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儒合流纵横谈

郭洁宇

纵观中华武学递嬗演变的历史印迹，兵儒合流始终是伏脉千里的一条主线。古人云：“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中国历代军事家大多非常重视政治和军事的融合借鉴，提倡文武互济、文武相资，在与其他诸子百家思想互补律动的过程中，儒家与兵家形成了最为紧密结合的文化体系，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兵家的克敌致胜思想有机统一，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武学宝库，有效地指导了军事实践，也使得兵儒合流成为数千年中华武学最显著的文化基因。

兵儒合流思想肇始于兼并战争频繁的战国末期，脱胎于思想融汇、学术兼容的时代大背景，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仅使得《孙子兵法》《司马法》等成熟兵书相继问世，也使得诸子论兵成为当时特殊的文化现象，儒、墨、道、法等学派纷纷对军事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观点的对立冲突中，诸子百家也注重借鉴和汲取其他学派的某些思想，用来丰富和充实自身。随着儒学正统官学地位的确立，及至汉代，兵儒合流现象遂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主流。特别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将“吊民伐罪”的政治口号和“好谋而战”的战略战术方针相结合，既息战养民，又注重实力建设，在芟夷群雄、逐鹿中原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定鼎天下，至此，儒家的战争观最终得以确立。

汉代以降，兵儒合流的表现形式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始终处于不断延宕与丰富之中。一方面，儒学经历汉代经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的发展后达到了一个高峰，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军事家和军事将领，诸如曹操、诸葛亮、岳飞、戚继光、王阳明、曾国藩等，导演了一幕幕令时人和后人津津乐道的战争活剧。另一方面，怀抱经国治军之志的文人士大夫，以中华文化传统的布道者自居，汲汲于治学问道的同时,清议政治、谈兵论将、臧否人物。汉代贾谊、唐代杜牧、宋代苏洵、明代李贽等是也。

兵儒合流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于兵儒二者的强强联合与优势互补。在理论上，儒家代表了中国古代最顶尖的治国安邦之道，而兵家则体现为最优异的克敌制胜之道。首先，表现为儒学的思辨性和兵学的实践性的互补。兵学是一种实用之学，重视实际经验，讲究可操作性，使得其理论思辨深度比较欠缺，相对缺乏厚重感与精致性。儒学的广泛渗入则使兵学理论的思维高度得到质的飞跃，为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成熟赢得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也为人们接受和研究兵学提供了更合理的逻辑依据。其次，表现为儒家的“义战”与兵家的“诡道”的互补。儒学统领兵学，兵以义动，吊民伐罪，同时又坚持作战指导上的权谲变化，使兵家的正确用兵方法更好地服务于儒家的仁义原则。这种融合既可有力地推动兵学理论体系趋于进一步完善，又能较好地满足人们指导战争实践的需要。最后，表现为儒学的“文治”与兵家的“武功”的互补。儒家“大一统”思想，为统一的多民族及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以及历史上封建盛世的产生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成为民族深层心理中的普遍认同。穷兵黩武、扩张侵略、滥施杀伤始终为人们所唾弃，“止戈为武”，热爱和平为中国社会的稳定以及民族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仁义”旗帜和“慎战”口号，成为任何统治者或军事统帅都不得放弃的东西，否则就会陷于不义。

不否认的是，在历史长河的涤荡中，特别是在近代面临西方列强入侵的民族危机中，兵儒合流的武学传统逐渐式微，客观上讲，主要囿于其脱胎于冷兵器时代的“先天不足”，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发展过程中的“后天失调”有关。首先，表现为重道德轻功利的对抗性矛盾。“义利之辩”“王霸之辨”走向极端，而处处以儒家的人本主义来掩饰自己的真实动机，千方百计为自己的军事实践与理论阐述笼罩上一层“仁义道德”温情脉脉的面纱，这样一来，就使得以追求功利为宗旨的兵学无法很好地满足时代的需求，严重制约了兵学基本原则的丰富和发展。其次，还表现为重谋略与轻技术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兵家文化的最大特色是重谋尚计，崇智尚权。虽然它也注重实力建设，主张富国强兵，但是与尚谋崇智的根本倾向相比，这只能算是次要的方面。这种“舍事言理”、“道”“器”之辨，势必带来重战略轻战术、重宏观轻微观、忽视科技，脱离实力建设的弊端，抑制了军事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创新带来的理论创新，这乃是中国兵学文化中的一个重大局限。再次，表现为重理论和轻实践的对抗性矛盾。随着中国文化在人才观取向上的变化，阳刚之气逐消，而柔弱之风弥生，“崇文抑武”的社会风尚之下，军人就不复为先秦贵族熟谙 “六艺”之武士，而逐渐成为一群可以随时驱使的“群羊”。虽然古代知识分子本着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对于军事制胜之道孜孜以求，但是普遍都热衷于纸上谈兵，忽视对于军事实践的指导运用，以至于无数的兵书被时间的长河吞没，成为中看不中用的“银样镴枪头”，真正能把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也只有戚继光等少数“国之干城”。

兵儒合流作为中华武学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其凋零没落、薪火难传，恰恰证明了兵学思想发展研究确实存在着难以摆脱的理论和实践的困境。在战争形态蝶变的当下，战争样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欧美等国军事思想不断推陈出新，主导着世界军事变革的走向。我们既需要借鉴兵儒合流的文化融通之道，博采众家之长，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指导下，创造出适合当下的战争观和战争指导思想，也要在丰富的军事行动和战争实践中进行反复检验，绝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们必须持有历史担当，不断寻求战争制胜机理，突破“理论瓶颈”，让兵儒合流的思想跨越千年，开出时代之花，结出时代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