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炎黄文化研究力作
——评《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王永莉

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炎黄文化的研究日渐深入，涌现出一大批学术成果。2019年8月，高强著《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一书(以下简称《炎黄文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将炎黄文化的嬗变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置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考察，通过梳理炎黄文化的起源、流变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厘清了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独特视角，阐明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弘扬炎黄文化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炎黄文化》融学术性、逻辑性与趣味性于一体，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堪称新世纪炎黄文化研究之力作。

一、学术性

炎黄时代从历史发展与文化序列上属于仰韶文化后期与龙山文化时期，虽然已经初步告别结绳记事，但依然缺乏确切的文字记载，虽然近年来有不少炎黄时代的史前遗址如石峁遗址、杨官寨遗址等为炎黄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然而，对广大史学研究者而言，炎黄时代及其文化的研究始终因史料、文献的缺乏而困难重重，不少研究成果也因此遭遇质疑。

《炎黄文化》以历史发展为经，以炎黄文化的产生、发展和认同为纬，按照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序列，勾勒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炎黄文化的传承与中华民族的交融，以先秦、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献为史料依据，以炎黄时代的历史遗迹、出土文物为实物佐证，从历史典籍到画像石，从墓志铭到族谱、诗文笔记等，载体丰富多样，并结合全国各地炎黄时代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从农业、制陶、冶铜、玉器、祭祀、文字、筑城及聚落形态等方面综合考察中国文明的起源，考察炎黄二帝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其学术性毋庸置疑，以下仅举两例简要说明。

关于炎黄时代创造出的农业文明，作者引用了从先秦时期的《尚书》《周易》《管子》到秦汉时期的《淮南子》《白虎通》《新语》等古代文献史籍，列举了距今1万年以上的山西下川遗址和湖南玉蟾岩遗址、距今7000余年的陕西关桃园遗址、距今6000余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和湖南灃县城头山遗址、距今5000-6000年的陕西渭南东阳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等稻作、粟作农业遗址以及其中出土的骨耜、木耜等农具等等，为探讨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水平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证据。至于文字的起源，作者指出，炎黄时代的文字或许就是刻画在龟甲、骨片和陶器上的符号。为此，作者专门研究了从距今8000年左右的河南贾湖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到关中北首岭、半坡、姜寨、李家沟等仰韶文化遗址、宜昌杨家湾等大溪文化遗址、安徽双墩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等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证明了刻画符号作为中国最早文字来源之一的学术观点。

二、逻辑性

《炎黄文化》的逻辑性主要表现在概念解释与主体结构两方面。

第一， 概念解释层面上，作者以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相互关系为考察对象，涉及到对许多名词概念的解释。在解释文化、炎黄文化、民族、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概念时，作者首先引用《周易》《说苑》《辞海》与《文化：历史的投影》《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原始文化》等古今中外论著、辞典阐释“文化”概念，指出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区别；其次，追溯、解释炎黄文化及其研究历史，开创性地将炎黄文化分为狭义、广义、中义三个层次，其中对中义的炎黄文化的定义，更是推陈出新，颇有见地，不失为一家之言；再次，在界定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时，作者引经据典，以白芝皓、梁启超、孙中山、安东尼·史密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盖尔纳、霍布斯鲍姆、斯大林等古今中外学者、政治家们关于民族的论断为依据，指出“民族是在文化、血缘、经济、政治、宗教和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并在深刻剖析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中华民族的发展状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指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各个族群构成的自在的共同体和中国现实中存在的56个族群构成的自觉的共同体以及认同中华文化的海外华人华侨”的概念，最终得出了“当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由认同中华文化并愿意共同奋斗的人们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结论”，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全国各族人民、旅居海外的华人以及全世界爱国华侨，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概念解释有理有据，逻辑清楚，语言流畅，极具说服力。

第二， 主体结构层面上，《炎黄文化》的主题思想大致可分为四大部分：首先，阐释炎黄文化、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凝聚力等基础概念及其研究现状与现实价值；其次，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炎黄文化的滥觞与中华民族的起源、炎黄文化的传承流变与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炎黄文化的勃兴与中华民族的自觉以及炎黄文化的重构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分段研究；最后，将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置于全球化背景之下考察，提出弘扬炎黄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的终极目标。不仅从宏观角度勾勒了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纵向发展轨迹，而且从微观角度阐明了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产生、发展、繁荣、复兴的横向发展状况，逻辑严密，思路清晰，层层递进，颇有新意。

三、趣味性

客观而言，中国炎黄时代，因文字系统尚未成熟，更无片言只语留存，后世赖以研究者仅《尚书》《山海经》《周易》《左传》《国语》与《史记》等寥寥几本而已。然而，《尚书·尧典》号称时代最为久远，其记载年代也不过唐尧，按《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尧为帝喾高辛之次子，乃黄帝之四世孙，距炎黄时代亦至少有上百年之遥。至于《山海经》其书，记载内容以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与古史民俗为主，且多荒诞不经不可考之处。《周易》《春秋》等则产生于春秋末期，《史记》成于西汉，距炎黄更为遥远，所记之事亦难免存疑。史料缺乏导致研究难度巨大，如无独到之视角、流畅之语言与高尚之趣味，恐怕难以引起读者之关注。且著书立说之人，自当以读者理解为第一要义，学术著作当然不能例外。学术著作所论问题尤为专业精深，普通人士因缺乏相关素养而接受困难，这也是学术类著作除专业研究者外常无人问津的根本原因。

《炎黄文化》不仅专业性强，又能寓繁于简，深入浅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艰涩复杂之史实，穿插考古发现之文物出土，辅以炎黄时代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在作者广博的知识体系与深厚的历史学养的助力下，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发展、流变、复兴历程跃然纸上，趣味横生，激动人心。

《炎黄文化》凝聚了作者对炎黄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对中华民族的款款深情，是作者以深厚的爱国热情、严谨的学术态度与深入浅出的笔调为学术界乃至全国读者奉献的炎黄文化研究力作，必将启迪更多的炎黄文化研究者，激发广大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