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挑战与机遇

〔英〕迈克·罗宾逊（著）〔中〕傅翼（译）

（1.英国伯明翰大学 英国伯明翰；2.浙江大学 浙江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工业遗产的价值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正式认可，但工业遗址和它们的管理者仍然面临着挑战，如运维工业遗产的高成本性、社群与工业历史的脱节造成社群与工业遗产的交流困难。我们应该思考：如何维护社群和社会真正重视的工业遗存，如何让在后工业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找到与工业遗产的联系。工业遗产的保护需要实现工业遗产的持续增值、可持续管理和政策主流化，积极探索更有效地利用工业遗址的方式。没有一个万能模式可以适用于所有工业遗产，但我们需要探索出一个架构，来解决资金与交流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

引言

在遗产的殿堂里，工业遗产很少位居高位。较之众所周知的“传统”遗产形式——建筑杰作、壮观的城堡、历史古迹以及美丽的景观，肮脏危险的工业留下了锈迹斑斑的遗产，其总是成为市容市貌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在一些依然进行着工业生产的地方显得尤为突出。但是，人们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工业历史遗存的价值，它们不仅对景观塑造，而且对打造全球工业主义文化都有着重要意义。

事实上工业遗产的定义十分广泛，在过去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不断地演变。所有与遗产相关的讨论都会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即遗产的价值以及社群和社会如何衡量他们的工业历史遗产的价值。当然，价值的类型有很多——历史价值、建筑价值、设计价值、象征价值等，而这些价值背后的动机也各不相同。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TICCIH）将工业遗产定义为：

……遗址、构筑物、复合体、区域、景观以及相关的机械、物件或档案，作为过去曾经有过或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业生产、原材料提取、商品化以及相关的能源和运输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的证据。工业遗产反映了文化和自然环境之间深刻的联系，因为无论工业流程是原始的，还是现代的，均依赖于原材料、能源的自然资源和运输网络，以生产产品并分销产品至更广阔的市场。［1］

比起2003年《下塔吉尔宪章》（Nizhny Tagil Charter）中对工业遗产的定义［2］，这一定义有所扩充，吸纳了过去工业活动中非物质的部分，因此包含了工艺、技术以及与工业活动相关的更广泛的实践。保护工业化的非物质遗存确实是个难题，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无形的遗产本质上是构建工业生活的社会经济大环境的一部分。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认识到工业遗产的价值在各个文化、政治体系和经济环境中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并与更大范围的社会演变模式产生共鸣。尽管大多数社会都有自洽的遗产系统——对遗产进行认定、保护、保存和管理，但遗产的构成要素却不尽相同。若说工业遗产是直到最近才逐渐受到重视也不为过，但和其他形式的遗产一样，社会和遗产机构都需要思考与工业遗产相关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谁的遗产？”［3］

在本文中，笔者将讨论这个问题并解释笔者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遗产革命”观点，以及所有重视工业历史遗产的人或机构在这次革命中面临的挑战。在如今的社会中，服务业正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年轻人更是越来越远离工业世界，我们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对待工业遗产的方式，不仅是从保存和保护的可行性角度，更是从有效性及可持续的管理角度。两个重要的挑战主导着发达国家的工业遗产领域，它们相互联系。第一个是如何维护社群和社会真正重视的工业遗存［4］。仅仅保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挖掘工业遗址的资源，即找到工业遗址的创新用途并采用创新的管理手段使它们产生必要的资源，从而确保其可持续性。第二，需要对工业遗产进行更具创新性的阐释，并找到新的方法将工业历史嵌入、转化到当下和未来中，这一点很重要。英国作为工业革命起源国，其铁桥峡（Ironbridge Gorge）世界遗产的经验和实践有助于为其他遗产提供借鉴，来探究我们如何应对工业遗产带来的挑战以及如何规划一个工业遗产的新方案，让在后工业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找到与工业遗产的联系。

一、工业遗产的兴起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欧和北美兴起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运动［5］。20世纪90年代，许多东欧国家在社会制度剧变之后也出现了相同的模式，之后这一趋势在许多发达国家中继续蔓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经济、科技、意识形态以及各种社会趋势，比如环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但本文因篇幅关系无法对这些原因做实质性分析。不过，有几个现象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过去五十年间绝大多数关闭的工业厂房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或保护。相反，它们彻彻底底消失了，留下曾在那里谋生的社群重新调整他们的生活以适应新环境（他们中有些人成功了，有一些则不然）。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大部分人并没有悼念那些消失的、具有污染性的、危险有害的工业厂址。与很多其他类型的遗产不同，以前的工业区域通常被忽视和轻视，比如被弃若废墟［6］，被视为丑陋的“怪物”而成为危险之地［7］，或被主流遗产话语边缘化。第二，全球经济见证着工业生产从原来的工业化奠基者——欧洲和北美——大规模转向亚洲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那里有新兴的也更经济的工业化经济形态，因此，社会对工业遗产的意义进行了重新评估。第三，未来的（事实上也是当下的）工业遗产的“制造者”正是这些工业国，如中国和印度，它们才刚开始看到某些工业领域的衰退。第四，这提示我们社会（社群）与之前的工业文化的遗存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关系。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英国和西欧其他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运动，“第一次工业遗产革命”（但是它更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演变过程）应运而生。当时，工业旧址和相关工艺品面临灭顶之灾，它们的历史可追溯到工业革命开端以及19世纪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黄金时代，这种对工业遗产的威胁促使遗产爱好者、地方历史学家、工业考古学先驱试图保护和保存这些社会经济变迁最伟大的时代留存下来的遗迹。这些爱好者干预的一大成果便是欧洲乃至世界的工业遗产数量增加，如今许多国家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工业遗址和遗迹进行保护。尽管很多工业景观被完全清除了，但还有很多通过修复项目、旅游发展和城市改造变成了遗产物、博物馆和观光景点［8］。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各国的国家遗产名录上，工业遗产地的数量骤增，这标志着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得到正式认可。此外，在这一时期，工业遗产博物馆及相关的旅游景点也得到了建设。受保护的工业遗址的实际数目很难计算，因为其中既有对遗产的整体保护，也有对单个遗迹的保护，对遗产的认定也分地方的、区域的以及世界的遗产认证。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那个伟大的工业时代的发明、大规模的建设、批量生产留存下来的遗产都受到了很多的关注。跨国项目，诸如“欧洲工业遗产之路”（European Route of Industrial Heritage）和“欧洲遗产开放日”（European Heritage Open Days）等进一步提升了工业遗产的形象。工业遗产不仅在欧洲范围内得到了大量关注，这种关注也逐渐放大到世界其他地区，因为它们反映了过去的殖民关系和商贸往来的历史模式。就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尽管去工业化进程出现得相对缓慢，但工业遗产的价值也正开始得到承认，许多国家开始从欧洲国家的经验中学习工业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发展模式。

一般来说，有四种去工业化的方式，它们并不相互排斥，在某一特定区域，四种方式也许会同时运作。第一，笔者称之为“有意遗忘”，即通过土地开垦或填筑、景观美化、旧址再利用等方式对旧工厂、旧厂房实行整体阉割，结果导致那个地方在一般人眼里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工业生产地。对工业旧址的整体再利用仍然是处理工业衰退、促进经济更新的最常见、最基本的方式，也是过去多年默认的对无数工业旧址的标准处理。这个方式假定一个工业遗址缺乏遗产价值，那么这片土地自然要得到更好的使用或满足更多的需求。而第二种方式恰恰相反，它是将工业厂房博物馆化，也就是把这个地点作为遗迹几乎完全保存起来。当然这并非易事，不可避免地需要斥以巨资，即使规模较小的旧址也不例外。对一种工业形态的大部分遗存进行保存的案例也不少，比如位于德国萨尔州弗尔克林根（Völklingen）的前钢铁厂自1986年停产后就受到了保护，1994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The World Heritage List）。

第三种处理废弃工业旧址的方式是对其部分构筑物保存，并根据不同目的对它们再利用，这种机制越来越常见。这种适应性再利用已成为欧洲很多地区实施改造规划的重要手段，它允许将旧工业建筑整合到新的发展规划中，从而发挥它们的新功能。工业历史的记忆通过工业生产旧址的部分建筑遗存得以保存，同时又允许相当大程度的建筑创新，与经济发展行动接轨。虽然这种方式的运行成本也很高，但至少对废弃工业旧址进行了利用，创造了一个产生税收的新机会。将老磨坊改造成公寓、在旧厂房的“壳子”里设置零售店和休闲娱乐设施采用的都是这种再利用的方式。这种方式也是基于对工业遗产的部分价值的认可，其引起关注通常是因为商业化利用，而不是因为重视公共教育和遗产价值。那些不管公共部门还是私营机构都不认为其有价值的工业旧址会遭遇第四种处理方式，即任其荒废衰败。未对其进行干预的原因有很多，但大多数追根究底还是因为缺乏能够采用上述三种方式的资源。工业旧址自生自灭的情况在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尤为严重，这些国家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可用于拆除工业旧址和开发土地的资金都极其有限。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的工业旧址缺乏遗产价值或不具备进行长期规划的潜力，而是短期内除了弃置别无他法。

如今，社会能够欣赏并保护工业遗产的方式已经有很多突破，但对于工业遗址和它们的管理者而言，仍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工业遗产的持续运作；另一类是关于工业遗产如何拥有被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消费的功能。

二、运营维护工业遗产的高成本性

就大多数有形遗产而言，所有者和管理者必须处理有形遗产的物质构筑物持续损耗的问题。对于很多工业旧址来说，不仅保存和修复，而且持续维护都需要高昂的费用。被弃用的矿需要持续开采以及注水，运河需周期性疏浚，暴露的金属制品需保护，任何机器都需严格检查。工业遗址工作期间需要品质和安全监管，尤其是在对公众开放的情况下。为保证工业遗产对访客是安全的，需要相当大并且持久的投资。工业遗址常常是建筑复合体且建筑形态多样，所以与管理单一的博物馆建筑不同，用于其整体保养与建筑结构保护的技术和材料是专业的、短缺的，必然也是昂贵的。

工业遗产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规模庞大。不管是高炉、烟囱或仓库，建筑体都是巨大的，包含整个工业厂房的遗址建筑通常占地非常广阔，还有着长长的运输道路，这就导致即使只对工业遗址的局部保护也充满了挑战。遗产这样大的规模一方面让人叹为观止，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这样的规模使得持续的、规范的维修工作变得艰难且昂贵。虽然最初的保护和稳定化工作可以得到资金支持，但关键是这些费用是持续产生的，而且很少有工业遗址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就预留了负担这些后续费用的应变资金。

对于政策制定者以及工业遗产的管理者而言，尽管遗址的历史和象征价值可以展现出来，也确实值得资本投资对其保存和保护，但关键问题在于长期可持续性。整个欧洲（但是不限于欧洲）的工业遗产的投入主要来自公共部门的资金，事实上，就许多遗址的运作规模及其相关的意外风险而言，除了政府支持，也没有其他的方式。对欧洲工业遗址（主要是博物馆和旅游景点）粗略分析便可得知，绝大部分的工业遗产依靠国家支持。从一个层面来说，这意味着工业遗产在整个欧洲社会的重要性，但这也是在尝试解决工厂和生产车间关闭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冗余，还包括失业，从事工业领域工作的社群的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环境景观的再塑造。工业遗产基于旅游而崛起既是大范围的经济转型的一部分，即转向服务业领导的后工业经济模式，也是这种经济转型的一种结果，但其主要还是依赖政府干预。

工业遗产的某些方面也吸引了私营机构的注资，可是这多数是发生在公共资金注入以确保遗址项目立项之后，或者以与政府机构合作的形式进行。正如我们所预见的，私营机构会用非常商业化的眼光审视这些以前的工业建筑的结构，投资的案例往往是收购并保存工业建筑从而适应性再利用。如今已有很多旧工业建筑通过改造成住宅、商务场所、零售场所或建筑综合体得以保存。虽然这种方法是有选择性的，并且需要在工业建筑的形式和功能上作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它成功地将过去的工业和现代日常生活重新整合起来，受到大众欢迎。

适应性再利用模式对于处理工业遗产价值认定过程里产生的部分经济问题很有价值，但对于很多工业遗产机构（如博物馆和旅游景点）而言，收入和持续性的资金支持仍是一个挑战。随着公共部门对遗产领域的投资日益减少，再加上工业遗址总体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激化了彼此之间的竞争，这一挑战变得越来越严峻。

三、沟通交流的挑战

过去约三十年间，工业遗址得以存活下来的方法之一便是向访客直接收取门票，或者刺激他们间接消费，工业博物馆和景点已越来越擅长通过旅游业增加收入。我们应该注意到，除了少数工业遗址有足够的规模和重要性吸引国际游客，迄今为止，工业遗址最重要的市场还是国内或周边地区的游客。工业遗产旅游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因为不仅工业遗址之间要相互竞争，工业遗址还要与所有遗址竞争。它的市场规模通常比较小，消费群体主要为50岁以上的男性。各处遗址提供的参观体验质量参差不齐，许多遗址缺乏更全面的参与旅游市场的技巧。爱好者、技术人员和志愿者是活跃在工业遗产领域的主力军，他们在遗产保存工作中至关重要，他们难能可贵的参与降低了用人成本。但就适应游客需要而言，工业遗产总体落后于其他遗产行业，尤其是那些需要游客收入的工业遗产。现存工业遗址的运营者和管理者，以及需要在如何处理去工业化的厂房和工厂的问题上作出艰难决断的政策制定者，都越来越需要理解各种规模的工业遗产面临的市场现状。

这里，笔者将这个问题理解为经济的问题，它令工业遗产的持续资助面临挑战。但挑战远远不止于此，还有沟通这一基础问题。不仅在欧洲，在前工业化世界的很多其他地区这一问题都很明显。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对于大部分城市和区域而言，社群可以用生产的产品、创新的科技以及参与的工作流程定义自己。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不仅塑造了自然界和人工世界，也根据工作模式、实践技能、社会结构、性别关系、居住形态以及从音乐到宗教的大量文化表述等共同参照因素塑造了本地和集体身份。有时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工业遗产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提醒”功能，不仅提醒我们想起过去生产的产品，也提醒我们去思考我们生活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环境里。

与此同时，在这个我们可以称为“后工业化”的时代，工业遗产的社群以及更广泛的工业遗产的社会支持者经历着重要的变化［9］。由于社群的新老更替，工业遗址和工业博物馆的第一波、第二波观众潮很快就会过去，与这些观众一起离开的还有那些让他们理解自己曾经所处的工业世界的隐性知识。年轻的群体越来越远离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这种文化曾在欧洲盛行，之后融入到如今占主导地位的消费服务业中。此外，欧洲的社群正在经历日益深化的文化多样性，同样也产生了与工业历史不同程度的脱节［10］。

工业遗产是在如何为现在和将来利用过去的当代过程中建立起来的［11］。因此，理解工业遗产景观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意义与意义制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关乎一种叙事逻辑以及（或者）对意义的叙事组织［12］，这就是工业遗产叙事。要进行身份构建和沟通交流，叙事很重要，遗产价值也是通过叙事构成和转化的。工业遗址的一项基本挑战就是找到新的叙事，以与工业文化长时间脱节的年轻人和新社群建立联系。保留工业历史遗产不仅是原则问题，更是经济实践问题。保护工业遗址使用的工艺和技能资源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形式，需要积极地传给后世。此外，年轻的后代实际上是未来的工业遗产博物馆和景点的买单者（作为访客直接消费或作为纳税人间接买单），因此创造让其能够参与其中的叙事至关重要。

四、工业遗产再思考

应对工业遗产领域已面临的挑战并非易事，但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实践模式值得仔细研究。本文无意对大量案例细致讨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遗产通常有各自的政治文化背景。我想在此简要指出从英国铁桥峡工业遗址中提取的一些经验，以及为政策干预和遗址层面的管理提供一些建议。

铁桥峡遗址是最先出现的伟大的工业遗产之一，其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对铁桥峡的建筑和周边景观的考古发掘，这个区域被誉为18世纪初工业革命的中心。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发明的引发了大规模炼铁潮的第一台焦煤焚烧高炉，世界上首座铸铁桥（1779年），已规划好的大约36处国家遗址以及10座收纳国家级藏品的博物馆，形成了一处最重要的世界工业遗产。1986年，铁桥峡遗址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遗产名录》。但这个遗址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受到公共部门的直接资助，铁桥峡博物馆信托基金于1967年成立，一直运行至今。铁桥峡博物馆如今即便不是世界上，也是欧洲最大的独立博物馆之一，正是这种独立性使得该遗址的管理和发展模式不断创新。虽然独立不易，但通过新颖的伙伴关系、创新和项目开发，这个遗址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着。没有公共部门直接的资金支持使该遗址对公共资助的突然削减有很强的适应性，同时它非常重视管理的持续创新、发展与私营机构的联系，以及对观众需求的变化作出回应。它的收入来源多样，主要依靠访客门票费、零售和餐饮的消费以及场地租赁费。与很多工业遗址一样，铁桥峡“资源丰富但缺钱”，因此必须让遗址的所有资源全年无休且完全利用起来，访客的体验必须是最优越的，而且要不断改善。重视访客并非忽视遗址的整体性，这两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

铁桥峡遗址采用外向型的、以观众为中心的策略，因此意识到社会人口的变化以及进行有效阐释的必要性。它是使用“第一人称”在“露天”工业博物馆进行阐释的先行者，遗址里各种各样的工作坊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些工作坊仍然在向访客展示传统的工艺和技术。这样一来，工业的非物质遗产就得以延续了。该遗址的教育项目是其运营的核心内容，其每年要接纳约七万人次的学校参观。这种与年轻一代（也是未来的观众）的联系非常重要，它不仅与该遗址的历史叙事，而且与艺术叙事、科技创新和探索都建立了联系。但对于铁桥峡而言，仍需要进一步持续调整自己的叙事，确保与年轻的访客始终有相关性。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项目正在进行中，特别是建立与科学、技术和工程有关联系的项目。

实践表明，铁桥峡作为一家独立的信托机构而非政府机构，能够拥有相当的灵活性。兼顾工业遗产的保护和教育至关重要，但是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创新的、能对外部世界回应的管理体系。尽管在观众的需求和保护手段之间取得平衡通常是非常困难的，所有遗址都缺乏资源，因为资源永远都不会充足，但是，这种去官僚主义、更多以企业和商业模式为导向的架构确实为铁桥峡提供了一定程度的韧性。在过去五十年间，这种方式使铁桥峡遗址持续发展、扩大运营，同时提高了它在运营工业遗产方面的专业性。

结论：第二次工业遗产革命？

世界各地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的旧工业厂房、建筑、产品和工业区域（城镇、城市）受到保存和保护，体现了地方社群、爱好者和工业遗产专家宝贵且成功的工作成果。第一次工业遗产革命吸引了来自更广泛的遗产领域、政治家以及全社会对工业历史价值的关注，并且从实体、资金和情感层面有效地拯救了工业遗址，使其免遭毁灭。尽管仍有许多工业遗址面临着被拆除和遗弃的威胁，但是，今天我们能够享受到空前多的博物馆、旅游景点以及遗址，它们提醒我们工业文化如何造就了世界。如今我们的任务变成了维护已取得的成果，这将涉及到运用创新的方式应对笔者在前文提到的挑战。事实上，这是重新构建遗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这一更宏大的工作的一部分，即实现工业遗产的持续增值、可持续管理和政策主流化［13］。

三个关键的、相互联系的挑战支撑了第二次工业遗产革命。

首先，如前文所说，需要更新颖的方式保护工业遗产，使其能够绕开公共部门资助有限以及不断壮大的遗产领域里竞争日趋激烈这两个问题。这要通过若干个层面实现，其中一个层面涉及遗址的管理方式，要对遗址和藏品进行创新性的、更商业化的使用，同时仍然坚持维护遗产的整体性。这需要提升专业性和管理能力，以及在遗产领域外拓展合作关系。这个挑战也与更大范围的政策制定有关，要从改造重建、经济发展、科学研究、教育、健康和生活方式的质量等方面开始，当然还有通过旅游等角度来认可工业遗产具有更广泛的价值。伴随着积极探索更有效地利用工业遗址（事实上还有其他遗址）的方式，我们还要进一步审视如何决定哪些遗址值得保护，哪些不值得保护，这是一个会引起更大争议的问题。我们要接受一些展示出突出特质的重要遗址能够，也应该得到公共资金的支持（至少部分），同时让其他一些相对缺乏突出特质的遗址引入商业投资以及采用相应的管理机制，从而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谁愿意为这些遗址提供长期运作所需的资金和管理的问题上。这样一来，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保护一个遗址需要投入多少资金，还包括工业遗产可产生多少收益以保证其可持续的保护和管理。

接下来是第二个挑战。它质问工业遗产如何与一个表面上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世界相关联？同样，也有几个层面涉及这个关联性的概念。它涉及的问题是工业遗产的访客群体发生了改变，访客有了新老更替，如今的访客越来越疏离于工业文化，而以前的工业遗产的先行者则对其非常熟悉。这个关联性也涉及遗产观众群体的异质性越来越高，这体现在观众的性别、文化和民族性上。此外，关联性也指让工业遗产与经济的其他领域建立联系，这些领域很可能为工业遗产提供支持和资金。关联性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更有效的遗址阐释来解决，而另一部分可能需要对整体的叙事进行更实质性的改变。让年轻观众及跨文化观众参与进来是一种有用的方式，让我们去探索工业历史的遗存如何与一个服务业主导、技术驱动、各方面紧密相连的变化的世界相关。

第三是管理问题，这一问题在这些挑战中占主导地位。浏览一下当下工业遗址的管理方式，我们会发现方式多种多样——从完全为国家所有、由国家管理到完全由社群所有、由志愿者管理等，方式应有尽有。没有一个万能模式可以适用于所有工业遗产，但需要探索出一个架构，来解决资金与交流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

革命就是关于质疑以及挑战那些已解答的问题。工业革命的基础是“我们可以用哪些不同的方式做事情？”“我们如何创造更好的世界？”以及“我们如何改变社会和经济形式？”。在工业遗产领域，正如在整个遗产领域，我们问一些关于未来和过去的深刻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这些问题关乎原则、价值以及价值如何与时俱进，但是它们也是关乎实践的重要问题。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是遵循工业革命的精神，同时关注当下和未来的挑战以及我们需要作出的改变。

［1］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联合准则：工业遗产、构筑物、区域和景观》，2011年全体大会通过。

本文提出一种频率协调控制策略。为了将调频信号进行精细化处理,将其分为高低频,由蓄电池和柴油发电机分别承担调频任务,以提高不同频率调节装置的利用率,降低蓄电池储能的容量配置,节约微电网建设的投资成本。柴储混合电力系统协调控制结构如图1所示。

［2］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2003年通过的《下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的定义为：“工业遗产是指工业文明的遗存，它们具有历史的、科技的、社会的、建筑的或科学的价值。这些遗存包括建筑、机械、车间、工厂、选矿和冶炼的矿场和矿区、货栈仓库，能源生产、输送和利用的场所，运输及基础设施，以及与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如住宅、宗教和教育设施等。”

［3］G.J.Ashworth，B.J.M.van der Aa.Bamyan：Whose Heritage.2002.

［4］L.Mydland，W.Grahn.Identifying Heritage Values in Local Communit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11，18（6）：564-587.

［5］B.Altena，M.Linden.De-industrialization：Social，Cultural and Political Aspec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6］a.T.Edensor.Industrial Ruins：Space，Aesthetics and Materiality.Oxford：Berg,2005.b.C.DeSilvey.Curated Decay：Heritage Beyond Saving.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7.

［7］a.M.Hoorn van der.Indispensable Eyesores.An Anthropology of Undesired Buildings.Universiteit Utrecht,2005.b.M.Jansen-Verbeke.Industrial Heritage：A Nexus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Tourism Geographies，1999,1（1）:70-78.c.A.Brebbia，D.Almorza&H.Klapperich.Brownfield Sites：Assessment，Rehabilitation and Development.Southampton：WIT Press,2002.

［8］G.Hospers.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nd Regional Restructur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02,10（3）:397-404.

［9］a.J.Janssen，E.Luiten&H.Renes.Heritage Planning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therlands：Changing Policies and Perspectiv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14,20(1):1-21.b.I.Birkeland.The Potential Space for Cultural Sustainability：Narrating the future of a post-industrial town.In：E.Auclair,G.Fairclough Eds.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ritage and Sustainability：Between Past and Future，London：Routledge，2015:161-175.

［10］M.Robinson.Talking of Heritage：The Past in Conversation.In A.Creese，A.Blackledge Eds.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Superdiversity.London：Routledge,2018:194-207.

［11］a.同［9］b。b.I.Birkeland.Making Sense of the Future：Valuing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he Anthropocene.Future Anterior，special issue：Utopian currents in heritage，edited by Liz Stainforth and Helen Graham，2018,14（2）.c.L.J.Smith.Uses of Heritage.London：Routledge,2006.d.B.Kirshenblatt-Gimblett.Destination Culture：Tourism，Museums and Herit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e.B.Kirshenblatt-Gimblett.Intangible Heritage as Metacultural Production.Museum International，2004,56（1-2）:52-65.

［12］C.Geertz.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elected Essays Basic Books.New-York,1973.

［13］遗产的政策主流化（policy-streaming）指将遗产整合到各个领域的政策制定中，使其能与其他领域的发展联系起来。a.Council of Europe.Council Conclusions on Cultural Heritage as a Strategic Resource for a Sustainable Europe，9129/14 ANNEX,（2014a）;Council of Europe.European Strategy for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2014b）,［DB/OL］http：//www.central 2013.eu/fileadmin/user_upload/Downloads/outputlib/SHIFT_X_European_Strategy_EN.pdf.b.European Commission.Getting Cultural Heritage to Work for Europe.Report of the Horizon 2020 Expert Group on Cultural Heritage.Directorate-General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Luxembourg：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