响乡村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瓶颈之一,反映出辽宁农村医疗资源紧缺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辽宁高职医药护理类专业群具有服务乡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社会责任,但有限的专业规模与较低的市场吸引力,无疑成为服务乡村振兴的障碍。为此,辽宁高职医药护理类专业群要集中力量进行试点帮扶,采取医疗护理技术支持、护理人员培训以及学生生源地实习与就业等举措,同时深入农村开展健康大检查等志愿活动,对重点服务护理尤其是养老护理行业予以关注,支持农村养老院创新经营模式,构建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