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山西明代壁画榜题的特征
——以太原明秀寺供养人榜题为例

□ 孟冠华

一、引 言

“榜题”一词，在《汉语大辞典》中的释义是“匾额题字”。在《敦煌学大辞典》中注解为：“亦名题榜、榜书，专指写于壁画旁说明壁画内容的文字。”[1]还有解释为：“同中国画之款识，为敦煌壁画专用名词,指说明壁画内容和简单的佛经内容的文字,亦是敦煌壁画的一个组成部分。”[2]中国壁画中最早出现榜题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的永靖炳灵寺第169窟中的建窟纪年。汉代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出现了所绘人物的姓名榜题，同时代的画像砖石也有对所刻画的内容作简要评述的榜题。现存敦煌壁画中的榜题最早见于北魏时期第254窟的千佛画，在每身佛旁都有一条榜题标明了名称。

由此可见，榜题是伴随着壁画而产生的，可以识别图像、复原历史情景，成为记录当时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当代学者也多有对榜题功能的概述，陈履生认为：“绘画中的榜题通常是为了辨别所画的人物或所发生的事件而书其姓名或事件于一侧，标准的样式是在长方形的框内书写或刻画所图人物的姓名或事件内容。”[3]白化文先生认为：“明清以来寺院绘制壁画，其榜题似乎也是走这两条路。即，或录经文，或录诗文。”[4]赵冉的归类是：“榜题一般与图像相配，为图像的补充或解释，有框或无框。”[5]

本文试从太原明秀寺壁画供养人的榜题入手，窥探山西明代寺观壁画榜题的特征。从考据学、历史学角度探究作为明秀寺榜题的图像及历史依据，与明代山西寺观壁画进行类比，找出其中的共通性和独特性的一面，基础性地梳理山西明代寺观壁画榜题的时代属性和晋源一带的地域特征。

二、山西明代壁画榜题的形式

在讨论明秀寺壁画榜题之前，我们先来探讨山西明代壁画榜题的形式。山西早期壁画榜题中，五代平顺大云院有“舍利佛”等诸多尊格身份名称的榜题之外，还在“观世音菩萨壹尊”下有小一号的两行四个字，因漫漶不清，怀疑内容为供养人名。元代稷山青龙寺有大量的身份榜题，如帝释圣众、元君圣母众等，此外还出现了几处有供养人的姓名，如在“十二元神众”左下方写特小号的□□村□善人李□施。宋代高平开化寺以经变故事为主题，每个故事画旁涂有长方形的白底黑边框，但却空白无记载，于北壁墙记有“丙子六月十五日粉此西壁画匠郭发记”，丙子是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是用来记载年份和画匠人姓名的。那么山西寺观壁画发展到明代后，其榜题有哪些形式呢？拙见是大体可分为四类：

1.壁画榜题的尊格身份指向，具体指佛、菩萨、诸神、明王等人物身份，这是从辨识的角度看榜题的意义。如宝宁寺水陆画的神祇名称、灵石资寿寺弥勒殿天地水陆神及星神等名称。阳高云林寺水陆画榜题较多，题在每组神祇的上前方，东壁上中下三层共46组230身神祇、西壁上中下三层共43组225身神祇，北壁上中下三层共32尊神祇，上层为毗卢遮那佛等诸佛菩萨名称，中层是文殊师利诸菩萨名称，下层是焰发德伽诸明王名称，榜题在其正上方。

2.画面的佛本身故事、因缘故事等内容的标题或对画面作梗概说明，具有佛门教化世人的意义。阳高县云林寺东壁对应画面主题榜书为“往古贤妇烈女众”、“军阵杀伤水火漂焚”等；太原多福寺中所绘是佛本行故事，榜书为“感得天人献宝贝之处”、“梵王遣使命宣唤如来之处”等。

3.记载供养人功德主姓名及施银数量，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既为了显示自己的功德，又为了传世。太原永宁寺壁画中榜题为供养人的题为“第三十四愿随生他方愿太原县西街信士郭汾□施银壹两”。还有一种较为多见的形式是佛、菩萨、诸神等的人物身份与供养人姓名同时出现，如明代浑源永安寺水陆画，诸神组队第一身举幡旗书诸神众名称，如“大梵天王”，脚下相对应榜题墨书供养人，如“信士王培玉、安加公、金妆”；在同一榜框中的有繁峙公主寺壁画，如“文殊菩萨信士李钊”、“阿难尊者程有福”、“十二相属神祇众信士男善人郭子贵”等，壁画中出现供养人带眷属的有“四大天王众信士闫敏长男闫景才”等。

4.记载壁画作画的纪年内容或画匠人名的，从这点来说，可以类比中国画的落款。繁峙公主寺中榜题记载画工人名：“画匠戎钊、张鸾、高昇、冯秉相、高进、赵喜”。

三、明秀寺壁画供养人榜题的特征

明秀寺位于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大雄宝殿的壁画为明代嘉靖年间所绘。笔者在《太原明秀寺大雄宝殿壁画艺术初探》中（《美术观察》2019年第2期），对其进行了实地调查，作了内容特色的初步分析。

明秀寺壁画主壁（西壁）画面在佛、菩萨、诸天图像侧边有着非常醒目的30处榜题，竖长方形框，除一处外都以墨书题在涂有红色底的边框内。它们所处的位置基本根据画面的人物布局而定，佛像或菩萨画幅尺寸较大，七佛二菩萨的榜题位于图像的右下方或左下方，诸天的榜题位于图像的左上方或右上方（诸天中涂有红框却没有题记的约有5处）。南壁绘有千佛图504尊，榜题位于左右两尊佛之间的下方，既有分割作用，又有连接意义，使画面形成一个整体。

现谨录如下几处榜题。中间一组主像在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左下方为：

①太原县北郭弟（第)一都南头村 功德主信士王玺室人杜氏男王伯广武氏次男王伯□孙男南京□ 金妆一尊佛施银一两 嘉靖七年仲秋八月上旬吉旦记

②太原县北郭弟（第)一都南头村 功德主信士王□室人李妙果 男王伯玹男妇张氏次男王伯班王伯琤王伯□ 金妆佛一尊施银一两 嘉靖七年仲秋八月上旬吉旦记

③雨淋表层模糊，现已无法看清，仅可辨析：……都南……八月上旬………

左侧（北侧）一组在大势至菩萨左下方为：

④信女王□清 金妆势至菩萨一尊（大势至菩萨的右下方没有红色底框，直接题记在祥云上，可能是补写）南头村信士王□室人郭氏 男泰昌三哥子 施艮（银的异体字）[6]五分

右侧（南侧）一组释迦牟尼佛左下方、药师佛右下方为：

⑤本村信士王仲然室人撒妙善 长男王帮李氏王□许氏王□ 孙氏王馔五哥子女五姐□孙男陈自安陈保住 金佛一尊施艮（银）五分

⑥王村信士白志□室人王氏牛氏 女白大姐白二姐白三姐男□□ 金佛一尊施艮（银）五分

二十四诸天的榜题中的例子有：

⑦落阳村信士李□□ 室人南妙清

⑧三家村信士白永会许氏 男白瑤戒进 女小肴（看）梅

⑨王村信女白氏妙贤施艮（银）三分 男王秦梁氏

总体来看，明秀寺壁画的榜题为主要记载供养人功德主姓名及施银数量，细分析来有以下五种特征：

1.记载供养人功德主姓名及施银数量，且画面主佛榜题为施银数量最多的信众。

2.①②③均有纪年题记，日期具体到年、月、日（吉旦即初一）。

3.④出现尊格身份指向，大势至菩萨一处。

4.信众覆盖周边地方众多村落，表现出村民对佛教文化或信仰的热潮。

5.④⑥⑨女性信众的参与引人注目，甚至把女性的地位提高，直接题名“信女王□清”“信女白氏妙贤”，而不从属于男性。

其中前三种特征为山西明代壁画榜题共有的形式。明秀寺壁画榜题的特别之处在于所记载的供养人数量众多及晋源周边村落众多。据《太原县志》记载，“明秀寺在（太原）县南十五里北郭都”[7]，而榜题中提到的供养人辐射周边多数村落，主要分布在南头村、王村、落阳村、郭村、本村（王郭村）、三家村、晋祠街、下舍村等。榜题中供养人及室人（妻妾）的名字多用法号，都携带儿女子孙名姓，这是一个庞大的佛教体系。表现出晋源周边乡村村民对佛教文化或信仰的热情，这种信仰具有更多的民间性、实用性和功利性，使其成为家庭的守护者，成为满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现实祈求，确保家人福运绵延和安居乐业。

寺内中殿南侧廊下“大明嘉靖三十八年立石”的《重修明秀寺碑记》中记载纠首为王仲然、王伯承、王伯保、王伯广、王伯晶等发起者21人，根据古代取名使用的族谱，儿子同辈中同出现“伯”字，这些姓名中多数同为“王”姓且同辈份的人，是否王家为王郭村的一支最大家族，扶梁都总功德主王仲然是否为当地地方士绅，值得关注。

明代是男性夫权父权统治的社会，女性的地位卑微，参与公众活动受很大限制，而妇女积极参与入寺敬香、听经等祀神宗教活动却成为一时风气。明秀寺的重修得到女性的支持和捐助，壁画榜题女性信众，由妻妾到女儿，甚至直接书写信女的姓氏、法号和名字，一面是女性对宗教活动的积极和虔诚，将寺庙当做她们抚慰精神的家园，一面也是当地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当时礼教对女性的束缚有所减轻的体现。

明秀寺壁画榜题蕴含着明代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具有时代的共性特征和山西壁画榜题的共同形式，同时也隐现着太原晋源地区的地域特征，为我们理解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1]《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2]《敦煌石窟知识辞典》，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3]陈履生《从“榜题”看〈平番得胜图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6期。

[4]白化文《变文和榜题——京洪字62号等几个卷子中“榜题”的录文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

[5]赵冉《宋元墓葬中榜题、题记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6]见“《蔚县碑铭辑录》，其中大量碑刻的捐资题名都将“施银”写作“施艮””（方志远《关于泰州学派王艮“艮”字读音的再思考》，《光明日报》2013-05-23）。

[7][清]员佩兰总裁、杨国泰纂修《太原县志》(一），道光六年刊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6年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