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人道、河东河西与多元一体

□ 任大援

这一期稿件完全是在“疫情”的背景下编辑完成的，但没有因为疫情而受到影响，实属幸运。理论人文学科有这个好处：一桌、一椅、一电脑、一网络而已，电子文献满足了大部分需要，基本不需要实验室、社会调查。我们感谢人类高科技带来的福祉。

然而，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学科如社会学、法律学、考古学等就没有这么幸运，自然学科中的工科亦是如此，疫情使它们的研究活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至于属于人类生活基础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衣食住行等问题，更不是一桌、一椅、一电脑、一网络所能解决的，疫情给人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当我们不得不“宅”在家中，才领悟到，人之于天，有所逃，有无所逃。于是乎，我们对诸如“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尊人抑天的说法，开始心存几分疑虑。当疫情汹涌而来之时，我们没有想到要立马消灭它——我们一下子也做不到。

历史上出现过这种情况：战国时期，诸侯们纵横捭阖，雄心勃勃地把历史大步推向前时，思想家荀子提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进而提出了“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的豪言。有人将之概括为“人定胜天”。然而当经历了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朝代更替和自然变迁后，千年之后的思想家刘禹锡就有别于荀子，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命题。他说道：“天之能，人故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其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灾疫使我们回顾历史，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让我们从天回到人。本期 “汉学一家言”栏目中刊登了张践先生关于文明生成与传播特点的文章，此文虽然用较多篇幅谈论中华文明的汇聚与辐射，但其着眼点落在了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增强各种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这是一个大题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也与汉学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化的影响遍及全球，甚至影响到世界文化的走向。因此在世纪之交时出现一种说法，认为到了21 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这种说法曾被形象地比喻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关于“河东河西”的这条民间谚语，本意是讲与黄河改道有关的边界问题，用黄河河道在时间条件下的空间变位来表达世事变化的盛衰无常，但将这样的观点运用到对东西方文化发展的观察上，则过多强调了对立与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此一来，在东西方文化发生冲突与碰撞时，就会出现所谓“零和游戏”的思维模式。

汉学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大航海技术使传教士来华成为可能。机智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一派采用“适应策略”进行传教，俯下身段精研中国经典，从而留下了16 世纪至18 世纪中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美好记忆。而当天主教差会内部的反对者坚持 “原教旨”，企图用“天学”改变中国，实现“中华归主”时，就发生了交流停滞的局面。汉学史上诸如此类的教训，不可不引以为鉴。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说过，“未来历史研究的趋势之一，可能是‘文化接触’，即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接受与转移”（《什么是文化史》）。在这种接触和影响中，宗教的传播、哲学思想的碰撞、科学技术的交流都发生了。这些也正是汉学需要关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汉学研究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历史研究。

在汉学这种历史研究中，和单纯的本土史或外国史研究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文化接触中作为沟通媒介的语言翻译交流。这成为汉学研究中绕不过去的门槛。本期栏目中，就设立了“中外语言接触”这个新栏目。

关于翻译的重要性，中国学者很早就有所认识。明代徐光启在给崇祯皇帝的上疏中说：“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本期中有几篇讨论翻译的文章，各有特色。卞建华的《汉学与翻译学研究的互促与并进——美国汉学家艾朗诺访谈录》是中国学者对曾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的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的一次专访。艾朗诺教授被问及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时，他的回答是“译无定法”。他还说，“最好的翻译是让读者在阅读时忘了自己是在读一篇译文”，“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就是一个不断相互妥协、相互折中的过程，要想达到和谐的境界，需要长期的学习、积累和磨合。”这是他的翻译经验总结。

另外一篇有关翻译的论文《陈荣捷与刘殿爵的〈老子〉英译本之争》，通过两位汉学家对同一部中国经典《老子》的翻译比较，指出了“学案式”翻译和以“大众传播”为目的的翻译所遵循的不同翻译原则以及对受众因素的考量，由此对翻译策略和翻译结果所带来的影响。这一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事实上，作者提到的两位汉学家中，其中一位是华裔汉学家，这种身份在翻译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许是潜移默化的，但却是不容忽视的。由此引申出华裔汉学家在汉学研究中的角色地位问题，或许也值得关注。

从汉学史的角度考察19 世纪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汉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着眼点： 第一，汉学研究开始进入大学的殿堂；第二，进入欧洲本土的中国文化，成为一些欧洲学者的思想资料，在欧洲近代思想变迁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三，随着西方列强侵华和新教传教士来华，西方外交官，甚至各种身份的人也参与到汉学研究中来。在本期论文中，对于后两个方面都有所涉及。这些新个案或许能给读者带来新思考。

关于第二方面，《弗·施莱格尔的中国观与18—19 世纪之交的欧洲汉学》一文在介绍19 世纪初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在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时，企图从来自亚洲的“东方精神”寻求思想资源的努力。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认为，启蒙运动过度强调理性，导致人的精神价值缺席；重建欧洲精神只能借助外来的影响，进行一场革命。施莱格尔并不是汉学家，但正是通过汉学研究带来的文化交流互动，中国文化参与到了欧洲思想史的进程中。这也是文明互鉴的一个案例。

在汉学研究方法上，现在不少作者都很关注大数据分析，包括电脑统计、数据库、语料库等，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例如本期《基于三大数据库对海外中国研究专著的调查与分析（2006—2016）》《从欧美三大图书采购平台看现当代中国文学英译本出版情况（2006—2016）》两篇文章都采用了欧美三大学术图书采购平台的书目数据展开研究。另有一篇论文《美国汉学家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人名翻译研究》则采用了平行语料库工具。这些在研究方法上的尝试，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乐观其成。

写于2020 年6 月2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