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思想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赵 鸣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海外汉学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其中，法国汉学因历史悠久且涵盖面广，备受关注。在法国汉学家队伍当中，有一位学者显得很特殊，他就是弗朗索瓦·朱利安(1)国内学者习惯称“于连”，而“朱利安”为François Jullien 本人确认的译名，2016 年至今大陆出版的译著均已改用这一新译名。本文在引用其他中文作者的文献时仍然保留原作标题中的“于连”，其他情况则一律改称“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

朱利安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拥有双重身份，既是哲学家，也是汉学家。在西方哲学陷入现代性危机的背景下，他提出一种新的策略：绕道中国，反思希腊。理由是中国古代思想不论从语言还是历史上看，都是唯一独立于西方文明以外的“异质体”，具有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所说的“不可归类的理论丰富性”，能够用来检视甚至推翻西方思想中任何重大的普世性规律。朱利安原本于巴黎高师攻读希腊哲学，在《原样》（Tel Quel）杂志代表团访华后，他来到中国留学，遂转向汉学研究，1979 年至今已发表30 多部探讨中西思想差异的论著，其写作特点是放弃传统和宏大的哲学概念，转而从理论话语的边缘术语出发，(2)朱利安在与阿兰·李比雄（Alain Le Pichon）的对话中，以“势”“平淡”“一致”“调节”等为例，来说明自己的意图正是要调用不在哲学语言范畴里的边缘术语，让这些看来无须多做解释、没有什么意义的词汇“开口说话”，“在使用的过程中使之外倾，表达或传递起初并没有表达的东西”。参见弗朗索瓦·于连、阿兰·李比雄：《更新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重估中国文化传统对人的认识》，刘成富译，《跨文化对话》第1 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年，第19—20 页。将中西两种文化的突出特点加以概括提炼，创造出20 组对照模型。以《功效论》（Traité de l’efficacité, Paris: Grasset, 1997）一书为例，朱利安认为西方实现效率的关键词是“式”，而中国实现效率的关键词是“势”。与此类似，还有“正—奇”“自由—自在”“天启—中庸”“彼岸—居间”等对比。朱利安的思考路径是从中国古代思想入手，解决西方现代性困境，其论述始终徘徊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

对中国国内的学者而言，系统研究朱利安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具有以下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从国家战略的意义看，它是顺应“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而做出的积极探索，是对如何做好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积极思考。作为一名西方学者，朱利安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积极传递者和宣讲人，我们需要了解他如何向西方读者介绍和描述中国，把握中国学研究在海外的最新动向。第二，从学术价值的角度看，海外汉学是今天中国传统学术重建和实现现代性转型的重要参考。朱利安向我们展示了“他者”视域下的中国思想的特质，为我们欣赏和评论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外部的新视角，“身在此山中”的中国人反倒可能透过朱利安这样的西方学者意识到自身文化及其表述的独特魅力；他将中国思想的独特性与西方区别开来加以研究，证实了西方哲学的偶然性和特殊性，这种不从欧洲中心主义出发的论述值得一看。最后，朱利安迂回策略的运用——绕道中国，反思希腊，值得我们反向借鉴，这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现代性的激活，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传统，认识到它们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自20 世纪90 年代起，中国国内开始有学者敏锐地发现朱利安思想的独特性和启发性，陆续推出了一些研究，到今天为止，相关译著、论文等各类成果渐成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对相关研究的进展、现状和内容进行一番梳理和系统分析，当中间或涉及与国外（尤其是法国）研究成果的对照，以期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借鉴，助推朱利安作品和思想在中国的整体影响。

一、整体情况介绍

目前，中国国内对朱利安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翻译、论文和学术研讨会。

1. 翻译

从国际范围来看，朱利安的作品已被翻译到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最多的是德文，共计25 部，英文和中文各11 部。最早的德译著作是《功效论》(1)Über die Wirksamkeit (Übersetzer: Gabriele Ricke, Ronald Voullié). Berlin: Merve, 1999.，最早的英译本是《势：中国的效力观》(2)The Propensity of Things: Toward a History of Efficacy in China (translator: Janet Lloyd).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都于1999 年出版。在中国国内，三联出版社在1998 年推出了首部中文译作——《迂回与进入——希腊和中国关于意义的战略》（Le détour et l’accès: Stratégies du sens en Chine, en Grèce, Paris: Grasset, 1995），译者为北大教授杜小真。至今正式出版的中文译作中，北京大学出版社单出 7 部(3)分别为：《道德奠基》（宋刚译，2002 年）、《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2009 年）、《功效：在中国与西方思维之间》（林志明译，2013 年）、《进入思想之门：思维的多元性》（卓立译，2014 年）、《论普世》（吴泓渺、赵鸣译，2016 年）、《美，这奇特的理念》（高枫枫译，2016 年）、《论时间：生活哲学的要素》（张君懿译，2016 年）。。相较于朱利安已出原作的数量(4)1990—1999 年共出7 部，2000—2009 年共出10 部，2010—2015 年共出9 部。，仍有较大的翻译空间。据了解，近期即将有多部中文译著付梓，其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 部，北京大学出版社4 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部、山东大学出版社2 部。从这个规模上看，国内对朱利安的兴趣和关注在不断攀升。

2. 论文

北大法语系教授秦海鹰曾对朱利安做过一次专访，访谈内容后来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1996 年第2 期，成为国内研究朱利安思想的起点。迄今为止，共计50 余篇相关学术论文，均发表在中国较高水平乃至于权威期刊上，如《哲学研究》(5)刘毅青、王晓华：《为何迂回与如何介入——简评于连的汉学研究》，《哲学研究》2010 年第6 期。、《读书》(6)张西平：《汉学作为思想和方法论》，《读书》2006 年第3 期。、《国际汉学》(7)李璞：《味 - 淡 - 味——试论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淡之赞〉中的中国诗歌思想》，《国际汉学》第20 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年。、《文艺研究》(8)吴兴明：《如何从后现代视野打量中国文化？——以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为例》，《文艺研究》2013 年第6 期。、《中国图书评论》(9)李春青：《为于连一辩——兼谈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阐释立场与方法问题》，《中国图书评论》2008 年第6 期。等；6 篇学位论文（博士论文 2 篇，硕士论文4 篇）；另有北大杜小真教授和朱利安的访谈录——《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关于法国哲学家于连的研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图书评论》曾于2008 年分三期辟专栏，讨论朱利安与他的反对者——瑞士汉学家毕来德（Jean-François Billeter）之争。《跨文化对话》2005 年第7 辑中辟有“弗朗索瓦·于连专辑”，发表包括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在内数位法国学者的评论，2012 年第29 辑再次推出“弗朗索瓦·于连探讨”，囊括多篇中国学者的评介。

3. 学术研讨会

2007 年10 月16—18 日，北京大学召开“思考他者——围绕于连思想的对话”研讨会，由法国哲学研究中心与外国哲学研究所主办，会后推出了一本中法文对照的论文集。2012 年12 月16 日，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思想与方法——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邀请朱利安与会，朱利安发表演讲“间距与之间：如何在当代全球化之下思考中欧之间的文化他者性”（L’écart et l’entre, ou comment penser l’altérité culturelle entre la Chine et l’Europe dans le cadre de la mondialisation contemporaine）。

倘若将中国以上成果与法国本土的研究状况做个对比，就会看到：后者在形式和内容上要更加丰富一些。不但有访谈录（如朱利安与马尔歇兹[Thierry Marchaisse]的《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Penser d’un dehors, entretiens d’Extrême-Occident, en collaboration avec Thierry Marchaisse, Paris: Seuil, 2000）、博士论文（1 篇已答辩，2 篇在研），还有11 部论文集和专著（目前国内还未有正式的专著出版）。论文集多是研讨会的成果收集，例如赫尔曼出版社推出的《扰乱—观点：围绕朱利安作品的讨论》（Dérangements-Aperçus: Autour du travail de François Jullien, Paris: Hermann, 2011）和《思想之可能：弗朗索瓦·朱利安的哲学轨迹》（Des possibles de la pensée: L’itinéraire philosophique de François Jullien, Paris: Hermann, 2015）。专著主要从研究方法和学术史意义上对朱利安的思想理论进行定位，如《中国与欧洲，思想之碰撞，从弗朗索瓦·朱利安的研究说起》（Chine / Europe, percussions dans la pensée: À partir du travail de François Jullien, sous la direction de Pierre Chartier et Thierry Marchaisse, Paris: PUF, 2005），另外要特别提到的是帕斯卡· 大 卫（Pascal David）， 他 于2012 年 和2016 年分别出版了两部作品：《阅读弗朗索瓦·朱利安，中国镜像下的圣经信仰》（En lisant François Jullien: La foi biblique au miroir de la Chine, Paris: Lethielleux, 2012），从宗教学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智慧对欧洲一神教传统的启发；另一部《思考中国：与弗朗索瓦·朱利安一起质疑哲学》（Penser la Chine: Interroger la philosophie avec François Jullien, Paris: Hermann, 2016），则从哲学视角探讨朱利安思想的学术贡献。此外，多家法国顶级学术刊物也在密切关注朱利安的最新动态，例如《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éraire）对他进行过专访和多次深度报道，《批评》（Critique）辟专栏对其观点进行评析，《论争》（Le Débat）在2009 年 邀 请 汪 德 迈（Léon Vandermeersch）、戈谢（Marcel Gauchet）等学者对《论普世、划一、共同，兼论文化之间的对话》（De l’universel, de l’uniforme, du commun et du dialogue entre les cultures, Paris: Fayard, 2008）一书发表评论，法国文化广播电台（France Culture）定期发布朱利安新书、讲座的预告和实时讨论。

二、研究现状分析

在细读国内朱利安研究相关文献后，我们可按照内容将研究成果分为三类：

1. 第一类：宏观介绍朱利安的作品、思想，对其治学方法做出综合评价

国内学者对朱利安借助汉学视角建立的中西文化比较方法论有褒有贬。作为发表相关成果的第一人，秦海鹰一开始便注意到朱利安思想的特殊性，定位极为准确：他打破了以西释中的模式，以承认中国思想的特殊性为前提来谈中西比较的问题，“西方思想把‘本质’隔离出来，具有理论丰富性，中国不把‘本质’隔离出来，也是一种丰富性”(1)秦海鹰：《关于中西诗学的对话》，《中国比较文学》1996 年第2 期，第82 页。。另一位学者朱振明也对朱利安这种主动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态度抱持欣赏，朱利安质疑以“人权”为代表的西方价值的普世性，反对将欧洲土地上的特殊产出物强加给其他文化，他的观点“比其他仅以民族志式解读的法国汉学家更具说服力，同时为其他对中国怀有偏见的研究同行做出了表率”(1)朱振明：《索根求源——法国学者于连的中国研究》，《对外传播》2009 年第12 期。。吴兴明认为，朱利安的思考路径可以总结为将“以西释中”转换为“以中释中”，然后再“以中看西”，“虽然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汗牛充栋，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像于连那样如此鲜明地将中国文化的特异性挖掘出来”(2)吴兴明：《如何从后现代视野打量中国文化？——以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为例》，第151 页。，这无疑是很高的评价。在《中国智慧作为他者：弗朗索瓦·于连的迂回策略》一文中，作者杨柳认为，朱利安的文字优美，其中“有许多感性诗意的语句，许多直觉性的感悟，这让他看起来离东方，离中国，似乎真的很近”(3)杨柳：《中国智慧作为他者：弗朗索瓦·于连的迂回策略》，《中国比较文学》2013 年第1 期，第66 页。，相信翻译过朱利安著作的译者会有深切的同感，他写出的法语，不论选词还是句法，都有种特别的味道，仿佛经过了汉语的浸润，是两种语言碰撞交融后的杂糅体。当然，这也给翻译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朱利安作品难读、难译是公认的事实。还有一些学者从西方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朱利安给予赞赏，如孙景强认为，从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方法到朱利安的策略，当中有一条明晰的法国思想史的发展轨迹，那就是“摆脱成见，重建哲学”。(4)孙景强：《从笛卡尔的方法到于连的策略》，《法国研究》2009 年第2 期，第57—59 页。叶隽则把朱利安视为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布 迪 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之后，扛起法国思想界大旗的接班人，不仅如此，“汉学专业的身份使于连的中国认知更具学术基础，而哲人的角色又使他能纵横驰骋，不为考据之学所累”(5)叶隽：《理解法国思想的方法——兼评〈（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博览群书》2006 年第6 期，第37—43 页。。他打通了哲学和汉学之间的壁垒，既有提出问题、建构理论的哲学功底，又熟谙中文、精于典籍，注定会比前辈走得更远。因为即便是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这样的思想巨擘，由于语言不通的问题，始终无法对中国做出扎实中肯的描述。

另有一些学者对朱利安的做法提出质疑，比如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毅衡就认为，朱利安极力赞颂的中国智慧只是为西方思想查漏补缺，不但对中国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甚至可能让我们继续陶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当中：“一再向中国人重复，说中国文化曾经是今日依然是如此绝妙，可以治疗西方患上的要命疾病，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没有好处。这种说法对伏尔泰时代的欧洲有用，可能对于连的欧洲也有用，只是对于中国无益。于连笔下如此具有诱惑性的美妙他者形象，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没有帮中国人的忙，如今依然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个可取的方案。”(6)赵毅衡：《争夺孔子》，《中国图书评论》2008 年第1 期，第32 页。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冬君在朱利安与另一位汉学家毕来德的论战中，站在后者立场，批判朱利安所描述的中国，“是他自己要说的中国，并非事实上的中国”，他完全沉醉在中国思想的“内在性”当中，而没有意识到（或是意识到了却刻意不说——笔者加）这种特质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精神大一统导致的个体性的丧失。(7)李冬君：《真理之辩——读毕来德〈驳于连〉》，《中国图书评论》2008 年第5 期，第43—45 页。在2007 年北大召开的“思考他者——围绕于连思想的对话”研讨会上，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教授在读过《功效论》一书后，指出了朱利安作品中可能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没有明确的道德立场，没有对中西文化传统做出正确与否的判断，方法过于知识化，脱离伦理与政治的考量等等。

诸多褒贬之外，还有学者站在中间立场，指出朱利安治学思路对中国人的意义和启示，各路观点综合为两个方向：第一，作为饱读中国诗书的西方学者，朱利安阅读文本的方法和观察中国文化的视角必定与中国学者有所区别，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外部观察自己的新角度，我们需要借助“外乡人”“异样”的打量，将那些平时意识不到的、不敏感的问题暴露出来，认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第二，以海外汉学研究学者张西平为代表，他对这一意义的思索极有价值，张西平不但认为研究朱利安思想对重建中国传统学术具有参考借鉴作用，我们更需要在当中思考一种反向操作的可能，既然朱利安能想到从中国汲取思想资源为希腊所用，那么，“在中国有学习希腊，是为返回先秦的学术路向吗？”(1)张西平：《汉学作为思想和方法论》，第148 页。清华大学的陈来也认为，“于连的方法应当是可普遍化的，可以为中国学者所用”(2)陈来：《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关于〈迂回与进入〉》，《跨文化对话》第2 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 年，第146 页。。

对照国外学界的反应，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支持朱利安的学者大多来自哲学、人类学等学科，当中包括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巴迪欧（Alain Badiou）、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 1939—2017）、利奥塔等人，也有少数像汪德迈和顾彬（Wolfgang Kubin）这样的汉学家。理论原创性和对哲学前景的突破性贡献是他受到肯定的首要原因。利奥塔在读过《功效论》后不吝溢美之词：“作为哲学 - 汉学家的于连有太多的知识传播，有太多的天赋可以展示，他尽可以让人惊讶，他的智慧博大精深……”(3)让 – 弗朗索瓦·利奥塔：《螃蟹的效力》，张彤译，《跨文化对话》第7 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第192 页。在当前大的知识框架搭建完毕，只剩边角碎料可供打磨的情况下，认为朱利安的出现使哲学走出“手电筒的局部光照”(4)迪迪埃·尼古拉：《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起飞——在西方思想史中对于连工作的考察》，“思考他者——围绕于连思想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53 页。，其整体合法性被重新提上日程。此外，他对中国元典极富创见的解读再次激发了一批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兴趣，顾彬用了“庖丁解牛”一词来形容这种惊喜，认为朱利安在文本阐释上可谓“精准狠”，寥寥数笔便能揭开经典背后的思维逻辑，从黑格尔时代就被定性为“乏善可陈”的孔子规训在朱利安笔下处处透露出讯息。站在人类学的立场来看，朱利安表现出的是西方人对“普世”的真正反思。(5)Wolfgang Kubin, “Contre les néo-figuristes, pourquoi la Chine est importante, mais la sinologie insignifiante”（《驳新—旧约象征说者，为什么中国是重要的，而汉学是无关紧要的》） , in Oser construire, pour François Jullien. Paris: Seuil, 2007, pp. 103—110.而反对的声音大多来自汉学界，以毕来德为代表，理由与中国学者有部分重叠，即质疑朱利安对中国思想“去政治化”的解读，在方法上破坏了欧洲汉学重视文献考据和文本注解的传统，有断章取义之嫌。反过来，中法两边皆有学者从不同侧面反驳毕来德，国内李春青认为朱利安和毕来德本就存在明确的学术分野，前者在“建构意义”，后者在“追问真相”(6)李春青：《为于连一辩——兼谈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阐释立场与方法问题》，第44 页。，论战无从谈起。法国哲学家谢弗（Jean-Marie Schaeffer）则针对“断章取义”之说给出了“长时段与事件”关系的解释，长时段与事件，正如生物学上的种系发生学和个体发生学，可以并存不悖。(7)Jean-Marie Schaeffer, “François Jullien”, in Oser construire, pour François Jullien, pp. 74—76.

2. 第二类：对朱利安思想中的关键词做出注解阐释

以两篇论文为例。孔维鑫的《评述于连对“势”的哲学研究》（《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 年第4 期）一文，层次分明地对朱利安提出的“势”概念进行了分析：“势”在中国传统哲学语境下的定义，朱利安对“势”的哲学解读，朱利安对“势”的研究给我们什么启示。另一位作者萧盈盈试图从l’altérité（相异性/他者性）和l’écart（间距）两个概念入手来理解朱利安的研究方法，其中通过汉字“间”来诠释朱利安“间距”思维的一段文字尤其精彩：“与其说于连的l’écart（间距）来自法语动词écarter（分开，排斥），不如说它是直接受启于中文里的‘间’：当于连提到l’écart 时，总是和另一个概念entre（之间）一起谈论……‘间’在金文里的字形就是月处两扇门之间。《说文解字》亦说：间，隙也，从门从月。正如这字源所暗示的，月光从门缝里漏过，具有可展开性，因此这‘间’可无限大也可无限小，可见亦不可见。”(1)萧盈盈：《当代中西对话的另一种可能——从于连的l’altérité 和l’écart 出发》，《中国比较文学》2015 年第4 期，第202 页。朱利安认为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提出问题、创造概念，“势”“平淡”“化”都是他在不同著作中提出的子概念，将它们集合起来的母项就是“间距”。中西文化要想真正融合不大可能，但是交流、对话是有可能的，这个基础在朱利安看来需要游走于中西“两者之间”的边缘地带，透过双方的镜鉴挖掘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也就是“间”字所具有的无限开放性。

3. 第三类：重点研究朱利安的某部作品，进行文本细读

笔者在阅读朱利安的《本质或裸体》（De l’essence ou du nu, Paris: Seuil, 2000）、《美，这个奇特的理念》（Cette étrange idée du beau, Paris: Grasset, 2010）和《道德奠基》（Fonder la morale: Dialogue de Mencius avec un philosophe des Lumières, Paris: Grasset, 1995）后，曾分别写过三篇读后记(2)分别为：《人体审美上的东西方差异——弗朗索瓦·于连〈本质或裸体〉读后记》（载《长江学术》2012 年第3 期）；《美美与共，是谓大同——品读〈美，这个怪念头〉》（载《法国研究》2014 年第1 期）；《中欧哲学对道德来源的不同阐释——以法国学者朱利安的研究为例》（载《哲学评论》2016 年第17 辑）。，都属于这类研究，吸收朱利安著作当中的合理观点，补充论述，对其立场与论证的局限性也有所反思。再如《味 – 淡 – 味——试论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淡之赞〉中的中国诗歌思想》（《国际汉学》第20 辑）一文，作者李璞在理解朱利安对“淡”之描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认为“淡”这一审美追求的建立，实际经历了从“味”到“淡”，再到“味外之味”的演变。梅谦立在概括《论功效》一书的各章内容后，提出了自己对作者朱利安工作的一些疑问。他还提到了国内著名学者刘小枫，朱利安通过阅读中国古代文本来研究西方现代思想，而刘正好相反，他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来阅读西方古代文本，从而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梅谦立认为刘小枫的方法更偏向政治，而朱利安则“更多地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3)梅谦立：《关于于连〈论功效〉的一些疑问》，“思考他者——围绕于连思想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第117 页。。

三、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对于朱利安作品及思想的评价足够丰富，对于此项研究的意义也已论证充分。然而笔者认为，现有成果依然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 国内学者几乎都选择了朱利安早期的两三部作品进行研究，对其近年新作关注不够

所有论文中，共有12 篇以朱利安的某部作品为研究对象，这些作品包括《迂回与进入》 （4 篇）、《势：中国的效力观》（La propension des choses: Pour une histoire de l’efficacité en Chine, Paris: Seuil, 1992，3 篇）、《淡之赞》（Éloge de la fadeur: À partir de la pensée et de l’esthétique de la Chine, Arles: Phillipes Picquier, 1991, 1 篇）、《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思想家的对话》（1995，1 篇）、《圣人无意》（Un sage est sans idée, ou l’aut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Seuil, 1998, 1 篇）、《本质或裸体》（1 篇）、《美，这个奇特的理念》（1 篇）。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大多集中在他发表于20 世纪90 年代的几部著作上，尤其是《迂回与进入》，多篇论文的题目中均出现了“迂回”这个关键词。朱利安已出专著30 余部，国内学者却只将目光投向寥寥几本，究其原因，语言造成的障碍首当其冲。法语在国内相较于英语来说，显然是一门小众语言，多数学者只能在已有中译本的情况下展开研究。阅读中译本无可避免存在诸多问题，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学者郑湧就明确提到过这一点：“我先见到的是语言文字中的于连先生，而且是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语言文字中的于连先生。这不是第一手的，甚至也不能算是第二手的，而是第三手的研究。”朱利安研究中国思想可以直接阅读汉语文本，而中国学者阅读朱利安，只能通过翻译，“在这种‘绕道’中，肯定会丢失掉许多宝贵的、直接的东西”(4)郑湧：《他者和理解》，“思考他者——围绕于连思想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第78 页。。我们当然相信每位译者面对原著的态度和能力，但尽管译者有巨大的热忱，目前推出的译本数量与原作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等到先有译本再来讨论，这样的研究显然有些滞后。

2. 关于朱利安与毕来德之争的讨论并不全面

在《驳于连》（Contre François Jullien, Paris: Allia, 2006）一书中，毕来德从研究立足点、研究方法、立场选择和翻译策略四个方面提出了与朱利安不同的看法。《中国图书评论》曾于2008 年特辟三期专栏，发表《驳于连》的中文译文（由郭宏安翻译），并陆续刊登了国内学者的评论。事实上，针对毕来德的质疑，朱利安本人写过一本书来回应——《在路上：认识中国，重振哲学》（Chemin faisant, connaître la Chine, relancer la philosophie, Paris: Seuil, 2007）， 只 是 这 本 书至今还没被翻译介绍到国内，也没有学者对书中内容做过研究。两人的笔战随后引发法国学界空前激烈的讨论，毕来德的书一时间洛阳纸贵，而包括汪德迈、利科、巴迪欧在内的多名学者又联合推出论文集《勇于建构，支持朱利安》（Oser construire, pour François Jullien, Paris: 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2007）来声援朱利安的工作。在法国同行的眼中，这场笔战背后牵涉的不仅是学科之争，还有学派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朱利安在汉学界的遇冷，一是因为动摇了学术正统性，让汉学重考据轻理论的弊病暴露无遗，二是犯了“政治不正确”的忌讳，有悖于汉学界跟随“后殖民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事人朱利安的这本回应之作和法国学者的相关评论，国内学界始终未有引介和解读。既然是学术探讨，仅有一方之言，恐失偏颇，将朱利安的说法补充到位，才能对这场汉学之争做出更加全面的思考。

3. 学者的部分观点有待商榷

在《他者和理解》中，郑湧对朱利安的一个说法“我选择远离哲学的故土——希腊——并且远游至中国”提出疑问：如果“母体”和“母语”是判断“哲学故土”的标准，那么朱利安的“母体”应当是法兰西民族，“母语”是法语，他是用法语进行思考的。此外，法国其实传承自拉丁文化，有着根本不同于希腊的思想文化传统。在笔者看来，整个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而古希腊和罗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承袭关系，这一点应当可以达成共识。朱利安虽然使用法语写作和思考，但他通过无数案例证明，希腊语奠定了整个印欧语系的基础，它对一些关键概念的表达和筛选决定了后来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早在求学期间，对杜梅泽尔（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和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 1902—1976）的阅读已经使朱利安明白，欧洲人可以连续地从希腊到达印度。希腊语中表达实存之物的概念ousia，拉丁语称为res，法语叫做chose，希腊时代的哲学拷问：ti esti?（它是什么？）到了法语中依然存在：qu’est-ce que c’est？再来说朱利安所建立的“中 – 西”比较模型，具体说来，西方一边，其实是指以古希腊为中心扩散开来的整个文化集合体，他完全没有否认西方文明是以希腊 – 希伯来两大源头为主的多元混合；同样，中国一边，是以先秦各家思想为中心扩散开来的中华文明集合体。他引用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也引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海 德 格 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他讲孔孟老庄，也讲李贺、王维。只要在双方的发展史中找到可以建立对话的素材，他拿来便用。我们当然可以就这种蒙太奇式剪辑拼接的比较方法是否合理提出质疑，但这已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另一位学者张隆溪的疑问也来自朱利安的一句话：“欧洲 – 中国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恰如两条分途的思想大道。”张隆溪将这句话理解为，朱利安赞同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僵硬对立，比如“理性仅仅属于西方”(1)参见张隆溪与朱利安的对话，载《中西文化研究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114—137 页。。根据笔者对朱利安多部作品的阅读，他对中西关系抱持的真正看法是，中国不论从地理、语言还是历史上说，都是与欧洲无关的“他者”，这一点不证自明。它与欧洲不同，然而“不同”不等于就是“对立”，也就是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 1917—1992）符 号 矩 阵（carré sémiotique）中黑与白，以及黑与非黑的关系，“非黑”不等于就是“白”。至于“理性只属于西方”，我们不能就朱利安某次发言中的某句话而误解他真正要传达的意思，文化在最初阶段都有一些趋同元素的萌芽，希腊思想有过对“计谋”“诡辩”的讨论，墨家学说也关注过逻辑和数学，然而“随着哲学理解的自我铺陈和自圆其说”(1)弗朗索瓦·于连、狄艾里·马尔塞斯：《（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张放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328 页。，理论机制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阻绝了这些思维成为主流的可能性，理性当然不仅仅属于西方。

四、后续研究建议

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今后国内学术界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对朱利安作品及思想的研究：

第一，加强对朱利安近年新作的关注和研究。进入2000 年以后，朱利安的创作事实上呈现井喷状态，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在刷新。《大象无形》（La grande image n’a pas de forme, ou du nonobjet par la peinture, Paris: Seuil, 2003）、《画 上阴影》（L’ombre au tableau: Du mal ou du négatif, Paris: Seuil, 2004）、《论普世、划一、共同，兼论文化之间的对话》、《向心理分析推荐的五个概念》（Cinq concepts proposés à la psychanalyse, Paris: Grasset, 2012）、《由存在到生活：思想上的中欧词汇》（De l’Être au Vivre: Lexique euro-chinois de la pensée, Paris: Gallimard, 2015）等等，都是极好的研究素材。经过多年理论沉淀，朱利安的文风不但愈发纯熟老辣，更在不断做出新的尝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不断将“可思的边界”向前推进，那张概念的网络越织越大，甚至拓展到了心理分析领域。对一位专家及其理论做长期追踪研究，且这研究要做得扎实可靠，肯定要对他过去和现在的作品有全方位的了解。

第二，在这个题目的研究上，译者应发挥天然优势，积极探索新的发现。朱利安将古汉语译为法语，译者的工作则将他的法语重译回现代汉语，在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会有多少新的东西露出水面，从“天/道/化— procès — 过程/进程”的例子就可以看出。

第三，对法国乃至其他国家学界研究朱利安思想的状况做详细介绍，使国内学者有更加清晰完整的了解。

第四，在朱利安与毕来德围绕汉学之争的讨论中，将朱利安《在路上：认识中国，重振哲学》一书中的观点及时补充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