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研究的力作 国际学术沟通的桥梁
——评《亲爱的中国：1882—1980年的移民书信和汇款》

王苍柏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 人文学院，伦敦 W1B 2HW）

侨汇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达先生就在《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1］一书中讨论了南洋华侨汇款与侨乡建设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在林金枝教授的带领下，厦门大学的一批学者对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侨汇和华侨投资事业又做了扎实有效的工作。［2］在海外，日本的山岸猛和滨下武志先生侧重于对侨批网络的研究及其对近代中国和亚洲社会经济的影响。［3］这些研究无疑拓展和加深了我们对华侨、侨乡以及华侨与中国联系的认识。但是，上述研究都主要集中在对汇款的考察上，而对那些与汇款相伴而来的书信，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在汇款的同时，华侨也常常附上长短不一的书信，或报平安，或问家事，或安排汇款的使用等。这些书信被统称为“侨批”或者“银信”；国内的亲人收到汇款后，也往往会寄出一张简单的“回批”，作为对收到汇款的确认并表达简单的叮嘱。可以说，汇款和书信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两者一同编织了一个把侨乡和海外华侨社会联系起来的复杂和持久的跨国网络。

可喜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侨批的收集和研究工作日益受到重视，成果不断增加。在饶宗颐先生的呼吁和带领下，“侨批学”开始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并逐步走向成熟。［4］2013年，“侨批”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以此为契机，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和以闽粤两省为主的学界的共同努力下，侨批研究进入了大发展阶段，表现为以侨批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和展览不断增加，研究成果不断涌现，［5］多种大型侨批汇编陆续出版，如《潮汕侨批集成》［6］（三辑）和《闽南侨批大全》［7］（两辑）等。但是，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侨批研究也存在着若干局限。首先，一方面，侨批研究主要在国内学界进行，成果多用中文发表，侨批的文献和学术价值鲜为国际学界所知；另一方面，国内的侨批学者也较少关注国际移民书信研究的动态和成果，与国际同行缺乏足够的交流。其次，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对本地本省侨批资料的汇集和个案研究，这些工作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也往往忽略了对侨批贸易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行为的综合性梳理和全面分析。最后，就研究方法而言，大部分成果侧重于历史研究，对其他与移民书信相关的研究方法了解和利用不足。

一

在这一背景下，经过历时五年的不懈努力，班国瑞（Gregor Benton）和刘宏推出了其新著《亲爱的中国：1882—1980年的移民书信和汇款》（Dear China： Emigrant letters and Remittances， 1820—1980）。［8］该书由国际知名学者王赓武教授作序，内容上除前言和结论外，由七章组成。前言介绍了该书的写作动机、目的、方法和主要观点，并对侨批的种类、运作方式和侨批术语等做了系统的介绍。第一章回顾了侨批研究的谱系以及“侨批学”的兴起与国内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关系，从而将该书的写作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学术背景和脉络当中。第二章讨论侨批贸易的结构及其跨国网络。在研究范围上，作者把1820和1980年分别作为侨批贸易的起止点。侨批贸易起源于早期的“水客”；19世纪中后期，“批局”开始在通商口岸、侨乡和华侨侨居地大规模出现，成为侨批贸易的主要机制（institutions）；19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初期现代邮政、电报和银行业的发展，对侨批贸易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侨批贸易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继续在联系海外华侨和侨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49年后，侨批业继续存在，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贡献良多。1979年，侨批贸易完全融入了国家金融系统，成为中国银行业务的一部分。

第三章讨论了侨批贸易及其经济模式。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侨批贸易是基于制度信用和遵循市场经济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对此，作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侨批贸易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关联性基础上的独具特色的华人资本主义。虽然从1870年以后，侨批贸易开始利用银行和邮政技术开展业务，但是，它始终根植于传统的个人信任，并以宗亲、地缘和方言纽带为基础。例如，“水客”从来没有完全消失，并在某些时期（例如抗战期间）再次成为侨批贸易的重要支柱。

大部分侨批研究着重于侨批业的共同点和普遍的运作机制，但实际上，侨批贸易存在着不小的地域差别。第四章把读者的视线引入这一重要并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作者指出，在客家和非客家地区，以及在东南亚和“白人国家”的侨居地之间，侨批业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五邑地区的华侨主要居住在北美、澳大利亚等地。由于北美邮政和银行系统的发达，很多汇款通过香港的银行进行，或者作为华南和北美之间进出口贸易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同乡会、金山庄和银号就在侨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批局反而没有其他地区那么密集和复杂。另外，与其他地区的侨批相比，五邑侨批更多涉及现代教育的内容，例如鼓励子女读书和集资办学等。

第五章梳理了从晚清、民国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权力对侨批贸易的介入、控制和合作，以及侨批从业人员在不同时期所做出的调整和应对。作者的研究显示，侨批贸易集银行、信贷系统、邮政系统、外汇、对外贸易和劳务输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权利不得不承认侨批的独特性和合法性，允许和支持侨批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侨批贸易对维护中国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支持侨乡现代化建设等，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本书的最后两章讨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侨批和慈善业的关系以及中外移民书信的对比。第六章中，作者第一次把侨批贸易纳入华人慈善业研究范畴。西方学界认为，慈善行为必须是公益性的，因此，侨汇及其使用不能算作慈善行为。作者打破了西方对慈善业基于单一文化视角的定义。他们认为，在以宗族为基础组成的华南社会，家庭和社区的分别并没有西方那么明显。实际上，同时致力于家庭福利和群体福祉是华人慈善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作者认为，侨汇本质上是公益性的，这反映在其对办学、修路、建祠堂等方面的贡献，对促进侨乡的经济发展、教育现代化和社会参与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华人慈善业绝不是对西方概念上的慈善事业的模仿，也不是仅仅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相反，华人慈善业起源于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实践，与中国人的跨国移民活动相生相伴。

第七章对侨批和欧洲移民书信的比较研究最为引人入胜。作者首先比较了近代欧洲移民和中国移民在迁徙背景、侨居国的社会、文化和种族环境及移民心态的不同之处。欧洲移民的产生源于原有社会秩序的解体。他们一旦移民到新大陆，就与家乡逐渐疏离，或早或晚被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主体的主流社会所接纳。相比之下，大多数中国移民的目的是谋生，期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因此，华侨始终通过书信与家乡保持密切的经济、社会和情感联系。该书揭示，基于地缘和方言关系的批局是中国移民独有的一种社会文化制度。虽然类似的机构，在中东和南亚的移民中也存在，如哈瓦拉制度（hawala system），但只有批局的发展最为完整也最具有生命力。另外，从内容上看，很多欧洲移民书信充满了对文化碰撞的反思和在异国定居和创业经历的文学性表达。［9］而侨批内容大多简单实用，格式也比较单一。情书是欧洲书信的一部分，侨批书信中则鲜有个人的情感流露和自我意见的表达。

二

《亲爱的中国》一书是侨批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力作，其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是第一本关于侨批的英文专著。作者对国内外最新的侨批收藏做了精心的梳理，并且对国内的侨批研究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他们在每章后面都提供了详尽的注释，并在附录中提供了长达七页的中英文对照词汇表，介绍与侨批相关的专有名词和术语。所有这些，不但体现了作者令人钦佩的钻研精神和杰出的学术驾驭能力，而且成功地在中国和国际学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如果说，在国内学者的努力下，侨批研究已经从一个地方性的课题上升为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的新领域，那么该专著则是第一次把“侨批学”推向世界，从而对侨批研究和国际移民书信研究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该书对侨批贸易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和分析。该书以侨批为中心，超越了地域和国别的局限，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方面讨论了与侨批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作者认为，侨批不但是维持华侨与故乡之间经济、社会和情感联系的重要纽带，并且促进了侨乡的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侨批贸易彰显了近代以来人口、资本、货物、信息、观念在闽粤两省与东南亚地区和太平洋周边国家之间的流动，这种流动对建构一个“跨境中国”（transnational China）或者“华人跨国主义”（Chinese transnationalism）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在参考国内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该书推陈出新，在侨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有若干开创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作者第一次对侨批和欧洲移民通信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考察，并提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观点。例如，在侨批贸易的催生下，各类侨刊于20世纪20至30年代在东南沿海侨乡大量涌现。作者把“侨刊文化”与西方学界所熟悉的“邮政文化”（postal culture）和“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做了对比，认为侨刊的出现并不是欧洲文化的翻版，而是中国家谱、族谱和地方志出版传统的延续和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侨刊的印刷和流行与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并没有必然和直接的联系。相反，它所增强的是建立在家庭和地域特殊联系之上的侨乡观念和散居认同。二是全书跳出就“侨批”谈“侨批”的局限，始终把侨批贸易放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视野当中进行考察。作者认为，侨批是中国最早融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实践。与此同时，侨批贸易又展现了惊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利用现代银行和邮政所提供的便利，将建立在个人关系上的信用和建立在市场经济上的信用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混杂有效的体系。侨批贸易的例子显示，传统和现代可以共存和互为促进。侨批贸易展现了实现现代资本主义的另外一种途径，其所代表的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家庭关联性基础之上的独特形式的华人资本主义（a distinctive form of Chinese capitalism）。

总而言之，《亲爱的中国》一书是关于侨批研究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该书不但对侨批贸易做了系统和深入的论述，而且在研究方法和范围上，都有开拓性的贡献。该书的出版在侨批研究和国际移民书信研究之间，建立起期待已久的学术的桥梁。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侨批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如作者建议，应加强对“边缘侨乡”侨批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这既包括侨批的接收地，例如浙江青田、湖北天门、福建福州和广西容县，也包括侨批的寄出地，如古巴、南非和欧洲等。另外，侨批不仅仅是服务历史研究的资料，也应该是文化分析的主体，有必要借鉴新话语分析和语言学分析等方法，加强对书信内容的研究，开拓侨批研究的新领域。当然，限于篇幅和研究角度的考虑，作者对批局个案着墨不多。如果能在写作中将宏观考察和具体案例更充分地结合，或可更有助于读者对该书的阅读和理解。

［注释］

［1］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9年。

［2］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內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內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3］ 山岸猛著，刘晓民译：《侨汇：现代中国经济分析》，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Takeshi Hamashita， edited by Linda Grove and Mark Selden，China, East As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Abingdon， Oxon，New York： Routledge， 2008.

［4］ 参见刘进：《饶宗颐先生对弘扬侨批价值的贡献》，《八桂侨刊》2015年第4期。

［5］ 例如，袁丁、陈丽园、钟运荣：《民国政府对侨汇的管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黄清海：《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6］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潮汕侨批集成（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7］ 本书编委会：《闽南侨批大全（第二辑）》，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年。

［8］ Gregor Benton，Liu Hong，Dear China: Emigrant letters and Remittances, 1820-1980，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8.

［9］ David A. Gerber，Authors of their Lives: the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of British Immigrants to North Ame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