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流域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为例

杜丽永

(淮阴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淮安223001)

一、引言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是国家重要战略性基础设施工程，其以长江下游江都区为起点，在原有江水北调工程的基础上扩大规模，沿京杭大运河逐级翻水北送，旨在解决苏北和山东沿线城市的生活和工业用水问题，兼顾农业用水，改善苏北、鲁西南地区的农业用水条件。自东线一期工程实施以来，作为水源区的扬州市政府严格执行生态保护区规划，不断加大水利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和生态湿地建设投入，启动了一系列生态修复与重建工程，为源头水质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一直以来，汽车、机械装备、船舶、石化等产业是扬州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六成以上。但是为了确保输水质量，扬州市现有产业布局不得不进行调整。以江都区为例，境内约有1/6土地被划为禁止开发的“红线区”，有100多家石化企业和240多家畜禽养殖场因为位置靠近送水通道而被迫关停。因此，东线工程水源区的经济发展机会受到限制，只有对其进行生态补偿才能充分调动水源区各利益主体生态治理的积极性，确保输送水的水质和水量。

不过，现有关于南水北调生态补偿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中线工程。例如，李雪松和李婷婷基于市场化生态补偿理念，从概念上提出了四种水源地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李怀恩等以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为例，计算了水源区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标准及受水区与水源区之间的补偿资金的分摊比例。张国兴等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计算分析了水源区生态补偿标准及受水区各省份之间补偿资金的分摊比例。李国平等基于区域发展失衡视角，构建了将机会成本法与水资源价值法相结合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计量模型。在补偿标准上，周晨和李国平估算出下游郑州市居民对中线工程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为5～8.09元/月。周晨等研究得到上游陕南水源区农户的受偿意愿为900元/年。寇青青等则估算出陕西水源区当前可计算的受水区补偿额为62.42亿元/年。相比而言，有关东线调水工程水源区的生态补偿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论文将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苏北受水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受水区农户对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期为进一步推动东线工程水源地生态补偿实践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二、研究方法

对农户进行支付意愿调查时会存在相当比例的零响应现象，这些群体不愿意支付任何费用，double hurdle(DH)模型特别适用于模拟含有零响应问题的调查。DH模型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决策过程划分为“参与决策”和“支付决策”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农户决定是否愿意支付，在后一阶段农户决定具体支付多少金额。相关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Φ表示标准二元正态分布函数，φ表示标准正态密度函数，ρ为两个决策阶段误差项的相关系数。在估计出β、λ、ρ、σ参数后，可以计算出平均支付意愿：

三、调查实施与问卷设计

(一)调查实施

为了确保问卷完成质量，课题组首先建立了焦点小组，就题型、题量、专业知识和文字表述等环节广泛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设计了30份开放式问卷进行预调查。预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对假想市场的引导文字进行完善、了解农户是否愿意参与生态补偿的原因以及为后续支付卡式、封闭式引导技术的投标点设计提供依据。调查员为课题组所招募的具有经济管理或社会学专业背景的高年级本科生，课题组对其就调查背景、调查目的、访谈技巧、关键题目等方面内容进行了专门培训。最终，课题组在2019年7月和10月先后组织两轮入户调查。调查地点选取位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下游苏北受水区的淮安、宿迁、徐州、连云港、盐城等城市，覆盖14个县(区)。这些地区缺水现象时有发生，当地农户对水质和水量的供给变化较为敏感，有利于引导出农户的真实支付意愿。调查采用“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展开。在质量控制方面，调查员需要提供访谈过程的完整录音，调查结束后课题组逐一对问卷进行了电话回访确认。最终累计完成600份入户调查问卷，其中有86份问卷因为关键变量缺失或前后逻辑不一致等原因而作废，剩余有效问卷514份，有效应答率为85.7%。在有效问卷中，零响应问卷149份，其中真实零WTP问卷96份，抗议性响应问卷53份，分别占所采集样本的18.7%和10.3%，抗议率低于文献所给出的平均水平11%。

(二)问卷设计

最终问卷主要涵盖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首先调查受访者的环境保护意识、产权意识以及受访者对当地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主观评价等。第二部分调查受访者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实际体验和了解程度。第三部分是支付意愿调查。首先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大运河水质现状及潜在问题，引入本次调查的目的。在对当前东线调水工程的情况进行简要介绍后，强调如果仅凭上游政府努力，水质难以持续得到保证；但若继续维持当前治理办法不变，则水质水量会存有风险。遵循Johnston等的建议，课题组还设计了“廉价磋商”脚本，明确提醒受访者由于本次调查不要求实际支付，有的家庭会可能会故意高报以表明自己的“高姿态”，也有的家庭可能会故意低报数字，因此请受访者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回答问题，以免误导政府决策殃及自身利益。第四部分为人口统计特征调查，包括被访人的性别、年龄、去年家庭总收入、收入稳定性、受教育程度等信息。

参与决策阶段的引导题目为：“为了让大运河水质持续得到保证(至少稳定在可游泳的Ⅲ类水平)，上游政府需要筹集一笔治理资金。我们想知道，您是否愿意为稳定大运河的水质做出一定贡献?”如果受访者回答“不愿意”，则继续追问拒绝的原因，以便识别抗议性响应和真实零支付。在“支付决策”阶段明确以提高自来水水价为强制性支付工具，具体询价题目为“未来五年内，如果以提高家庭自来水水价方式进行支付，您家每年最多愿意支付多少费用?”选项包括5、10、20、25、30、35、40、45、50、55、60、75、80、90、100、120、150、200、250、300、400、450、500、600、700、1000、＞1000、不确定等选项，表1给出了各投标点上的样本分布情况。

表1 支付卡投标点分布特征

(三)样本特征描述

表2报告了受访者社会经济属性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男性占总样本数的63%，女性占总样本数的37%，这与李国平等的调查相似。男性比例偏高的一个原因是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可能会降低女性社会参与度；另外一种可能是农村地区男性识字率较高，会主动参与调查。受访者年龄在25岁以下的占0.6%，25～35岁的占2.0%，36～45岁占12.8%，46～55岁占30.9%，56～65岁占24.9%，65岁以上占28.8%；受访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其中小学及以下学历占42.2%，初中学历占39.9%，高中及其相当学历占16.2%，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占1.7%；2017年受访者平均每户年收入为5.8万元。在全部514份有效样本中，愿意为稳定大运河水质支付一定费用的受访者占71%，生态补偿平均支付意愿的均值为每户111元，中位值为每户50元。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2019》，2018年江苏省农村平均每户常住人口3.05人，苏北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501元，可以估算出户均年收入为5.03万元，与本次调研结果大致相符，说明调研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变量选取说明

参与决策阶段的因变量为农户是否愿意为稳定大运河水质做出贡献，愿意则取值1，否则取0。支付决策阶段的因变量是农户的WTP大小，为了缓解数据的右偏特征，课题组对WTP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其中真实零WTP用1替代。在影响受访者参与决策和支付决策的变量上，设计了人口统计特征、社会资本、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环境保护意识、产权意识和对大运河的认知感受六类变量(见表2)。考虑到农户收入的跨期波动性较大，除了家庭总收入变量外，课题组还构建了家庭收入稳定性虚拟变量：如果受访者表示家庭收入不太稳定或很不稳定则定义为1，否则定义为0。在社会资本变量中，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则越有利于提升其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支付意愿。在入户访谈中，受访者很可能会对陌生人持有戒备心理，从而影响到受访者对调查内容真实性的评判。因此，课题组还控制了受访者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上述两个变量均采用五级量表测量。

公众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和效果的主观感受，也会影响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程度，治理力度越大且效果越明显，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也会越高。是否赞同“发展经济最为重要，环境治理问题可以放在第二位”用来测度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若反对取1，否则取0。居民对“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付费”所持有的态度，可用来衡量受访者的产权意识。如果受访者认为应该“谁污染谁治理”，则预期其参与生态补偿的程度会更低；反之若受访者认为应该“谁受益谁付费”，则预期其参与生态补偿的程度会更高。受访者对南水北调的认知感受主要通过“您是否使用南水”“是否现场看过大运河”“大运河水质现状”等虚拟变量来体现，预期这些体验变量有助于提升农户的参与程度。

(二)回归结果分析与讨论

1.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分析

表3的(1)(2)两列给出了参与决策阶段的参数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家庭收入越不稳定，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概率就越低；而政府公信力越高、政府对环境问题越重视以及环境治理成效越明显，农户的参与意愿也就越高。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赞同“谁受益谁付费”的农户其参与意愿更高。因此可以预期，认为自己是南水北调潜在受益者的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会更高。这点也可从变量“是否使用南水”的符号显著为正得到佐证。认为大运河水质正在变好的农户更愿意参与生态补偿，表明农户较为认可当前政府在水环境治理方面的成效，未来很可能会继续支持政府治理水环境。课题组还发现，家庭收入的高低对农户是否愿意参与生态补偿的影响并不明显，其他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也不显著，这表明收入问题并不是影响参与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后者主要会受到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公众的产权意识和认知感受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些发现与已有研究非常接近。

表3 不同决策阶段的影响因素分析

2.支付方程的估计结果分析

表3的(3)(4)两列给出了支付决策阶段的参数估计结果。首先，λ显著不为零，表明WTP分布函数的确存在较为严重的右偏现象，传统DH模型的拟合效果并不理想。就自变量而言，家庭收入变量显著为正，收入越高农户对生态补偿的WTP也越高。由于因变量WTP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收入变量系数0.042意味着家庭收入每增加1单位，居民的WTP将增加4.2%。农户对陌生人的信任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对调查内容真实性的评价，因此这种信任度越高，农户的WTP水平也越高。与参与决策阶段相类似，认同“谁受益谁付费”观点的农户其WTP更高；与此同时，认同“谁污染谁治理”观点则会显著降低农户的WTP。通过对比两栏结果，可以发现，农户的参与决策与家庭收入关联不大。与经济变量相比，农户对政府的信心、农户的产权意识和对南水北调的感知体验是影响参与决策更重要的因素。在支付决策阶段，农户WTP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家庭收入水平、对调查的认可程度以及农户的产权意识等因素。因此，参与决策和支付决策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机制。这点可从两个阶段的误差项相关系数ρ显著不为零看出。

3.支付意愿估算

根据式(4)的DH模型，可以估算出农户的平均支付意愿约为28.7元，大致相当于普通农户一个月的水费。如果将这一结果推广到苏北全部农户，未来五年内，仅苏北农村家庭所提供的生态补偿总额就约为1.89亿元，生态补偿资金来源较为可观。需要注意的是，农业当前仍属于弱质行业，农民仍属于弱势群体。这就决定了农业用水不同于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农户对水源区的生态补偿问题要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但更要考虑农户的承受能力。如果以本次调查所得到的5.772万元户均收入来估算，农户对改善大运河水质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不到家庭总收入的1%，属于合理的可接受范围，且不会明显加重农户负担。

五、结论与建议

南水北调是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的重大战略性工程。当下，国家对东线工程水源地的补偿只是进行“项目补偿”，现行的南水价格无法弥补水源地的机会成本损失，也不能充分体现水资源的稀缺程度。论文基于支付卡式引导技术对苏北受水区农户进行入户调查，运用Box-Cox变换double hurdle模型估算了苏北农户对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然后分析了农户参与决策和支付决策的影响因素，最后评价了通过提升水价来进行生态补偿的可行性。研究发现，有71%的农户愿意为稳定大运河水质支付一定费用，平均支付意愿为每户每年28.7元，大致相当于普通农户一个月的水费。如果将这一结果推广，未来五年内，仅苏北农村家庭所提供的生态补偿总额就约为1.89亿元，资金来源较为可观。

研究还发现，参与决策和支付决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决策机制。就参与决策而言，政府公信力和环境治理绩效、农户对评估内容的认知体验、农户的产权意识均会影响到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与此相比，支付决策则主要受到家庭收入水平和农户产权意识的影响。因此，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不仅要强调治理力度，更要注重治理绩效。同时，也要做好舆论宣传，提升受水区居民对南水北调工程的了解程度，引导公众树立“受益者付费”的市场经济理念。同时也要格外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做好兜底保障工作。当然，论文只是分析了苏北地区的农村家庭，而未对城市样本以及山东省受水区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进行分析，这些问题有待将来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