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汉喃四字蒙学文献述论

王 皓 黄 岭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结构中，启蒙教育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一大批著名教材的产生，强有力地推动了汉文化的深远传播。从古代教育史来看，启蒙教育一直都被人们所重视，如《颜氏家训·勉学》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1)颜之推著，王利器注：《颜氏家训集解》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63 页。清陈宏谋《〈养正遗规〉序》说：“人材之成，自儿童起。”(2)陈宏谋：《〈养正遗规〉序》，见《四部备要》第60 册《五种遗规》，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3 页。梁启超《论幼学》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3)梁启超：《论幼学》，载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年，第148 页。这些都反复强调着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这种重视启蒙的教育观念，同样存在于有着两千年汉字书写历史的越南。在越南现存汉喃古籍中，有数十种蒙学读本，其中尤以四字读本较为典型。(4)我们分别于2015 年、2016 年在法国远东学院、法国国家图书馆以及越南汉喃研究院、越南国家图书馆、胡志明市社会科学图书馆等十多个单位调查越南汉喃文献各三个月，共统计到越南四字蒙学文献近30 种。它们不仅是越南蒙学文献的一个重要类别，同时还是反映越南汉文教育历史的一组实录。从文本内容来看，越南四字蒙学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类型：

一、识字类

蒙学的首要任务是识字，正如王筠《教童子法》所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5)王筠：《教童子法》，《丛书集成初编》第0986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1 页。就越南识字类文献而言，《三千字解音》是流传最广的一部汉喃双语辞典，书中收录三千个汉字，旁边使用喃文小字记录对应喃字或对本字音、义加以解释。20 世纪初，为兼顾传统的汉字、喃字和新生的国语字的传习，又产生了《三千字解译国语》和《五千字译国语》，这两部书都采用汉、喃、国语三种文字对照，即在汉喃双语之外又加注国语字。《三千字解译国语》编者自序认为“《三千字》书之作，流传已久，一字一义，叶以音韵，所以便初学者之记诵也。……国语字体，诚为吾国普通学之第一法门也”，但因“旧本考究未确，镌刻未精，览者殊为不便”，故“取而改镌之，凡属国语之字画标志，一一精别”，(6)越南国家图书馆藏维新九年（1915）柳文堂藏板印本，编号为R.1667。详细解释了重镌并增注《三千字》的原委。《五千字译国语》由阮秉编译于阮维新帝己酉年（1909），其自述得前人所著《五千字》，“遂查之字典，颇属精详，译出国语字，以便当时之学习。且书内类编，各有条目。……此书也，不但幼学之所易晓，而中学者其庶乎小补云”(1)越南国家图书馆藏维新三年（1909）柳文堂藏板印本，编号为R.1544。。可见《三千字》和《五千字》最初都是汉喃双语，用于汉字和喃字的查询和学习，并且有益于“记诵”和“易晓”。此后又增加国语，兼顾了儿童和青少年学习汉文、喃文和国语的多样化需求，但其主要目的在于推广国语字。这就是说，越南不但重视启蒙教育中对文字的传述，同时还会采取“叶以音韵”或类编条目等编排方式以便初学者掌握。

正是基于以上目标，在越南的蒙学识字类文献中，产生了一批经过悉心编辑且易于掌握的四字读本。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注译《千字文》，目前在越南汉喃研究院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等单位都藏有《千字文解音》，其编者不详，均为成泰庚寅年（1890）观文堂印本。全书共收录1015 个汉字，每字均以喃字注译，如“天”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