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理雅及其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

□ 宋丽娟

费理雅（Lydia Mary Fay，1804—1878）为美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派往中国的传教士，自1851 年初抵达上海至1878年10 月逝于山东烟台，在华从事传教事工长达28 年。费理雅不仅参与了上海男子寄宿学校的教育和管理工作，而且是当时汉语水平较高的在华传教士之一，既编写了《旧约书前七卷问答》《中庸考义》等中文教材，又是《中日丛报》（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远 东杂志》（The Far East）、《传教使命》（The Spirit of Missions）等英文期刊的主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班昭传》《苏武传》《屈原传》等人物传记、《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中国小说译文。目前学术界关于费理雅的研究较少，仅有伊安·威尔切（Ian Welch）的《费理雅与圣公会在华事工》（“Lydia Mary Fay and the Episcopal Church Mission in China”）、①Ian Welch,“Lydia Mary Fay and the Episcopal Church Mission in China, ”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36, No. 1, pp. 33—37.林美玫的《19 世纪中国圣公会女性传教士：种族、性别和阶级对其工作的意义》（“The Episcopali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What Did Race, Gender and Class Mean to Their Work”）②Mei-mei Lin, “The Episcopali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What Did Race, Gender and Class Mean to Their Work,” Dong Hwa Journal of Humanistic Studies, No. 3, July 2001, pp. 133—188.与《妇女与差传：19 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③林美玫：《妇女与差传：19 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等。这些论著大多侧重费理雅作为女性传教士在传教事工中从传统女性所从事的辅助性工作到领导管理者的角色变化。本文则以费理雅其人其事为中心，试图探究费理雅在19 世纪中西文学文化交流中的主要成就，并还原其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及中国文学译介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费理雅与上海男子寄宿学校

费理雅，1804 年出生于佛蒙特州（Vermont）本宁顿（Bennington），在美国东北部纽约州奥尔巴尼市（Albany）接受教育，④关于费理的生平，参考了Lydia Rodman Church, “Miss Lydia Mary Fay,” The Far East, New Series, Vol. 1, July to December 1876, pp. 142—144; “Life of Lydia Mary Fay,” Gosley’s Book and Magazine 99, December, 1879, pp. 594—595; Welch, op. cit., pp. 33—37; William Bland Whitley and the Dictionary of Virginia Biography, “Lydia Mary Fay (ca. 1804—1878),” Encyclopedia Virginia, Virginia Foundation for the Humanities, 24 July, 2014.后迁至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Alexandria）；曾在圣公会教士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在此期间，费理雅成为圣公会教徒，并开启了从事教育事业的开端。1847 年，费理雅受邀出任米德韦女子学院（Midway Female Academy）校长，费理雅在这里初露锋芒，不仅负责学校的监管和教育工作，而且成功地将《圣经》纳入学校日常课程，将该校转变成一所宗教性学校。长年的家庭教师生涯和担任米德韦女子学院校长的经历，培养了费理雅与孩子们天然的亲密关系，并塑造了她坚韧的性格和果敢的决断力，这无疑为费理雅参加圣公会在中国的差传，特别是其在上海寄宿男子学校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费理雅于1851 年初抵达上海，随即参与男子寄宿学校（Episcopal Boy’s Boarding School）的工作。上海男子寄宿学校由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主教创办，学校共有40 位寄宿男孩。费理雅亲切地将他们称为“我的孩子们”（my boys），孩子们则称呼费理雅为“费姑娘”（Fee-Koo-Niang）。男子寄宿学校的课程包括阅读、拼写、写作、地理、神学、《圣经》阅读和翻译以及系统的汉语课程等。费理雅不仅出任教师，亦负责裁置、缝补衣服，看顾生病的孩子等工作，同时还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在费理雅写给文惠廉主教的报告中，按时间顺序记录了自1855 年8 月25 日 至 同 年11 月3 日 及1857 年7月6 日至同月29 日的日常工作。①Lydia Mary Fay, “Missionary Work of Female Assistants in China No. III. Journal of Miss Fay, from August 25th to November 5th,” The Spirit of Missions, Vol. 21, 1856, pp. 225—234；Lydia Mary Fay “Missionary Work of Female Assistants in China. Journal of Miss Fay,” The Spirit of Missions, Vol. 22, 1857, pp. 279—288.如：

9 月6 日。例行的早班日程结束后，学生们开始上英语课。我则致力于汉语学习，开始《尚书》（Shoo-King or Historical Classic）的学习，麦都思博士（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曾将《尚书》翻译成英文，但他认为中国老师并不真正熟悉和理解《尚书》。因《尚书》被列入我们学校的课程之中，我急于在大孩子们开始学习前阅读《尚书》，以便能更好地判断孩子们的进展，并将中国老师的讲解和麦都思的英译本以及老德金先生（M. de Guignes，1721—1800）的法译本进行比较。②Fay, op. cit., Vol. 21, p. 227.

9 月29 日。文惠廉主教参观中文一班，聆听学生们背诵《孟子》《诗经》《尚书》，并阅读《论语》，且将课文和注释译为上海方言。③Ibid., p. 230.

费理雅夜以继日地工作，勤勉不懈地持守着学校的教育管理事业，直至1876 年上海男子寄宿学校改为度恩学院（Duane Hall），她在男子寄宿学校度过了26 个春秋。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圣经》，费理雅勤于学习上海方言，不仅用上海方言编写了《旧约书前七卷问答》《旧约书后三十二卷问答》等教材，④Ludia Mary Fay, ed., “A List of Translations and Work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by Members of the China Mission,” The Church in China, Vol. 3, No. 8, 1896, pp. 107—112.成为当地传教士中掌握上海方言的翘楚，而且为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一书编写了上海方言发音索引，又负责全书的校改工作。⑤S. Wells Williams, “Preface,”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4, P. ix.同时，如上文费理雅报告所言，《孟子》《诗经》《尚书》《论语》等中国经典被纳入男子寄宿学校的日常课程。为了更好地教导孩子们学习这些经典，费理雅致力于儒家经典的阅读和研究，还用汉语撰写了《大学考义》与《中庸考义》，并于1874 年在上海出版。费理雅在投身男子寄宿学校教育事业的同时，亦成为彼时汉学家中的佼佼者。⑥“A List of Translations and Work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by Members of the China Mission,” pp. 107—112.

此外，1861 年爆发的美国内战造成了圣公会资金短缺，导致上海男子寄宿学校一度难以为继。在这期间，费理雅从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募捐基金，有效保障了男子寄宿学校工作的持续开展和正常运行。1876 年男子寄宿学校改为度恩学院后，11 月8 日圣公会传教士在费理雅位于虹口的家中召开集会。这次集会不仅是恭贺费理雅在中国工作26 年的庆典，而且亦是度恩学院的开幕典礼。①Charles Henry Butcher, “Duane Hall,” The Spirit of Missions, Vol. 42, 1877, pp. 84—87.之后，费理雅继续在度恩学院工作。1878 年，由于身体原因，费理雅赴烟台疗养，同年10 月病逝于斯地。度恩学院后并入圣约翰大学（St. John College），成为晚清闻名一时的高等学府。以费理雅为代表的圣公会传教士重视中国的教育事业甚于个人对基督教的皈依，将教育作为增强个人能力和传输道德以及社会责任的最佳手段。无疑费理雅在作为圣约翰大学前身的度恩学院的草创时期以及在男子寄宿学校的教育和管理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费理雅笔下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

在投身上海男子寄宿学校的教育和管理工作过程中，费理雅对中国历史文学产生了浓厚的爱好，特别对汉代历史人物尤感兴趣。费理雅认为汉代的圣贤、诗人、雄辩家虽不如夏、周、唐、宋，但汉代是英雄、勇士及才女辈出的朝代。她先后在《中日丛报》上发表了《班昭传》（“Takoo—A Chinese Lady of the Second Century”）、《班超传》（“Pan-chau, of the Han Dynasty—The Hero of Thibet”）、《 苏 武 传》（“Su-wu—The Faithful Ambassador to Tartary”）、《司 马 迁 传》（“SZ-MA TSIEN—The Historian, the Distinguished Writer of the Han Dynasty, B. C. 145”）、《董贤传》（“Tung- hien—The Favorite of Gai-wang of the Han Dynasty”）、《屈原传》（“Memoir of Kiüh-Yuen”）、《赵娥传》（“Memoir of Chau-woo”）等历史人物为主的系列传记。

《班昭传》刊载于《中日丛报》1864 年第2卷第14 期第51—54 页，直译为《大家，公元二世纪的中国奇女子》。这则传记的史实依据为《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费理雅指出班昭与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nenalis，55—约127）及希腊文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 46—120）大抵为同时代的人，主要活动于东汉和帝时期（79—105），是德才兼备的汉代奇女子，不仅其所撰写的《女诫》垂典后世，而且续写了《汉书》，完成了其兄班固的未竟之愿。

《班超传》②班超为东汉扶风郡平陵县（今陕西咸阳）人士，曾奉命出使西域，抗击匈奴，是收复西域的英雄。刊载于《中日丛报》1864 年第2卷第15 期第98—100 页。费理雅视班超为东汉最著名的勇士。这则传记的史实主要依据《后汉书·班梁列传》，重点截取班超出使西域，并与鄯善王较量的情节进行描述。

《苏武传》刊载于《中日丛报》1864 年第2卷第16 期第144—150 页，直译为《苏武，出使鞑靼的忠诚使者》，其史实主要来源于《汉书·李广苏建传》。与《班超传》相比，费理雅对苏武倾注了更多的孺慕之情，描写也更为曲折生动。

《司马迁传》刊载于《中日丛报》1865 年第3卷第16 期第14—16 页，直译为《司马迁，公元前145 年汉代杰出的史家和学者》，主要根据《汉书·司马迁传》撰写而成。费理雅认为司马迁是汉代最著名的学者和史家，传记突出了司马迁的杰出才能和良善品质。

《董贤传》刊载于《中日丛报》1865 年第3 卷第20 期第101—105 页，直译为《董贤，汉哀帝的宠臣》，其史实主要依据《汉书·佞幸传》。

《屈原传》刊载于《中日丛报》1864 年第3 卷第28 期第503—508 页，内容主要包括屈原遭谗被贬、逐出宫廷、屈原问卜、自沉汨罗江及端午节的来历等内容。其情节或依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并参考了屈原之《离骚》。

《赵娥传》刊载于《中日丛报》1864 年第3卷第29 期第545—547 页。赵娥的故事见于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及范晔《后汉书》。费理雅的《赵娥传》基本符合史实，描述了赵娥为父兄报仇的故事。

费理雅是较早在英语世界对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进行译介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如费理雅的《董贤传》不仅介绍了“断袖之癖”的含义和来历，还杜撰了董贤恳请哀帝亲临其府邸，哀帝对董贤有求必应，董贤因之恃宠而骄，进而枉自矫诏，觊觎帝位等情节，将汉哀帝和董贤之间的龙阳之好渲染得更加纷繁离奇，成为较早涉及中国历史文学中同性恋书写的汉学家。

费理雅的《屈原传》早于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ys，1822—1892）之《纪元前3 世纪的诗 歌——离 骚》（Le Li-sao, Poème du III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①Hervey de Saint-Denys, Le Li-sao, Poème du III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 Paris: Maisonneuve et cie., 1870.及庄延龄（Edward Haper Parker， 1849—1926）的《别之忧离——离骚》（“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 or Li Sao”）②E. H. Parker, “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 or Li Sao,” The China Review, Vol. 7, No. 5, 1879, pp. 309—313.，是目前所知最早向西方读者介绍屈原的文章。

费理雅的人物传记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译者的能动性，在翻译中做出了或多或少的改动。首先，或出于女子身份的自觉，或缘于对女子才能的尊崇，费理雅的系列人物传记并不以人物的年代为序，而以汉代声名最著的才女班昭开篇，其《班昭传》对班昭的生平介绍与《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史实基本相符，旨在突出班昭的才学和德行。但有意思的是，费理雅却在正史之外衍生出一段班昭善于教育儿子且方法得当的叙述。

班昭仅有一子，为教育儿子，她勤勉于学，进展颇著……。当儿子开始接受教育，班昭就每天花大量时间和他一起学习诗歌、哲学及当代典籍，仔细教导他日常生活的责任、古代圣贤的智慧。她既寓教于乐，又善于深入浅出，将充满张力的形而上学的精神应用地更加让人愉悦，而且坚持不懈，确保儿子真正掌握所学内容的风格和思想，能够攻克困难，且享受学习的乐趣。就这样，班昭帮助他增强精神力量，为后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班昭的儿子亦成为有名的学者，并成为哀帝朝一位官员的东床之选。。③Lydia Mary Fay, “Ta-koo—A Chinese Lady of the Second Century,”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Vol. 2, No. 14, pp. 51—52.

费理雅指出，班昭教育儿子通过不断的学习来增长学识，又在教育中善于将晦涩难懂的内容讲解得生动有趣，注重儿子对所学内容的真正理解和掌握，调动儿子学习的主动性，享受学习之趣。这段衍生文字无疑与费理雅的亲身经历相关，正是其在男子寄宿学校教导孩童阅读《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时所一贯秉持的做法。费理雅的《班昭记》中充满了对班昭的惺惺相惜之情，又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班昭传记阐发了自己的教育理念。

费理雅《屈原传》中“屈原问卜”的情节则以一系列排比整齐的问句，表达出屈原内心的忧郁和牢骚：

屈原问卜者曰：“我是否应该诚心诚意信守真理，抑或屈从别人的心意来往劳作？我是否应该默默无闻地耕作，抑或屈服、改变，追随权贵获得声名？我是否应该毫无掩饰地说真话或不惧死亡说不义的话？我是否应该随从权贵，生活奢靡？我是否应该昂首挺胸地坚持真理，抑或以奉承和违心的谄媚去安慰和取悦女人（我所冒犯的妃子）？我是否应该保持纯真不动摇的诚实，寻求自身的洁净？那些诡计多端的伎俩和占卜，我是否应该将芦苇比作木梁？我是否应该如骏马一样骄傲地奔驰，抑或如鸭子般随波逐流？我是否应该和鹰隼展翅飞翔，抑或和温顺的鸡鸭夺食？①Lydia Mary Fay, “Memoir of Kiüh-Yuen,”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Vol. 3, No. 29, p. 505.

这段文字未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亦与《离骚》中“问卜”的行文出入颇大，却较好地把握住屈原的精神实质和内心活动，切合《离骚》的艺术风格，以一连串的问句回环往复、声嘶力竭地诉说屈原精神上的困扰和内心的愤懑。

再次，费理雅的人物传记在情节内容上也有所改动。如《班超传》与史实出入颇多，其中西藏应为西域之误，又将鄯善王移花接木为西藏王，且将击杀匈奴使臣的情节改换为胁持西藏王等。同时，费理雅还不惜笔墨翔实描述了班超及其随者出使路途中的经历，如：

一日又一日， 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班超和使团人员时而行过中国东部富饶的平原，时而穿越肥沃的江河两岸，却更多地行走于寒冷荒芜的沙漠、崎岖险峻的山脉与冰雪覆盖的荒原。随者低声呢喃，思念舒适的家乡。他们晚上无片缕覆体，只有冰冷的岩石权充枕头，整天仅有干果或玉米充饥。但班超总是兴高采烈，充满希望。他扶持弱者，激励强者，精神从未动摇。“我们受命于‘天子’，”他常说，“不完成使命誓不罢休”。就这样欢呼着，班超带领使团克服了难以置信的艰难险阻，安全抵达西藏，并受到国王接见。②Lydia Mary Fay, “Pan-chau, of the Han Dynasty—The Hero of Thibet,”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Vol. 2, No. 15, p. 99.荒芜的沙漠，寒冷的荒原，崎岖的山栾，缺乏的食物，恶劣的居宿，加之对家乡的思念，费理雅的描述突出了班超使团途中的艰险，从而突显了班超超绝的意志力及其对使命的忠诚。作为出使队伍的核心人物，班超不惧险阻，有勇有谋，带领使团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作为圣公会遣往中国的传教士，费理雅同样担负着使命，也面临着诸多困难，班超的胆量和毅力无疑是最吸引费理雅的地方。费理雅千载之后与之共勉，以兹自励。

费理雅的《司马迁传》虽突出了司马迁的杰出才能和良善品质，却以小人妒才嫉能，设诡计使司马迁陷入囹圄代替了史实中“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③（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卷62，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的情节。费理雅又将“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④同上。改为司马迁出狱后辞官归乡， 三十年著成《史记》。而正是《史记》的行文风格受到历来中国文人的推崇，亦是费理雅看重之处。费理雅指出，时至今日《史记》仍被中国学者视作最优雅的古文典范，并从这部100 多卷的鸿篇巨著中，摘录而成《史记》六卷本，作为古文范本。甚至一些教会学校亦将《史记》列入必读书目，往往在研习“四书”“五经”之后，即教授《史记》，从中学习古文之法。或许亦是从阅读《史记》中受益，费理雅可以较好地阅读和理解古文，不仅能够胜任教授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而且常常受邀将古文翻译成英文，在上海发行的英文期刊上发表，如《远东杂志》主编 约 翰· 布 兰 克（John Reddie Black，1826—1880）曾请费理雅将《同治大婚典礼》的部分内容翻译成英文，题为“The Marriag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at Peking on the 16th October， 1872”，发表于《远东杂志》1877 年第3 卷。⑤Lydia Mary Fay, “The Marriag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at Peking on the 16th October, 1872,” The Far East, New Series, Vol. III, 1877, pp. 115—122.此外，费理雅的另一中国人物传记《赵娥传》，在故事的结尾杜撰了赵娥大仇得报后，与官员结成连理的情节。

赵娥在官员恳求下，接受赦免离开监狱。父亲的家产亦被返还，赵娥遂成为富有的继承人。得到原谅的官员向赵娥求婚，他们随即成婚。随着财富的失而复得，他们还获得了平和与幸福。赵娥全心投入温柔朴素的日常生活，给丈夫带来了极大的喜乐。①Lydia Mary Fay, “Memoir of Chau-woo,”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Vol. 3, No. 29, p. 547.

费理雅不仅为赵娥添加了婚姻和谐的大团圆结局，而且借助赵娥丈夫的视角，描摹出一幅赵娥的肖像图：“赵娥的丈夫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样子：赵娥右手握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刀，高高举过头顶；左手紧紧抓着仇人还在滴血的头颅。”②Ibid.清人金古良《无双谱》中附有赵娥绣像，费理雅或以之为参考而用文字绘成此像。③《南陵无双谱》乃清人金古良所绘，从汉至宋之间挑选了40 位名人绘制画像，有苏武、司马迁、董贤、班超、班昭、赵娥等绣像。费理雅或参阅过此书。《南陵无双谱》刊刻于康熙三十三年，在清代流传甚广，这些画像亦常见于清代瓷器。

我马上想到那个“卖银的”故事，白丽筠是用它来隐喻自己有过的经历呀，话说到这份儿上，我为白丽筠如此泼辣的坦白而感动。我也完全明白她所想要的礼物是何性质，就像她把一个“自由人”当作礼物送给我，她也是想向我索取一个此类的回报吧。虽然外界传闻把她说得很不堪，口碑极差，但是，就冲着她这份光明磊落的态度，我就格外高看她一眼。如果我理解得没错，大约是李老板把她玩腻了，打算把她转手嫁给别人。我做这个接二把的有点不光彩，但是白丽筠能抛开世俗名誉，做一个我行我素的人，我又有什么抛不开呢？

由上所述，费理雅的人物传记涵盖才女、使节、史家、佞臣、文人、列女等历史人物，虽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历史经典为依据，却不拘于正史，而是“因事生文”，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极力敷染，通过故事情节的增饰和心理细节的描写等，赋予传记浓厚的小说趣味。这与梅辉立（W. F. Mayers，1831—1878）的《读者指南》（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④W. F. Mayers, 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1874。梅辉立的《读者指南》中关于苏武、司马迁和屈原的人物介绍，全文亦在《中日丛报》连载。遵循史实的写法取径不同，费理雅笔下的人物传记具有更强的可读性，并借助英文期刊《中日丛报》这种19 世纪风行的新式媒介，将之在英语世界广泛传布。费理雅不仅是较早在英语世界对这些历史人物做较为系统介绍的西方传教士，亦是较早涉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中国历史典籍迻译的汉学家。

三、费理雅对中国俗文学的译介

费理雅在男子寄宿学校的教学及其日常阅读中，不仅关注《中庸》《大学》《史记》《汉书》等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亦对中国俗文学，特别是以白话文撰写的中国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曾从《今古奇观》选译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与《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两篇话本，译文刊载于《远东杂志》1877 年新系列第3 卷，显示出费理雅对中国俗文学的认识。

（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翻译

费理雅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译文省略了“管鲍之交”的入话，而直接翻译正话，题为：“The Broken Lute, or Friendship’s Last Offering,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分两次在《远东杂志》上连载。⑤Lydia Mary Fay, “The Broken Lute, or Friendship’s Last Offering,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The Far East, New Series, Vol. III, 1877, pp. 18—22, pp. 39—44.费理雅之所以选译《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主要出于两点：其一，该话本以详致的细节描写了中国士人对古琴的痴迷；其二，该故事还展现了隐士这一独特群体的生活、性格及其思维方式。因此，费理雅的译文首先围绕古琴，将俞伯牙和钟子期因古琴而谱就的千古高谊娓娓道来。如：“伯牙在船舱中，独坐无聊。命童子焚香炉内，‘待我抚琴一操。以遣情怀。’”⑥（明）抱瓮老人辑，顾学颉校注：《今古奇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352 页。英文：Yü-pìh-ya sat alone in his state-room wearily and thoughtfully musing upon the past. He called an attendant to bring his lute, and light the incense burner. Fay, op. cit., p. 19.费理雅不仅特别在此处添加注释，说明中国士人不焚香而不弹的习俗，而且不厌其烦地将古琴的起源及其“六忌” “七不弹” “八绝”等与古琴相关的艰深知识都翻译成英文。如：“何为八绝？总之，清奇幽雅，悲壮悠长。”⑦《今古奇观》，第352 页。英文：The eight auspicious moments when the lute is divine, are: 1st. —When one desires only to listen to the rich soft and clear sounds that compose the melody and harmony of pure music; 2nd. —In expressing the strange, deep mysteries of human life; 3rd. —The lonely silence of nature; 4th. —The graceful elegance and measured tones of classic poetry; 5th. —The wild and passionate cry of bitter grief, the wail of despair, the calmness of melancholy and of crushed hopes; 6th. —The sounds of public joy, of triumph and victory; 7th. —The low, sweet murmur of nature, and the far-off distant world; 8th. —“Andante and andantino,” reverie and “linked sweetness long drawn out” . Fay, op. cit., p. 21.译文将古琴“清、奇、幽、雅、悲、壮、悠、长”之“八绝”阐述地更为详细具体。费理雅通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小说译介管窥中国的传统器物文化，从而彰显了古琴对中国士人的魔力，古琴也因之成为传统高雅文化的典型代表。

另外，费理雅将钟子期视作隐士的代表人物，将他的仪表、学识及其面对晋国首相俞伯牙时不卑不亢的态度等相关内容都一一呈现于译文中。如：

神秘的樵夫应承了这不太客气的召唤，他头戴箬笠，身披草衣，手持尖担，腰插板斧，脚踏芒鞋……官舱内灯烛辉煌，樵夫毫无畏惧走到近前，仅行了同级间的常礼。灯光洒满向樵夫的青衣，船舱内的官员明显为樵夫未曾下跪行大礼而感到不快。①Fay, op. cit., pp. 19—20.

钟子期以“樵夫”的身份和装扮出现，其不卑不亢的态度起初曾引起俞伯牙的不满，但钟子期对古琴的精通终赢得俞伯牙的赏识并以知音相待。费理雅通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译介向英语读者展示了隐士这一中国独有的群体。这是一个已存在数世纪由退休的学者或官员构成的群体，他们分散于中国各地，通常居住在山口，洞穴或隐幽之地等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们放弃名利，自觉疏离宫廷与政治生涯，远离独裁统治者的专横、虚假与不公，在与世隔绝之地寻求庇护。隐士们过着简朴的生活，粗衣粝食，躬耕乐道，并把闲暇时间用于学习与冥想。费理雅笔下的《俞伯牙摔因谢知音》生动描摹了钟子期的隐士的生活。

（二）费理雅对《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迻译

费理雅《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译文亦省略了“朱买臣妻子自休”的入话，而着力将正话翻译成英文，题为“Recompense, or the Mandarin’s Vengeance,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刊 载 于《远东杂志》1877 年新系列圣诞月刊。②Lydia Mary Fay, “Recompense, or the Mandarin’s Vengeance,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The Far East, New Series, Vol. III, 1877, pp. 122—132.故事描写了乞丐团头金老大之女金玉奴与士人莫稽分分合合的婚姻故事。费理雅特别在注释中指出当时的丐帮在中国是一种合法的组织，有其首领，即团头，成员有上下级之别，有自己的行事规则和纪律。尽管如此，乞丐在中国仍被士人所鄙视。费理雅认为《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充分显示了士人和乞丐之间的敌对关系，而《远东杂志》的主编约翰·布兰克亦认为其戏剧化的故事情节恰好适合圣诞节的欢喜氛围，故将之编入圣诞月刊。

为了突出士人和乞丐之间的敌对关系，特别是士人对乞丐的鄙夷，费理雅在译文中增加了大量莫稽的心理描写，如莫稽得知金团头提亲的消息：

士子满脸喜悦地抬头望向来访者，但当他听闻：“她是金团头之女，祖宗相继做过团头！” 他的希望旋即破灭。沉默无语，他把头埋进书本，但心思不在书本，而是思忖自己的窘贫及衣食、书籍及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我为什么不能娶富有的美人？” 他自言自语道，“过安逸奢侈的生活，不畏世俗的鄙视，满足自己并享受神赐予的财富？”③Ibid., p. 123.

费理雅将莫稽从初闻喜讯的喜乐到得知玉奴为团头之女身份后的失望，再到因家贫而勉强婚配的不得已的心理变化刻画地真实细腻。这既为莫稽中举得官之后，因嫌弃妻子的身份而将之推入江中的情节发展作了铺垫，又为莫稽得与上官之女成亲时喜出望外的心理描写提供了可能。如：

巨大的财富和显赫的地位令他无比兴奋，忆起早年的生活，孩童和青年时期的茅屋和窘困以及他的第一次婚姻，他不禁怀疑现在的妻子能否拥有曾被他残酷谋杀的前妻美丽的面容和真诚的心灵。思及前妻落水，他吓得脸色发白，她挣扎的呻吟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骄傲地抬起头，向天地、岳父、岳母及亲戚们鞠躬……穿过那条短短的走廊，透过灯光和鲜红的帷幕，他认出了新房，抬起头，停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天堂怎么可以和这相比呢？甚至九天也不能赐予比这更大的幸福！地也不能觊觎。我还年轻，我拥有强壮的体魄，尊贵的地位，无穷的财富，美丽的妻子和无数可敬的朋友！”①“Recompense, or the Mandarin’s Vengeance,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p. 129.

金玉奴从团头之女到转运使（译文改为“抚台”）之女的身份转换，引起了莫稽前倨后恭的极大心理变化。而莫稽的前后变化恰恰表明了乞丐与士人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及士人对乞丐根深蒂固的蔑视。话本中的金玉奴正是因为乞丐女儿的身份遭到莫稽的薄情抛弃，而只有金玉奴获得高官义女的新社会地位时，才得以与莫稽再结连理。《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在分分离离的婚姻闹剧中真实地反映了士人与乞丐间的云泥之别及乞丐卑微沉沦的社会地位。

费理雅虽不是最早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翻译成英文的汉学家，但她的译文显示了明确的翻译目的和策略。她将小说视为了解中国人思想与行为特点的媒介，在遵循小说情节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心理或境况的细节描写，使小说更贴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另外，费理雅在《屈原传》中介绍端午节的来历与习俗时，还涉及《白蛇精记》（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这一小说，并简单介绍了《白蛇精记》的故事梗概，但费理雅认为这部中国流行小说反映的是佛教思想，而非中国的宗教信仰。

综上所述，费理雅将教书育人视为毕生的事业，积极投身于上海男子寄宿学校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为其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费理雅还致力于中国经典及历史小说文本翻译与推广。费理雅熟练掌握了古文、白话文及上海方言，不仅编撰了《旧约书前七卷问答》《大学考义》等汉语教材，而且撰写了《班昭传》《苏武传》《司马迁传》《屈原传》等系列人物传记，又翻译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中国小说。如此种种使得费理雅成为侨居地汉学家中的杰出代表，不仅受到卫三畏和约翰·布兰克的交口称赞，也得到了中国本土作家的首肯和称赞，如齐闻曾赞曰：

一位博学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位姓费的外国女士，她在虹口有一所学校。她是中年人，未婚，但面若桃杏，性洁如雪。她热爱汉语书籍，学者曾楚奎（Tsang Chu Kwei）是她的汉语老师。费理雅可以说流利的汉语，她已经掌握了音调与语音，天天学习《康熙词典》来增长学识。②“Life of Lydia Mary Fay,” Gosley’s Book and Magazine 99, December, 1879, p. 594.

作为功绩卓越的圣公会在华传教士，费理雅无疑对19 世纪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中西文学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