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戲曲中的“新女兒”
——三篇傳奇内外的人物

夏曉虹

提要： 伴隨着“西學東漸”，尤其是實行新式教育的女學堂的誕生與推廣，具備現代國民品格的新女性開始在近代社會中出現。其精彩紛呈的生命形態也進入了戲曲作品，成爲晚清“曲界革命”作者反復書寫與頌揚的對象。就中，20世紀初三篇前後相繼的戲曲作品，即《愛國女兒傳奇》、《廣東新女兒傳奇》與《松陵新女兒傳奇》，均以現實人物爲依托而值得關注。無論是在拒俄約集會上發表愛國演説的薛錦琴、倡議創辦上海女學會的吴孟班、矢志女子教育的杜清持三位女界名人，還是懷抱大志卻默默而終的柳平權，揭示戲曲作品背後晚清女性的真實人生，既是爲了向“新女兒”前賢致敬，也有助於今人理解晚清女性解放之道的艱難。

關鍵詞： 晚清 新女兒 《愛國女兒傳奇》 《廣東新女兒傳奇》 《松陵新女兒傳奇》

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於男女平等及女權思想漸次傳入，中國女性的生活開始發生巨大變化，而以不纏足、女學堂、女報與女子團體的興起爲其重要表徵。就中，新式教育尤爲關鍵，具備現代國民品格的一代新女性即由此誕生。

與小説相同，戲曲在晚清也被賦予了啓蒙功能。其實現途徑不只體現在新思想、新知識的傳播，更重要的還是具有示範意義的新人物的出現。可想而知，新女性精彩紛呈的生命形態同樣進入了戲曲作品，並成爲晚清“曲界革命”作者反復書寫與頌揚的對象。而20世紀初三篇前後相繼、以塑造“新女兒”爲主題的傳奇適可作爲樣本。本文希望經由從外及裏地考察劇中人本事，在還原晚清傑出女性精神風貌的同時，亦能夠揭示出近代戲曲介入現實、與時代脈動保持高度一致的新質。

一 《愛國女兒傳奇》中的謝錦琴與于孟班

作爲晚清戲曲中“新女兒”系列開篇之作的《愛國女兒傳奇》，最初揭載於1902年8月印行的《新民叢報》第十四號“小説”欄。儘管此刊爲梁啓超流亡日本後主編，在横濱出版，卻並不影響其傳播廣遠。尤其是經過1902年10月上海編印的《續出女報》第六期的轉載，該劇作更是深入晚清女界，成爲嗣後諸多女性題材劇作取法的範本。

劇本作者自署爲“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新民叢報》編者在文末加按語云：

本篇係由東京留學生某君投稿。某君憂國熱腸，久爲同學所推重，且精嫻音律，寄托遥深。擬著《曲界革命軍十種》，專以宣揚愛國心爲主，此其一種也。先録之，以供同好。(1)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愛國女兒傳奇》，《新民叢報》第14號，1902年8月，頁78。

只是，其所謂“十種”劇作，其他九種均未見刊載；即便此本，也僅見第一齣《宴花》。因此，作者的真實姓名一直是個謎。有學者推測出自蔣百里之手，(2)參見張軍《論梁啓超戲劇》，《海南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頁2注④。但也無法提出確證。

《愛國女兒傳奇》開幕即令人耳目一新，旦所飾演的女主角謝錦琴不但以時裝登場，而且是“辮髮西妝”。(3)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愛國女兒傳奇》，《新民叢報》第14號，頁75。這也可以視爲“曲界革命軍”在戲曲服飾上的革命表徵，以此顯示劇中人與舊戲中的各類角色截然不同，另有出處。而這一裝扮又爲其後的劇作者不斷襲用，真正成爲了晚清“新女兒”的標誌。

中國女子而作西式打扮，當然是爲了凸顯其接受了新式教育，已非傳統才女。如此方可理解，謝錦琴上場，開口所唱“沈沈春覺，日出蓬山道”，爲何有意引人猜想其身居日本。(4)同上注。其時國人詩文中，常以蓬萊喻日本。或者不妨認爲，作者在這裏也用了代入法，將自己的“東京留學生”身分一並推廣到劇中人，以表明其新思想淵源有自。

而這齣戲的中心情節“賞名花”也同此用心。劇本述謝錦琴因“早春天氣”，園中移種的“泰西名花”維多利亞已經盛開，特邀志士胡彦復、張枚叔、鄒公恪與女史于孟班同來觀賞。(5)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愛國女兒傳奇》，《新民叢報》第14號，頁76，75。應該説，此花在晚清已然出名。先有曾紀澤以《維多利亞花》爲題作詩，引言中交代：

歐羅巴人喜爲汗漫遊，得無人迹荒洲孤嶼，或異種草木鳥獸，則以始見之人名謚地與物。英吉利有遊阿美利加洲者，睹奇花産澤中，花大如車輪，葉周十丈許，爲其博大清妍，特異凡卉，乃以英國女主之名名焉。

其詩亦稱許：“藐姑仙子如冰雪，肇錫嘉名比德馨。”(6)曾紀澤《維多利亞花(并引)》，喻岳衡點校《曾紀澤遺集》，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頁286。日後國人言及域外風情，維多利亞花也堪稱最現成的道具。如《孽海花》第三回寫英國駐滬“領事館鋪張賽花會”，便專門提到了“獨踞高座，花大如斗”的維多利亞花。(7)曾樸《孽海花》(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3，14。對此花的欣賞，自然也代表了對西方文明的認同。

不過，這還是比較淺層次的形象喻義。維多利亞花之所以在劇中如此重要，實在還是因爲以花擬人，切合了“愛國”主題。謝錦琴對此花的贊美主要集中在“這天香，非俗好”，引得“小旦”扮演的于孟班不禁動問：“只是維多利亞，原乃英國女皇之名，緣何這花有此名目呢？”謝氏的回答實不脱曾紀澤所言：“這花本是西種，衹因朵大枝高，不比尋常之品，所以一時人士，愛慕英皇功德，命名這花，以志不忘的意思。”倒是于氏隨後的聯想與發揮更搔到癢處：

原來如此。我想英皇即位以來，把區區三島，整頓得隆隆日上。近人曾有詩云：“旂翻日所出入處，功到天爲歌泣時。”可謂贊美得體。(8)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愛國女兒傳奇》，《新民叢報》第14號，頁76。

而這兩句“贊美得體”的詩句，正是梁啓超在《二十世紀之新鬼》中爲維多利亞女皇(Alexandrina Victoria，1819—1901)去世所作，以贊賞其在位六十多年，“英國擴土，遍於五洲”，成爲真正的日不落帝國。(9)任公《飲冰室自由書·二十世紀之新鬼》，《清議報》第98册，1901年11月，“本館論説”頁3A，2B。依照今日的觀點，這自然是應當批判的帝國主義殖民擴張。不過，置於晚清急欲富强以救國的志士語境中，維多利亞女皇所爲正是對國家的最大貢獻，值得國人稱頌與效法。

不僅如此，劇中的借花比人，又有性别因素在。雖然在場的五人中，三位是男士，卻均處於陪襯地位，鄒公恪甚至只有一句臺詞。而此本既名《愛國女兒傳奇》，正旦出演的謝錦琴即爲當仁不讓的主角。《宴花》這齣戲也是由她占據了舞臺中心，推動劇情的發展： 她邀約衆友賞花，抒發憂國情懷。只有最後散去前的提議，“分付耀華寫真店，同拍一照，以記盛情”，以及照好後，“就請枚叔、公恪兩位，各題小詩，互相傳誦罷”，(10)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愛國女兒傳奇》，《新民叢報》第14號，頁78。分别出自張枚叔與胡彦復，以免男士們在戲文中被過於冷落。儘管女兒如花是個相當俗濫的比喻，但這裏的“泰西名花”引出的是維多利亞女皇的驕人功業，適可充當激勵晚清女子愛國救國的楷模。

劇本也正是這樣安排的。于孟班在贊頌過英國女皇之後，立即轉向對國事的擔憂：“所可恨的，咱們偌大中華，愈趨愈下。黄河以北，既入俄國範圍；揚子江以南，又要爲他家殖民地了。”接續而來的謝錦琴更把話題引到女子自身，“你看二百兆女兒是何氣象啊”。她最痛恨的“金蓮款步柳枝腰，畫樓深鎖如花貌”，(11)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愛國女兒傳奇》，《新民叢報》第14號，頁76—77。即指向纏足體弱與禁閉女子於家中兩大陋習。以此與奮發有爲的維多利亞女皇相比，其間的巨大差距使劇中人不得不思考晚清女性的救國之道。

于孟班提出的是興女學以强國：“我想女教不昌，民權不振；民權不振，國勢一定不强。”這也是晚清提倡女學的民間志士一致的心聲。謝錦琴則對女子教育的内容更關切，以爲一定不能重蹈傳統的覆轍。首先是“更説甚謝女、班姬陰教，早知是無才是德，還只怕詩思文妖”，意指“男尊女卑”、“女子無才便是德”之類對女性思想的禁錮必須破除。其次，舊時才女習氣亦不可取：“五言八句便稱豪，鴛鴦二字都顛倒。秋思畫閣，塞外衣刀；春情銅道，樓上箏簫。縱千種聰明，也只合堅守中郎竈。”(12)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愛國女兒傳奇》，《新民叢報》第14號，頁77。古代閨秀詩擺脱不了相思别離的窠臼，都是以丈夫爲中心，思維被牢牢限制在家庭一隅。這也是其時言女學者所警惕的趨向。梁啓超著《變法通議·論女學》已提出：“古之號稱才女者，則批風抹月，拈花弄草，能爲傷春惜别之語，成詩詞集數卷，斯爲至矣。”不過，在梁氏看來：“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爲學。”女子教育應當達致的目標是，“知有萬古，有五洲，與夫生人所以相處之道，萬國所以弱强之理”，(13)梁啓超《論學校六(變法通議三之六)： 女學》，《時務報》第23册，1897年4月，頁2A。如此方爲可以强國的有用之學。

而中國當前的局勢，在謝錦琴看來已是千鈞一髮，危在旦夕。女子對於國家所承擔的責任，也因國勢的愈益衰微而更加重。面對國難，謝氏没有退避，反選擇了知難而上：“自家斟酌，算只有千鈞重任，肩上輕挑。”從而爲這次賞花會做了總結，也爲有待完成的全劇定下基調。“尾聲”所唱：“海天精衛原雌鳥，要博得震旦家家拜女豪，願素手纖纖扶得江山好。”(14)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愛國女兒傳奇》，《新民叢報》第14號，頁78。已在預告謝錦琴、于孟班等女傑的救國偉業即將展開。

儘管《愛國女兒傳奇》的戛然而止令人遺憾，不過，《宴花》一齣實際也不妨作爲獨立的短劇來欣賞。起碼，在晚清女性言志題材的曲本中，此劇無意間提供了一種新的書寫範式——不只是形制短小，在諸多方面，該本都有首創之功。

先從小處説起。前述“辮髮西妝”的文明裝扮不只通行於本文所論“新女兒”諸劇，即便韓茂棠敍寫秋瑾事迹、長達八齣的《軒亭冤傳奇》，旦扮秋瑾最初以“淡裝常服”上場，到第六齣留學歸來後，作者也特意安排其换爲“辮髮西裝”，有意借裝束的改變提示女主角文化根基的更易。甚至“宴花”的情節亦爲該劇移用。第一齣《賞花》演秋瑾於“早秋天氣”，邀請兩位志同道合的閨友前來家中，觀賞從日本移種、名爲“瑪利儂”的“自由花”。又假秋瑾之口介紹，“瑪利儂原乃法國女豪傑羅蘭夫人之名”，此花“本産自法國”，“彼都人士，愛慕瑪利儂功德，命名這花，以志不忘”。(15)湘靈子(韓茂棠)《(神州第一女傑)軒亭冤傳奇》，《女報》第5號《越恨》增刊，1909年9月，頁193，225，194—195。雖然節令、花名已然改换，但以法國大革命中被送上斷頭臺的羅蘭夫人(Jeanne-Marie Roland de La Platière，一般稱作Madame Roland，1754—1793)隱喻秋瑾的借花擬人法，直至詞句的襲用，無不透顯出《愛國女兒傳奇》先在的印記。

最重要的模式還是劇中主要人物均有所本，由此開啓了當代傑出女性走上舞臺的新風尚。《愛國女兒傳奇》第一齣總共有五人出場，熟悉晚清史事者不難窺破，其中謝錦琴即薛錦琴(1883—1960)，胡彦復爲吴保初(1869—1913，字彦復)，張枚叔乃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號太炎)，鄒公恪是邱震(1879—1902，一名宗華，字公恪)，于孟班實爲其夫人吴長姬(1883—1902，字孟班)。(16)邱震生前輓夫人聯有“壯懷未遂，魂魄先去，十九年後歷史盡掩黄土”(《上海邱公恪吴孟班夫婦追悼會輓聯續選録》，《大公報》1902年7月19日，附張)，則吴孟班去世時當爲虚歲十九。作者將其聚於一堂，顯然是瞭解諸人的交往關係。

從公開的活動説，吴、章、邱三人1900年曾一並參與唐才常召集的中國國會。7月29日，中國國會在上海愚園第二次開會時，決議邱震出任書記(共三位)，吴保初爲幹事(共十位)。章太炎則因其“一面排滿，一面勤王”，宗旨矛盾，宣布退出。(17)參見孫應祥《嚴復年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49。至於私下的交往，吴保初1901年作五古《支那有一士》贈章太炎，章氏同年4月也有五律一首贈吴保初。雖僅“相識逾稔”，(18)見吴保初《北山樓集》，合肥，黄山書社，1990年，頁58—59；章太炎《贈吴君遂詩并跋》，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録補編(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220。但兩人的互相欣賞分明可見。1902年，吴孟班與邱震先後病逝。在6月上海學界爲夫婦二人舉行的追悼會上，吴保初、章太炎除與汪德淵合送輓聯外，各人又均獨撰一聯，足見與邱、吴交情深厚。(19)《上海邱公恪吴孟班夫婦追悼會輓聯選録》，《大公報》1902年7月4日，第7版。

若按照包天笑的回憶，劇中人其實還有更密切的交往： 1900年後，包天笑就職的金粟齋譯書處搬到上海新馬路登賢里，“在我們後門相對的一家，便是吴彦復的家；在我們前面，有一片方場，另外有一帶竹籬，便是薛錦琴女士的家”。因吴保初好客，家裏賓朋川流不息，吴家與金粟齋便成爲來往上海的新人物兩個熱鬧的聚會地點。那時，章太炎也住在吴家。吴保初的兩個女兒弱男與亞男正奉父命，拜薛錦琴爲師。包氏記述的常來金粟齋聊天的客人中，還包括了邱震與吴孟班夫婦。這讓人感覺，當年上海登賢里“高朋滿座，議論風生”的場景，(20)包天笑《金粟齋時代的朋友》，《釧影樓回憶録》，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年，頁225—227，231。被活脱脱搬上了《愛國女兒傳奇》的戲臺。

劇作者也安排每個人上場，至少有一句臺詞自報家門。胡彦復的念白是“電達朝廷新奏疏”，因1902年2月吴保初寫出《呈政務處代奏籲請歸政摺》，(21)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愛國女兒傳奇》，《新民叢報》第14號，頁75。吴保初文見《新民叢報》第7號，1902年5月。請求慈禧太后讓光緒皇帝重掌朝政，一時流播甚廣。繼之登場的張枚叔自豪的是“風行中外小文篇”，章太炎的學問、文章受中日學界推崇，爲人熟知，在此不必多言。倒是鄒公恪的“聯邦政治無民黨”，(22)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愛國女兒傳奇》，《新民叢報》第14號，頁75。由於目前資料缺乏，不能確指，但大致應與邱震參加中國國會，看重民間政黨在議會政治中的作用有關。

當然，如前所述，劇中的主角還是女性，即便開場第一齣，兩位“愛國女兒”的戲份也占了壓倒性優勢。小旦扮演的于孟班本爲第二號人物，其原型吴孟班今日已少有人知，但在當年，吴氏大名正鬨傳人口。其生平事迹中最著名者有二： 一爲“嗜學墮姙”，一爲倡立“上海女學會”。

吴孟班爲浙江湖州歸安(今湖州)人，就讀於上海著名的教會女校中西女塾，故“嫻文學，通西語”，以“學問湛深，志趣遠大”爲同人推重。(23)《道聽塗説》，《新民叢報》第3號，1902年3月，頁85；《追悼志士》，《大公報》1902年7月2日，第5版。本文關於吴孟班的論述，參見筆者《吴孟班： 過早謝世的女權先驅》，《晚清文人婦女觀》(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84—206。《新民叢報》與《續出女報》均曾記述過吴氏爲求學而墮胎的故事，前者最早出，乃諸説之本：

聞孟班嘗有身，自墜之，公恪大駭。孟班曰：“養此子須二十年後乃成一人才，若我則五年後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於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於五年内之人才？且君與我皆非能盡父母之責任者，不如已也。”公恪語塞。(24)《道聽塗説》，《新民叢報》第3號，頁86。

此則逸聞應由邱震提供，因其時邱尚在日本，與《新民叢報》主編梁啓超亦熟識。(25)邱震1902年春歸國，梁啓超“親送登舟”。飲冰子《飲冰室詩話》，《新民叢報》第12號，1902年7月，頁98。故雖歸入《道聽塗説》題下，但其説可信。稍後，《續出女報》徑直以“嗜學墮姙”名篇，由此引起一名讀者的質疑，以爲“用猛烈手段殺未生之國民，其罪大矣”，吴孟班“決不出此”，諸人所言“誣孟班實甚”。(26)真中國之新民《原函》，《續出女報》第4期，1902年8月，本文頁1B。《嗜學墮姙》刊《續出女報》第1期，1902年5月。可見，墮胎在當年還是不爲世情所容的極端之舉。而吴孟班毅然行之，甚至事先並不與丈夫商量，其急欲成才以爲國盡力的熱切心情，於此已展露無遺。

就目前所見，胸懷大志的吴孟班遺留世間的兩篇文字均關乎上海女學會的創立。1901年4月7日，上海的《中外日報》發表了她撰寫的《擬上海女學會説》；四日後，她又致信主持該報的汪康年，進一步表達了時不我待、力任其艱的決心。(27)見吴長姬《致汪康年書》，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333—334。言及立會緣由，吴孟班的思慮仍出於救國：

歸安吴長姬等，覩中國之積弱由於女權之放失，女權之放失由〔於〕女學之式微，思之思之，痛之恥之！不揣固陋，擬開一學會，以增進婦女之學識爲事業，以發達婦女之權力爲宗旨。(28)吴長姬《擬上海女學會説》，《中外日報》1901年4月7日，第4版。

因此，在吴孟班那裏，女學會絶非單純的教育團體，而具有更宏大的追求，即以國家的富强、文明爲終極目標。

同時也應當指出，與其時男性論者提倡女學多半僅囿於救國之需不同，吴孟班在論述中，又凸顯了“女權”作爲從女學到强國之間中間環節的重要性。或者不如説，具體到女學會的宗旨，吴氏已將其明確落實爲發達女權。“女權”因此成爲《擬上海女學會説》貫穿全篇的最强音。文章開頭即先聲奪人：

嗚呼！十九世紀之文明進化者，果何在乎？此最近世之第一大問題，不可不知者也。蓋十九世〔紀〕之文明進化者，女權增進之世界也。

“女權”既然是19世紀文明進化的表徵，自當成爲20世紀中國女性解放的核心關懷。而女學進步則是達致女權增進的必要前提。二者共同構成了人類文明社會的基礎，是即吴孟班所言，“婦女者，固丈夫之顧問”，“又幼稚之導師也”，“是故女學者，全國文明之母；女權者，萬權之元素也”。(29)吴長姬《擬上海女學會説》，《中外日報》1901年4月7日，第3版。一個國家的强盛或衰弱均繫乎此，由此可見“女學”，尤其是“女權”之關係重大。

正是因爲吴孟班對“女權”的大力倡導予人印象太過深刻，當其壯志未酬，1902年1月4日遽爾病逝之後，同人祭悼便多於此申意。吴孟班“以兄事之”的吴保初，力贊其“但演三乘平等説，女權新史亦堪嘉”。(30)《嗜學墮姙》，《續出女報》第1期，“女報新聞”頁3B，3A。囚龕(吴保初)《哭吴孟班女士》其一，原刊《選報》第9期，1902年3月。蔣智由之詩“女權撒手心猶熱，一樣銷魂是國殤”也爲梁啓超稱引，(31)飲冰子《飲冰室詩話》，《新民叢報》第12號，頁98。觀雲(蔣智由)《弔吴孟班女學士》其二，原刊《新民叢報》第3號，1902年3月。堪充人物定評。而最瞭解其心事的丈夫邱震因哀慟過度，匆促歸國後，於5月8日竟追隨妻子而去，其生前輓孟班聯後半亦云：“女權已矣，言論空存，廿世紀中希望都付斜陽。”(32)《上海邱公恪吴孟班夫婦追悼會輓聯續選録》，《大公報》1902年7月19日，附張。雖然言辭沉痛，但吴孟班作爲中國女權思想的先驅，注定留名青史，實已毋庸置疑。《愛國女兒傳奇》擬于孟班上場辭“巾幗蕭條缺女權”，(33)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愛國女兒傳奇》，《新民叢報》第14號，頁75。因此可謂得其精神，傳其心聲。

並且，尚可告慰逝者的是，吴孟班創立上海女學會的遺願，於其身後，也由同志付諸實現。1902年5月18日，在蔡元培家裏舉行了上海女學會第一次會議，出席者有中國女士二十人，包括薛錦琴、吴弱男與吴亞男。發表演説的六名男士中，蔡元培、蔣智由與吴保初也在其中。並且，吴氏的發言專門提到了孟班的創導之功：

痛惜之情溢於言表。應該是深知此情，《愛國女兒傳奇》的作者纔會在謝錦琴批評女界現狀後，讓胡彦復發出贊歎：“女史一腔血淚，痛哭裙釵，吾輩男兒，更當愧死。真箇精神獨立，言論自由，欽佩欽佩！”(35)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愛國女兒傳奇》，《新民叢報》第14號，頁77。此言不只是推許薛錦琴，更是在揄揚吴孟班。因爲痛心中國女子沉淪於“爲奴隸、爲玩物”之世界，而“抱扶衰起微之志”，以求其“奮然興起，並力競進，以享文明之幸福”，(36)吴長姬《擬上海女學會説》，《中外日報》1901年4月7日，第4版。正是《擬上海女學會説》篇末寄予的厚望。

實則，如稱説“愛國女兒”，劇中當行本色的還屬謝錦琴的原型薛錦琴。薛爲廣東香山(今珠海市前山鎮)人，但出生在上海。1896年進入新式學堂育材書塾(今南洋中學前身)讀書。1902年赴美留學，1914年歸國，後主要在上海從事女子及幼兒教育。1946年丈夫去世後，薛錦琴轉赴香港，擔任國華銀行儲蓄部主任。1960年1月19日在港辭世。(37)參見《南溪薛氏傳奇蜚聲於世》，郎國華主編《發現僑鄉： 廣東僑鄉文化調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217—218；《歡迎薛錦琴女士紀盛》，《時報》1914年9月7日，第7版。

薛錦琴一生最引人注目、使其名聞天下的行事，乃是1901年3月24日在上海張園(也稱“味蒓園”)的演説。因庚子事變中，俄國趁機侵占東北，次年議和時，便一再以占領永久化，脅迫清政府簽訂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東三省交地約章》，激起中國朝野的一致憤慨。3月15日、24日，上海各界在張園先後兩次集議拒俄約。第二次集會時，在孫寶瑄、吴趼人、蔣智由、汪康年等人演説後，薛錦琴也躍登講臺，慷慨陳詞：

中國之敗壞一至如此，推其原故，實由居官者無愛國之心，但求保一己之富貴，互相推諉，將一切重大要緊之事任其廢置；而在下之士民又如幼小之嬰兒，不知國家於己有何關係，視國家之休戚漠然不動其心。有此兩種人，上下之間不能連絡，以致受人欺侮。若英、美、日本諸國則不然，無論爲官爲民，皆視國家爲己之産業，視國家之事如己身之事，上下之間連爲一氣，人心團結，國勢强盛，所以外人不敢欺侮。今日俄約迫我急矣！而在下之人不識不知，視若於己毫無關係，此最大謬。今日救急之法，當上下合爲一心，以國家事爲己身之事。現聞我國各大官，如劉制臺、張制臺、陶制臺(按： 分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陶模)、西安政府與明白之大員，皆知俄約不可允，不可簽押，特慮有一二大臣私交於俄，主持此約，竟欲允俄耳。我等當連合四萬萬人，力求政府請將主持俄約之大臣撤退，另换明白愛國之人爲議和大臣，則俄人迫脅之事，庶乎可以挽回矣。(38)《紀第二次紳商集議拒俄約事》，《中外日報》1901年3月25日，第1版。

其演説詞通篇充盈着愛國之思，不但要求官員要有“愛國之心”，百姓也應該“以國家事爲己身之事”。因此，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已徑稱薛錦琴爲“愛國女子”，並以之作爲新聞標題；(39)譯二月初七日(1901年3月26日)《字林西報》，《中外日報》1901年3月27日，第1版。英文報道原題爲“A PATRIOTIC GIRL”(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6 March， 1901， p.3)，正與傳奇題目“愛國女兒”同義。下引夏曾佑贈薛錦琴詩，題記即云：“西人稱薛傑爲‘愛國女士PATRIOTIC GIRL’。”時人贈詩，亦推許其爲“愛國女傑”。(40)佑公(夏曾佑)《贈愛國女傑薛錦琴》，《清議報》第92册，1901年9月，“詩文辭隨録”頁2A。

至於多人演説，爲何薛錦琴能夠排衆而出、獨領風騷，應該既與其女性身分，更與其年齡有關。《中外日報》的現場記述已明言：“就中女士薛錦琴年僅十餘齡，洞明時勢，慷慨陳説，尤令人欽佩無已。”(41)《紀第二次紳商集議拒俄約事》，《中外日報》1901年3月25日，第1版。《字林西報》更盛贊：“此女子對大衆演説，通曉事理，熱心愛國，實足令我西人欽佩者。”而由於西報的稱賞，《中外日報》大受鼓舞，於是愈發張大薛氏張園演説的效應，不僅“實爲我國從來未有之舉”，而且“西人觀者無不震動欽服”。(42)譯二月初七日(1901年3月26日)《字林西報》，《中外日報》1901年3月27日，第1版。日後甚至更傳出英國外部大臣索要照片，將其演説詞譯登英國各報的美談。(43)見《女史遊學》，《中西日報》1902年10月23日，第2版。有關《中西日報》的薛錦琴資料，得到了陳曉平《不想當刺客的女演説家薛錦琴》(“澎湃新聞”2019年2月16日)一文的啓示。

而在演説開始流行的晚清，薛錦琴確爲第一位在公開集會中當衆演説的女性。不過，僅此尚不足以成就其舉國皆知的大名，時人對其年齡的記述方爲關鍵。《中外日報》的“十餘齡”還説得比較含糊，《字林西報》則已確指爲“十六歲”。(44)譯二月初七日(1901年3月26日)《字林西報》，《中外日報》1901年3月27日，第1版。這個年齡到1914年夏王文濡創辦《香豔雜誌》，撰寫《新彤史》的《薛錦琴傳》時，更被縮小爲“十三齡”。年紀幼小，卻見識不凡，其間的反差越大，傳播效應自然越好。其時情形雖不至如王氏日後懸想的“一二巨子，雖復義憤填胷，攘臂奮袂於其間，卒未敢昌言無忌”，(45)王文濡《薛錦琴傳》，《香豔雜誌》第1期，1914年夏，“新彤史”頁4。雜誌的創刊時間依據馬勤勤《〈香豔雜誌〉出版時間考述》，《漢語言文學研究》2013年第3期，頁61。但在一衆成年男性演説者中，突現一少年女子登臺，無疑是驚豔而奪目的。只是，當日各報傳説的薛氏年齡未必準確。相較而言，與薛錦琴比鄰而居的包天笑所言更爲可信。

出於小説家的職業習慣，包天笑很留意細節。其《釧影樓回憶録》儘管寫於七十歲以後，對於薛錦琴張園演説的内容已記憶不清，但作爲現場觀察者，包氏的描述仍然是目前所見最詳細生動的：

可是，油灯照明的厅堂里，人声渐渐沉寂下去，月色悄悄侵袭进来，然而并没有带头的旅客站起来，说一句“大家跟我走”，老板娘靠在她的柜台上，只是一心一意地摩玩着她皓白的手腕上的金环、银环和玉环。月亮离开了积雪的山脊，划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由一面铜锣变成了玉盘，寒气如针，冬夜何其漫长。

忽見一位女子，年可十八九，一雙天足，穿了那種大腳管褲子，背後拖了一條大辮子，也跑到演説臺上去演説，在那個時候，上海還是罕見的，雖然也很有不少開通的女士，然而要她們當衆演説，還没有這樣大膽的。

一時鼓掌之聲，有如雷動，薛錦琴女士侃侃而談，説得非常慷慨激昂，聽者動容。至於説了些什麽，也是説中國要革新變法這一套，但出於一位妙齡女郎之口，就更爲精采了。因爲她是一位不速之客，踏上臺來演説，雖然聽她口音(廣東官話)，看她服飾(那時候廣東婦女的服飾，與上海絶異)，一望而知是廣東人，下臺以後，方知道是薛錦琴女士，並且知道也住在登賢里，還是我們的芳鄰呢。(46)包天笑《金粟齋時代的朋友》，《釧影樓回憶録》，頁225—226。

包天笑印象中的“年可十八九”，正與薛錦琴1960年以七十七歲高齡在港謝世的家人説法吻合，(47)《南溪薛氏傳奇蜚聲於世》，《發現僑鄉： 廣東僑鄉文化調查》，頁218。故可采信。而其廣東女子的梳妝穿着，也有當年的照片爲證。

其實，當日在場並發表演説的還有另一位小説家吴趼人，日後創作《新石頭記》，其中第十七回“味蒓園兩番演説”也爲薛錦琴寫了一筆。重入塵世的賈寶玉竟然出現在拒俄約會場，見到“臺上站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講了一番合羣同心、爲國辦事的道理，“衆人聽了一齊拍手”。最重要的是，小説描寫了張園演説的具體場景。集會在“大洋房裏面”，指的應是園中最大的西式建築安塏第。“靠裏當中，拼了兩個方桌子，上面又加上了一個桌子”，演説者即在兩張方桌搭起的臺上對着下面的聽衆開講。(48)吴趼人《新石頭記》，海風主編《吴趼人全集》第六卷，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138，137。而要站到桌上，向臺下近千人演講，(49)見《紀第二次紳商集議拒俄約事》。當日第一位演説者孫寶瑄在日記中稱“到者三四百人”，《忘山廬日記(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316。在風氣未開的晚清，確實需要膽識，薛錦琴因此令人欽佩。

既然獲得中外人士的交口贊譽，單憑此次演説，薛錦琴已足爲當世楷模。晚清女性自是見賢思齊，《續出女報》主編陳擷芬即以薛氏的“流涕而言，當時感動者多人”，與“各省聞而繼之，紛紛電爭，俄約之事，得以中止”相關聯，呼籲“吾女界”效法薛錦琴，繼起救國；(50)陳擷芬《女界之可危》，《中國日報》1904年4月26日，頁2。男子也不甘示弱，京師大學堂學生在1903年的拒俄運動中，便援引其事迹以自勉勵：“庚子之亂，薛錦琴以一女士，猶能爭東三省之約；某等同爲男子，獨甘出女子下乎？”(51)《京師大學堂學生公致鄂垣各學堂書》，《蘇報》1903年5月20日，頁2。顯而易見，在晚清列强瓜分的危局中，薛錦琴的名字代表了愛國、救國的激情與偉力，恰爲時代所需。因而，《愛國女兒傳奇》的角色分配，以正旦飾謝錦琴，正是着眼於此。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薛錦琴因拒俄約演説在國外所受到的歡迎。英商經營的《字林西報》以及英國官方的態度已見前述。而1901年8月，薛氏“作美國之遊，路過日本”，(52)《女慕維新》，《中西日報》1901年10月11日，附張第2版。在日時也頗受關注。其先前的張園演説已廣爲傳揚，薛錦琴本人由此獲得了“清國少女傑”之稱。日本女權運動先驅福田英子5月曾致信薛氏，稱其爲“中華之貞德”。(53)參見松田鬱子《清末の小悪黨とフェミニズム—呉趼人の小説の意義》，博士論文，2016年，頁133—134。福田英子《致薛錦琴書》，《清議報》第82册，1901年6月，頁10A。當其到達東京，“寓某逋客家”時，福田又專程前來拜訪，傾心長談。(54)《女慕維新》，《中西日報》1901年10月11日，附張第2版。正是透過日本，被中文報刊有意隱瞞的薛錦琴演説内情也得到發露，1901年4月4日東京《時事新報》相關報道的標題，即醒目地揭示出“十六歲少女大呼殺李鴻章”。(55)原題爲“南清の志士悲憤慷慨一堂に會し露國々旗を寸斷々々に蹂躙 十六才の少女李鴻章を斬れと絶叫”，見《清末の小悪黨とフェミニズム—呉趼人の小説の意義》，頁133。《字林西報》只是提到：“The only persons who seemed to be in favour of the agreement were Prince Ching and Li Hung-chang.”其中“Prince Ching”指慶親王奕劻。李鴻章爲清政府委派的對俄交涉全權大臣，必然也要承擔談判失敗的後果。何況，他一直以“親俄”著稱，早已成爲輿論撻伐的中心。薛錦琴的憤慨呼籲只是表達了集會者的普遍心聲，卻也是其在英、日大受推崇的真正原因。英、日既與俄利益衝突，國人的拒俄約顯然有助於兩國與俄的博弈。當然，我們現在不妨從國際政治的角度打破後壁進行追問，卻絲毫無損於包括薛錦琴在内的晚清志士的愛國初心。

而對於我們的題目更重要的是，薛錦琴的訪日經歷，使得劇中人謝錦琴所唱的“日出蓬山道”，尤其是賞花一節乃“是將國色移三島”，(56)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愛國女兒傳奇》，《新民叢報》第14號，頁76。也從虚擬變成了寫實。也即是説，“宴花”一齣的場景實際就設置在東瀛；薛氏曾經借宿的“某逋客家”，其實就是流亡日本的梁啓超住處。薛錦琴因“殺李鴻章”一言而被康有爲看中，欲培養其刺殺慈禧；留學美國後，薛氏1903年在舊金山組織“中國女維新會”；1913年與康門弟子林鐸(林天木)結婚，(57)參見譚精意《美國保皇會的一位領袖： 譚良的生活、政治活動及其信函》，方志欽主編《康梁與保皇會——譚良在美國所藏資料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3；陳曉平《不想當刺客的女演説家薛錦琴》。其一生所有的大關節，追溯源頭均在日本之行。而有此一篇《愛國女兒傳奇》傳世，雖則只見首齣，已堪爲紀念。

最後，關於作者還可以多説幾句。《愛國女兒傳奇》第一齣結尾，張枚叔提議拍一合影留念，胡彦復補充説：“我們照好之後，即名爲中國四少年圖。”(58)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愛國女兒傳奇》，《新民叢報》第14號，頁78。這裏的數字肯定出現了錯誤，難怪《續出女報》轉載時，徑將此句改爲“即名爲中國少年圖”，(59)《愛國女兒傳奇》，《續出女報》第6期，1902年10月，“女報附件”頁3A。因在場者明明五人。爲何少了一人？若説“少年”不包括女子，則拍照“以記盛情”之説便落了空。何況，吴保初追悼邱公恪與吴孟班的輓聯本作“六少年界只存四人”，(60)《上海邱公恪吴孟班夫婦追悼會輓聯選録》，《大公報》1902年7月4日，第7版。因此，劇本的“四”應爲“六”之誤。支持這一説法的是《新民叢報》第三號曾刊登過的章太炎《六少年歌》，其詞云：

幾令吾，前有六烈士，後有六少年。朝亦六少年，暮亦六少年。烈士若更生，復爲六少年。令吾令吾，一十二少年。(61)《道聽塗説》，《新民叢報》第3號，頁87—88。

此“六少年”之稱明顯爲繼承戊戌六烈士而來。雖然筆者尚不能確定缺席的“少年”爲何人，但不妨猜測，他就是未登場的作者——與場上各位均爲意氣相投的朋友，又執筆記録了諸人的聚合。

二 《廣東新女兒傳奇》中的杜清池

留日學生在上海所辦之《大陸報》，於1903年2月出版的第三期“傳奇”欄中，刊登了署爲“玉橋憂患譜”的《廣東新女兒傳奇》，學界至今尚未考證出作者的本名。另有一部以“玉橋”之名創作的《雲萍影傳奇》，不知是否同一作者，初載1904年12月《繡像小説》第四十期。(62)見梁淑安、姚柯夫《中國近代傳奇雜劇經眼録》，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153—154。與《廣東新女兒傳奇》僅成第一齣《慧因》不同，後作乃爲全本。

不難看出，《廣東新女兒傳奇》的寫作明顯受到了《愛國女兒傳奇》的啓發。第一齣上場的“新女兒”朱翠華，其扮相同樣是“辮髮西妝”，(63)玉橋憂患《廣東新女兒傳奇》，《大陸報》第3期，1903年2月，“傳奇”頁1。那本是謝錦琴的創格；甚至二人開口所唱的第一隻曲子，曲牌也都是“踢繡毬”。至於劇中人均有現實原型，則須留待下文再細説。

更應當關切的是兩個文本的差異，既然劇本的題目已從“愛國女兒”的特指轉向相對寬泛的“新女兒”，謝錦琴與朱翠華吐露的心事自然也該有所區别。謝氏自報家門，説的是：“憂時有淚，蹈海無緣。憶自幼稚以來，即受家庭之教： 緯絲不恤，常懷憂國之誠；鍊石將成，獨抱補天之志。”(64)東學界之一軍國民《愛國女兒傳奇》，《新民叢報》第14號，頁75。句句不離“愛國”主題，且所用“嫠不恤緯”、“女媧補天”之典均落在傳統一脈。朱翠華則自道：

幼在家庭，早受文明教育；長窺時勢，觕知勝敗原因。幸喜我家父母伯叔諸人，不以女兒看待，所以儂家： 同入學，同讀書，脱盡纏足梳頭束縛；有權利，有義務，遑問描鸞刺鳳工夫。但係在家雖則同男子一般，而入世便不能自由了。況且我國女權久墜，女學未興，出來又何能與男子同處於競爭的世界呢？(65)玉橋憂患《廣東新女兒傳奇》，《大陸報》第3期，“傳奇”頁1。

不僅新名詞層見疊出(諸如“文明”、“教育”、“權利”、“義務”、“自由”、“女權”等)，而且，朱氏更强調的是男女平等，女子理應享有與男子同樣的權利與自由。雖則由於生長環境優越，朱翠華在家庭中没有遭遇過性别歧視，但她也明瞭，只有女性整體的社會狀況改變，個人的自由纔有切實保證。由此凸顯了“女學”與“女權”在其間的重要性。

實際上，僅就第一齣而言，朱翠華通篇所想均以拯救女界爲軸心。其上場道白最先吟誦龔自珍的《長相思》，中間那句“好夢如雲不自由”被她反復品賞，應是最能狀寫其心思。理想如好夢，現實不自由，難怪她要借用龔詞，表達她的“人間無盡愁”。(66)玉橋憂患《廣東新女兒傳奇》，《大陸報》第3期，“傳奇”頁1，2。在朱氏眼中，令人憂慮的女界現狀是： 上等人物只把“平權”掛在口頭，並不準備付諸行動；中等社會守定男女内外界限，整日尋歡作樂；占據二萬萬女同胞總體百分之六十的下等人羣更是不堪提起。朱翠華不由慨歎：“咳咳！居此時代，當此風潮，(作仰望態介)天公天公，你再不生幾個女英雄豪傑出來，以拯我輩之沈淪，吾恐女界將去末日不遠了！”(67)玉橋憂患《廣東新女兒傳奇》，《大陸報》第3期，“傳奇”頁2。朱翠華描述上等社會情狀爲：“鵑兒無血灑神州，蝶兒有夢傷春瘦。碧闌紅袖，垂楊陌頭；粉香痕透，明鐙畫樓。最羞人是閒時還要賭幾句平權咒。”其眼中的中等社會是：“更有那日日稱爲閨秀，聽慣了閫内外如萬丈鴻溝。淡妝濃抹鬥温柔，春風秋月閒消受。牙牌天九，燈花酒籌；鳴箏瞽叟，晚涼粵謳。可憎兒第一要練定一副醋釀櫻桃口。”而她所呼唤的“幾個女英雄豪傑”，其中之一就着落在即將登場的杜清池身上。

不同於《愛國女兒傳奇》的以正旦開篇，《廣東新女兒傳奇》形式上套用了傳統的“副末開場”，只是因應劇情，改爲小旦率先登臺。因此，朱翠華並非此劇主角，她在第一齣結束前已做了提示。朱氏自稱“自幼在家，雖則稍習普通各學”，卻“於專門各科學，未窺門徑”。於是，杜清池的大名被隆重提起：

近聞杜清池女史，學術淹通。儂家在時敏學堂講堂，也曾聽過他的演説。其教育精神，具有規則，在我廣東，可謂唯一的女學了。有此名師，若不從學，豈非錯過？主意已定，就此前往從遊則個。(68)玉橋憂患《廣東新女兒傳奇》，《大陸報》第3期，“傳奇”頁3。

可惜劇情至此中斷，杜氏還没有機會在戲曲中現身，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根據現有史料，補寫上其人被歷史塵埃埋没的業績。

杜清池，亦自署杜清持，號移風女史，廣東番禺人。(69)見裙釵真僕《記杜女士演説事》，《續出女報》第8期，1902年11月，本文頁1A。下文敍述中凡提及現實中的杜氏，均寫作“杜清持”，以與劇本人物區别。丈夫曹有成(1884—1927)，(70)《政府公報》1918年3月6日第760號記：“曹有成(年三十五歲，廣東順德人)。”(頁17)又，移風女史(杜清池)《薰絃遺響録》敍曹有成1924年自龍游縣知事離任後，“未及三載而殁”(《紫羅蘭》第4卷第3號，1929年8月，“婦女之樂園”頁9—10)。因據以推斷曹氏生卒年。字駕歐，號履冰，廣東順德人。(71)參見裙釵真僕《記杜女士演説事》，《續出女報》第8期，本文頁1B；《滬北工巡捐局職員録》，《申報》1918年2月1日，第10版。清末或曾赴日留學，做過廣州《時敏報》主筆。(72)參見史和、姚福申、葉翠娣編《中國近代報刊名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93。民國後，先後任滬北工巡捐局局長，浙江武康、平湖、龍游縣知事(其中平湖爲兩任)等。(73)參見《工巡捐局南北劃分後之實行期》、《杭州快信》、《平湖·縣知事調署龍游縣》，《申報》1917年11月28日，第10版；1919年12月29日、1920年8月5日，第7版；1923年1月8日，第10版；1924年4月24日，第11版。筆者所見杜清持最早行世的一篇論説《女子亟宜自立論》，乃是1901年4月刊登在梁啓超於日本横濱主辦的《清議報》上。而其平生最重要的功業，實爲投身中國早期女學堂的創辦。此一經歷，杜氏本人於1929年曾撰《倡辦廣東女學之回憶》，所言最爲翔實。

1901年，杜清持在自家率先設立移風女學校，(74)移風女學校創辦時間據裙釵真僕《記杜女士演説事》，内云“去年清池自立移風女學校一所”，《續出女報》第8期，本文頁1A。招收了幾名學生。後因發表《論辦女學當先開會演説》，爲廣東時敏學堂監學龍志澤(原名應中，字伯純)與汪鳳翔(字千仞)見到，而汪夫人劉佩箴(一作佩珍)也“素具興辦女學之心”，因此造訪。杜、劉二人於是約定，每週日“即以時敏校地假爲演説臺”。到第三次，汪、龍二人約同胡漢民、江天鐸等發起募捐，以所集款將廣州城西多寶街上原時敏書局的房屋租下(書局暫并入時敏學堂)，免費招生，開辦了一所女學堂，時人稱爲“時敏女學堂”。杜、劉兩位女士承擔了所有課程，學校於1902年10月16日開學，學生有數十人。(75)移風女士《倡辦廣東女學之回憶》，《紫羅蘭》第4卷第11號，1929年12月，“婦女之樂園”頁13—14；《創設女學》，《申報》1902年11月8日，第2版。按照杜清持的説法：“時吾全粵未有所謂女學者，故不必擬校名，祇大書女學堂三字榜諸門。”“婦女之樂園”頁14。這就是朱翠華説到的時敏學堂聽演説，並立志從遊的本事。

女學堂雖然開張了，但其間阻力甚大，一度險遭官府查封，以致房東也催逼學校搬遷。此時幸得初任廣州知府的龔心湛(字仙舟)護持。龔氏曾留學英國，思想開通。他不僅爲之關説上峯，而且親發護照張貼門口，並派警員保護，女學堂方纔度過此劫。1903年，學校遷至逢源西街，改名公益女校，時人亦稱爲“廣東女學堂”。不久，杜清持往上海，觀摩務本女學堂教學，並修習日文、英文。兩個月後，即被羅迦陵、蔡元培堅邀至愛國女學校擔任教習與舍監。(76)移風女士《倡辦廣東女學之回憶》，《紫羅蘭》第4卷第11號，“婦女之樂園”頁14—15。《女子世界》載《寄稿家芳名録》，著録杜清持爲“廣東女學堂教習”，第6期，1904年6月，封底。另參見《上海女學堂續志》：“愛國女學校……又聘請廣東杜清池女史爲監院，兼國文教習。”《女學報》第2年第3期，1903年5月，頁17。

1903年暑假後，杜清持重返廣州執教。學校亦幾經變遷： 其合作者劉佩箴一度因家中變故退出；1906年，時敏學堂創辦者、華僑巨商黄景棠的夫人馬勵芸出資擴建校舍，任校長，學校改名坤維；至1912年，又恢復公益校名。而杜清持在其間始終堅守不懈，甚至曾獨力支持。辦學中最危急的時刻爲1915年夏遭遇洪水，杜清持與舍監及數名外省學生困居小樓多日，幾至斷炊，且只能以穢水煮粥充饑。因此，水退後，杜氏去上海省親，即病發危殆。由此逐漸淡出校務，從遥領校長到名譽校長，直至學校停辦。(77)移風女士《倡辦廣東女學之回憶》，《紫羅蘭》第4卷第11號，“婦女之樂園”頁15—20。另參見夏坤《從女學到女界： 晚清廣州女性羣體的發展脈絡》，《黑龍江史志》2014年第5期，頁293。可見杜氏一生心血盡投入女學。

與薛錦琴、吴孟班相比，杜清持可説是曝光和故事更多的“新女兒”。其自述成長經歷爲：“余幼讀書粵西，比長喜閲日報及新譯西書，得以稍解時事。”(78)杜清池《廣東移風女學校序言》，《續出女報》第6期，1902年10月2日，“女報論説”頁2A。這和朱翠華的“早受文明教育”一般無二。就中，杜清持的好學固然最爲根本，但其生長的家庭環境也與朱翠華一樣開明。兄長杜棻(字清貽，號枚叔)雖爲諸生，卻熱心西學，1898年與鄧爾雅等友人創辦了實行新式教育的啓明學堂，該校被稱爲“廣州最早之小學也”。(79)黄大德《鄧爾雅年表》，楊寶霖、鍾百凌、李炳球編《東莞文史》第29輯，政協東莞市文史資料委員會，1998年，頁77；鄧爾雅《哭杜清貽》，東莞市政協編《鄧爾雅詩稿》，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34。張婉嫻《致杜清池女史函》提及，其從弟少垣出《新舊黨論》一篇，“云是杜清貽師女弟清池所作”。《續出女報》第9期，1902年12月，“最新眉語”頁3A。此舉對杜清持日後創建廣州最早的女學堂不無激勵效應。

在家庭氛圍的薰染下，杜清持很早便形成了獨立不羈的人格。最明顯的一例是：

幼時讀書，即疑男女不平等之説爲非，著論數千言駁擊之。腐迂長老，聞之叱爲閨妖。清池不恤也，抱此見解如故。

可貴的是，杜氏持此意見尚在“歐風東漸，此義大明”之前。(80)裙釵真僕《記杜女士演説事》，《續出女報》第8期，本文頁1A。雖日後檢討，是時“余雖以爲非，然亦未能作中流之砥柱也”，(81)移風女士《倡辦廣東女學之回憶》，《紫羅蘭》第4卷第11號，“婦女之樂園”頁13。但其天性中一種對平等的渴望已分明可見。正如劇中人朱翠華所説“同入學，同讀書”，教育相同，權利亦相同，在家就可“同男子一般”。因而，杜清持男女平等思想的發生，也是家庭孕育的結果。

同樣由於家庭氛圍的影響，戊戌政變後，杜清持開始大量閲讀新書報，像朱翠華一樣關心時事，而其同情明顯在維新派一邊。《女子亟宜自立論》作爲“來稿雜文”發表於《清議報》，至少説明杜氏關注此刊，或許也還有更直接的聯繫。並且，不只關切女性自身的命運，對敏感的政治議題，杜氏也有發言。1902年，杜清持即撰寫過《新舊黨論》。(82)筆者雖未能查閲到該文，但從張婉嫻與曾雲英兩位廣東女士記述的閲讀經歷看，二人均由從弟或兄長“袖出《新舊黨論》一篇”(張婉嫻《致杜清池女史函》、曾雲英《致杜清池女史函》，《續出女報》第9期，“最新眉語”頁3A，B)而得觀，則這篇政論文字應當是在報刊登載過，或起碼有較大範圍的傳抄。儘管筆者未見其文，但也可確認杜氏所表達的政治傾向，應與看過此文的張婉嫻與曾雲英對“誅新黨，守成憲(法)”深致不滿相同。(83)張婉嫻《致杜清池女史函》、曾雲英《致杜清池女史函》，《續出女報》第9期，“最新眉語”頁3A，B。何況，婉嫻女士亦有詩爲紀：

滄海桑田事可悲，河山渾似一枰棋。草檄此時無駱子，撤簾何日有韓琦？埋冤三字忠臣獄，灑淚千秋黨籍碑。東市朝衣成絶恨，百年功罪剖誰宜？(84)張婉嫻《贈杜清池先生》其三，《續出女報》第7期，1902年10月，“同聲集”頁1B。

杜氏之痛惜變法失敗，“戊戌六君子”被殺，康、梁等維新派領袖遭通緝，憤恨慈禧太后的垂簾聽政、大權獨攬，已盡現詩中。其詞鋒之鋭利，在當年的女性中誠屬罕見。難怪曾雲英讀杜文“浣誦一過，覺淋漓痛快，識力高絶，能使人血熱一腔，地投五體”，從而贊佩“英雄巾幗，吾不得不爲之擱筆”。(85)曾雲英《致杜清池女史函》，《續出女報》第9期，“最新眉語”頁3B。

杜清持這種獨立、大膽的言行，在辦學中照樣體現出來。她將最初創立的女學堂命名“移風”，自我解題爲：“蓋取移易禁錮之腦筋，而首開改良之風氣也。”(86)杜清池《廣東移風女學校序言》，《續出女報》第6期，“女報論説”頁2A。其直接與守舊派衝撞的姿態，使得所辦女學波折更多。在家中設校之時，已遭遇“常用石子穢物擲門，以諧音高呼爲麻風女學貌”的干擾。(87)移風女士《倡辦廣東女學之回憶》，《紫羅蘭》第4卷第11號，“婦女之樂園”頁14。而在來自民間的惡意之外，官府的壓制也毫不放鬆。時敏女學堂開辦未久，年底想邀請同志與本地士紳商議學校明年的辦法。有反對者即輾轉告到廣東巡撫李興鋭處，“請其封禁”，並特别指認：“汪舉人膽敢縱容其妻劉佩珍爲女學堂教習，而曹姓之妻附和之，大傷風化。”(88)《各省女學彙誌·廣東女學堂》，《女學報》第2年第1期，1903年3月，頁19。此即前文所述賴龔心湛維持而學校方得幸存一事。至1904年，廣東學務處又發批示：“本處所聞杜清持似難勝教習之任，該紳等如果欲保全而擴充此女學，不得不先易杜清持。”(89)《批示女學》，《大公報》1904年2月8日，附張。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本爲“弱女子”的杜氏卻一意孤行，堅持辦學不輟，其内心之强大與毅力之堅韌實令人欽佩。並且，直至晚年，杜氏喜用的名號仍爲“移風女史”，(90)杜清持1931年1月爲上海中西女中的《墨梯年刊》題詞，仍署“移風女史”，《墨梯年刊》卷首，1931年。這既是對其創辦女學事業的紀念，也體現出對理想的追求終身不變。

撰文之外，杜清持的演説也極富感染力。《廣東新女兒傳奇》中的朱翠華即因聽過杜氏的演講，而興起拜名師之念。而劇本演述的情節，在《記杜女士演説事》一文中有更生動的描寫。作者“裙釵真僕”亦熱心女學，與杜清持爲同志，故言其事迹格外真切：

今秋(按： 即1902年秋)余與同志開女學演説會，特延清池爲領袖。每至星期，集男女演説，藉闡明女學關係社會進步之故，以唤起同胞愛國心。每期閨秀到會者恒盈座，皆被清池之愛力吸來者也。清池所演説者，前後不下數萬言，皆按切實理發揮，娓娓入聽，雖最頑固者不能下一語攻之。其言論已畧見之粵港各報所載；至其聲容之懇摯，態度之精神，則非身在座中，耳鼓親受其聲浪之衝擊，而留影於腦珠者，不能名其狀也。(91)裙釵真僕《記杜女士演説事》，《續出女報》第8期，本文頁1B。

此“女學演説會”實爲龍志澤、汪鳳翔、胡漢民、江天鐸、劉佩箴等男女志士合創的廣東女學會所辦，第一次於1902年8月21日開會。當天到場的有四十多人，演講者共七人，而“首邀杜清池女史演説”，推重之意顯而易見。杜氏“初操粵語，後用官音解述”，(92)《文明盛會》，《續出女報》第6期，1902年10月，“最新眉語”頁1B。顯然期望受益者不僅爲廣東人，也能兼及各省在粵人士。

杜清持的丈夫曹有成亦與之志同道合，實爲杜氏全力辦學的堅固後盾。上述廣東女學會演講的七人中，便有其人。1902年11月，曹氏欲留學日本，先到上海。杜清持有文送行，不做尋常纏綿悲切語，而“意志遠大”。文不長，故全行抄録如下：

壬寅孟冬望日，駕歐外子有上海之行。戚友多有以余不能同行，引爲余心一大憾事。蓋合杯甫一載，未嘗一日遠離。而遽然天各一方，楚詞“悲莫悲於生别離”句，設身處地，實難爲情者。而觀余詞色則坦然若素，莫不怪余之寡情。噫！是豈知余心哉？竊謂凡爲國民，則有應盡之義務，非一人可牽制者。女子且不能困守一隅，況男子乎？且遊學爲最榮事，何悲之有？戀私情而忘公理，余所不取也。實心期望者，“自立”二字而已。此爲臨别贈言，所祈存之以作記念可也。駕歐同志，以爲然否？

由此可見，即便在家庭生活中，杜清持也以文明世界所奉行的“公理”居先，故其夫妻之情中，更有同志之義在。以此，杜文被《續出女報》編者譽爲“其夫若婦之文明可見矣”，並期望世人效法，遂“録之以壯國民之氣”。(93)《記杜女士二則》，《續出女報》第2年第1期，1903年3月，頁21—22。

其中尚可單獨闡説的是“自立”，此語不僅爲杜清持對夫君的“實心期望”，更是杜氏一以貫之的中心關懷。其最初爲人知曉的《女子亟宜自立論》，全篇均圍繞中國女性應當自立以及如何自立展開。隨後發表的《廣東移風女學校序言》也提及該文，並稟此立説。“亟宜自立”的出發點固然與强國相關，中國女子一向被“視若玩物，儼如廢人”，等於有用人口減半，自然無法與“男女均自食其力”因而富强的西國爭勝。這也是其時興女學者的共同認識。而杜氏的特别處在於提出“是貴自立焉”之後進一步的追考：

自立之法何？設女學、閲報章、交遊廣、知識多而已。

儘管她當時給出的解説是“欲閲報章，必由女學始；欲知識多，必由交遊始也”；(94)清池女史《女子亟宜自立論》，《清議報》第76册，1901年4月，頁14A—B。並且，“女學”作爲中國女界獲得男女平等資格與“振女權”的必由之路，(95)杜清池《廣東移風女學校序言》，《續出女報》第6期，“女報論説”頁1B。也是其身體力行、奉獻最多的事業，但究其實際，“閲報”與“交遊”纔是真正屬於杜氏的發明。

在知識結構中看重報章的作用，實與杜清持對於女性未來的期待有關。其言“男女之於國家一也，論其理則相夫教子爲小，而愛國爲大”，(96)杜清池《廣東移風女學校序言》，《續出女報》第6期，“女報論説”頁2A。則杜氏從事女子教育的目的並不在培養賢妻良母，原有更高遠的目標——“見得男女都是一樣，就當盡國民的義務，各人都出來辦事，各人都出來謀生，彼此創出一番新世界來”。(97)杜清持《男女都是一樣》，《女子世界》第6期，1904年6月，頁15。因此，杜清持創辦移風女學校，也“首以明大義、達時變爲主”。就教學的材料而言，載有新知識、新思想的報章自然最合格。杜氏認爲：

報紙者，合種種學界而詳列之，窺奧而闡發之，豈僅爲增知識已哉？其震蕩人、作用人之力，乃至因他國新聞紀事，起本國政治思想，其效蓋亦大矣。

抱此認知，以移風女學校長的身分再次回到閲報與女學的話題，杜清持便會强調“開智必先閲報，閲報必先興學，而尤必先興蒙學”。“閲報”竟也成爲其辦女學的一大動因，這雖然是由自身的經驗推己及人，卻未嘗不是晚清女子教育的新思路。而借助“人人皆知閲報”，杜氏期望的是報中“鑄造新思想之材料”，能夠引領中國女子“登文明之階級”。(98)杜清池《廣東移風女學校序言》，《續出女報》第6期，“女報論説”頁2A。杜清持《論遊歷閲報爲女子立身之要務》，《女子世界》第2年第4、5期，1906年7月，頁119。原刊未署出版時間，此據欒偉平《清末小説林社的雜誌出版》所引《時報》廣告添加，《漢語言文學研究》2011年第2期，頁33。爲此，1904年，杜清持等十九位女士曾有意在廣州城西創設愛羣女子閲書報社。(99)參見《各省報界彙誌·廣東》，《東方雜誌》第1卷第10期，1904年12月，“教育”頁242。

至於“交遊”，首先針對的是禁錮女子於閨中的陋習。其次，即便從知識的獲取上，杜清持也以“遊歷”爲“要務”：“我輩今日，欲求平權平等，斷不能不從廣交遊、長智識做起，而遊學實又爲其先聲也。”杜氏所謂“遊學”倒不一定要遠赴東西洋，近在省會或郡縣，甚至“出里門一步，亦無不可謂之遊學”。道理即在出門即開眼界，“其眼界進一步，知識亦進一步矣”。何況，由此得來的知識乃親見親歷，可去僞存真。而從“遊學之益”考量，自是“愈遠愈廣，愈久愈多”。以中國女學之初創與不完備，留學無疑受益更多。杜清持早年赴上海學日文、英文，本有求學日本的打算。(100)翠微女史《志士之對待女子》提及，杜清持“以遊學東洋不果，逗留上洋者數月”，《女子世界》第3期，1904年3月，頁81。雖未能成行，但仍熱誠鼓勵有條件的女性遊學歐美與日本。並且，在求取知識之外，杜清持也把遊歷視爲女子具備平權能力與人格的必要歷練：“我輩今日不欲脱離奴隸圈則已，否則必先造人格；必欲造下乘之人格則已，否則不能不遊學，以養成造人格之材料。”(101)杜清持《論遊歷閲報爲女子立身之要務》，《女子世界》第2年第4、5期，頁120。諸般論説使得“遊歷”在杜清持的女學思想中占有了重要地位。

基於深入骨髓的男女平等意識，杜清持在辦學中也奉行了無差别教育。《女子亟宜自立論》已主張“毋分男女之心”：“故凡女子皆宜入塾，教之誨之，一與男子等。長則可以出而問世，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102)清池女史《女子亟宜自立論》，《清議報》第76册，頁14B—15A。落實在課程設置中，時敏女學堂分授修身、歷史、文學、衛生、算學、天文、地理、時事八科，(103)《女學將開》，《續出女報》第7期，1902年10月，“女報新聞”頁2B。而無一般女學堂常見的家事課，由此可見杜清持的志存高遠。

更能表見其宏大志向的是署名“裙釵真僕”的記述。在這位廣東志士的筆下，杜清持之興女學與“最愛國”，都是因爲意識到男子的不可倚靠，故挺身而出。不同於晚清社會中不斷上演的男性啓蒙女性的戲碼，杜氏對這些扮演先進者角色的中國男子，反而持相當嚴厲的批判態度，指斥其“數千年蜷伏專制之下，不能立一憲法，聯一團體，以自治其羣，今日爲張家奴，明日爲李姓僕，捨施施從外來驕妻嚇婢之外無他技”，因此，以之“代表神州人物”，實乃“錦繡江山之不幸”。拯救女界與拯救國家既然都不能指望男子，杜清持之“隱然以獨立國民自任”、“誓犧牲香軀以捍公難”的心事，(104)裙釵真僕《記杜女士演説事》，《續出女報》第8期，本文頁1A—B，2A。於是被同志道破。杜氏本人之爲取代鬚眉的“神州人物”，也自不待言。

而從家庭到學堂，有如此多樣故事與思考的杜清持，自然最適合成爲《廣東新女兒傳奇》的主角。何況，在此劇刊出的前一年，有關杜氏的報導及詩文已開始在當時唯一的婦女報刊《續出女報》上頻繁出現，最多的第九期竟至有四題與之相關。而發表劇作的《大陸報》，也在同期登載了署名“青持女士”的《贈劉佩珍女史》與《贈吴莊周三女史》，以及吴紉萱的《贈杜清池女史》詩作，其呼應劇本的編輯意圖十分明白。凡此，均爲杜清池的登場做足了鋪墊。

甚至配角朱翠華也並非作者憑空虚構。關於廣東女學會第一次集會的報導曾列舉各位發起人姓名，四位女士中正有其人。(105)《文明盛會》，《續出女報》第6期，“最新眉語”頁1B。而其自述就學經歷時，提到“自蒃孫叔叔以黨禍避地後，儂家便少授業之人”，(106)玉橋憂患《廣東新女兒傳奇》，《大陸報》第3期，“傳奇”頁3。這位“叔叔”也可落實爲朱淇(1858—1931)，其表字應爲“菉孫”。朱淇乃廣東大儒朱次琦之侄，1894年加入興中會。次年孫中山組織廣州起義後，因被黨人指爲告密而走避上海。後雖返粵辦報，仍有顧慮。1901年赴青島創《膠州報》，1904年再到京城辦《北京報》，(107)參見嚴昌洪《朱淇》，榮孟源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卷(下)》，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頁258；《青島最早的民營報人朱淇》，青島市嶗山區史志辦公室編《遊覽嶗山聞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年，頁362—363。可知劇本刊出時，朱淇確不在廣州。其廣東南海人的出身，也證明朱翠華自報家門所稱“東亞弱質，南海名家”亦爲寫實。(108)玉橋憂患《廣東新女兒傳奇》，《大陸報》第3期，“傳奇”頁1。

雖然目前不能確認朱翠華果真投師杜清持，但諸如張婉嫻與曾雲英在拜讀《新舊黨論》一文後，都衷心敬佩，明確表示過師從追隨的意願。身爲十二位女伴結成的芙蓉詩社盟主的張氏自表心迹云：“新詩聊作束脩獻，立雪蘭閨會有期。”並代表詩社同人作詩稱：“十二金釵齊俯首，甘心同拜女中師。”(109)張婉嫻《贈杜清池先生》其四、其二，《續出女報》第7期，“同聲集”頁1B。曾文結尾亦期盼：“又安得洗硯焚香，入侍女中豪傑，樂晨夕以追隨？他日閨繡史傳，俾婢子名彰驥尾，庶無負此弱柳餘生耳。”(110)曾雲英《致杜清池女史函》，《續出女報》第9期，“最新眉語”頁3B。可知拜師情節在現實中極有可能發生。

不妨設想，如果《廣東新女兒傳奇》幸而完成，依照作者傳真寫實的創作追求，將杜清持以及朱翠華等一班傑出女性辦女學、爭女權、發政見、興演説以及家庭文明等事迹悉數在舞臺搬演，那麽，晚清女界在這些女英豪的啓蒙與帶領下實現自我拯救的前景已可預期。而且，小旦朱翠華下場前所唱的“尾聲”：“衆生難俟河清壽，要唤醒金粉東南十五州，願牢握文明全仗纖纖手。”(111)玉橋憂患《廣東新女兒傳奇》，《大陸報》第3期，“傳奇”頁3。更是在催促中國的“新女兒”們盡快完成啓蒙與强國的大業，其作爲責無旁貸的主力軍，正與杜清持的自期相符。

三 《松陵新女兒傳奇》中的謝平權

1904年1月，《女子世界》在上海創辦。雜誌宗旨一如金天翮(1874—1947)在發刊詞中所言，意在“振興女學，提倡女權”。(112)金一《〈女子世界〉發刊詞》，《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頁2。儘管在辦刊過程中，女學與女權何者優先的爭論隨後發生，(113)參見筆者《晚清女報的性别觀照——〈女子世界〉研究》中《“女權”優先還是“女學”優先》一節，《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83—92。但作爲主要撰稿人的柳亞子(1887—1958)卻始終旗幟鮮明，爲女權的無條件獲取大聲疾呼。這也成爲貫穿其在該刊發表的諸多文字的基調。

柳亞子爲江蘇省吴江縣人，居住黎里鎮。本名慰高，號安如；1902年因讀盧梭的《民約論》，服膺其“天賦人權”説，遂改名人權，字亞盧(取義“亞洲之盧梭”)；1904年又欽慕辛棄疾之爲人，改名棄疾；兩年後，更改字亞子，後即以字行。從名字改易經過，可窺見其思想演進的軌迹。爲《女子世界》撰稿的1904—1905年，柳亞子正在金天翮創辦的同里自治學社讀書。(114)見柳亞子《自傳》、《自撰年譜》，柳無忌、柳無非編《(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8—11。金氏爲晚清著名的婦女論著《女界鐘》(1903年印行)的作者，當時也在同里創建了明華女學校。從理論到實踐，金天翮都有資格成爲《女子世界》的精神領袖。柳亞子也應是由其牽線，迅速躋身作者行列。

1904年2月發行的《女子世界》第二期“小説”欄裏，以“安如”的别號，發表了柳亞子創作的《松陵新女兒傳奇》。而從柳氏1902年曾“大看其《新民叢報》，崇拜梁任公(啓超)”，次年又到上海愛國學社讀書，(115)柳亞子《五十七年》、《自傳》，《(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頁109，2。方便看到在滬上出版的《大陸報》，可窺知其寫作構思、特别是劇作標題，正是有意承接由兩刊已然開拓的“新女兒”系列。與先前刊出的《愛國女兒傳奇》和《廣東新女兒傳奇》相同，這部作品也僅存“俠感”一齣；相異之處在於，柳亞子顯然没有寫成大套曲本的意圖，因而並未標示其爲“第一齣”。由此，左鵬軍所指出的“抒情議論短劇”的特點，(116)參見左鵬軍《近代傳奇雜劇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頁133—136。不過，左著將《廣東新女兒傳奇》也列入“抒情議論短劇”一類，未必合適，因其概括該類劇作“篇幅短小”的特徵中，明確排除了“明顯未完成者”。在此本中表現更突出。

《松陵新女兒傳奇》實爲柳亞子在《女子世界》的首發之作。初次登場，儘管采用了戲曲體裁，但在柳氏本人，卻明顯是把劇本當作抒情議論文來寫。短短一齣戲文，層層遞進，完整呈現了柳亞子關於“女界革命”的構想。(117)見亞盧《哀女界》，《女子世界》第9期，1904年9月，頁2。“松陵”本爲柳亞子家鄉吴江的别稱。唯一的劇中人物，乃是由旦角飾演、“高唱自由歌”的“巾幗盧梭”謝平權，這位吴江女子顯然爲“女界革命”的先覺者。她也照樣以“辮髮西裝”出場，可見與謝錦琴、朱翠華屬同一“新女兒”系列。故而，其開場所傾訴的“華年如水，愁腸如擣”，(118)安如《松陵新女兒傳奇》，《女子世界》第2期，1904年2月，頁45。便是將謝氏的愛國憂國與朱氏的女權女學心事合一。

而纏繞謝平權心中的“憂國奇愁”，正是病入膏肓的中國，面對由西學東漸引領的世界風潮將如何自存的難題，所謂“奄奄病國，難禁世界風潮”。於是追溯中國何以衰落至此的原因，謝氏毅然歸結爲專制政體的壓迫與傳統學説的毒害：

因思我中華老大帝國，積數千年專制淫威，迂墟謬論，把國民的天賦權利，自由性質，收拾得乾乾淨淨，造成那奄奄齪齪。因此國運迍邅，民生憔悴。(119)安如《松陵新女兒傳奇》，《女子世界》第2期，頁45—46。

顯然，這一批判性的溯源，乃是得益於“世界風潮”，尤其是盧梭思想的啓迪。因而，國民所擁有的“人權”與“自由”不但成爲作者個人的信條，也被視爲救國的前提。

既然是天賦人權，人人平等，女性自然不該除外。然而，中國的現實狀況，卻是女子的社會地位猶在男子之下，命運更爲悲慘。自“女盧梭”謝平權口中道來，即是：“扶陽抑陰之陋説，無才是德之讏言，家家奉作玉律金科，人人變爲桃梗土偶。”以此，女性雖然同屬“人類”，實被“視爲玩物”；因行動受拘禁，閨房(“帷房”)亦無異監獄(“岸獄”)，其“不自由”可謂達於極點。(120)安如《松陵新女兒傳奇》，《女子世界》第2期，頁46。

數及女界的喪失自由，謝平權首先指斥的是纏足與冶容，使得女子不良於行、以色媚人。不過，“那還是形式上的，更有那精神上的呢”，謝氏概稱爲“依賴服從謬教”，是即柳亞子最爲痛恨的“三從”之説。在此種精神束縛之下，中國女子“全不知人權平等，全不知世界同胞”，只能在家庭中以“女紅中饋”爭競，崇信妖巫鬼神。謝氏也痛心地指出了其嚴重後果： 由於女性的生育能力，此種奴隸根性還會傳染下一代，出現“奴根隸苗”的惡性遺傳。(121)安如《松陵新女兒傳奇》，《女子世界》第2期，頁46。

以上對於中國現實的檢討，已處處顯露出作者中外比較的世界眼光。因此，爲中國女界尋求解放之道，“松陵新女兒”謝平權必然會將目光投向域外，西方女傑作爲急應效法的典範於是被適時召唤出來：

儂家想亞細亞人也是個人，歐羅巴人也是個人。爲什麽咱們偌大中華，女權蹂躪，女界沉淪，愈趨愈下？偏是那白皙人種，平權制度一定，便有一班女豪傑出來，爲歷史上添些光輝。

並且，在謝平權看來，由西方女傑所代表的正是世界文明的潮流。與之相應，晚清女界“革命”的目標與途徑也得以確定——“抖擻精神，實力運動，廣開女智，收回女權”。(122)安如《松陵新女兒傳奇》，《女子世界》第2期，頁46—47。至此，柳亞子以曲本呼應《女子世界》提振女學與女權的意圖也明白顯示出來。

以劇中人而論，身爲“女界中一分子”的謝平權不但有節制地表示“怎好放棄責任”，實則更當仁不讓地以女界先覺自居：“沈沈女界無人覺，要博得愛國精神屬我曹。”其“尾聲”結句，“願犧牲弱質，扶植文明好”，(123)安如《松陵新女兒傳奇》，《女子世界》第2期，頁47。也讓一位救國女傑的形象定格在舞臺上，其人之爲薛錦琴、吴孟班的精神傳人亦一望可知。

毫無疑問，謝平權本爲柳亞子的代言人，謝之所言，即柳之所思。最明顯的是謝氏在劇中表白：“儂家平日所最崇拜的法朗西羅蘭夫人、俄羅斯蘇菲亞兩先輩，不就是世界女傑的代表人麽？”而柳亞子20世紀四十年代寫作自傳，恰恰把“要懂得革命，或竟是能夠實行革命的，象法國瑪麗儂(按： 即羅蘭夫人的名字)、俄國蘇菲亞一流人物纔行”，作爲其少年時代最理想的婚姻對象。由此方可以理解，謝平權爲何在這齣短劇中，用了大段唱詞，專門歌頌兩位西方女傑的光榮事迹：

你看那文明革命軍先導，你看那虚無泰斗鋤横暴。你看那素手纖纖推倒獨夫朝，你看那民權公敵也有日把冤仇報。風也魂銷，雨也魂銷。碎紅顔國民救主，流碧血政界高潮。他便是光輝歷史女英豪。(124)安如《松陵新女兒傳奇》，《女子世界》第2期，頁47；柳亞子《五十七年》，《(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頁160。

應當説，法國大革命中被更爲激進的革命同道送上斷頭臺的吉倫特派領袖羅蘭夫人，與成功指揮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俄國女虚無黨員蘇菲亞(Софья Львовна Перовская，1853—1881)，在晚清女界中已是赫赫有名。而當年虚歲十八的柳亞子激於革命情懷，對二人獨加青睞，所寫唱段也以兩兩並列、相提並論的方式，充分表達了對這兩位革命女傑的由衷崇拜。

當然，以謝平權爲柳亞子化身，參照柳氏在《女子世界》所刊三文，即《黎里不纏足會緣起》、《哀女界》與《論女界之前途》，對劇本所言會有更多理解和補充。儘管針對當時出現的限制女學、有損女權的言論，後二文有明確的駁論性質，但相較一摺的短劇，論説文的闡述無疑更完整、深入。

如《松陵新女兒傳奇》使用了“玩物”、“奴根隸苗”指陳中國女性的處境。而回到通篇都在聲討“不平等之毒”的《哀女界》，在與歐美女界公權缺失(無選舉權、參政權)、私權尚可稱完全的對比下，該文將中國女子遭受蹂躪的現實沉痛地概括爲“由奴隸而爲玩物”。作爲“奴隸”，柳亞子特别指出，施於女界的壓迫甚至達到了極其荒謬的地步，所謂“夫死從子”：“准‘三從’之義，女子之權力，猶不能與其自孕育之子平等，烏論他人？”至於“玩物”，又是從“豈以人類待女子”而來。女性不只被奴役、受驅使，還“變本加厲，有所謂穿耳刖足之俗”。(125)亞盧《哀女界》，《女子世界》第9期，頁2—4。這意味着，已經淪爲最底層奴隸的中國女性，還要提供愉悦男子的服務，其境遇之悲慘無過於此。

而且，限於篇幅短小，線索單純，《松陵新女兒傳奇》歎恨女界現狀，主要還是歸因於由男性主導的專制政權與統治思想的控制。《黎里不纏足會緣起》則是柳亞子爲同鄉倪壽芝女士代筆之作，以女性口吻出之，自不妨對女界本身有更多檢討。因此，該篇有大段文字揭示晚清女性自我奴役的悲劇。以纏足爲例，雖初起於男子，以强迫女子就範，可悲的是：

我可憐之同胞，亦且久而忘其醜，忍其痛，爭妍鬥媚以爲美觀。蚩蚩蠢蠢，喁喁纍纍，樂於俎，頌於牢，歌於檻，慶於羅；母訓其女，姊勸其妹，一若以纏足爲我同胞一生莫大之義務，莫大之榮譽。

並且，進而“澆風陋俗，習與性成，有不如是者，則羣議而譁之，幾幾乎不可列於金閨繡閣之林”。而被柳亞子斥爲“舉國皆狂”的“野蠻人”之舉，又不限於纏足，還包括了“三從”、“七出”、“無才是德”等種種邪説，中國女性卻一概奉命惟謹，(126)倪壽芝(柳亞子代筆)《黎里不纏足會緣起》，《女子世界》第3期，1904年3月，頁70—72。這纔是最讓柳亞子痛心之處。應該説，自我奴役比由他人施加的奴役更難解脱。柳亞子在這裏的大聲棒喝，實在是出於對女性命運最深切的同情。

至於《松陵新女兒傳奇》中對於“革命”的想象，除了前引“廣開女智，收回女權”的内容外，尚有“女權一昌，國勢自盛，也不怕長蛇封豕的政府、雄獅猛鷲的强鄰了”的表述，很容易讓人意會爲作者單純的愛國救國之思，從而放過了“我待要山河破碎，把祖國新造”的唱詞深意。(127)安如《松陵新女兒傳奇》，《女子世界》第2期，頁47。實則，柳亞子儘管首肯“西哲”之言：“十九世紀民權時代，二十世紀其女權時代乎？”(128)倪壽芝(柳亞子代筆)《黎里不纏足會緣起》，《女子世界》第3期，頁70。其“女界革命”的設想也確實以女權的完整擁有爲核心；但就晚清的現實而言，民權與女權兩大革命必須合於一手方纔切實可行。(129)如《女子世界》的主編丁祖蔭即認爲，“女權與民權，爲直接之關係，而非有離二之問題”，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説》，《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4月，頁2。參見筆者《晚清文人婦女觀》(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75—81。加以民族主義思潮的刺激，推翻專制政府於是也和反抗滿清統治同條共貫。因而，無論是哪個層面的“革命”，在柳亞子那裏都必然帶有民族革命的意涵。理想的“革命”前景便理應是——“巾幗、鬚眉，相將?棿手以上二十世紀之舞臺，而演驅除異族、光復河山、推倒舊政府、建設新中國之活劇”。(130)亞盧《哀女界》，《女子世界》第9期，頁7。由此，謝平權自白的“女界中一分子”的“責任”，在柳氏《論女界之前途》也直接宣説爲：“民族主義乎？共和主義乎？虚無黨主義乎？軍國民主義乎？神州赤縣，掃淨胡氛，銅像巍巍，頭顱大好，非我姊妹之責而誰之責耶？”(131)安如《松陵新女兒傳奇》，《女子世界》第2期，頁47；安如《論女界之前途》，《女子世界》第2年第1期，1905年6月，頁5。原刊未署出版時間，此據欒偉平《清末小説林社的雜誌出版》所引《時報》廣告添加，《漢語言文學研究》2011年第2期，頁33。這明白預示着，中國女界只有在完成民族革命的共同大業中，纔能實現自我價值，爭取到和男子完全平等的權利，獲得真正自由。

其實，除了作爲柳亞子的代言人，劇中主角謝平權還應另有現實中的對應人物，是即作者之妹柳平權。柳平權爲柳亞子次妹，生於1895年，比兄長小八歲。1902年，柳亞子改名人權之際，也爲他的幾個妹妹統一取了名： 已經去世的長妹龍官追稱隆權；次妹小名閏官，取名平權，取號俠儂；三妹小名申官，取名公權，取號英儂；之後出生的四妹則獲名均權，號慧儂。凡此命名，足以映射出亞子先生强烈的男女平等思想。(132)柳亞子《自撰年譜》、《五十七年》，《(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頁7—8，10，59，68，120；柳亞子輯《分湖柳氏祖先譜傳》，《(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頁409。也由此可知，當謝平權在《女子世界》登場時，柳平權不過虚齡十歲。因此，戲中人物的思想境界，只能算是柳亞子對妹妹的期許。

柳家的三姊妹均曾接受過新式教育，這在清末民初那個年代相當少見。毫無疑問，此乃柳亞子堅持的結果。而他關於“女界革命”的構想，也率先在家庭中付諸實踐。

平權九歲時，柳母按照舊習俗爲她纏了足，可柳亞子“是竭力提倡天足的一人，便拼命反對”。柳母借機提出交换條件，要求平權放腳和柳亞子改用滿族的剃髮留辮同日同時舉行。儘管後者嚴重違逆了人權先生的民族意識，苦笑稱是“把南明亡國時代的痛史再重復演一下”，很想拒絶；但細想之後，他最終還是接受了這個苛刻的條件，原因在於，“腳一放不易再纏，因爲年歲已大，要再纏也纏不小，我母親是決不能夠再反悔的了”，而頭髮是可以再長出來的。(133)柳亞子《五十七年》，《(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頁68—69。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柳平權和西式裝扮的謝平權一樣，都是天足。

放足即身體的解放，對於女子獲得自由尚爲第一步，柳亞子原本還有第二步的打算——“要求送她進學校”。(134)柳亞子《五十七年》，《(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頁69。這個計劃也很快得到實現。1905年4月，柳亞子的朋友馮斆讓(1885—1907)在蘇州開辦蘇蘇女學校，平權也在兄長的力促下，很快進入該校讀書。“蘇蘇”校名“蓋取甦醒之義”，(135)《各省教育彙誌》，《東方雜誌》第2年第8期，1905年9月，“教育”頁200。蘇蘇女學開辦時間，參照柳亞子《馮君竟任家傳》，《(柳亞子文集)磨劍室文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04。馮氏本人更喜用的别號沼清，也讓人想起“沼吴”的典故，可見其人心懷反清革命之志。多年後追述，柳亞子已直言：“老實講，‘蘇蘇’女學校的理想，是要造成一個女子革命的製造廠和女革命家的速成所呢。”(136)柳亞子《五十七年》，《(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頁184。將妹妹送進這樣一所有濃厚革命氛圍的女學堂接受教育，柳亞子顯然以爲是最佳選擇。

柳平權在校期間也没有辜負兄長的期望。柳亞子記述，她那時口氣很大，對同學説：

我哥哥是個自命不凡的人物，但他因口吃的緣故，一不會演講，二不會讀外國文，還有他的體格不强健，眼睛又壞，不能學陸軍。這種弱點，我卻都没有。那末，我將來一定要做個女演説家和女軍人，趕在我哥哥的前面呢。

柳亞子聽説後，不但不生氣，反而非常高興，“認爲是孺子可教”。(137)柳亞子《五十七年》，《(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頁69—70。因爲“女軍人”正符合《女子世界》對晚清“新女兒”們的期待，單是柳亞子本人，即在該刊發表過《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中國民族主義女軍人梁紅玉傳》等文。而1907年4月10日，蘇蘇女校舉行開辦兩週年紀念會及遊藝會，來賓有八百多人。其中一項節目爲展現女學生學習“地理”科目的成果，正是由柳平權演講“説地球”，(138)《蘇蘇女學校開會紀事》，《申報》1907年4月13日，第11版。也算是其有志成爲“女演説家”的初試身手吧。

可惜的是，柳平權最終兩者都未成就。按照柳亞子的看法：“她生性很聰明，而缺少毅力，也是一個矛盾的人物。”讀了幾年書以後，她越來越消極。1912年柳父去世，平權“忽然立志要做孝女，廢書不讀，在家裏侍奉母親起來”。“但孝女也做不常，不到幾年，就由親戚做媒出嫁了。出嫁以後，生了兩個女孩，一個男孩”。1921年，剛剛二十七歲的柳平權便因産褥症，過早病逝於蘇州。因此，回溯她短暫的一生，柳亞子不禁感歎“這真是一幕悲劇呢”。(139)柳亞子《五十七年》、《自撰年譜》，《(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頁68，70，19。應該説，柳平權的一事無成與性格固然有關，卻也是因爲那個時代並未給女性提供發展才能的足夠空間，“悲劇”的出現因此具有普遍性。

柳亞子曾爲平權編過一卷《女弟俠儂遺文》，(140)柳亞子《自傳》，《(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頁5。此次撰文，遍訪不見，不知尚存人間否。否則，我們或許能夠發現更多她和謝平權的相似處。不過，柳平權的存在起碼讓我們知道，晚清戲曲中的“新女兒”回到現實中，未必都有光明的前景，“女界革命”的道路仍然漫長。

綜觀三劇，就曲本寫作而言，儘管作者的初衷未必在一齣，但其無奈放棄，反而造成了一種晚清戲曲書寫的新風尚。由於篇幅短小，情節不再成爲中心，而是向議論傾斜。後出的《廣東新女兒傳奇》與《松陵新女兒傳奇》甚至捨棄了《愛國女兒傳奇》的猶存賞花名目，整齣戲只有一人登場，其表現更類似於當時流行的演説，不過是把演説的材料用戲曲的形式複寫出來。而中心議題均關乎抨擊女界黑暗現狀及謀求改變之道，由此，劇中人的唱詞與説白亦與晚清“女界革命”的論述相應和，顯示了作者以曲本助力女性解放的明確意圖。

四位有原型人物做支撑的劇中主角，其呈現方式雖有據實扮演(謝錦琴與于孟班)、未及上場(杜清池)與期之日後(謝平權)的分别，但串聯三戲場外的“新女兒”事迹，恰可映現晚清女性在尋求自立過程中的不同走向： 吴孟班倡導“女權”的賫志而没，薛錦琴之以“愛國女傑”名留青史，杜清持的盡瘁女子教育事業，與柳平權的未達初志、默默而終。而無論哪一種結局，三篇劇作都存留了她們青春年代的激情追求，令人永久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