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鹏翮之人品
——忠君爱民*

2020-11-30 21:58
法制博览 2020年21期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遂宁 629000

张鹏翮(1649-1725)字运清,号宽宇,清代潼川府遂宁县黑柏沟(今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任隆镇黑柏沟村)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为官五十余年,历官二十余职,累官至顺天乡试正考官,吏部尚书。会试正考官,加太子太傅,雍正元年(1723)拜文华殿大学士,其五十五年的为官期间,潜心辅佐帝业、忠孝爱民、清廉持正、明辨善断、恪尽职守,既表现出了其高尚的品格、卓越的才能,亦为国家的安全稳定、人民的安居乐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真正树立了一代之风范,称之为“风度端凝”、“当代正人”、“贤相”,誉赞为“天下廉吏”、“一代完人”。就一个人的品格而言,它是一个人思想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张鹏翮身上既有儒家的风范、道家的境界,也有法家的精神。这是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家族风范、师承学习的结果。但是儒家理学思想、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更加完全、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正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儒家的这些思想在张鹏翮身上具体表现为:“忠君爱国”“亲仁爱民”。

一、忠君爱国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其《东周列国志》第44回有一段话:“此人虽则商贾之流,倒也有些忠君爱国之心,排患解纷之略。”这是较早地把“忠君”与“爱国”相提并论。这里的“忠君爱国”的意思应当是:对君主忠贞,对国家挚爱。“爱国”在今天往往称之为“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这里的“祖国”可以是一个族群、一个区域或者城市,但爱国主义一般用于某个国家或者联邦。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揭示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家园以及民族和文化的一种认同感、归属感、尊严感和荣誉感的统一。集中体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为保卫祖国和维护祖国地位和尊严而献身的奋斗精神。

爱国主义源于血亲关系相结合的族群、社会的民族主义。原始社会的氏族,是一个由共同的祖先传下来的血亲所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有氏族的专名加以区别。而人类因为生存的需要,氏族之间相互结合形成族群、社会,借助群体的力量方便获取生活资源和获得保护。人们对所生活的族群所提供的舒适、宁静、丰富、优越与安全感产生依恋和荣誉的情感。为了使生产和生活利益得到保障,人们就会自发地维护这个族群的完整性和利益安全。这是最朴素的民族主义。血亲关系的结合是社会制度的构成基础,更是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基础。

在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其政治体制是家、国同构的,一姓一族的王朝就是国家的代表,“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是国家的代表,所以爱国与忠君往往具有同质同向性。爱国与忠君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难就是家仇,因此产生了屈原、岳飞、史可法、文天祥这样甚至有些愚忠的爱国者。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君主”是人们实现报国理想的合法中介,他们的理想基本上是没有超越君主、朝廷的爱国成分:那就是“忠君爱国”。

“伊尹一介不取,孔明淡泊明志,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彭端淑《张文端公传》),要象伊尹一样有清廉的节操。象孔明一样以自己的才华辅佐君王治国安邦,况且他也早知其祖父张应礼(官怀远将军都司佥书,)于崇祯十年(1637),聚族姓百余人,悉以赀财广募乡兵,修守备与同邑回家的吕大器,激励士勇,协力抗贼保城,五日未尝一足归家的壮举。十一年(1638)张应礼带兵追贼,于沔,孤军无继,抗节以殉于国的悲壮家史,所以就连鹏翮之父张烺在康熙九年(1670)张鹏翮在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收到报捷书信后,即书信与鹏翮云:“当思何以上不负君,下不负民,使立身行己”,又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临终前还留下:“遗我子孙是忠孝”的训诫。这些忠君爱国的家风家训早就播种在张鹏翮幼小的心田了。

十三岁(1661)回到遂宁赤崖沟,师从名儒彭王垣在赤崖山二龙庙修习儒家经典,对儒家的“忠孝仁爱”有了全面的认识,特别是二龙庙后有关帝庙,是张鹏翮读书闲暇最爱去的地方,关羽的忠君、好义的精神让张鹏翮景仰膜拜,他对儒家的“忠孝仁爱”思想找到了楷模、标杆,更有了体悟、升华。终张鹏翮一生都非常敬奉关帝爷,后来作官无论在何处、何任上,其府中均敬奉有关帝是为实证。

康熙二十七年(l688),鹏翮奉使与内臣索额图、都统佟国纲、给事中陈世安等前往俄罗斯商谈边界争端,路途艰难遥远,长时间骑马,以致两股磨烂,肿痛化脓,为完成皇命,未畏苦而言返。当路经喀尔喀地,因事先未与额诺德交涉沟通,果然额诺德出兵并抓了使团前军,使团一众都惊怕想要退回,唯有张鹏翮勇敢站出来阻止众人后退,凛然曰:“不可,受天子命,当奋不顾身,奈何示小丑怯?且退而彼袭其后,将何以御?莫若陈师固垒以张之,而徐遣一介以通其故,彼若跋扈,再计可也。”众犹豫,鹏翮厉声曰:“事出危难,正臣子捐躯效命之日,公等皆怯,某独当之!”众不敢拂,于是从公前计,额诺德服罪。这一事件以及鹏翮义正辞严、铿锵有力的话语,既表现出了鹏翮的英勇果敢,更体现出他为了君王使命敢于捐躯效命的勇毅,为了国家的利益,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果敢,大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忠勇气概,足见其忠君报国的一片丹心,正如他《奉命出使俄罗斯口占》诗中曰:“皇华不暇歌将父,报国丹心日正长。”

康熙三十二年(1693)鹏翮任浙江巡抚,因浙江向来比较富庶,为了给朝廷分忧增加财政收入,张鹏翮要求浙江绅民自愿,本作自己的能力多捐钱粮,并上疏奏报浙省绅民愿每亩捐谷四合,力不能者任之。后因浙省至夏末就开始连绵不断下大雨,全省涝灾严重,特别杭、嘉两府龙其严重,灾后虽然采取了补种等一系列措施,但秋收时依然歉薄,所收获粮食未能坚实,难供漕粮,鹏翮以此又上疏奏请劝捐之谷暂免一年。康熙皇帝因为前后两疏自相矛盾,下部议处,后部议革职,特旨宽免,降五级留任。本来是为君王、朝廷着想,为国家、社稷分忧,劝绅民多捐谷粮,但实际情况又发生了巨大变化,本就应该实事求是,具体问题按实际情况具体处理,但龙颜一怒,下部议处,虽未革职,却降五级留用,何其冤哉。鹏翮本当据理辩明,极力抗争,然而他却选择了默默接受处分。直到第二年十月,内升兵部右侍部,才得以相当于不公开的评冤,这些充分证明鹏翮对君王、朝廷的忠,甚至于有些“愚忠”。

康熙五十四年(1715),是年五月二十三日,是张鹏翮父亲张烺九十寿诞,张鹏翮疏奏请归为父拜寿,但因二月至九月几度奉差江南核查审理案件;康熙旨意明确:“张鹏翮等系特遣审理此案大臣,钦交事件应尽心审明原委具奏”。所以熙帝未允其请。鹏翮只得不负君命,屈志屈节到江南。按封建伦理、封建礼制,寿九十以上老人寿诞,儿孙一堂分班祝寿,邻里乡绅地方官员亦要前往拜祝,以示中国尊老敬老的美德,同时也希望讨得自己长寿的吉利。更何况张鹏翮位列人臣,秩在朝堂,品为部员之首,身为官民之表率,兄弟之长者,父亲寿诞,自己理应亲临躬办,以示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的传统。更何况,父亲是九十寿诞。常言道“山中虽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作为饱读儒家诗书,深受忠孝、诗书、耕读、廉善……家风熏陶的张鹏翮皇命难违,不说躬办,就连亲临都不可得,真是苦了鹏翮,屈了运清。不知是冥冥之中父子有心灵感应否,早在四月二十八日夜,鹏翮在苏州行台,就在梦中得与父亲见了面,“行台寂寞夜沉沉;白发思亲意念深。归梦家园天性乐,承颜犹是老人心。”(《行台梦大人》),多希望自己象老莱子娱亲一样承欢膝下,作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孝子啊,但此时皇命在肩,若违皇命,是为不忠,若不侍父是为不孝,不忠与不孝,对于封建士大夫,居一不可,现在的张鹏翮不苦不屈吗?所以他只有愁苦哀叹:“谬忝铨衡愧此官,白头归老息肩难。思亲惟有衰年苦,独寝无如旅夜寒。鬓为忧民催作雪,心思补过炼成丹。天恩若许陈情去,菽水承欢也自安。”(《自叹》诗)。

七月十七日,张鹏翮在江苏镇江行署中又因梦见父亲而作《梦大人》诗云:“亲老时萦念,身安不厌贫。青云长作客,白发未归人。夜雨和愁落,家山入梦频。故园归未得,西望正伤神。”很遗憾,这首梦见父亲诗作了刚十五天,其父张烺,就在遂宁老宅寿中正寝了。十一月张鹏翮得闻讣告,十上《陈情疏》请求回籍守制,但是当时吏部另一尚书富宁安督剿西宁,康熙皇帝以吏部无人,鹏翮未获准丁忧守制,并且催促他立即入署办事。张鹏翮呜咽叹曰:“君命不敢违,奔丧不自由。”含泪青衣入署。事毕出,即服缟衣回寓。孔子论子女对于父母的孝敬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所以封建时代专门有丁忧守制的规定要求,包括时间上都有一定的要求。直至今天,国家都还有丧假。特别是封建时代的各级官员,通常是闻丧而返籍,疏请应获准。但是张鹏翮运气就不佳,疏奏十上都未获准。这里我们不能说康熙皇帝没有人性,不讲人情,独断专行,有意刁难之类,康熙皇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很有能力,很有建树的封建皇帝,不然就不能称之为“康熙大帝”,也不可能出现中国的“康乾盛世”了。只能说可能一方面确实无人能处理吏部的系列大事;另一方面,说明张鹏翮处理大事的能力很强,且他处理的都是关系国家的大事、要事、急事,他的工作既不能停下,又无人可以接替;第三方面可能也说明康熙皇帝对张鹏翮的倚重和信任,所以只好委屈张鹏翮,不准他请假守制。这又是在忠、孝不能两全的难题上,逼得张鹏翮只能选择“忠”。孟子有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众所周知,这蕴含的哲理意义就是在轻重、大小、贵贱等之间不能兼顾的情况下怎样取舍。张鹏翮在上述两件事情上都面临着这样艰难痛苦的抉择,也许有人说他是被逼的,或是他贪恋官位等等,如是那就大谬不然了。首先如果是不获准他的疏请是遭逼无耐的话,他可以一纸请辞、挂冠而去,古代早有先例如陶渊明等。如果是他贪恋官位的话,那从他一生的行迹、建树、表现,以及他的诗文中体现的他的人生志趣,那又太大相径廷了,特别是他死后,家无余资,长子张懋诚四顾茫然,竟无能治丧,幸得雍正帝赐白银千两,方能扶柩回遂卜葬。贪恋官位无外乎敛财,若是,那他家贫如此岂不是大笑话?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说明,张鹏翮很懂得取舍,“忠”是为君、为国、为天下苍生社稷;“孝”是为亲、为父、为母、为自家亲人兄弟,孰大、孰小?孰轻、孰重?人共皆知,所以张鹏翮只有选择“忠”,况且忠孝是辩证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承,不能截然分割的,所谓“大孝是忠”。忠,在建古代封建君主制度下,主要对象是君王、朝廷。前面我已说到,在封建君主制度下忠君和爱国往往具有同质同向性,封建士大夫借助君主实现报国理想,因此他们对君主、朝廷的“忠”自然含有爱国的成份,由此在封建君主制度时代,爱国和忠君虽然不是等同的,但也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该类维修集约范式有助于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但由于日常维护与集中维护、应急维修分别由不同的维修主体负责,不利于维护责任的界定。

就以上论述而言,张鹏翮忠君爱国的思想品格也非常突出。履行了他于雍正三年(1725)正月十五日在京师怀冰雪堂撰成《遂宁张氏家乘.序》中对子孙族人“存孝悌之心,行仁义之事,出为忠臣,处为端人……”的要求和《已亥除夕梦中得句》诗:“报国心思切,年衰不自由”的情怀。

二、亲仁爱民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字在《论语》中一共出现了一百零九次,那么“仁”是什么?孔子每一次的解释都不一样,这倒不是孔子没有定见,而是他有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的教学特点,孔子对“仁”的诠释从不作抽象的理论探讨,始终是紧紧围绕人们的日常生活表现,对于不同对象、不同情况,灵活机动、随时点拨,针对性极强,看似很散漫,但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核心,就是“爱”。《论语.颜渊》中有一段话:“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对学生提出问题的答案就两个字“爱人”,十分朴实,但它却是孔子对仁的最高最精要的概括,它不是简单的说做人要有一颗爱心,其中还蕴涵着更丰富深厚的意义。孟子对“爱”作了精辟而全面的概括,“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对亲人的爱到对大众的爱,最后到对万物的爱。

《礼记.祭义》曰:“立爱自亲始。”意思是,爱的感情的培育是从爱亲人开始的,而爱亲人的核心就是“孝”、“悌”。所以《论语》开篇就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论语.学而》)。儒家这种以对亲人之爱奠定了以孝为基础的道德观;以对大众的爱来维护人格尊严的社会观;以对万物之爱构建珍爱生命的宇宙生存观,蕴涵着丰富的人生、社会、自然的哲理意义。特别是对大众的爱直接派生的“民本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极高的价值和作用。

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有深远的传统。《尚书.泰誓》记武王伐纣时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意思是上天看到的就是民众看到的,上天听到的就是民众听到的,即天意就是民意,现在民众对商责怪,对我抱怨,我一定要伐商,顺从天意。武王顺从民意而伐纣,所以能灭商建立西周。《史纪.殷本纪》载:“(成)汤征诸侯……曰:‘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意即,人看水中的倒影,就可以看见事物的形状;看老百姓生活的状态,就知道国家治理得如何。而孟子更是惊世骇俗地高调喊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意即,百姓最重要,其次是社稷,君在三者中居末最轻,所以得民心者可得天下称为天子,得到天子的信任可以称为诸侯,得到诸侯的赏识可以做大夫。唐太宗李世民把君和民的关系,比作舟和水,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通过以上的事例可以说明:民心的背向影响着战争的胜负、统治的成败、国家的兴衰、社会的治乱。所以历代有作为的有成就的统治者无不保民、爱民、恤民。正如孟子所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即是说:爱抚老百姓的君王,没有谁能打败他。孔子要求“泛爱众而亲仁”,放在高层次上理解就是要爱抚人民亲近任用贤德之人。对“泛爱众而亲仁”的效果诠释就是诸葛亮在《出师表》当中说前后汉的变化结果,“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而张鹏翮十三岁以前虽然是过着辗转飘浮不定的生活,但无论在何处,乃父张烺也没忘记亲授诗书,并携其遍拜名师鸿儒,如六岁时读书于保宁(今阆中)城内白花庵,还曾手书“大觉禅林”四个大字。十岁时授业于西充县凤和乡名士白太庚老师。而十三岁回到遂宁在赤崖山二龙庙授业于名儒彭王垣老先生,潜心研读儒家经典,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立有大志,以圣人自期,诗文初露,才能始著,学识大进,十六岁入庠生,二十一岁中本省乡试得房考官,蓬溪知县潘之彪(江苏丹阳进士.诗人)的拔识,监临见其年少赞之曰:“此公辅器也”。二十二岁中三甲第122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时,馆中竟以文艺相饷,鹏翮年最少,独与魏环溪诸公绝竞奔、抑浮薄,讲学不断。同馆人敬之。由此而知,张鹏翮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饱读诗书、遍览经典,经史子集无不研摩,接受了各种传统思想而在各家传统思想中,张鹏翮犹以儒家为宗,特别是儒家的忠君爱国、亲仁爱民的思想,形成了张鹏翮一生未渝的主流思想。

其实张鹏翮亲仁爱民思想和行为,不只是在他学习、读书中体味而得,他家族的先辈们代代都有亲仁爱民的传统,这直接浸润着他的心灵,滋养了他的精神。其曾祖父张惠、教庵先生,虽有才志,但晚明社会动乱,政局不稳,故隐居不仕。但其乐善好施。赈困济贫,扶伤送棺,名著远近,乡民戴爱敬仰,祖父张应礼,官怀远将军,不惜罄家资财,募士勇,修守备,以抗贼,保一城乡民之平安。乃父张烺,康熙十年(1671)携资财自遂往南部(今四川南充市南部县)石垭子往赎族人,三返得赎儿时记忆中的族人益现子仕选,并与之土田,置予房舍,筹以婚家,据清人陈诜《光禄公传》曰:“(烺)为人持己谦和,待人宽恕,遇人疾苦患难,辄隐于心,必尽力为之拯救。性甘淡泊,不事侈靡。虽跻荣显,而粗衣粝食,庐舍湫隘,无异贫士。其乐善好施,出于天性。大者如捐修遂宁学宫,重建成都万里桥,代还遂宁三年之赋,远赎族中被掳之人,以至婚嫁孤寒,赈给贫病,其为折券赠舟者,殆不可胜计也……”。康熙三十六年(1694),陕西连年饥馑,来川就食者数万,后又酿成瘟疫,病者俟死,死者暴露。张烺组织自愿者倾尽自己的资财,施药送棺椁,应给不暇。康熙三十六年,张鹏翮由江南学政升任兵部右都御使,奉命使蜀祭告西岳,江渎后便道回遂省亲,父子聚首,家人合欢。但是当时秦中大饥,所以张烺一见到儿子回来,先是高兴,了解儿子回来省亲原因后,立即催促儿子赶紧启程回京奏请朝廷赈济秦中曰:“父子骤首,一家之欢。秦中亿万生灵,嗷嗷待哺。尔为言官之长,理当奏闻,不可缓也。”张鹏翮出任江南学政时,张烺也曾寄信说:“惟忠君爱士提拔真人才为谆谆。”正是这些良好的家风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以及结合自己所读诗书、人生阅历、现实环境的影响,笃定了张鹏翮亲仁爱民的思想。

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张鹏翮以兵部右侍郎提督江南学政。当时,直省学政,沿前明旧习,多徇干谒,行苞苴,康熙很气愤不满,而各省积弊最深的就是江南,当时张鹏翮是大官中最有清名的,所以被特选出任江南学政,果然“公信心直行,矢慎矢公,终其任无一幸进者。声华之士偶得京函,踯躅逡巡,不投而去”(陈康祺《郎潜纪事初笔》卷3《张文端公清操》)其拒行干谒,苞苴,秉公校士,所选拔者,多真才清士,特别还识拔了后为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历三朝元老,居官五十年的安徽桐城人张廷玉,加之后来荐举的官至礼部尚书、理学家、追赠太子太保,康熙帝赞之“任官清正,天下所知”的张伯行等等,正映证了鹏翮的“亲仁”。

张鹏翮《东明道中》诗曰:“旷野人逾冷,饥民语更嚣。嗷嗷求赈济,难免守心怊。”他是多么同情灾民,看到灾民的艰难,他痛彻肝肠。《星驰过泰安》云:“凭虚乞取甘霖雨,洒向畿南百万家”。他多么希望乞得一场大雨,赈济黎民苍生。这正是张鹏翮为民、护民、保民、爱民、恤民的写照。

康熙十九年(1680),三十二岁的张鹏翮出任苏州知府(第一次作主事官),以苏郡赋重,且频年荒旱,上疏奏请缓积欠,宽考成,虽在位六日即丁母忧,仍得苏郡官民戴德。初显了张鹏翮亲民爱民之行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张鹏翮出任山东衮州知府。一到任审积案,释冤民三十人,全婚一人。且始修学宫、修成府志。在一年多的知府任上,他宽政省刑,释放冤民,兴办文教,移风易俗,清正廉洁,为民昭血,为民解缚等政绩卓著,官声颇佳,民爱官敬,获“天下廉吏”之誉。

康熙三十二年(1693),任浙江巡抚,浙省涝灾严重,民生不济,鹏翮又上疏请劝捐之谷暂免一年,结果康熙帝虽然从其所请,但仍将其下部议被革职,降五级留用。为了老百姓的利益、生存,不惜牺牲自己,为民请命,为民担当,可见民众在鹏翮心中何等重要。

康熙三十九年(1700),张鹏翮调任河道总督,到任后夜以继日在工地上详加勘查规划,很快制定出了治河方案,并条奏河工九款,第一就是堤工宜坚筑,加帮之堤应将原堤重用,夯杵密打数遍,俾极坚实,而后于上再加新土。创筑之堤,先将平地夯深数寸,而后于上加土建筑,层层如是夯杵行硪,务期坚固,不许近堤取土,亦不许挖伤民间坟墓。姑不论取土筑堤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其不许挖伤民间坟墓一项,就充分说明张鹏翮考虑问题既全面又长久,特别尊重民情、民俗、民意,要知,中国古代,甚至到今天,刨坟掘墓都是罪大恶极的事,特别是挖祖坟的行为那是有不共戴天之仇,且世代不泯。张鹏翮承担的是治河这一国家之重大工程,自己又是一品大员河道总督,但仍然向下考虑到了老百姓的个人利益,足见老百姓在他心中的地位,其爱民之心、恤民之情,不言自明。

康熙四十二年,张鹏翮在河道总督任上,“山东泰安、沂州等州饥,上命截漕二万石交张鹏翮往赈,张鹏翮令河员动常平仓谷二十八万石散赈,疏请以山东各官俸工补还。”姑不探究赈灾一事为何康熙帝不交给巡抚王国昌而要交给他这位只管治河的河道总督。康熙帝只交给他两万石漕米让他赈灾,他却擅自下令动用了二十八万石常平仓谷赈济灾民,使许多百姓得以活命。并且他已有赔补的安排,就是自己带头和山东各官员用四十三年、四十四年两年的俸工补还。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违背皇帝的旨意就是忤旨、抗旨,这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但是张鹏翮,为了黎民百姓的生存,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发动官员与他一道忤旨散赈,这是要有何等的胆量和气魄,亦可见,他为了百姓,敢于豁出命去,足见其爱民之深、爱民之切。

诸如类似的张鹏翮爱民的行为很多,在浙江巡抚任上,剔除漕弊二十四条,盐弊四条,命案五条;全完钱粮,亲勘海塘;造定海县城垣、学宫、仓库、监狱;设救生船、修育婴堂,放告刁诬者,兴修水利等利国惠民措施的施行,使得兵民相安,地方宁谧,所以他在官任上:“官民戴德”,调离时,百姓父老子弟俱进酒,卧辙攀辕泣留,绘其像于竹阁等等。

综上所述,张鹏翮一生是忠君爱民的,特别是治河九载,不畏艰辛,不计得失,栉风沐雨,顶酷暑、冒霜雪,终告大成,拯民报国,颇立勋功。正如他在其《自叹》诗中曰:“鬓为忧民催作雪,心思补过炼成丹”。为君王、朝廷、国家殚心宣力,奋不顾身;为百姓不辞艰瘁,呕心沥血;对自己靖共素励,谦躬清洁。仰不愧于君国,俯则护佑黎民。实乃国之良弼,恩笃黎民。正因如此,蒙得天下“第一等人”、“天下廉吏无出其右”、“卓然一代完人”之誉,能“流芬竹帛”、“树范岩廊”、“允矣千秋之茂典”、“湛恩叠沛”于后世,实乃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