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与孙子学

姚振文

杜牧（803—约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他出身高门世族，其十六世祖杜预是西晋的著名军事家，官至镇南大将军，且为《春秋左传》做过注，以“左传癖”著称。其祖父杜佑也曾历任三朝宰相，博通古今，所著《通典》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详密的典章制度史。杜牧生活的时代，正是晚唐多事之秋，深厚的家学渊源，远大的政治理想，促使他博览群书，关心时政，尤其偏爱兵学。他撰有《孙子注》三卷，也写过多篇实用性很强的军事文论，还留下了不少与历代或当朝兵事相关的诗歌佳作。就此而言，杜牧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诗人，亦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兵学理论家。杜牧军事思想的核心就在于对《孙子》的评价、注解与应用，他不仅推崇《孙子》，阐释《孙子》，更能结合现实活用《孙子》思想，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

一、“立足文武”，推崇《孙子》

杜牧高度赞赏《孙子》。他在其《孙子注》序言中这样写道：“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①杜牧：《樊川文集·注孙子序》卷十。在这篇序言的结尾，杜牧又借言自己的《孙子注》一书，如此表达《孙子》思想的应用价值：“后之人有读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孙子》是兵家圣典，历史上评价、赞赏《孙子》者大有人在，而如杜牧这般推崇备至者，却不多见。

值得强调的是，杜牧讨论兵事及评价《孙子》乃是从文武之道的高度立言的。在其《孙子注》序言中，他引孔子弟子子贡的话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远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近者。”继而，他针对世人割裂文武之道的错误认识大发感慨：“复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曰武，离而俱行，因使搢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杜牧这一认识既是其博览群书的结果，也是其个人在治国问题上真知灼见的表现。治国安邦，“曰文曰武”。文道与武道，本身就是相互依存、相互辅助的关系，如果说文道的中心在于道德与和谐，那么武道的中心就在于斗争与生存，前者立足于人之“善”，后者立足于人之“恶”。是故，“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孔子家语·相鲁》），“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第一》）。

文道与武道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孙子作为一代兵家，虽然将战争视为“国之大事”，并将“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计篇》）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但未能明确揭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对这一问题，杜牧做出了较好的回答：“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乱不止。”(《上昭义刘司徒书》)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揭示战争的根源。“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今者据案听讼，械系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为也。驱兵数万，撅其城郭，系累其妻子，斩其罪人，亦吏之所为也。”（《注孙子序》）这里是讲，“兵”与“刑”都是为了“俱期于除去恶民，安治活人”而采取的政治行为，都是国家政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乱者，未有暴乱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国家者。”(《上周相公书》)“用仁义为干戈，以恩信为疆场，所求必至，有斗必先。”（《为中书门下请追尊号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实现政治目的之工具。早在一千多年前，杜牧就能够提出军事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并强调“为国家者，兵最为大”（《注孙子序》）。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此一观点可视为杜牧对孙子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从学术文化的角度讲，文道与武道的关系又表现为儒家思想与兵家思想的关系。儒家代表了中国古代最好的治国安邦之道，兵家代表了中国古代最好的克敌制胜之道，二者相辅相成，有机结合，遂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维护统治秩序的基本手段和策略。正是缘于对这一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杜牧将兵、儒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大圣兼该，文武并用”（《注孙子序》）。为此，他还举了两个古代圣人的例子加以说明：“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尊大儒术，有淮夷叛则出征之；夫子相鲁公，会于夹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叱辱齐侯，伏不敢动。是二大圣人，岂不知兵乎？”（《注孙子序》）在杜牧的诗文中，也有类似的思想。比如，“周孔传文教，萧曹授武经”①杜牧：《分司东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刘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韵》。，即表现了一种大胆将孔子儒学与孙子兵学并尊的理性态度。兵儒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领域的一大话题。自汉以后，儒家思想占据思想界主导地位，封建士大夫贬低《孙子》，否认兵学价值者大有人在，此种倾向和趋势至宋明之际演化为激烈的兵儒之争。而早在隋唐时期，杜牧就能从文道与武道的关系出发，肯定孙子兵学的地位与作用，质问那些耻言兵事的卿大夫：“谋人之国，不能料敌，不曰弃国可乎！”（《上周相公书》）此诚可谓远见卓识，亦为杜牧对孙子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正是在文武之道的基础上，杜牧对将帅选拔和任用的标准做出了深刻的阐释。孙子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孙子兵法·谋攻篇》）杜牧则言：“主兵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注孙子序》）值得注意的是，杜牧此番论述将帅之地位，明显是围绕“智”与“勇”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来立论的。他深刻理解了孙子“以智为首”的将帅理论真谛，并以汉高祖刘邦“功人”与“功狗”的言论予以说明。“汉祖言‘指踪者人也，获兔者犬也’，此其是也。”（《注孙子序》）在杜牧看来，真正优秀的将帅应是“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而“彼壮健轻死善击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岂可知其由来哉”（《注孙子序》）。杜牧对孙子将帅理论问题评论很多，而此一观点最为鲜明，也最有价值。

最后，文道与武道具体应用于军事领域，又表现为“仁”与“诈”的关系。杜牧有言：“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注孙子序》）这句话，可谓准确把握了《孙子》一书的核心与主题，真正抓住了孙子兵学思想的灵魂。《孙子》对中国兵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搭建了中国兵学体系的基本框架，而这一体系的核心支撑有两个，其一是“兵者诡道、兵以诈立”思想，揭示了战争的本质规律；其二是“仁为兵本、兵以仁用”思想，奠定了中国特色伦理战争观的基础。后世研兵者唯有把握此两点，方能对《孙子》做出正确解读。而纵览历代研读《孙子》者，首次提出该书灵魂乃是“仁诈合一”观点的正是杜牧，此为其对孙子学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

二、“甚博而详”，注解《孙子》

唐代是《孙子》注释的高峰期，李筌、杜佑、杜牧、陈皞、贾林等人都曾对《孙子》注解，也各有自己的特色与价值，而其中杜牧的成就超出大多数人。杜牧注释《孙子》，以“曹操注”为基础，既能自抒己见，又能广征博引，故其注文条数多，内容丰富。他自称“上穷天时，下极人事”（《自撰墓铭志》）。宋代欧阳修亦赞曰，杜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者，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①〔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孙子后序》卷四十二。。而“甚博而详”正是杜牧《注孙子》的最大特点。

首先，杜牧鉴于“曹操注”过于简略的特点，对《孙子》每句原文都力求做出较为详尽的阐释与说明。比如，对《计篇》中的“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一句，杜牧注曰：“曲者，部曲队伍，有分画也。制者，金鼓旌旗，有节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营陈开阖，各有道径也。主者，管库厮养，职守主张其事也。用者，车马器械，三军须用之物也。”又如，对于《行军篇》之“粟马肉食，军无悬缶瓦，不返其舍者，穷寇也”一句的解释，杜牧所注，通俗而又明确：“粟马，言以粮谷秣马也。肉食者，杀牛马飨士也。军无悬缶瓦者，悉破之，示不复炊也。不返其舍者，昼夜结部伍也。如此，皆是穷寇，必欲决一战尔。缶瓦，音府，炊器也。”为了对《孙子》原文做出更好的说明，杜牧还能结合自己的体会进行引申发挥。比如，对《虚实篇》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一句，杜牧注曰：“言敌来攻我，我不与战，设权变以疑之，使敌疑惑不决，与初来之心乖戾，不敢与我战也。”另外，杜牧还注意到因《孙子》版本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如对《行军篇》之“其所居易者，利也”一句，杜牧注曰：“言敌不居险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于事也。一本云：士争其所居者，易利也。”又如，对《地形篇》之“夫地形者，兵之助也”一句，杜牧注曰：“‘助’，一作‘易’。”这两则注文，实际上就是校勘，其对于后世《孙子》原文的考订颇有价值。

其次，杜牧注《孙子》能够大量征引古书史料，以阐释孙子思想。所引者诸如《军志》《军谶》《司马法》《握奇文》《老子》《左传》《尉缭子》《管子》《阴符经》《吴子》等古代兵书典籍，也包括本朝李靖、唐太宗等人的《唐李问对》等著作和言论。比如，对于《孙子·作战篇》之“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一句，杜牧引《司马法》注曰：“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轻车七十五人，重车二十五人。”这就明确阐明了“驰车千驷，革车千乘”与“带甲十万”的数量关系。再如对于《行军篇》之“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一句，杜牧引《军谶》注曰：“地形坳下，大水所及，谓之天井。山涧迫狭，可以绝人，谓之天牢。涧水澄阔，不测浅深，道路泥泞，人马不通，谓之天陷。地多沟坑，坎陷木石，谓之天隙。林木隐蔽，蒹葭深远，谓之天罗。”这无疑使后人更容易理解《孙子》所论特殊地形的特点。值得强调的是，《军谶》本身为古代佚兵书，而古《司马法》的内容大部分也已亡佚，故杜牧所引上述两则史料作为辑佚之材料，对研究古代兵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再次，杜牧注《孙子》能够广泛征引大量军事案例，以证实《孙子》思想的价值。比如，对《计篇》之“利而诱之”，以战国时期李牧“大纵牧畜、佯北不胜”以说明；对《虚实篇》之“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以北齐将领段韶“逆战非便，不如陈以待之”以说明；对《势篇》之“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以马陵之战孙膑减灶灭庞涓的著名战例加以说明；而对本篇之“予之，敌必取之”一句，则以官渡之战曹操“白马辎重就道”，引诱绍将文丑“分趋辎重”以说明。杜牧所引战例，散见历代兵史，且把握精准，直击主题，使得读者对于《孙子》原文的理解更加透彻，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注文的丰富性和历史感。另外，杜牧也注重援引当朝的战例，以加强注文的应用性和现实感。如对《地形篇》之“卒强吏弱，曰弛”一句，杜牧引一当朝案例：“国家长庆初，命田布帅魏以伐王延凑。布常在魏，魏人轻易之，数万人皆乘驴行营，布不能禁。居数月，欲合战，兵士溃散，布自刭身死。”再如，关于《势篇》之“势”的解释，杜牧则转引了其先祖杜预举的一个当朝例证：“杜公元凯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能并强齐，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无复著手。此势也，势不可失。’”

最后，杜牧注《孙子》，对于自己感受最深的孙子思想内容，更能够不惜笔墨，倾力发挥，这突出表现为对“天时”与“人事”的解释。对于“天时”，他在《孙子》“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原文的基础上，撰成一篇长文，长达1500 多字，俯瞰天地，纵论古今，其中涉及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灶等人的著述，也论及武王伐纣、刘裕伐南燕、北魏道武帝伐后燕、北魏太武帝伐夏等战争案例，其内容之丰富，见解之深刻，后世注家无人能及。而对于“人事”，杜牧也是酣畅淋漓地予以重点论述，在具体分析中，各种史料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比如，他分别援引伍员、李牧、冒顿、韩信、陈平、曹操、刘裕等人的谋略以注解《孙子》“诡道十二法”；先后列举历史上晏婴、士会、张仪、随何、曹操、高洋等人的事迹，以注解《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思想。

综上所述，杜牧注《孙子》确有“甚博而详”的特点，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孙子思想在其评述中犹如演绎于历史长河之中，跳跃于宇宙苍穹之际，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对自己的这一成就也颇为自信。大中三年（849），杜牧在《上周相公书》中云：“某所注《孙武十三篇》虽不能上穷天时，下极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①何锡光：《樊川集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812 页。对于杜牧注《孙子》，后人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孙子十一家注》，曹公、李筌以外，杜牧最优，征引古事，亦多切要，知樊川真用世之才，其《罪言》《原十六卫》等篇，不虚作也。”②缪钺：《杜牧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5 页。

三、“论政谈兵”，活用《孙子》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杜牧，感慨于时政危局，寄厚望于朝廷中兴，陆续写下《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等多篇上书及《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专门的时政文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文章绝非士大夫之流的纸上谈兵，空泛议论。杜牧曾言:“参之于上古，复酌子见闻，乃能为圣人也。诸葛孔明曰：‘诸公读书，乃欲为博士耳。’此乃盖滞于所见，不知适变，名为腐儒，亦学者之一病。”（《上池州李使君书》）正是缘于这样的认识，杜牧所写文论既有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实际考察，又有对孙子兵学理论的阐发和灵活应用，这无论对唐朝军事颓废状况的改变还是孙子学本身的发展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其主要内容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平定昭义刘稹之乱上书建议中的孙子思想应用。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自命其侄刘稹为留后，欲继续控制昭义节度使，抗命作乱。宰相李德裕主张坚决征讨，杜牧遂呈《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③〔唐〕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一。，提出自己的平乱策略。杜牧首先分析了刘稹叛乱的两个不利之处：其一，昭义人民“人心忠赤，习尚专一”，且“风俗未改，故老尚存，虽欲劫之，必不用命”，故叛军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其二，叛乱所在地潞州，处于成德、魏博、河阳、河东、河中等五镇之间，且叛乱势力与此五镇皆有矛盾，地理上处于不利地位。然后，杜牧提出两个重要的进攻策略，其一为“避实击虚，断敌粮草”。主张“必取之策，在于西面”，因为“昭义军粮，尽在山东、泽、潞”，且“河阳要冲，精兵所聚”，而西部“土塉地狭,积谷全无”，且“兵士亦必单鲜”,故“捣虚之地，正在于此”。其二为“速战胜敌”。“若上党(即指昭义)久不能解，别生患难，此亦非难。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变，故孙子曰：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从上述建议看，杜牧既运用了孙子庙算思想中的天时、地利分析，又将孙子避实击虚、战略速胜两个重要思想用于实战分析，可见其在孙子思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已能达于融通的境界。从最终结果看，杜牧的这一建议被李德裕采纳，并在平叛战争中收到良好效果。《新唐书》本传有云:“会刘稹拒命，诏诸镇兵讨之。牧复移书于德裕……俄而泽、潞平，略如牧策。”①李金龙、李明强主编：《二十五史》第七卷，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 页。

其次，关于防御回纥侵扰上书建议中的孙子思想应用。唐会昌初期，回纥不断侵扰，成为唐朝一大忧患。会昌四年，杜牧向李德裕呈《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②〔唐〕杜牧：《樊川文集》卷十六。。在此次上书中，杜牧总结汉代以来讨伐胡虏的经验教训，主张唐军应该采用避实击虚的方略，伺机而动。他说：“自两汉伐虏，皆是秋冬，不过百日，驱中国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时匈奴劲弓折胶，童马免乳，畜肥草壮，力全气盛，与之相校，胜少败多。”相反，“五月节气，在中夏则热，到阴山尚寒，中国之兵足以施展。行军于枕席之上，玩寇于掌股之间，悬瓶，汤沃 雪，一举无疑，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销解戍，行之已久，虏为长然，出其意外，实为上策。”杜牧对孙子“避实击虚”的用兵原则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在自己的《孙子》注中就曾谈道：“兵者，避实击虚，先须识彼我之虚实也……敌人乘兵强气锐，则当须且回避之，彼其衰懈，须其间隙而击之。”可以说，杜牧此次上书中提出的防御回纥之策正是对孙子“避实击虚”理论的灵活应用。事实上，这一策略也得到了李德裕的赞赏与肯定。《旧唐书》本传有云:“牧好读书，工诗为文，尝自负经纬才略。武宗朝，诛昆夷鲜卑，牧上宰相书论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五六月中击胡为便’。李德裕称之。”③〔后晋〕刘昫等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旧唐书》第三册，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502 页。

再次，关于镇制藩镇系列文论中的孙子思想应用。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之患日益严重，而唐朝廷对此问题的处理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为此，杜牧写出了《罪言》《战论》《原十六卫》《守论》（均载于杜牧《樊川文集》卷五）等一系列军事论文，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镇制藩镇的策略。而在这些内容中，孙子思想的应用更体现出综合性和系统性。从孙子大战略和实力论的角度讲，杜牧主张采取积极的进攻战略，对藩镇势力进行坚决的攻伐，要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中央政府的实力。杜牧谈道：“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贤才奸恶，搜选置设，果自治乎？障戍镇守，干戈车马，果自治乎？井闾阡陌，仓廪财赋，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虏为虐！”（《罪言》）从孙子地形理论的角度讲，杜牧着重强调了山东、河北对镇制藩镇的重要性。杜牧认为，山东、河北一带,乃是一个“王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猾贼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罪言》）的战略必争之地。论出产，则“土息健马，便于驰敌”；论地势，则“高山大河，盘互交锁”（《战论》），故“不得山东，兵不可去”。而在山东之地中，“魏”最为重要。因为“魏在山东，以其能遮赵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固不可越赵以取燕，是燕赵常取重于魏，魏常操燕赵之性命也”（《罪言》）。从孙子治军理论的角度讲，杜牧认为朝廷对藩镇势力作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将帅“赏罚失当”“将无专责”。一方面，对于将领之功绩乃是“战辄小胜，则张皇其功”,而对于将领“多丧兵士，颠翻大都”的大过，则是“一岁未更，旋已立于坛之上矣”。另一方面，朝廷对有才将帅不能授以实权，专任责成。所谓“大将将兵，柄不得专，恩臣话责，策来挥之”（《战论》）。

杜牧的上述文论，将孙子兵学理论和现实状况密切联系，论政谈兵，活用《孙子》，切中时弊，极富见地，此种对孙子思想实践应用的做法和尝试，在孙子学发展史上堪称创新之举。正因为如此，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特地将杜牧的《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四篇文论摘要采录，写入书内，作为重要的历史借鉴。胡震亨则言：“杜牧之门第既高，神颖复隽，感慨时事，条画率中机宜，居然具宰相作略。”①〔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丛谈》一。

四、“诗文喻兵”，寓意《孙子》

杜牧是我国唐朝著名诗人，同时又是知名的唐代兵家人物，兵学功底深厚，故其诗歌以明喻或暗喻的形式寓意兵学思想宗旨，表达一种深刻的兵学思想意境，实乃必然。清人姚莹《论诗绝句》有云:“十里扬州落魄时，春风豆蔻写相思。谁从绛蜡银筝底，别识谈兵杜牧之！”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杜牧推崇《孙子》、熟读《孙子》，更能悟透《孙子》，故其诗歌既能广泛表达与《孙子》有关的多个主题，又能深刻地传达孙子思想的深意。

杜牧《赤壁》一诗有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此诗写作者在长江岸边捡到了一支遗落沙地的折戟，进而联想到赤壁大战的历史往事，并就战争的成败原因大发感慨。这里重点阐释了“天时”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孙子曰“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计篇》）。它作为孙子庙算思想的战略五要素之一，列居第二位，性质上属于客观条件的范畴，故比之列居第四位且属主观因素的“将”对战争影响作用更大。杜牧博览兵书，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其对战争胜负影响因素的认识，能够从主客观条件的角度予以考虑，并以诗歌的形式加以表达，实为难能可贵。

杜牧《题乌江亭》有云：“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此诗批评项羽身为统兵将帅，却不能正视“胜败乃兵家常事”的战争规律，自认失败，自刎乌江，给后人留下诸多遗憾和思考。此正所谓孙子“将有五危”理论中的“必死，可杀也”“忿速，可侮也”。将帅性格弱点或性格缺陷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只知死拼，可能让全军跟着无谓赴死，脾气暴躁则会导致全军上当中计，“在组织中，一般人的性格缺陷可能并没有什么，而领导者的性格缺陷则会被无限放大，甚至伤害到整个组织。”①宫玉振：《取胜之道：孙子兵法与竞争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 页。从另一角度讲，任何战争都是实力和智慧的较量，但对于战争决策者来说，有时候又是心理和性格的较量。

杜牧在其《感怀诗一首》中曾发出这样的感慨：“韩彭不再生，英卫皆为鬼。”这实际上是寓意将帅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孙子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将帅是战争过程中最活跃的变量，也是军队组织中最重要的财富。在战争中，许多濒临绝境的危险，正是由于某些优秀将帅的高超谋略和正确指挥，从而化解险情，使军队转危为安，反败为胜。同样道理，战争中的许多大好的致胜良机或即将到手的胜利，也会因为某些昏庸将帅的决策失误或指挥失误而前功尽弃，最后由胜转败。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是前人对将帅问题的精炼概括和理论总结，也是杜牧此诗蕴含的主题意旨所在。

杜牧的《东兵长句十韵》还有这样的喻兵诗句：“上党争为天下脊……常山蛇阵势纵横。”此诗中的“上党争为天下脊”寓意昭义镇地势之险要、地理位置之重要。如前所述，杜牧对地理环境具有敏锐的感知意识，对《孙子》“地形者，兵者助也”思想有透彻的理解，诗中将上党喻为兵家必争之地，乃是其兵学意识融于诗情的自然表现。而此诗中的“常山蛇阵势纵横”，既引用了《孙子》原文，也恰当地表现了孙子用兵治军的高端境界。孙子在《九地篇》有言：“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恒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此句中的“恒山”，即“常山”，杜牧诗中的“常山蛇阵”就是对上述孙子原文的概括借用，而“势纵横”三字则是深度表达了孙子“兵如率然”“重势”“用势”的思想宗旨。

杜牧诗歌能够反映孙子兵学思想，背后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大唐盛世，政治军事领域文武并重，思想文化界兼收并蓄，且诗歌成就达于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故兵学及兵家思想能够广泛渗透各类诗歌作品中。比如，著名的边塞诗，既能反映军事将领守边卫土的壮烈情怀，也能表达一定的兵学思想意境，深受后人的喜爱，广为传颂。就唐代以诗喻兵的著名代表人物而言，除杜牧以外，高适、白居易、李商隐、韩愈、罗隐、刘希夷等著名诗人，都曾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及《孙子》其人其事，或引用其名言警句。他们肯定《孙子》的历史地位，赞誉《孙子》的历史价值，对弘扬和传播孙子兵学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