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衡跋清拓《汉大吉山买地摩崖》书法研究

⊙ 廖思静 赵艺炫

作为近代学术新旧转型节点上的人物，马衡毕生致力于经史金石诸学，精于金石碑刻的考鉴，注重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马衡先后历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等要职，一生收藏丰富，终生搜集石刻拓本12439件，身后家人按其遗嘱将家藏金石拓本九千余件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其中不乏生前访得的碑版、墓志、造像记、题名、刻经诸项，有的拓本上还保留着马衡亲自撰写的题识，是研究其书法的一个重要途径。马衡有跋语的石刻拓本，上自汉代碑刻，下迄唐代墓志，种类繁多，均已发表于《凡将斋金石丛稿》和《凡将斋金石题跋》，少数精品则收录于故宫博物院所编《马衡捐献卷》，《清拓汉大吉山买地摩崖》便居其一，从碑帖拓片之属。

其物——清拓大吉山买地摩崖

《大吉山买地摩崖刻石》，又名《昆地六人买山地记》，因位于绍兴跳山，故俗称《跳山摩崖》，汉隶摩崖刻石。东汉建初元年（76）制，系买地文书，阴刻，四周无刻框。道光三年（1823）县人杜春生访得，与《三老刻石》并为浙东汉刻名石，是浙江境内发现认定年代最早的摩崖题刻，也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体积最大的地券刻石。此碑书势古拙，乃西汉之遗，在全国范围也属于屈指可数的早期隶书大字典范，唯拓本流传极少，影响不大。

马衡所捐此碑清拓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墨拓，整纸裱轴，纵267厘米，横146厘米。[1]拓本分上下两列，共22字，上列竖书“大吉”两字立额，寓意为吉祥之地，竖列居中高40厘米，宽15厘米；下列为正文，高67厘米，宽110厘米，分5行，每行4字，字径7寸至尺余（20厘米）不等。释读：“大吉。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三万钱。”就拓本来看，石质已渐剥蚀，字口已趋浅平，书法古厚朴茂，结字宽博，笔画丰腴有篆意，艺术风格当处汉隶中期阶段。所书气势恢宏，用笔豪健沉稳，点画略显波磔。正文题刻倚岩面随形布势，结构参差错落，章法乱石铺街，疏密有致，整体散漫天成，无拘无束，朴拙真率。

拓本右上角有马衡壬子（1912）孟冬二跋，共十四行。跋曰：

跳山摩崖在会稽乌石村，文凡廿二字，汉建初元年刻，为浙中最古之石。案，吾浙汉刻，向推湖州墨妙亭之《三费碑》。自宋以降，不见著录，碑与亭俱不知亡于何时，从此浙东西遂无汉人片石。清道光初年，会稽杜春生访得此刻，近又出《三老讳字忌日记》，皆东汉时物。天下事无独有偶，数十年间，二石先后出土，于是浙中石刻竟让后来者居上矣。

汉隶大字极少，见于今者唯石阙、摩崖两种。其余刻碑之字至大亦不过如《尹宙》《孔宙》诸碑，无逾二三寸者。摩崖以此为最，其次则《褒斜刻石》。石阙首推《杨宗》，若《高颐》《冯焕》诸阙，又以次递小矣。《杨宗》与此相仿佛，皆径尺许，书扁额当取法乎是。壬子孟冬马衡记。[2]

马衡所捐《清拓汉大吉山买地摩崖》拓片 故宫博物院藏

题跋约可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书法，一类重于史料。有曰：“自宋以后，金石之学分为两宗：辨点画之妍丑，稽笔法之宗派，则有若欧阳永叔、赵明诚、赵子函、王弇州、郭磐伯、王竹云诸书；抉剔史傅，发挥经典，考订同异，而笔迹概从其略，则有若洪容斋、薛尚功、顾亭林、钱竹汀、毕秋帆、阮芸台、王述庵诸书。”[3]跋一计133字，先后阐述此碑所在之地、文字之数、所刻之年、发现之人、所具之意，为考证金石之结果，具有史料价值；跋二计99字，申以要义，给予此碑极高评价，认为“摩崖以此为最”“书扁额当取法乎是”，关乎书法鉴赏。正如马衡扩大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一样，其模糊了两类题跋的边界，并以实际行动附有亲笔释文、考证与评骘，加之此本拓墨厚重，字口清晰准确，从而使拓片艺术和书法艺术有机统一，兼具观赏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故是为可珍。

其书——治学之余，文人之气

马衡治学严谨，以书为用，所书篆隶深受金石学影响，宗法秦汉石刻，含商周金文遗韵；行楷兼融王羲之、颜真卿、米芾、赵孟頫等书家用笔技巧，对传统帖学亦继承有序。现存墨迹主要有其诗抄、题跋、书信、对联、扇面和诗简，书法风格较为一致，大多清雅秀美，书卷气浓郁。

马衡在此拓本上所书的二则题跋较能反映出其书典型的风格面目。二则题跋字体均为小楷，以魏碑风格所书，参以行书笔意。字字独立，大小不一，大者如“跳”“独”“书”等字，小字若“二”“三”“日”等字，大者均是小者数倍。结体多取纵势，中宫偏紧缩，平稳中略见欹侧之态，第一则题跋稍呈右倾之势，后者则具左倾之貌。笔墨饱满厚实，用笔中锋，起笔方峻，施以圆转，间有赵孟頫笔意。线条粗细对比较为强烈，行笔流畅自然。章法和谐规整，第一则题跋较第二则行距紧密，尤以第六至第八行最为密集，与其后第二则题跋的疏朗之致互为依托，形成疏中有密、密中见疏的章法布局。整体风格娟秀儒雅、貌丰骨劲，饱含古朴的金石韵味，呈现出内敛工致、温良恭俭的学者之气。

就形式感而言，此金石题跋由拓片、书法、印章三个部分组成，具有多处视觉反差对比。一是图形（拓片）与书法（题跋）并置，先贤遗珍的22个奔放汉隶大字与今人所书的232个俊秀蝇头小楷在字形上产生了大小冲突；二是遵循从右至左的书写排列方式，在拓本右上方书写跋文，与左上方未书空白互相牵制，黑白分明，避免了整幅拓片效果的拥挤沉闷，且题跋位置距拓片主体尚有一定距离，留有余白未喧宾夺主；其三再于跋文处钤以两印，印式一朱一白，颜色一深一浅，形制一大一小，打破拓片与跋文的浓黑墨色，构成了小空间内的视觉矛盾张力。不同于书法大家王铎、傅山依靠线条腾挪跌宕而产生的动态形式韵律，马衡的金石题跋以图、文、印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而流露出静态秩序感，拓片的底色和图形与题跋的书法和印章交相辉映，在空间构成关系中营造出古拙质朴的视觉效应，极具艺术感染力。

此跋源于马衡古物鉴藏过程中的资料整理与怡情养性，系研究考证之时所书，反映自然真实的书写状态之余，实质仍是其扎实学问功力的展现与延伸。马衡终生不以书法为业，而是跟随“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注重书法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相互结合，把书法视为一种清玩风雅的嗜好，以学养书，书以映学，追求学术与艺术的平衡，因而不落窠臼。细观此跋，虽魏碑笔意明显，却未锋芒毕露，盖以篆隶笔法去魏碑方笔得之，使书作既无帖学的靡弱，又无碑学的粗犷，体现了一种文质彬彬的中庸之美。全文无牵丝映带，笔画清晰，绝无潦草之字，唯“若”字补漏书于两行之间，且书写亦工整有佳。金石书画、史学经学历来都相互浸染渗透，马衡常年沉思其间，使得自身更擅长于金文篆籀分隶一类的古文字，追求书写工整有序，强调书作篆籀之气，旁及影响此跋小楷书作面目。这一方面流露出马衡对古人恭敬之心理，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其严谨的治学精神。

二跋碑帖兼容，大朴不雕，可见马衡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力。究其原因，清末碑学盛行、民国帖学逐渐复兴的时代背景固然为其提供了碑帖兼学的便利条件，然而常年坚持滴水穿石之功也不容小觑。事实上，马衡着重强调学习书法的功夫论。首先是读懂文字，“《说文解字》为研究文字学者唯一必读之书，即研究甲骨文金文，亦舍此别无途径”[4]；其次是书写实践，“中国人读通了文字是不够的，必须在文字本身的书写上，耗费练习的时间”[5]，其中尤重执笔，认为书写时要悬肘悬腕，以达到书写自由，是谓：“……小朋友们初学写字，无论字之大小，无论写得好坏，决不宜把肘腕着案，练习数月，肘腕自然稳定……学字的人能做到这一点，虽不一定都能写好字，但即使不好，亦必活泼天真，因此小朋友们必须使手腕自由，竭力悬腕悬肘，力矫科举时代的束缚。”[6]以功力为基础，以学问为支撑，故此跋字字深于法度，而又能自出新意，具有个人书法独特风格便是情理之中之事。

其思——取法乎上，金石入书

马衡的书学思想未有专著辑录，大多散见于金石题跋。此跋文不仅为后人研究金石碑版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也为了解其书学思想提供了参照，吉光片羽仍启迪至今。

据题跋内容可知，马衡认为“汉隶大字极少”，《大吉山买地摩崖刻石》为现今所见摩崖大字之最，“书匾额当取法乎是”。在题跋中，其又提及《尹宙》《孔宙》诸碑，但未加推崇。原因有二：一是《尹宙》《孔宙》诸碑字体“无逾二三寸者”，所具有的严谨端庄的庙堂之气不适宜书写匾额这类率意奔放的大字；二是从立碑时间看，《尹宙碑》成于东汉熹平六年（177），《孔宙碑》造于东汉桓帝延熹七年（164），二碑均蚕头雁尾，波磔飞动，隶意充盈，系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而《大吉山买地摩崖刻石》制于东汉建初元年（76），时间上较二碑早近百年，虽属隶书，却杂以篆法，以致点画圆而不滑，线条壮而不肥，潇洒沉穆的意态区别于一般成熟汉隶。由此可见，推崇此摩崖刻石，实则体现了马衡由隶溯篆、以篆书隶这种取法乎上的书法崇古观。此外，马衡毕生考鉴金石，对汉隶极为重视，在其著《论汉碑书体》一文中也提及到此种观念：“汉世篆刻往往不合六书，为言小学者所不取。然欲求其用笔之法则，汉隶亦为必需也。”[7]“汉世篆刻”指汉代的篆书刻石，马衡此论是基于汉代中国文字变迁繁密这一事实，其时篆法在日常书写中传承流变，篆书大多带有装饰性意味，与秦篆相差甚远，而隶书已日臻发展成熟。马衡认为欲学篆法，必学汉隶，只有通过临习汉隶才能得以管窥汉篆之笔法。

作为近现代著名的金石学家，马衡倡导金石入书的理念深受其职业影响。19世纪末，大量文物出土，殷墟甲骨、西北简牍、齐鲁封泥、燕齐陶器纷纷见世，马衡适时总结金石学研究成果，著成《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的含义、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方法以及它和史学的关系等做了系统化的论述，使古器物学成为一种科学，推动了旧金石学向考古学的过渡。郭沫若称颂道：“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8]《大吉山买地摩崖刻石》刻于崖壁，为天然之石，因摩岩有裂缝、石筋的存在，书刻时须作揖让，行文多参差不齐，字形大小因地制宜，长短广狭错落欹斜，所刻之目与所书之目大为不同；加之崖壁千年以来风吹雨淋，原刻早已锈蚀残泐，恐已失真。可在刀凿和历久风化这两大因素叠加下，《大吉山买地摩崖刻石》在线条形状和质感上呈现出不同于墨迹的斑驳生拙的风貌，这便是马衡所强调的以笔师刀的金石气。观其题跋，瘦劲不失圆润，灵动不乏古朴，饱含浓厚的金石韵味。马衡亦曾精心收集清末民初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梁启超的作品，跋书“任公书法出入秦汉，所作篆隶有独到之处。其行楷兼收博取，自抒新意，金石之气亦复盎然纸上。晚清以后殆无有出其右者。余心摹已久”，对梁启超书作所弥漫的金石之气大为赞许。

结语

马衡一生酷爱石刻拓本，对拓本的研究常以题跋方式以示后人。马衡跋《清拓汉大吉山买地摩崖》详载此物来源经过，讲其精髓，间或阐发，遂使题跋本身所具学术价值远大于碑拓本身。所书题跋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古雅厚重，文气十足，反映了其坚实的书法功底和端正的治学态度。在题跋中，马衡大力推崇此摩崖，欲求篆法以示古意，倡导以笔代刀力追书作“金石气”，为职业影响下的必然。

注释：

[1]故宫博物院编.马衡捐献卷[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46.

[2]释文系作者自译。

[3]吕世宜.爱吾庐题跋[M].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14371.

[4]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299.

[5]马衡.我教你写字[M].重庆：文风书局，1944：2.

[6]马衡.我教你写字[M].重庆：文风书局，1944：20.

[7]故宫博物院编.马衡·诗抄·佚文卷[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169.

[8]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郭沫若序[M].北京：中华书局，19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