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小说“他者”形象建构之解读
——以《台风》为例

张 淼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210024）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是在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1]长久以来，因为“西方中心主义”的主导，东方一直处在边缘的地位，在文学作品中也总是以“他者”的形象出现。杨乃乔曾在《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批判的学缘谱系追溯》中指出：“东方中国拥有五千年古老的历史，但是在走向国际文化舞台时却扮演着一个迟误的他者（other） 形象。”[2]作为古老帝国的子民，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指责“他者”形象的丑化和污化已无意义。追溯“他者”建构的历史，思考其背后的种种原因，才是防止极端民族主义，促进平等对话的价值所在。因此，本文选取康拉德小说《台风》，在梳理其“他者”形象建构的基础上，分析其所蕴含的思想内蕴，以期重新思考晚清时期，外国文学中的国人形象塑造及当时的思想基础。

康拉德1857 年生于波兰，1886 年加入英国国籍，曾经航行于世界各地，有二十余年的海上生活经验。他的海洋小说当中塑造了许多“异国形象”（他者），如《水仙号上的黑家伙》《黑暗的心脏》等。其中《台风》当中有大量对于中国人的描写，再现了19 世纪，帝国主义侵略下，处在边缘地位的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小说讲述了英国船只“南山号”在奉命运输二百名中国劳工回福州的过程中，船长麦克惠尔、大副朱可斯与其他船员同台风搏斗的故事。小说主要表现了船长的沉着、镇定，在他的带领下船员战胜了台风，而中国劳工则以“货物”的形象作为叙述中的陪衬。

一、 “他者” 形象的建构

（一） “他者” 之失声现象

《台风》中可以鲜明地看出相互对立的两种人，即英国人和中国人。仔细关照文本，可以发现，作者赋予了英国人说话的权力，而中国劳工的言说则被作者故意略去。如果对《台风》中的人物进行语言划分，不难看出，话语权力按照权力的等级可以分为：船长的决定性话语权——大副朱可斯的次要话语权——船员的生存话语权。可是，中国劳工的声音，无论在何情境中，都未能显现。其中，只有一段关于中国人的描述：“他伸出一只胳膊，嘴张得像个黑洞，喉咙中发出难以理解的呵斥声，似乎并不属于一种人类的语言，但激起了朱可斯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那是一只野兽在力求服别人。”[3]话语中，中国人就像一群沉默的受难者，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力。

（二） “他者” 之物化现象

对于“他者”形象最直白的描写，就是将中国劳工视作“物品”。此外，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小说中的“南山号”轮船为什么会遭遇台风。其实，这并非完全是天气的原因，大副朱可斯几次提醒船长，他们将遭遇不妙的天气，船长自己也觉察到此事。事实上，只要他们绕道航行，完全可以避免这场灾难。可是，船长却以因为绕道要花费更多的煤钱为由，拒绝了朱可斯的提议。在小说中，船长的核心任务就是送中国劳工回福州，至于他们安全与否，却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颇为有趣的逻辑链：台风来袭——中国人的价值不如煤钱——继续航行——遭遇台风。从这个层面来说，他们遭遇台风的真正原因是，船上劳工的价值问题。对于英国人而言，中国人是不能看作人的，甚至不如煤碳具有价值。

（三） “他者” 之影射现象

在小说中，中国劳工没有话语权力。对于他们的书写，都是通过英国人的语言和态度表现出来的。因此，这就涉及到间接描写的问题。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中国人的概述：“每一位天朝人都随身携带着他在世上的全部家私——一只四角包铜皮的木箱，上面的锁光啷带响。里面装着他们辛勤劳动攒下的积蓄：一些礼服，几柱线香，也许还有一点儿鸦片，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但有实用价值的破烂，并且密藏着一些银元。”[3]中国人视为珍宝的东西，在英国大副看来就如破烂一般，毫无价值。这不仅仅是对中国人财物的不屑，更暗含了对中国人价值观的否定。英国人强烈的主体意识，无时无刻不欺压着作为“他者”的中国人。此外，小说通过主线与复线的配合呈现出双重灾难。表面看来，船员只遭受了台风这一个自然灾害。而在暗线中，小说却呈现了一场人祸——中国人的混战。“他们所有的箱子都裂开了。可恶的钱在满地乱跳，于是他们头冲着地翻来滚去地抢钱——拼命地又抓又打。那儿简直成了小地狱了。”[3]他将中国人的混战看做灾难，实则是为了突出英国人的文明和中国劳工的野蛮，从而将“自我”与“他者”进行划分。

（四） 他者之套话使用

“辫子、黄皮肤、吸鸦片，没有生气”似乎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首先，辫子作为中国人的特色，在英国人看来是满含女性气质的。小说中，康拉德将梳着辫子的小伙子比作小姑娘，“另一个坐在桌子上的小伙子，膝盖高抬，脑袋斜垂，那副模样颇像个小姑娘，他正编着自己的发辫，整个人和他的手指的动作都表明他感到无限的倦怠。”[3]其次，中国人呈现的另一个特质是懒散和没有生气。黄色的皮肤而被看作是一种病态，“那些中国人横七竖八地躺在甲板上，他们消瘦的黄脸没有血色，活像肝炎病人。”[3]同时，吸食鸦片也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普遍形象指代。当中国人开始抽鸦片时，英国人认为那是一种可怕的行为，“浓烟从烟筒中困难地针扎出来，并没有散开，而是像一块极为可怕的阴云，铺在船上面，发出硫磺的气味。”[3]

二、 “他者” 形象的思想内蕴

在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殖民统治者的自傲，而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却饱受欺凌。他们在小说中的形象完全是透过英国人的眼睛所呈现出来的。因此，中国苦力的形象并非完全真实的，或多或少受到作者主体感情色彩的影响。可以说，这种主体感情色彩后面就包含着作家本人所接受的“刻板印象”。本文认为它的形成，主要是“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所致。

（一） 权力话语的建构

在权力的关系中，语言拥有了它独有的力量。处在中心地位的主体具有话语的建构权，而处在边缘地位的“他者”只有被解读的权利。这也是为什么小说中中国劳工处于失语状态的原因。他们正如“西伯利亚的冻土层，历时既久而又哑然无声。”[4]在权力话语的支配下，“他者”形象也就自然形成，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指出：“表述的外在性总是为了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所控制：如果东方能够表述自己，它一定会表述自己；既然它不能，就必须由别人担负这一职责，为了西方，也为了可怜的东方。”[5]东方人的形象按照一种“套话”的形式来塑造，“辫子”“黄皮肤”“没有生气”成为中国人的象征，他们被丑化、被物化，却没有反抗的发声权。

（二） 民族主义的建构

西方人将自己的民族视为优越的民族，而形成一种强大的民族想象。20 世纪以来，西方人不断地向外扩张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宗教渐渐失去了权威，人们对彼岸世界的需求转向对民族共同体的追求。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使得他们联系在一起，而形成一个统一的价值观，使得无数人为此前仆后继地奉献。这就带来了一种现象——民族的比较。我们常常以“我们的”的字眼来形容自己的民族，即安德森所说这是一种在“比较场域中的竞争”。《台风》中的船长可以不把中国劳工视为人，大副可以对劳工态度恶劣，可以鄙夷中国人的价值观。这些，都是建立在民族比较的基础上。“自我”与“他者”的建构正是在这种比较的优劣中产生的。

（三） 新规则和秩序的建立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5]西方人研究东方，并为东方人制造良好的秩序，来使其融入在自己的规则体系中，以便更好地控制。《台风》中的船长就像一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中国劳工被迫的上了这艘船，被迫受到种种规训。他们只可以住在放货物的中舱，当台风来袭，他们不可以出来寻求逃生的机会，只能静静忍受折磨，甚至成为牺牲品。正如柏林所说：“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往往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6]在《台风》当中，面对劳工的混战，船长以领导者自居，为他们建立秩序，从而制止混战。他先是将散落在船上的银元全部收归己有，然后根据自己制定的规则发放银元，以此，避免另一场争斗。作者在此，向我们暗示，船长以其先进的知识和高度的文明，解决了中国劳工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这正体现出西方人意识当中的知识优越性，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克罗莫所做的《现代埃及》中找到印证：“欧洲人是缜密的推理者；他对事实的陈述毫不含混；他是自然的逻辑学家，尽管他也许没有学过逻辑学。相反，东方人的大脑，就像其生动别致的街道一样，显然缺乏对称性。他的推理属于最不严谨的描述一类。”[5]西方人怀着对自我知识的肯定，去研究东方，从而形成有关东方的知识。这种有关东方的知识成为他们建立新秩序的基础。

知识带来了权力，而更多的权力，需要更多的知识，如此形成了资讯与控制的辩证关系。于是，更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研究东方。然而，“强者”的东方知识，创造了东方和东方世界。“东方主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强化的。事实上，在现代文明当中，规训以一种越来越隐秘的方式来完成对规训者的企图。这种规训是内藏砒霜的糖果，表面带有甜甜的诱惑，实质却暗藏致命的毒素。在《台风》当中，康拉德没有大量描写英国人对中国劳工的杀戮、略夺，而是描写船长对他们的同情。这种同情，就暗含着他以新秩序的角度去衡量中国人，从而实现更深的规训效果。

三、 “他者” 形象的真实性

（一） 非真实性

首先，康拉德受到先验知识的影响。西方对东方的研究由来已久，他们的研究基本建立在文本的阅读上。“一般而言，被研究的东方只是文本中的东方；东方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经由书籍和手稿。”[5]而这种建立在文本阅读上的东方想象并非真实。19 世纪，有一个典型的东方主义式的写作类型，其中不乏一些大家，如雨果、歌德、福楼拜。然而，“伴随着这类作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关于东方的自由弥散的神话，这一神化了的东方不仅源于对东方的当代看法与流行偏见，而且来源于维柯所说的民族幻想和学术幻想。”[5]康拉德正处在19 世纪中半叶至20 世纪初，他必定受到这些文学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一些关于中国人的既定印象。如《台风》中，直接用“辫子”“黄皮肤”“没有生气”来代指中国人，甚至认为中国人是“没有灵魂的”[3]又如，排他性的描写。人们对自己熟悉的地方称为‘我们的’，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称为‘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假设、联想和虚构似乎一股脑儿地堆到了自己领土之外不熟悉的地方。这都是以非我族类的负面思考方法，来找到集体的认同。如《台风》中英国人对于中国劳工价值观的否定；将中国劳工视为货物，或是直接与动物相比。康拉德通过这种丑化的方式，将异于英国人的中国人边缘化、妖魔化。

（二） 真实性

康拉德在《台风》中对中国人的描写，也并非是完全扭曲的，其中一些特性，正是中国人的真实形象。首先是中国人的保守性。如《台风》中描述“做七年的苦工，每人都带着樟木箱子”[3]中国人始终表现出极强的忍耐性，忍受船上的不公待遇，忍受着被安排、被分配的命运。其次是中国人的不团结性。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7]《台风》中对中国人在混乱中抢夺银元的内乱做了如下描述：“那一大堆高拥在左舷扭动的躯体，忽然脱离了船侧，不可奈何地挣扎着滚到右舷去，现是光脚丫的踩踏、拖动声和喉头深处的喊声，接着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闷的撞击声，叫喊声停止了”[3]康拉德认为这是一场灾难，如果没有制止，将会一直进行下去。中国人在面对自己的同胞时，往往抱着竞争的态度去牟利，很少有团结的意识。台风来袭，他们被关在船舱中，随时会失去生命。但在此种情况下，劳工们不去思索如何获得生机，而是争夺银元。康拉德说这是“蠢笨的劳工”，也并不无道理。此外，这些描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普遍状况。 虽然，《台风》没有标注故事发生的时间，但根据康拉德创作的时间推算，应该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国之前。那时，中国人大多留着辫子，因为吸食鸦片而精神萎靡。虽然不都是如康拉德所描述的状态，但却代表了那个时期一部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康拉德的“他者”建构，建立在他强大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之下。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由来已久，20 世纪70 年代后，陆陆续续产生了后殖民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东方试图从边缘走向中心。正如杨乃乔教授所说：“无论是后殖民批评、新殖民批评都是第三世界学者对西方世界经济与文化侵略的抵抗。”[2]如果说，我们已经基本探清了“他者”形象背后的思想，那么如何破除这些思想，在“他者”和“主体”之间建立一个平等的对话，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