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者

鸿琳，原名刘建军，1965年8月出生于福建宁化，祖籍长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4年结业于鲁迅文学院福建中青年作家班。作品散见于《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福建文学》《草原》《解放军文艺》等报刊杂志，出版长篇小说《血师》《刘虎从军记》和长篇叙事散文《翠江谣》等。曾获福建省第27届优秀作品一等奖，福建省百花文艺奖等奖项。

一

半个多世纪前，在我家乡闽西北的泉上镇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杀人案，镇上的李瞎子和纸坊走厂的王木佬双双死在了一把裁纸刀下。关于他们的死，镇上流传着多个版本，有人说是李瞎子先捅了王木佬一刀，有人说是王木佬先捅了李瞎子一刀，还有的人说是两个活腻了的人商量好的互杀。至于两人为何互杀，倒是有个一致的说法，那就是李瞎子讲过一个关于崖婆（老鹰）精的故事，受到了王木佬的质疑。两人因此发生争执，留下祸根，最后都送了命。

虽然这起杀人案在小镇人的嘴里口口相传了很久，但几十年过去了，无论当时它再怎样的惊心动魄，也渐渐被人淡忘。如果不是因为军人事务管理局对全县失散红军进行重新核查，我在一个叫凤凰山的小山村走访时再次听到一个崖婆精的故事，让我对李瞎子的身份产生了怀疑，重新回到阔别多年的泉上镇寻找真相，当年的那起杀人案就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凤凰山当年是红军长征的一个起点，有百十户人家。马墩告诉我，听村里老人说，那一年秋天，天边整日都响着隆隆的枪炮声，还有画着青天白日的飞机时不时贴着后龙山飞来，低得好像用竹篙都捅得到。红军就是那个时候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开过来的，先来的住在百姓家里，后来的就住在祠堂里、寺庙内、屋檐下。再后来，山上的竹林里、路边、割完的稻田里都住满了，数都数不过来。村民家的门板都被借去当床板了，但哪里够呢，红军就打稻草铺，铺上被子睡。但都没住多久，多的个把月，少的才几天。

这一点马墩说得没错，根据党史部门记载，当年从凤凰山出发往江西于都集结的红军有一万多人。在那個秋雨淅沥的清晨，这些红军中的绝大多数人和凤凰山的乡亲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次出发后来被叫做长征。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听秋根叔公说到了那个崖婆精的故事。秋根叔公九十多岁，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头发掉光了。脑壳像被盘过的核桃，既沟壑纵横又油光滑亮。但一把白胡子却长得十分茁壮，直垂到胸前。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独自坐在临街的老屋门口晒太阳打瞌睡。

我向秋根叔公打听当年红军长征出发时的一些情况，秋根叔公见怪不怪，说这几年来问他这类事的人多了去。

那天早上下着密细雨子，凉风习习，整个村子人喊马叫乱成一团。军号一声比一声紧，吹得人心里凉飕飕的直打颤儿。老街口架起门板，布鞋和军衣堆得像小山一样，走过的红军每人都从摊子上拿一双鞋和一套军装。村里的乡亲提着篮子把炒黄豆、地瓜干和红辣椒往红军口袋里塞，黄豆、地瓜可充饥，辣椒干可以驱寒啊。红军把啥家当都带上了，许多箱子都绑在了马匹和骡子背上，还雇了好几百的挑夫。他们戴着笠麻，穿着蓑衣，个个背着背包，枪啊、炮啊背的背、抬的抬。就连水壶、搪瓷罐子那些喝水吃饭的家什都绑在腰上，一跑起来“叮叮当当”直响。红军在晒场上、田塅里、山坡下整好队后，就一列列开出隘口走了。那时谁也不晓得他们要去哪里啊，也不晓得他们啥时候还会再转来啊。当头一杆红旗被风扯得呼啦啦响，山路上的红军密密麻麻的，蚂蚁搬家一般。秋根叔公的眼睛变得迷离起来，咬着他那根一米多长竹烟管“吧唧”了两口，整个脸就笼罩在浓浓的烟雾里。那年我该有七八岁啦，一早就跟我爹去村口送红军。送完红军刚回到家门口，就看到李初一从后龙山上连滚带爬跑下来。他跑进街的时候，满身是血，衣裳都扯得稀烂，边跑边叫，像被煞打着一般。

别看秋根叔公九十多岁了，但思路还很清晰，我也不知他怎么说着说着竟然扯出一个叫李初一的人来。我有点好奇问他，这李初一是怎么啦？

传说是被崖婆精吓疯的，我们凤凰山老老少少都听过这个故事。站在一旁的马墩“嘿嘿”笑着解释。

什么传说，就是被崖婆精吓疯的嘛。秋根叔公不满地翻了马墩一眼接着说，李初一那天早上牵牛从后龙山的枫树下过，树叶“吧嗒吧嗒”掉到他头上，落雨一般。他抬头朝树上看了一眼，就见高高的树杈上蹲着一只崖婆精。那崖婆精比他牵的牛还大，瞪着铜铃大的眼珠一动不动盯着他。李初一本来就胆小，吓得魂都没了，牛也不要了，撒腿就朝山下跑。没跑几步，后面就呼拉拉扯起了大风，转头一看，那崖婆精扑扇着翅膀从树上飞下来要叼人哇，两个翅膀张开有大门板宽，天都暗了一半。李初一那个吓啊，连滚带爬跑回家，一头栽在床上就起不来啦。后来，李初一害了场重病，变得疯疯癫癫的，整天在村里转悠，见人就说崖婆精的事。大家都说李初一是不小心冲撞了社公，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他老婆请人抬了头肥猪到枫树下杀，给“社公”烧香点烛，脑壳都磕烂了，也没用。那年的大年夜，李初一不见啦，当时村里人还打着火把敲着铜锣到处找。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爹去屋后茅厕拉屎，抬头看见后龙山那棵枫树上好像吊着一个人。我爹慌了神，叫了人爬上后龙山一看，只见李初一舌头伸得老长，早死翘翘了。大家都说李初一是被崖婆精迷了心，终归逃不脱。

秋根叔公说的这个故事让我大吃一惊，它与我小时候在泉上镇听到的那起杀人案中关于崖婆精的故事极为相似。虽然李瞎子和王木佬互杀而死时我并未出生，但小时候我曾多次在檀河边听大人讲古（讲故事）说起过。以至于一开始我曾怀疑凤凰山那个被崖婆精吓疯的李初一和泉上镇讲崖婆精故事的李瞎子是同一个人。可是李初一在1934年的除夕夜就死了，而李瞎子直到1960年才因和那个叫王木佬的人互杀而死。很显然不是同一个人，这让我感到很困惑。

这天晚上，我和马墩坐在他家的院子里聊天。暗蓝的天空繁星点点，可以听到飒飒秋风从屋后的树梢掠过。我告诉马墩，我小时候在泉上镇也听到过一个崖婆精的故事，除了结局不同，情节和李初一的经历如出一辙。都是牵着牛从枫树下过，都是发现树上蹲着一只比牛还大的崖婆精，都是崖婆精扑扇着翅膀飞下来要叼人。不同的是李初一被吓疯，而李瞎子慌不择路摔成了瘸子。随后，我把小时候听说的那个和李瞎子有关的崖婆精的故事说了一遍。

马墩听完也很吃惊，李初一被崖婆精吓疯的故事在凤凰山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可泉上镇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他可是第一次听说。

我猜想，应该是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乡间俗里口口相传，张冠李戴罢了。说不定李初一被崖婆精吓疯的故事本来就是假的，何况过去了八十多年，谁能说清当时的事，以讹传讹吧。

可马墩却觉得李初一没有必要说谎，何况还有见证人，秋根叔公现在就还活着。

被马墩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李初一没有说谎的理由。但泉上镇和凤凰山一个在县城东部，一个在县城西部，两地相距有二百多里地。当时交通与信息那么闭塞，凤凰山这个小山村里发生的一个故事是怎么传到泉上镇的？

老话不是说，故事没脚快如风嘛，这应该是有人知道李初一被崖婆精吓疯的故事，把它传到了泉上镇。马墩说。

如果马墩的这个猜测是对的，那么把崖婆精故事带到泉上镇的人应该就是李瞎子。因为在泉上镇，这个故事是从他嘴里最先說出来的。那李瞎子怎么会知道李初一被崖婆精吓傻的事？这应该有几种可能，要不就是听人说过，要不他是凤凰山人，或者在凤凰山待过，他知道这件事。

但马墩认为李瞎子不会是凤凰山人。你想啊，他要是这里人，总不会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在村里总会有亲房叔伯，别人也会知道，他也会回来的吧。可你今天要不说，我在村里生活了四十多年，从没听谁说过有李瞎子这样一个人。

排除李瞎子是凤凰山人，那么对于发生在李初一身上那个崖婆精的故事，李瞎子要么是听人说过，要么他就曾经在凤凰山待过，知道这回事。可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张冠李戴到自己头上，最后还引来杀身之祸呢？我一头雾水。

也许放在自己身上能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吧。马墩猜测说。他给我续了杯茶，突然一拍大腿叫，哎呀，我想到一件事，说出来你分析分析，是不是和李瞎子有关。我曾经听村里的老人说，当年秋根叔公家里住过一个红军团长，这团长解放后还当了将军。叫什么名村里人也说不上来，反正就听说是个将军。1960年回到过凤凰山一次，而且还送了三十块钱和五十斤粮票给秋根叔公家。

这和李瞎子有什么关系？我不解地问。

据说这将军是回来寻人的，还向秋根叔公的爹打听过。

寻人，寻什么人？

这话说来话长，我爹当时是村里的支部书记。将军回凤凰山那天他也在场，听到将军向秋根叔公的爹打听人的事。说是部队临出发前，他的警卫员突然失踪了，几十年没有音讯。当时他们都住在秋根叔公家里，秋根叔公一家会认识。

那警卫员叫什么名字？

这我就不懂了，我也是听我爹说的，可惜我爹死得早，要不他最清楚不过。

村里还有人知道这事吗？

要知道也是听我爹说的。你想想，将军那么大的官，也不是谁都能陪的，我爹是村支书才有这个机会。听我爹说，当时陪在将军身边的人除了一个警卫，就几个县里和乡里的干部。村里人只能远远看着，不怎么让人走近。

你是不是怀疑那个失踪的警卫员就是李瞎子？

刚才听你说李瞎子和崖婆精的故事，不知怎么就一下想到这事来。马墩说。

那警卫员当年为什么失踪？

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明天我们找秋根叔公问问，他应该清楚。

很奇怪的是，当第二天我们去找秋根叔公时，秋根叔公说他那时年纪小，只记得家里住过红军，但有没有住过什么红军团长他不知道。至于说有什么人失踪，他就更不知道了。

这就有点奇怪了。按理说，秋根叔公一家是当事人，最清楚不过。我有点不解。

我问他当年送他家钱和粮票的那位将军是不是在他家住过的红军团长，秋根叔公连想也没想就说不知道，不认得。但他又不停地说那年要没将军送的钱和粮票，他一家老小可能就饿死了，救命之恩啥时都不能忘。

马墩让他仔细想想，将军当年给他家送钱和粮票时，有没有向他爹打听人的事。

秋根叔公摇头说没有。

马墩说，我听我爹说过有。

秋根叔公白了马墩一眼，那你去问你爹好了，还问我干啥？

秋根叔公一句话把马墩噎个半死，马墩的爹都死了三十多年了。秋根叔公也觉得自己有点言重了，补了一句，当时我饿得耳朵嗡嗡响，打铜锣般，就算他问了什么我也听不到。末了，又盯着马墩问，你打听这做啥？

马墩指了指我，他想知道。

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还有什么好问的，食饱冇朘事做！秋根叔公白了我一眼，别过脸顾自咬着竹烟管“吧唧”起来，不再搭理我们。

秋根叔公的这个态度让马墩感到不可思议。他说他确实听村里的老人说过秋根叔公家中住过红军团长，他也确实听他爹说过那年将军回来向秋根叔公的爹打听人的事，当时秋根叔公和他爹都在。如果说当年家里住的红军是什么人，秋根叔公说不清楚倒还情有可原，毕竟他那时也就七八岁的年纪。但1960年将军到他家时他都三十多岁了，发生了什么事他会不记得吗？难道是年纪大了，老糊涂了？

马墩和秋根叔公各执一词，让我一时不知他们两人谁的话是真的。如果马墩的话是真的，秋根叔公为什么要否认将军回来时有寻过人？如果秋根叔公的话是真的，那么为什么凤凰山流传下来的说法又和他说的不一致？但不管怎么说，因为崖婆精的故事确实让我对李瞎子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如果他真是当年在凤凰山失踪的那个红军，作为军人事务管理局都责无旁贷要查明真相。

二

从凤凰山回来后，我就去找党史研究室的姚一鸣，他是我大学同学，原在政府办当副主任。不仅记忆力好，思维缜密，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是公认的笔杆子。但这家伙个性强，恃才傲物，说话做事直来直去不懂拐弯，常弄得一些领导面子上挂不住，是那种领导要用又不敢重用的角色。去年届中调整时把他调到了党史研究室当主任，有点明升暗降的味道。但姚一鸣却觉得这岗位适合他，做点学术研究比天天给领导写那些长篇累牍的讲话稿强多了。这家伙到了研究室后，除了下乡调研，基本是躲在办公室读书，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味道。

我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仰面歪靠在藤椅上，捧着一本厚厚的书聚精会神看着。

我在办公桌上敲了敲，姚一鸣抬头见是我，扶了扶鼻梁上那副比啤酒瓶底还厚的近视眼镜瞥了我一眼。你小子来，总没什么好事。

算你说对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嘿嘿笑着在沙发上坐下来，反客为主泡起茶来。说实话，自从我调到新成立的军人事务管理局，一些和党史有关的业务还真没少来找他。我把在凤凰山走访的事和他说了一遍，他白了我一眼。寻找失散红军是你们和民政部门的事，找我干嘛？

你这是专门研究党史的部门，涉及到这方面的事我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咯。

姚一鸣说，你也别拿高帽子给我戴了，和你就不怕说实话。我调到这一年都不到，隔行如隔山，许多事我都得从头学。他指着办公桌上堆得像小山似的书说，看看，我现在都在恶补这方面的知识呢。

我哈哈笑起来，末了我让他帮我查查党史研究室是否有当年那位将军回来的一些资料，我想看看有没有他寻人这回事。

1960年的事？那时我这单位都还没成立呢，哪来的资料？

我问他知不知道有这回事？姚一鸣摇了摇头。

那我得从何找起？

姚一鸣点燃一支烟，沉思了一会说，当年从凤凰山出发长征的红军有一万多人，究竟有多少人活到了解放后，又有多少人成了共和国的将军，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和具体的说法。但从本县解放后授衔的三位将军来看，其中两人参加过长征，一人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资料记载得很清楚，他们都不是从凤凰山出发的。也就是说，如果1960年真有一位将军回到过凤凰山，那肯定不是本县人。

姚一鸣不愧是政府办出来的，他建议我到县档案馆查一查，毕竟那是一位将军，不是普通人，他要真的回来过，当时的县里肯定会有这方面的记录的。

档案馆接待我的是位小年轻，她要我提供需查找的人名或文件名称。我说我无法提供，把情况和她说了一遍。小年轻很热情，直接把我带到库房，让我去查阅1960年县委相关会议的资料卷宗。

这种查找范围一下缩小了许多，我只用的半天就找到了一份当年将军回来时县委为此召开座谈会的会议记录。时间是1960年8月28日，参加会议的有当时县里主要领导以及一些老党员及贫农代表。正如姚一鸣分析的，这位将军的确不是本地人，当我一眼看到他的名字，的确如雷贯耳，战功赫赫。

在座谈会上，将军听取了县委主要领导对全县工作情况的汇报，还回忆了苏区革命时在当地的战斗经历。会上将军还特别要求县委要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灾荒，尽量避免饿死人的现象。最后将军提到当年在凤凰山出发时他的警卫员王木根突然失踪，他怀疑这位警卫员当了逃兵。曾派人追捕，可是后来不仅王木根没有音讯，连追捕小组的三名战士也未归队。这事一直让他耿耿于怀，他恳請当地政府在合适的情况下帮助打听一下。

由此可见，马墩对我讲的情况是真实的，但秋根叔公为什么要否认，难道他真是老糊涂了？

姚一鸣觉得不会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或许秋根叔公知道当时王木根失踪的事，要故意隐瞒也不一定。

姚一鸣的这个想法让我很吃惊，难道王木根当年失踪和秋根叔公一家有关？要真是这样，这秋根叔公一家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现在有几个问题必须弄清楚：第一，当年那位团长究竟是不是住在秋根叔公家里？如果是，那么作为团长的警卫员一定也是住在秋根叔公家里，秋根叔公一家就肯定认识他。第二，当时秋根叔公一家都有什么人，都是什么样的人？

看我有些不解，姚一鸣解释说，弄清秋根叔公一家属于什么性质很重要，假如他家是暗藏的坏人呢。

你的意思是说王木根可能在凤凰山被谋害了？

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而且秋根叔公一家有重大嫌疑？一个假设而已。

我摇头，不可能吧，你这个假设让人胆战心惊啊。他们为什么要谋害王木根？图财害命，好像说不过去啊。

你就没想过是国民党暗藏的敌特，反动派杀害红军还要理由吗？

姚一鸣的话让我愈发吃惊，但我又一时找不到什么理由来否定他。

姚一鸣看我不吭声，就说，如果你觉得我这个假设有点危言耸听，那就干脆先搞清楚泉上镇那个李瞎子的身份，看他究竟是不是王木根？如果是，这个假设就不成立。如果不是，那就再回头来从我的假设中去寻找真相。

我突然觉得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如果王木根真的在凤凰山遇害了，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背着一个逃兵的黑锅。最关键的是谋害他的凶手至今逍遥法外，一个历史的冤案就这么被尘封在尘埃里。如果李瞎子真的是王木根，那当年他为什么要脱离部队，又是什么原因让他疯疯癫癫在泉上镇毫无尊严地生活了几十年？

三

第二天，我就和姚一鸣驱车去了泉上镇。

泉上镇在县城东部，距城关五十多公里。镇子之所以叫泉上，顾名思义就是在泉水的上面。地势像口倒扣的锅，中间高四周低，虽然有条檀河从镇子边上穿过，但留不住水。因此，镇上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泉上好大坵，十种九不收。一朝雨水足，有米下福州”的民谣。

我是在泉上镇出生的。七岁时，随着落实政策的父亲回到了县城，后来读书、参军、工作。一年前，我从部队转业回地方，算起来离开泉上镇有几十年了。在我的记忆里，那时镇子并不是很大，镇西有个大土堡，住着上百户人家。镇东有个集市，每逢墟日，四邻八乡前来赶集的村民和商贩摩肩接踵，将一条窄窄的老街挤得水泄不通。在老街的最北端有个乡场叫火烧坪，立着高耸入云的石桅杆和雕龙画凤的牌坊。乡场上还有一个古戏台，隔三差五演样板戏和批斗牛鬼蛇神。浩浩汤汤的檀河水绕着镇边上缓缓流过，进镇有一座石拱桥，因年代久远了，桥两边垂下长长的藤蔓，像给桥洞安上两道墨绿色的帘。桥两岸临水铺着长长的麻石条，河水一年四季清凌凌的，像镜子般明净。清晨和黄昏，镇上的女人们都爱在河边淘米、洗菜、洗衣裳，“噼噼啪啪”的捣衣声在河面上此起彼伏。夏日的傍晚，镇上的男人、小儿都喜欢到石拱桥下洗澡、泅水，满河都是白花花扑腾的人影。

几十年过去了，小镇已经没有原先的模样，土堡的高墙已经不见了，那些屋脊高翘的封火大宅早已被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所取代，原先的老街也变成了通衢大道。但那座爬满墨绿色藤蔓的石拱桥还在，桥头那棵古樟树依旧绿意葱葱。

我告诉姚一鸣，小时候，夏天的夜晚，这树下的麻石条上就坐满乘凉讲古的人。

在镇干部的带路下，我们走访了住在檀河边的几位老人。按他们的回忆，李瞎子个头不高，满面胡子，瘸了一条腿，额头还有一条疤，常年蓬头垢面，就是一个乞食佬。特别是眼睛瞎了后更怕人。那时谁家的小孩子晚上哭闹，大人只要说一句李瞎子来了，立马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

这么说，李瞎子原先并不是瞎子啊？在我的潜意识里，李瞎子自始至终都是瞎眼的。

那是，李瞎子的眼睛是在解放那年被土匪给拍瞎的。他之前也不叫李瞎子，镇上的人都叫他唱曲佬或乞食佬，眼睛瞎了以后才被叫李瞎子的。其中一个叫麻五的老人说。

拍瞎的，怎么拍瞎的？姚一鸣也觉得很奇怪。

麻五是1941年出生的，今年也79岁了，解放前读过几年私塾，举手投足都有着一副老学究的样子。他说，镇子解放那年他9岁，有些事他还记得。那时土匪闹得凶，光天化日就敢跑到镇上来抢妇娘（女人）劫财物。听大人说，最早发现李瞎子被拍掉眼珠的人是王木佬。那个早上，很多人都看到王木佬背着全身是血的李瞎子发了疯般朝老街上的石记诊所跑。可眼珠子都拍掉了，哪里还安得回去喔。

麻五隔着河指了指对岸的那棵老樟树，以前树下有个伊公庙，李瞎子就住在那，破“四旧”时拆了。

怪不得，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就没见过有什么伊公庙。我问麻五，土匪是用什么东西拍瞎人的眼睛的？

麻五伸手比了比。那时土匪腰带上除了刀枪，都还插着一根笛子长短的竹管。竹管有一端圈口削得很薄，锋利得很。土匪要害人时将竹管削薄的那端对着人的眼眶，在另一端猛拍一掌，“扑哧”一声，眼珠子就滚落到竹管里了。

我第一次听到如此残忍的手段，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土匪有多么的穷凶极恶。可土匪为什么要对一个叫花子下手？

谁晓得啊，土匪要害人，哪要什么理由？那些挨千刀的土匪个个杀人不眨眼，什么事做不出来。麻五叹了口气。李瞎子打那时起就真的成了瞎子，原先额头上的疤加上两个黑洞洞的眼眶，整张脸就比鬼都更吓人了。

你说的走纸厂的王木佬是不是后来和他互杀死了的那个？我问。

是哩，就是他。

照你的说法，这王木佬和李瞎子之前的关系应该还不错啊。

要说这李瞎子在镇上有朋友的话，就是王木佬了。

那他们怎么就要互杀，多大的仇啊？姚一鸣接口问道。

就是啊，大家也觉得奇怪，李瞎子自来到镇上从来就没有和谁结过仇。他那种人就是一个乞食佬，有什么资格和人结仇啊。说来说去，就是他讲的那个崖婆精故事给自己惹出的祸。

我和姚一鸣对视了一眼，故意问，崖婆精，什么崖婆精？

麻五说，这话说来话长，李瞎子刚到小镇时是只唱歌不讲古的。

我打断他，等等，你是说李瞎子不是镇上人？

当然不是，他是外来的。就是要饭要到我们镇上不肯走了，在伊公庙一住就是几十年。

李瞎子是什么时候到镇上的？

反正从我记事起李瞎子就在镇上了。

你好好想想，有没有听人说过。

麻五眯着眼睛想，没有回答我。

是不是红军走的那年？我提醒他。

麻五又想了想，摇了摇头。不是，应该是两三年后的事，我好像听我父亲说过。

如果按麻五的说法，李瞎子应该是1936年后到泉上镇的，这和王木根失踪的时间差得太多。

姚一鸣让麻五给我们说说那个崖婆精的故事。

麻五回忆说，在他的印象中，李瞎子之前是从来不讲古的;他眼睛瞎掉后却说了一个关于崖婆精的故事，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崖婆精的故事大致是这样：某年，李瞎子牵牛从一棵枫树下经过，突然听得头上的树叶沙啦啦直响，他抬头朝树顶上一看，就见高高的树杈上蹲着一只崖婆精。那崖婆精比他牵的牛还大，瞪着铜铃般的眼珠一动不动盯着他。他吓得魂都没了，牛也不要了，撒腿就朝山下跑。没跑几步，身后就呼啦啦扯起了大风，转头一看，那崖婆精扑扇着翅膀从树上飞下来追他。李瞎子说他当时吓得连滚带爬往山下跑，一不小心掉进了村里人捕野猪挖的陷阱里。被埋设的竹签扎透了大腿，戳伤了脑壳，从此落下瘸脚的毛病。以前的事也想不起来了，就连自己叫什么名，哪里人都记不得，只晓得自己姓李。

麻五说的这个故事和我小时候听的基本一样。

麻五说，镇上人都说崖婆精的故事是李瞎子唯一讲过的古，但却遭到王木佬的强烈质疑。王木佬说李瞎子是屙脓泻肚（客家话骂人胡说八道的意思），崖婆再大也不可能有牛牯大！但李瞎子却坚持他说的是真話，没哄人。两个人在老樟树下争了好久，为此结下了梁子，最后把命送了。

对照麻五的说法，我觉得李瞎子不可能是王木根，他到泉上镇的时间和王木根失踪的时间相差了一年多。既然对不上，那姚一鸣之前关于王木根可能在凤凰山被谋害的假设就摆在我们面前。假如这个假设成立，秋根叔公一家就有很大的嫌疑。因为，秋根叔公对明摆着的事实一直都是矢口否认，他是不是有意在隐瞒什么？我突然觉得问题十分严重。

在回县城的路上，我和姚一鸣一直在探讨王木根失踪的问题。姚一鸣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如果当年王木根真的是在凤凰山被害，不管过去多少年、不管是谁，我们都要一追到底。即便不和秋根叔公一家有关，也有可能和凤凰山别的人有关。

凤凰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是全县受革命影响最早的地域之一，当时全村一百六十多户就有一百多人参加红军;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踊跃参军参战，还在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持革命，为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样一个模范区，如果按你的推测，岂不是给远近闻名的红军村抹黑？

亏你还是军人出身，前怕狼后怕虎。姚一鸣嘴里的烟蒂啐出窗外，白了我一眼。你敢保证当年的凤凰山就沒有反革命，就没有暗藏的敌特？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我知道姚一鸣的性格，一件事要么不做，但给他认定了就非要搞出了个所以然来。

怎么查？

姚一鸣想了想，我们分分工。你调查秋根叔公一家当时的社会背景，我负责查找当年那位将军的资料，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我想了想，好像也只能这样。但我们商量好，这事非同小可，在没有确切的证据前，必须严守秘密，不告诉任何人。

四

但接下来的调查却出乎我意料之外。马墩告诉我，秋根叔公祖孙三代都是雇农，他的爷爷年轻时从江西逃荒到凤凰山落脚，这在凤凰山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红军没来时，秋根叔公一家几代人都是租田耕种过活。红军来后，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做主真正成了主人，秋根叔公一家也分到了土地和住房。秋根叔公的父亲叫王有财，人很老实，红军筹粮他每次都很积极，是打心眼里拥护红军的老百姓。

马墩是接到我的电话从凤凰山赶到县城来的，他还给我带了一本1985年编修的《王氏族谱》。上面记载：王有财1898年出生，江西石城横江人，1916年迁居凤凰山，娶当地温氏为妻，有一男一女。长女水莲，生于1917年;次男秋根，生于1926年。王有财病逝于1972年，葬于凤凰山狗迹窠。

客家人敬祖睦宗，各个姓氏都有编修族谱的习惯，顺着族谱的脉络可以追溯到这个家族的起源。从《王氏族谱》的记载和马墩反映的情况来看，王家是土地革命的受益者，也是革命的忠实拥护者。我觉得之前对王家的怀疑应该是一个误解。我把我的想法在电话里和姚一鸣说了，他在电话那头沉思了一会对我说，他在出差，一切等他回来再说。

一周后，姚一鸣风尘仆仆赶了回来，家也不回，直接就跑到我的办公室。将一本书扔给我说，你先好好看看这回忆录，这可是我在山东聊城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的。

我拿起书一看，这是那位将军生前写的回忆录复印件。回忆录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记录将军在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南征北战的革命经历，后部分记载将军在解放后的工作和活动。虽然没有写完，但无疑是一本难得的一手资料。将军去世得早，他在1973年突然发病去世，留下的这本回忆录并没有正式出版，一直保留在他后人手里。原来姚一鸣竟然独自跑到了聊城，找到了将军的后代，将军的儿子向姚一鸣提供了这本回忆录。姚一鸣花了两天时间将这本回忆录看完，想不到竟然让姚一鸣找到了最需要的东西。考虑到这份回忆录的珍贵，姚一鸣征得主人的同意后，将回忆录复印一份带了回来。

果不其然，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当年在凤凰山发生的那起警卫员失踪事件。为了说明问题，我将这段记述摘录下来：“……部队已经集合完毕，当我从房东家的阁楼下来时，警卫员王木根已经背着背包站在门口等我了。我跨出门，房东有财叔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问我啥时候还回来。那时候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也不知道这一走究竟何时还能回来。我无言以对，只好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走出大门不敢回头。想起我在房东家住的这些日子，是他们给我烧水煮饭，就像一家人一样，多好的百姓啊，我在心里默默地说，革命胜利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回来凤凰山看看这些可亲可敬的乡亲们。这时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我和政委顺着老街往村口走，王木根突然从后面追上我说他忘了东西在房东家了，得回头去拿一下。当时我也没当一回事，这个王木根当我的警卫员有两年多了，人机灵懂事，又长得人高马大，很听话。

部队随即就出发了，我的团是殿后的部队。当走出隘口时，我才发现王木根还没有跟上来，我就站在隘口上的一棵苦槠树下等他。可我没等到王木根，却看到房东有财叔提着一个背包追上来。他将背包交给我说：‘王木根让我告诉你，他走了。我一开始不明白房东给我说他走了是什么意思，当我明白王木根是当了逃兵时，顿时气得全身发抖。在部队出发时，我的警卫员竟然当了逃兵，岂有此理！在和政委简短商量之后，我们一直认为这起逃跑事件性质十分恶劣，必须严肃处理。随后我们派了有五年党龄的侦查排长李大力带领两名战士去追捕王木根，我给他们下了死命令，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完成任务火速追上部队，完不成任务不要回来见我！想不到他们一走就再也没有音讯，几十年是死是活不得而知。这一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一个战士临阵脱逃，这是多么可耻多么可恶的事情，我可以想象得到将军当时的暴怒。对于将军来说，他可以直面敌人的枪林弹雨，但无法忍受自己人的背叛！这种让最信任的人欺骗的感觉是一种奇耻大辱，随之演化成无比的愤怒和厌恨。我敢断定，要是抓住了王木根，他会毫不犹豫一枪崩了他。但按我们之前的分析，王木根突然失踪或许是别的原因。但将军一口断定他是逃兵，还派人去追捕他，是不是太武断了些？

姚一鸣拍了拍将军的回忆录说，在还没有看到这本回忆录前，我一直考虑王木根是被害的，我差一点被自己的推测引入歧途。现在完全可以肯定，王木根就是个逃兵，他选在部队出发前逃跑，完全是早有预谋的。他就是考虑到时间紧迫，部队没有时间去追究他。但他万万没想到，团长被他彻底激怒了，竟然派人追捕他。

你就这么肯定？

姚一鸣把将军的回忆录摊开，让我看他用红笔做了记号的那段话。你看，当时王木根还让房东有财叔、也就是秋根叔公的爹将一个背包送回来给将军，而且还托房东给将军带话说他走了，这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说明王木根在逃跑前把一切都计划好了。

经姚一鸣这么一分析，我也觉得王木根当逃兵是早有预谋的。但既然要逃，为什么在那么紧要的关头下还要让房东将背包送还给将军，还给将军捎那句话？

也许，也许他也觉得对不起将军。毕竟跟了将军两年多，总有一定的感情吧。姚一鸣猜测道。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秋根叔公一家与王木根的失踪没有关系，也排除了王木根在凤凰山被谋害的可能。種种迹象表明，王木根当逃兵的可能性极大。但王木根为什么要当逃兵，他后来逃到了哪里，他究竟被抓到了没有？如果抓到了，为什么将军一无所知？如果没抓到，那几个追捕他的红军战士又去了哪里？这一系列的谜团如一堆乱麻，让我不知从哪理起。

这天晚上，我把姚一鸣给我的那本将军回忆录认认真真读了一遍。从将军的回忆录可以知道，这是将军解放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来。因为他回去后向上如实反映了当地浮夸风严重，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而挨了批斗，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达五年之久，也就再没精力去过问这件事了。可想而知，当时的县委在将军被批判后，也就不可能再去落实将军提出寻人的事了。此事最终不了了之，成了一桩无头公案，时间一长，也就没有几个人会知道了。

作为跟了将军两年多的警卫员，王木根应该是将军十分信任的人，也是十分可靠的人，他怎么会不告而辞？这从常理上是说不通的。除非，除非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一件事让他觉得不惜当逃兵，不惜脱离部队，不惜背叛他的团长他都要去做。如果是这样，那究竟是什么事能让王木根不顾一切铤而走险呢？

整个晚上，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凌晨才迷迷糊糊睡着。可早上六点多我就被刺耳的手机铃声吵醒，电话是姚一鸣打来的。他问我，凤凰山那个秋根叔公的父亲叫什么？

我抓起桌上那本《王氏族谱》翻了翻，告诉他叫王有财。

对对，王有财有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秋根叔公，那女儿叫什么来着？

水莲。

对对对，你快查一下，这个水莲当年是几岁？

我看了一下族谱，水莲是1917年出生的，1934年时十七岁。我脑海里灵光一闪，马上明白了姚一鸣的意思。冲着电话喊，姚一鸣，你是不是猜测王木根的失踪和水莲有关系？

姚一鸣在电话那头嘿嘿一笑。算你小子这回的思维跟上了趟，你马上去核实一下当年水莲的情况。

这倒没难着马墩，毕竟他在凤凰山土生土长四十多年，很快他就给我回话说，秋根叔公是有个姐姐，解放前就失踪了，现在已经没什么人晓得这回事。为这事他还去找了秋根叔公打听。

对于这件事，秋根叔公倒是回答得很爽快。告诉马墩，他是有个姐姐，比他大九岁。但秋根叔公好像并不想提到他这个姐姐，他告诉马墩，那个不要脸的，竟然大年三十跟一个香菇客私奔了。我娘死得早，亏我爹一把屎一把尿辛辛苦苦将她拉扯大，她竟然丢下爹和我跟人跑了，把我爹气得吐血。真是人要脸树要皮，人不要脸死膣皮，他把我王家的脸都丢尽了，莫提她，莫提她。

我问马墩，你没问秋根叔公他姐是哪一年跟人跑的？

怎么没问，就是红军长征走的那年。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姐就再也没回过凤凰山吗？

好像没有。秋根叔公说，她要敢回来，他爹会打断她两条腿。

一切似乎都在我和姚一鸣的预料之中，为此我做了这样一个大胆的推测：当年王木根和团长住在秋根叔公家里。高大英俊的王木根让情窦初开的水莲一见钟情，两个年轻人相爱了。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王木根为此不惜脱离部队当了逃兵，带着水莲隐姓埋名远走高飞。而王有财为了隐瞒真相，在村里放风说水莲是跟香菇客私奔的，瞒过了所有的人。这些年来，秋根叔公为了掩盖这个真相一直守口如瓶。

姚一鸣听了说，这应该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了。

确实，我们在寻找事实真相的过程中，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适当的推理和想象有时就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王木根如果真的带着水莲私奔，不管他们再怎么隐姓埋名改头换面，总会在这世界上留下一些生活的印迹。那么，王木根究竟会带着水莲躲到哪里去呢？他们最终的结局如何呢？也许，目前这个世界上只有秋根叔公知道。但是他隐瞒了几十年，只要他活着他依然会守口如瓶，我们是不可能从他嘴里问出什么来的。

随后，我将全县的烈士英名录及有登记的失散红军认真梳理了一遍。几天下来，我在几千个名单中没发现与王木根有关的任何资料。也就是说，王木根这个人当年究竟是在哪里参加红军的，他是不是本县人一概不知。他就像一个在我眼前漂浮不定若隐若现的影子，我似乎看得见他但抓不住他。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是我始料不及的，一开始我是把王木根当做一个失散的红军来寻找，而现在却把他作为一个逃兵来追查，这似乎偏离了我的初衷。但姚一鸣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只有追查到这个逃兵的下落，才有可能发现那三个追捕他的红军战士最终的结果，这里面还不知有多少秘密等着我们去探究呢。

可一段时间来，我的调查毫无进展，这事一直拖了一个多月。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是县里调整我的挂包扶贫对象竟让我的调查有了重大转机。

隐秘的历史真相有时宛如密林中的精灵，她轻捷的身影总是倏隐倏见，有时她甚至像一个幻影。但当你怀疑她的存在时，她又刻意留下蛛丝马迹，让你在山重水复之际看到柳暗花明。

按照县里的规定，每个科级干部结对帮扶三户的贫困户。上个月，因工作需要，我由原来的北片的乡镇被调整到了西片的陈坊乡。

陈坊乡距县城有四十多公里，是一个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乡镇。我有一户帮扶户在一个叫大石的村里，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孤寡老人。

大石村不大，但距村口一里多地有一座廊桥却远近闻名。这桥当地人叫“神仙桥”，是全县最古老的廊桥，建于明英宗天顺年间。历史上此桥是通往汀州府的“盐米”古道。

那天在帮扶对象家，我和老人坐在门口聊天，从院子里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不远处那座古朴的“神仙桥”。近百米长的廊桥翘角飞檐，雕梁画栋，一端连接青山，一端连接田畴，如卧龙横亘溪流之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听老人给我说起“神仙桥”上三个红军被杀的事。

老人告诉我，小时候，他跟父亲去对面山上打柴，常在桥上歇脚，曾听父亲说当年有三个红军在桥上被刀团匪杀害的事。老人指着对岸的山坡说，死了的红军就埋在对面的山坡上。小时候每年清明上坟时，我爹都会到那坟前点炷香。

这个无意中冒出来的故事让我感到很惊喜，我让老人带我去看看红军墓。

老人拄着拐杖领着我穿过田垄，上了“神仙桥”。湍急的河流从山涧一冲而下，在桥下形成一个深潭。湿漉漉的水雾飘到脸上，凉丝丝的。

老人在桥上走走停停，两眼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当走到桥中段，他指着右侧桥廊的一根廊柱说，就是这根柱子。我听我爹说，有一个红军后生被几杆梭镖钉在上面。老人用拐棍在脚下顿了顿，还有一个被斫了头，血溅到了对面的神龛上。那脑壳滚在地上，眼睛瞪得溜圆，死不瞑目啊。刀团匪走后，村里人来给他们收尸，那无头的尸体还直挺挺地跪着，不肯倒下。

我走过去，伸手抚摸着那虫迹斑驳的廊柱，上面有几个疤痕和深深浅浅的小洞。我的眼睛一下潮湿起来，当年一个红军战士就这样被活生生地钉死在这根廊柱上。这时，山风大了起来，从廊桥的那头呜呜吹来，又从我身边吹去。有金黄的落叶纷纷扬扬飘到桥上，我感到阵阵的凉意。而桥廊神龛上的观音慈眉善目，閉口不言。

老人说，当时村民将红军草草收拾埋在了对面的山上，他们把那个斫下的脑壳用红布缠在了那个红军的脖子上。我们这里有个说法，没头的人是找不到回家的路的，会一直在原地打转。

我们过了桥，上了一道山坡，就看见凄凄荒草中有两个小土堆。老人说，这就是。

我在周围找了一遍，这山坡上除了这两座坟，没有再见到别的坟墓了。这让我很奇怪，为什么只有两座坟？明明是死了三个红军啊。

老人说，有一个掉进河里了，找不到尸体，就只埋了两个。那时还乡团回来得急，村里人埋这两个都是偷偷摸摸的，怕被还乡团晓得，那是要被斫头的。

我问老人，当时村里人怎么就知道他们是红军啊？

老人说，他爹当时就是给红军收尸的人之一。听他说过，死了的红军身上穿的就是红军的灰布军装。老人的爹当年还保存了一顶红军的八角帽，1976年县革命纪念馆征集文物时，他将那顶红军帽捐献出来，现在保存在县革命纪念馆里。

我打电话给姚一鸣，让他查查党史或者县志上是否有神仙桥上红军被杀的记载。过了一会，姚一鸣回电话说没见到这样的记载。

但我觉得这三个牺牲的红军不会是那三个追捕王木根的红军，这只是在数量上一个巧合而已，很有可能是地方游击队。回到县城后我和姚一鸣谈了我的看法。从时间上来推断，当时红军已经走了快两个月了，国民党五十二师已从江西浩浩荡荡逼近，而曾作鸟兽散的反动民团和刀团匪更是迫不及待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追捕小组不可能那么明目张胆穿着红军的服装到处寻找王木根，再怎么着也会化装吧。按将军的回忆录提到的，追捕小组负责人李大力还是侦查连的排长，这一点知识他应该还有吧，怎么可能那么莽撞呢？

想不到姚一鸣的看法和我恰恰相反，他觉得在神仙桥牺牲的三个红军极可能就是李大力他们。因为虽然李大力知道当时的局势紧张，但他认为即便主力红军走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地方部队仍然控制着苏区，敌人不可能那么快就反扑回来，所以他们三人在四处寻找王木根的过程中依旧穿着红军军装，没想过要乔装打扮。

姚一鸣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但就算这三个牺牲的红军是李大力他们，遗憾的是他们都牺牲了，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不一定，三个红军只埋了两个，还有一个说是被河水冲走了。可是没有人见到他的尸体，这说明什么问题？姚一鸣问我。

你是说，还有一个活着？我叫了起来。

没错，这个红军极有可能是死里逃生了。

如果他活着，会去了哪里，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点音讯都没有？他会是谁，会是李大力吗？

姚一鸣没有回答我，过了一会他说，我觉得你有必要再到凤凰山去一趟。如果李大力他们要追捕王木根，凤凰山肯定是首当其冲，他们一定会去那里寻找。当时凤凰山有乡苏维埃，有赤卫队，应该会有人见过他们。就算这些人绝大多数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后代总会有人听他们讲过。

还真让姚一鸣猜到了，马墩的爷爷就知道这回事。马墩的爷爷回忆说，他的父亲当年就是乡苏维埃干部。红军走后不久，有三个红军就急急忙忙赶到村里来，让村里的干部组织人员跟他们去找人。当时村民很积极，扛着长矛大刀锄钯木棍什么的，将村子翻了个遍，但没找到红军要抓的人。后来一段时间里，这三个红军还到凤凰山几次，每次都住在马墩爷爷家里。再后来就没见他们来过了。

我问，你有没有听你爹说，那三个红军长得什么样？

两个后生十八九岁的样子，为头那个年长些，精精瘦瘦，却长一脸络腮胡子，说不清什么年纪。马墩的爷爷连想也没想就说。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我有点怀疑。

马墩的爷爷“嚯嚯”笑起来，我爹也是络腮胡，但在耳根下就断了，不连鬓。我们客家人有句俗话叫“十个胡子九个富，就怕胡子会脱裤”，我爹的胡子就属于会脱裤的那种。听我爹说，那为头的红军胡子又浓又密。我爹活着时常念叨，他胡子没长好，一辈子受穷，那个大胡子红军要是活着肯定是大富大贵。所以这事我记得很牢。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一阵惊喜。不仅从心里佩服起姚一鸣来，这一切似乎都在顺着他的思路走。

我从马墩家出来，天空不知什么时候竟下起了绵绵细雨，整个村子烟雨迷蒙。马墩返身拿了一把伞，陪着我沿着湿漉漉的红军街往下走。当经过秋根叔公家门口时，见秋根叔公家门虚掩着。我突然想到什么，推门走了进去。屋里光线很暗，过了好一会我的眼睛才适应过来。只见秋根叔公坐在樵栏上，正在往灶膛添柴。有火苗扯着柴烟从灶膛里燎出来，将秋根叔公的脑壳映得红光闪闪。

秋根叔公见是我，问，你怎么又来啦？

我蹲下身，敬上去一支烟，秋根叔公接过，就着灶火瞧了瞧，还给我。他举了举他手里的竹烟管说，还是我这个过瘾。

我问秋根叔公，见过崖婆精吗？

秋根叔公白了我一眼，我活这么大年纪了，什么没见过。

那崖婆精真的比牛还大？

成了精的崖婆会变，想多大就多大。秋根叔公将烟管伸进灶膛点着火，“吧唧吧唧”抽起来，不理我了。

我敢肯定秋根叔公是在说谎，但我一时无法揭穿他。山里崖婆多，隔三差五飞下来叼走畜禽是常有的事，但像牛那么大的崖婆怎么可能会有？这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鹰隼长得比牛大，何况崖婆会成精，那更是神话里才有的事。

我和马墩从秋根叔公屋里走出来，雨下得更密了。一个戴着斗笠穿着蓑衣的老汉牵着一头牛踢踢踏踏在老街上走，那棕毛蓑衣穿在背上，毛茸茸的，像两个张开的翅膀。电光火石间，我的脑袋灵光一闪。我对马墩说，你带我去后龙山看看那棵枫树。

马墩不知我要干什么，但他也不问，掉头就领着我出了街，上了后龙山。

那棵老枫树需好几个人才抱得过来，淅淅沥沥的秋雨打落满地红叶。树下的社公前，插着许多未燃尽的香烛。我抬起头，眼光停留在密匝匝枫叶间的一根树杈上，有凉丝丝的雨滴落在我的脸上。我想，当年李初一看到的崖婆精应该就是蹲在那里吧。虽然我知道这世上并没有什么崖婆精，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崖婆精这个故事会在凤凰山口口相传这么久，直到刚才我在红军街上看到那个穿着蓑衣的放牛老汉，心里一下有了答案。李初一当年看到的崖婆精应该是一个穿着蓑衣的人，而这个穿蓑衣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躲到树上？

姚一鸣认为这个人极有可能是逃兵王木根！按他的推测，王木根那天早上骗过团长后，转身就跑回村子，穿上预先准备好的蓑衣躲到了后龙山上。但是那天李初一到山上放牛，为了不被李初一看见，身手敏捷的王木根爬到了枫树上躲避。不料李初一还是无意中看见了他，但当时王木根穿着蓑衣，又藏身在密密的树叶间，胆小的李初一一看穿着毛茸茸棕毛蓑衣的王木根就像一只巨大的崖婆，以为是崖婆精，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掉头就往村里跑。而躲在树上的王木根也十分紧张，他担心李初一跑回村里一说那什么都完了，因此他从树上一跃而下，迅速逃离。从树上跳落的过程中，王木根身上张开的蓑衣就像一副巨大的翅膀，呼呼生风，更是让李初一以为是崖婆精要叼他，当场就吓疯了。

如果姚一鸣的这个推测成立，那么李初一被所谓的崖婆精吓傻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当时李初一看走了眼。但是，为什么秋根叔公又一再信誓旦旦肯定有崖婆精呢？

这个就更好解释，首先我们说王木根为什么要当逃兵。按我们之前的分析，他是因为和秋根叔公的姐姐水莲相爱才不惜脱离部队，秋根叔公一家怎么不会替他打掩护呢？这就是秋根叔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说谎的原因。姚一鸣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不无得意地问我，怎么样，我这个解释合情合理吧？而且我现在甚至还怀疑李初一的死和秋根叔公一家有关系。

此话怎讲？

李初一是那年除夕吊死在树上的对吧？

对，这事秋根叔公讲过，最开始还是他爹发现的。

你听过一个癫子会自杀的吗？

我想了想，好像真没听说过。疯癫之人会自残倒有耳闻，但要像李瞎子这样找一棵大树吊死，而且还选在万家团圆的除夕夜，还真有点不可思议。

我是这么想的，那天王木根从树上跳下后，落荒而逃。至于他躲到了哪里，我们没必要去考虑。但是风声过后他一定会回到凤凰山找水莲，甚至躲在秋根叔公家藏身也说不定。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疯疯癫癫的李初一发现了，他们为了保密，不得不将李初一杀了，并伪装了李初一上吊自杀的假象。

不对啊，李初一是1934年除夕夜死的，那时红军都走了好几个月了。就算被李初一发现什么，对王木根来说也没什么关系了。

你怎么这么不开窍，红军走了，还乡团不是很快就回来了，凤凰山当时还成立了区公所，驻扎着保安团。除了红军，王木根还怕什么？当然是怕自己红军的身份被保安团知道，那时还乡团四处搜捕游击队和失散红军，被抓住都要杀头的。他们担心李初一会去告密，所以下了毒手也说不定。

那你说，对李初一下手的是王木根，还是秋根叔公家里人？

这我不敢断言，可能是王木根，也有可能是秋根叔公的爹，或者是王木根和秋根叔公一家合谋都有可能。姚一鸣朝我摇了摇手，这个事我也就随便说说，没有必要去深究，它不影响我们对整个事件的推理。还是言归正传，马墩的爷爷说李大力是个络腮胡，对吗？

对。

我记得我们在泉上镇调查时，听老人回忆李瞎子也是满面胡须，对吗？

我恍然大悟，难道李瞎子就是李大力？

极有可能。姚一鸣点了点头。1934年12月，李大力在神仙桥与刀团匪相遇负伤后跳河逃脱，后来躲到某个地方养好了伤，但成了一个残废。当时国民党和还乡团卷土重来，到处搜捕革命群众和失散红军。李大力为了活命，四处乞讨流浪，最后在泉上镇落脚度过了卑微、贫寒的几十年，直至后来死于非命。

可是毕竟李瞎子已经死了60年，我们对他的了解也就是仅限于泉上镇口口相传的故事中。何况李瞎子从来就没有说清楚过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如何能证明李瞎子就是李大力呢？然道你仅凭他们两个都长了络腮胡就断定他们是同一个人？我提出我的怀疑。

的確，要证明李瞎子是李大力，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很奇怪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就是同一个人。姚一鸣说。

如果李瞎子就是李大力，你觉得他真的是疯了吗？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的确是因为受了伤脑袋被损坏，另一种是装疯。我倒觉得李大力是装疯，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红军的身份，保护自己。

我不同意姚一鸣这个观点。李大力如果不是疯了，他能在泉上镇当一辈子的乞丐吗？要是为了掩饰自己红军身份而装疯，在泉上镇当了一辈子乞丐并不值得，毕竟他是一个有着五年党龄的红军战士。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为了保护自己装疯，到了解放后他也可以到政府公开自己的身份啊。

姚一鸣被我这么一说，沉思了半晌道，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对一个叫花子而言，走街过巷，这个村子进那个村子出，像无根的浮萍四处飘，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呢？姚一鸣歪着脑袋盯着我问，这说明什么？

我灵光一现，这说明这个地方对他很重要，他不能离开！

对，没错！姚一鸣兴奋地一拍桌子。李大力之所以在泉上镇隐姓埋名几十年，很有可能这里就有他要找的人。換言之，他在这里发现了逃兵王木根。姚一鸣四仰八叉地歪在藤椅上，长舒了一口气。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搞清楚李瞎子究竟是不是李大力，王木根究竟是不是逃到了泉上镇。

那天晚上，我和姚一鸣在他的办公室聊到了下半夜。窗外灯影朦胧，秋雨淅淅沥沥，楼下的桂花树上满树桂花正开得如火如荼。暗香随着雨丝从窗口飘进来，袭了我们一身，久久不散。

五

其实李瞎子到镇上时并不瞎，只是一条腿瘸得厉害;拄着根打狗棍走起路来一边高一边低，肩膀一耸一耸，那样子好搞笑。他额头上又有个小酒盅大的疤，直贯脑门顶，像开了一条沟，平时遮在乱蓬蓬的长发下面，不容易让人看见。那年头，兵荒马乱的，逃荒乞食的人很多，人们对李瞎子也没多少在意。大贵伯公这么回忆说。

大贵伯公已经九十三岁，是镇上年纪最大的老人。每年的九九重阳节镇里都会给上了古稀以上的老人集体祝寿，好多年大贵伯公坐的都是最上席。今年的重阳节显得格外热闹，镇里还请来了县“夕阳红老年艺术团”来演出，看得老人们笑得跟孩子似的口水直流。

大概是中午喝了一大碗米酒，大贵伯公显得很兴奋，一坐下来话匣子就打开了，显得很健谈。

我问他李瞎子是哪一年到镇上的？

大贵伯公捋着他那几根山羊胡子想了半天说，该是红军走后的第三年冬天。对，那年冬天冻死人，从莲花山飞下来的山雀儿冻得伸不开翅膀，扑棱棱从空中往檀河里掉，砸得河面上那层薄冰“吧嗒吧嗒”地响。我那时该有七八岁，每天都得去檀河边洗菜，有天早上正好看见李瞎子从石拱桥上走下来。记得他拄着拐棍，披头散发，满脸的胡子乱蓬蓬的，吓死人了。当时我还叫了声癫子，他就用拐棍在地上“笃笃”乱敲，吓得我背起菜篮就跑回了家。大贵伯公的这个说法和麻五吻合，证明了李瞎子是1936年冬天来到泉上镇的。

大贵伯公回忆说，这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李瞎子到了镇上就赖着不走了，住在檀河边的伊公庙里，靠乞讨为生。你知道啵，莫看这李瞎子疯疯癫癫，但有功夫，不好惹。

我给大贵伯公递了一支烟，你怎么知道他有功夫？

听大人说的嘛。大贵伯公点上烟，惬意地吸了一口。你可能不晓得，伊公尊王可是我们镇上老百姓的保护神，咋能让一个叫花子住在里面，还每天晚上“咵哒咵哒”打竹板吵死人。有一天，几个挑水的汉子发现摆在庙里的瓜果供品被李瞎子吃得一点不剩，大家就恼了，气呼呼闯进庙门，扯住李瞎子就往外拖。可也奇怪，李瞎子坐在地上就像遁地生根一般，哪拖得动，还没等他们明白怎么回事，就觉得那李瞎子肩膀一抖，几个人就四仰八叉跌倒在地了。自那日起，镇上的人都晓得伊公庙里住着一个有功夫的乞食佬，也就没人敢惹他了，任凭他在庙里住着了。

大贵伯公喝了口水，继续说，那时红军走了，镇上的白军和民团到处抓失散的红军和游击队员，火烧坪上隔三差五就有人被砍头哇。有人就怀疑李瞎子可能是红军，捉进区公所盘问，可李瞎子一身又脏又臭，说三不对两，哪里像红军喔。这样的乞食佬在镇上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也就没人再把他当一回事。你莫看李瞎子平时疯疯癫癫，但一唱起歌打起竹板来倒有板有眼，很有节奏，听起来好有味道。后来，镇上有红白喜事也会请李瞎子去打竹板，也落个有吃有喝。

难道他这辈子就靠乞讨为生？

对啊，眼睛瞎了以后也不知怎么地突然就会帮人算命。你别说，还挺准。大贵伯公憋着嘴嘿嘿笑道。

他都唱些什么歌啊？

那说不准，啥都能唱。那时我们都还小，喜欢跟在他屁股后面学他。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首一问一答的《锁歌》。

我让大贵伯公把《锁歌》唱给我们听听。大贵伯公显得有点扭捏，样子挺可爱。在大家的一再鼓动下，大贵伯公伸出舌头舔了舔干瘪的嘴，扯着脖子唱了起来：“什么生来丛打丛？什么生来叶下红？什么生来啷当吊？什么生来两条龙？韭菜生来丛打丛，番椒生来叶下红，茄子生来啷当吊，豆角生来两条龙。什么生来尖上天？什么生来排两边？什么生来鱼骨样？什么生来月团圆？杉树生来尖上天，杉枝生来排两边，杉叶生来鱼骨样，杉卵（杉果）生来月团圆……”

大贵伯公唱完，我们都哈哈笑了起来，一个劲地鼓掌说大贵伯公唱得好听。

大贵伯公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唱不来，唱不来，李瞎子唱的那才叫一个绝。你是没听过，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都听过。

我问大贵伯公，李瞎子究竟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他从到镇上来到死都没离开吗？

他只说过他姓李，至于叫什么，哪里人他说他记不得了。

自己叫什么，哪里人怎么会记不得呢？我问。

一个癫子你能让他和正常人一样么？大贵伯公反问我。

难道就没有人来找过他？

好像真没有。大贵伯公摇了摇脑袋说，那时交通不便，镇上好多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镇子，相隔几十里两个村子的人有的也一辈子没谋过面，几十年来也没见有人来找过他。当时的人命贱，那么一个疯疯癫癫的乞食佬，也真没什么人会感兴趣。你问他有没有离开过镇上，你说啊，一个瘸子能走到哪里去？后来眼睛又瞎了，想走也没得走啊。说起来，也是个苦命人。

李瞎子在镇上生活了这么多年，他难道就没有一个朋友吗？

一个癫子有什么朋友，要说走得近的，就是王木佬了。

你说的是那个后来和他互杀而死的王木佬么？我连忙问。

对啊。王木佬的儿子出生不久就没日没夜地哭，只好去伊公庙求伊公尊王，那时李瞎子就住在伊公庙里呀。那孩子一见李瞎子就不哭了，你说怪不怪，这就是缘啊，后来王木佬就让儿子认了李瞎子做干爹，也奇怪，只要李瞎子一打竹板，孩子就静静的，不哭不闹。只可惜啊，这孩子1960年春上青黄不接时饿死了。我亲眼看着那么一个人高马大的后生，一早去挑水，被石头绊了个脚，一头栽倒就起不来啦。王木佬那个哭啊，像被杀的老母牛一样嚎，想起来都心寒。说实话，要不是后面两人发癫结了仇把命送了，这两人也算是难兄难弟。

这话怎么说？

都是命不好的人，怎么就要这么较真呢？

李瞎子命不好，王木佬也命不好么？

都是外乡来的人，相互可怜见。王木佬还真没少帮助过李瞎子。

王木佬不是镇上人？我一下来了精神。

当然不是。王木佬也是外乡人，逃荒到镇上的啊。

你记得他什么时候到镇上的吗？我突然感到心里“怦怦”直跳。

那时我还小，大人的事我也不清楚。反正比李瞎子早。

我听我爹说过，王木佬带着老婆逃荒到镇上，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土堡里的官家大院就收留他们在家里做长工，当时就住在官家大院放农具的耳房里。我爹那时在官家大院的纸坊走厂，王木佬后来也做了走厂佬，常在一起干活。

你爹有没有说过王木佬一些什么事情？

也没怎么听我爹说过，我爹就说王木佬有一身蛮力，从镇上挑石灰到纸坊沤竹麻，一担就是两三百斤。平时一声不吭，看起来憨里憨气，人们私下里都叫他“薯兜佬”（客家话，傻、憨的意思），天天就守着那個老婆过日子。

王木佬的老婆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她长什么样么？

叫什么水什么来着……大贵伯公眯着眼睛想。

水莲。我提醒他。

对、对，叫水莲。大贵伯公有点诧异地瞟了我一眼。长什么样呢？反正很好看的，两条辫子又黑又长，垂在屁股上，嘴角有颗食禄痣。不过她死得早，她儿子六七岁时就死了。

怎么死的？

发猪嫲癫死的。

好端端的怎么就发癫了呢？

这事说来话就长啦。大贵伯公喝了口水说。那一年夏天区公所组织人放排去省城，说是国军要在闽江口建工事防日本人。我那年有十多岁了，记得放排那天，檀河里的木排像长龙一样，河岸上都是看热闹的人啊。那一次，镇上会放排的艄公都去了，人不够，还发布告召集水性好的人。我爹去了，王木佬也去了。王木佬人高大，撑着竹篙站在排头，一身腱子肉疙疙瘩瘩，像个铁塔一般，好威风的样子。

但这放排的事和王木佬老婆发癫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那次木排到闽江口就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啦，几十个放排工都死了，就我爹捡了条命回来。当然啰，后来王木佬也回来了。听我爹说，当时他的一只耳朵被弹片削掉了，鲜血哗哗直流。凭着一身的好水性游上了岸。后来有一个政府官员模样的人给了他三块银元，打发他自己回家。我爹就这么在一路要饭走了半个月才回到了家。我爹大名叫钟水生，耳朵没了一个，自那时起镇上人就叫他“只耳佬”。

水莲一听说我爹回来了，就跑来问我爹看到她老公没有。我爹说，他在岸边等了三天，也没看到打捞上活的人，更没看到王木佬。水莲叫了一声“孩他爹”，口吐白沫往后便倒，等醒过来就癫了。发癫的水莲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天到晚大街小巷乱跑，看到男人就叫“孩他爹”，要拖人回去睡觉。那时王木佬的儿子也就七八岁，幸亏认了李瞎子做干爹，两个人经常半夜三更满大街寻水莲，怕她跌入河里淹死，好可怜啊。那时镇上一下死了那么多人，各自都顾不过来，也没人多去理他们。经常都看得到水莲疯疯癫癫在前面走，水生扶着李瞎子在后面跟。

王木佬不是没死吗？

王木佬是几个月后才回来的。据他自己说，木排被日本人炸毁后他就翻身落了水。虽然水性好，但是他被木头撞昏了脑袋，在水里漂了一天一夜，后来是一条出海的小舢板发现了他，几个渔民把他救了起来。但那时的王木佬脑袋撞伤了，一直昏迷不醒，那几个渔民怕惹事，把王木佬带回村里后，将他抬到村口的一座妈祖庙里丢下就走了。

几天后王木佬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可他什么也记不得了。加上和当地渔民语言不通，根本没法交流。颠颠倒倒的王木佬就在渔村里当起了乞丐，有时饿得不行就在海边捉小鱼小虾吃，这样待了两个多月。后来有一天不知怎么恢复了记忆，就日夜不停地往家里赶，足足走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家。

王木佬的归来当时成为了镇上的一个传奇，他和大贵伯公的爹钟水生是那次放排三十六个排工中活着回来的两个人。这在很长一段，都成为老樟树下人们讲古的重要内容。

对于这一次事件，我后来在《泉上镇志》看到它的记载：“民国30年夏，日军从吴淞口登陆后，一路南下。省城吃紧，火速从内地调运木材建江防工事，泉上镇组织了一大批木材运往省城。当时排行五里，万人空巷，从檀河放出去的木排一路顺风顺水，第四天就到了闽江口。那天艳阳高照，碧水蓝天，木排在江面上宛如一条长龙，国军也派出了一条炮艇来引航。就在大家欢呼雀跃时，江面上响起尖利的警报声，几架日机贴着江面朝木排飞来，朝江面疯狂扫射和投弹，炸弹炸起的水柱腾起几丈高，一根根水桶粗的木头飞上了天空。顿时江面上火光冲天，到处是燃烧的木头和残肢断臂的尸体。三十六个排工除钟水生和王木佬生还，其他三十四人葬身鱼腹。”

据大贵伯公回忆，王木佬回到镇上后，到处求医问药给水莲治病，但水莲那病却一直不见好。那年冬天，水莲一直咳，大口大口吐血，将近年关的时候就死了。王木佬自从水莲死了后一下子就老了，背驼了、头发也白了。整日除了走厂干活，他几乎不和人交往，又回到才来镇上那几年的样子。

到了这个时候，基本可以断定，这个王木佬就是逃兵王木根，李瞎子就是李大力。

六

确定了李大力和王木根的身份，可以说调查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但让人很想不通的是，作为一个追捕者和一个逃跑者，李大力和王木根为什么能在泉上镇相安无事生活了几十年，还能成为互相帮衬的朋友，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我突然感到，那些能说出口的故事就像冰山山顶，而未知的真相都潜伏在海面之下，隐秘而庞大。

思来想去，我认为应该是李大力和王木根达成了共识，互相掩饰身份。毕竟当时的泉上镇是国民党的天下，要在泉上镇活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

当我把想法告诉姚一鸣时，他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如果他们达成了共识，为什么在1960年又要互杀而死呢？

传说不是因为那个崖婆精的故事引发的后果吗？

这完全是别人主观臆断的结果，以讹传讹罢了。看我没吭声，姚一鸣接着说，你想一想，他们一个是红军的侦查排长，一个是团长的警卫员，应该都是很精明的人吧？就按你说的，他们早就达成了共识，血雨腥风的年代都熬过来了，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怎么会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故事互相要了对方的命呢？

如果他们没有达成共识，怎么可能惺惺相惜相安无事了几十年？毕竟李大力是受命追捕王木根这个逃兵的，他怎么可能见到了王木根会无动于衷呢？就算李大力无能为力，那王木根呢？知道李大力是来追捕他的，他怎么还会和李大力成为朋友？姚一鸣整个人淹没在浓浓的烟雾里，过了好一会，他将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像是问我又像是问他自己，或许他们不认识？

要是不认识，那我们之前对李大力在泉上镇隐姓埋名几十年，很有可能就是发现了逃兵王木根的推测不就站不住脚了？我还是觉得他们应该认识，同在一个团会不认识？

姚一鸣突然一拍大腿，对啊，你点醒了我。我问你，一个团有多少人？

一两千人总有吧。

就算当年红军的编制没那么多，七八百人总该有。如果你是里面的一名战士，你能认识每个人吗？

我摇了摇头。

这就对了。这里面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李大力认识王木根，而王木根不认识李大力。

怎么说？

你看啊，王木根是团长的警卫员，天天跟在团长身边，应该很多战士都认识他，这里面当然包括李大力。作为警卫员的王木根，按常理平时接触的多是部队的干部，至少连以上干部吧，李大力只是一个排长，王木根不一定认识他。

好，就算你的这个猜测是对的，那么我们又回到我前面的问题。既然李大力发现了王木根，别忘了他是受命追捕王这个逃兵的，他总要对王木根采取处置措施吧。

这个我容易解释。李大力因为负了伤，成了一个瘸子，而王木根依旧身强力壮，李大力当时自身难保，哪还有本事对付王木根？

那他就整天看着王木根这个逃兵在他眼皮子底下逍遥自在，按将军的回忆，当时是给李大力下了死命令的，李大力也向他保证要完成任务的。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李大力在泉上镇生活了几十年一直都是在纠结和痛苦中度过的，以至于最后还是和王木根互杀而死。

为此，我綜合之前的调查，将事件的前因后果重新认认真真地梳理了一遍：1934年9月，红五团从江西退守凤凰山。作为警卫员的王木根跟着团长（也就是解放后的将军）住在房东王有财家里。高大英俊的王木根让情窦初开的水莲一见钟情，很快两个年轻人偷偷相爱了。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委做出了战略大转移的决定。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从各地退守凤凰山的红军越来越多，都在做长征前的准备工作。作为王木根，因为他是团长的警卫员，得到的信息自然比普通战士多。虽然战略大转移的命令是绝密的，但机灵的王木根已经看出部队这次的出发和以往不一样，完全就是在进行一次大搬家，到底要走到哪里谁都没有底，究竟还能不能回来更不知道。但他心里放不下水莲，在革命和女人面前他选择了后者。他的逃跑深深激怒了团长，派出了以李大力为首的三人追捕小组追捕他。而当了逃兵的王木根原想等风声过后带着水莲远走高飞，不料在那年除夕夜被癫子李初一发现。担心李初一会向还乡团告发，王木根独自或者是与高有财一家合伙杀了李初一，并伪装了上吊自杀的现场。随后王木根带着水莲隐姓埋名躲到了距凤凰山二百里外的泉上镇落脚，靠在纸坊走厂维持生计。

而李大力为了完成团长交给的任务，带着两个战士到处寻找王木根这个逃兵的下落。也就在红军出发两个月的时候，李大力他们在曹坊的神仙桥与刀团匪不期相遇。经过一番拼杀，两名战士牺牲，而李大力负伤跳河逃生。等李大力伤养好后，国民党五十二师与反动民团早已占领全县，大肆搜捕革命群众和失散红军，白色恐怖笼罩全县。此时瘸了一条腿的李大力不知道部队去了哪里，也不知道王木根躲到了哪里。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一边四处漂泊一边寻找王木根。直到第三年冬天他要饭到了泉上镇，才发现了苦苦追寻的王木根竟然躲在此地生活。这个发现让李大力喜怒交加，喜的是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这个可耻的逃兵，怒的是王木根竟然心安理得地在这里过起了逍遥自在的日子。为了找他，牺牲了两位战友，自己也差点送了命，这一切的罪恶魁首就是这个可耻的逃兵造成的。但李大力十分清楚，自己已成了一个残废，而王木根依旧身强力壮，要对付他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要想将王木根带回部队那是不可能的事了，何况部队现在到了哪里他也一无所知，很有可能必须就地处置这个可耻的逃兵。但如何处置王木根，李大力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没有十分的把握前是不能打草惊蛇的。让李大力唯一感到庆幸的是他和王木根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他认识王木根，而王木根不认识他，这对他有利。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大力利用他在部队学会的打快板结合唱客家歌谣，在泉上镇一边以乞讨为生，一边暗暗监视着王木根，寻找着处置王木根的机会。李大力渐渐融进了当地人的生活中。由于王木根的儿子认了李大力做干爹，使得王木根一家和李大力走得更近。王木根也经常关照李大力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任务渐渐在李大力脑海中消失，他连自己都感觉是一个十足的乞食佬了。活得卑微、贫穷毫无尊严的他原想就这么在泉上镇终老一生，但最后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和王木根互杀而死。

对于我这个梳理，姚一鸣基本同意。他说，我敢肯定李大力在镇上这么久的时间里一定有对王木根实施过处置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未成功而已。到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那个追捕逃兵的任务对李大力来说也时过境迁。离开部队这么多年，离开组织这么多年，他根本判断不了形势，他不知道当年那个任务是否还有完成的必要没有，自己肩负的这个使命还有没有意义，他十分的迷茫困惑。但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回答他，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他也不知道该向谁去诉说。团长当年交给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被李大力淡忘了。

我和姚一鸣对李大力人生轨迹的分析基本相同。但既然当年那个追捕任务都已经被忘记了，为什么到了1960年，李大力又要和王木佬互杀呢？这个问题我想不明白，姚一鸣也想不明白。

一直到了国庆长假，我到厦门大学看望一个朋友。那天晚上朋友做东，席间有个教心理学的教授，我便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教授听我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沉默了一会说，你说的这个李大力很有可能是受到了什么外部刺激，一下唤醒了他肩负使命的意识。他觉得他有必要去完成那个任务，兑现他对团长的承诺。

教授的一席话似乎一下就点拨了我，那么这个刺激是什么呢？1960年，当时全县饿殍遍地，除了挨饿，那年还发生了什么？将军那年回到过当地！我灵光一现，对，是将军，是将军的回来刺激了李大力！我为自己这个发现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回到县城后，马上和姚一鸣探讨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李大力和王木根是在1960年夏天互杀而死的，而将军也正是这一年的夏天回到当地，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你的意思是将军回来视察工作的消息传到了李大力的耳朵里，原先那个尘封多年的追捕任务又被唤醒，他觉得必须处置王木根，必须完成团长交给的任务。姚一鸣的脑袋转得十分快，马上就明白我的意思。

对，李大力得知将军回来后他一定是欣喜若狂。历尽千辛万苦，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觉得团长是来接他回部队的。但是当年团长曾给他下了死命令，完不成任务不要回去见他。李大力觉得在去见团长以前必须完成任务，才有脸去见团长，才有脸回到他魂牵梦绕的部队。曾几何时，一个军人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意识从他心中苏醒。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下决心处死逃兵王木根。我們暂且不去管李大力再去完成当年的那个任务还有没有意义，但我想，对于李大力来说，不管他曾经是多么的出色精明，但是在泉上镇已经是一个废人，特别是眼睛瞎了以后，他对外面的事情基本是一无所知。换句话说，他根本就不懂得当时的社会形势发展到了什么阶段，所以当他的使命感被重新唤醒时，他那颗热血沸腾的初心告诉他，自己还是一名战士，战士就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折不扣去完成任务。

但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将军那年回来视察并没有到泉上镇，李大力一个瞎子又是怎么会知道的呢？

这个问题我还是在大贵伯公口里得到了答案。他回忆说，那年夏天，大旱，蝗虫铺天盖地从空中飞过，黑压压像乌云一般。檀河断流了，每日起早的人们如打仗般在河里争抢着仅剩下的一点泥浆水。太阳白花花的，晒得青石板直冒烟。石拱桥头那棵老樟树的树叶已经让蝗虫吃得干干净净，上边结满白白的蛛丝，像蒙上了一张巨大的网。上了年纪的人忧心忡忡，天灾人祸他们见得多，但老樟树结满蜘蛛网他们从来都没人见过，这是要给谁戴孝呢？谁也不晓得。大家都感到这事诡异，很少再有人到老樟树下来了。

可后来也不知怎么的，一连几天突然大樟树下又开始聚集着乘凉讲古的人，他们都在议论一个话题——前些天县里回来了一个将军，到不少乡镇视察过。最先传这话的是雷七爷，雷七爷的儿子在县政府工作，他说他儿子还陪将军去过凤凰山。当年将军从凤凰山走时还是团长，那可是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将军去看了当年的房东，还给了房东三十块钱和五十斤粮票。

大贵伯公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比吃更让老百姓关心的，说实话，人们对什么将军不将军的并不是很关心。他们在意的是将军送给那房东的粮票和钱，那是让多少人眼红的事啊。

由此可见，我之前的分析是对的。没错，将军回来的消息传到了李大力耳朵里，顿时让李大力悲喜交加。喜的是这么多年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悲的是自己沦落到这个样子，而且至今还没有完成团长交给他的任务。他想起了牺牲的战友，想起了这些年来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他觉得自己愧对团长，愧对战友，也愧对自己红军的身份。他觉得只有完成了任务，才有脸去面对团长，才能回到几十年魂萦梦绕的部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大力起了杀心。

七

到此为止，由崖婆精牵扯出来一系列的谜团基本都得到了解密。最关键的李大力和王木根为什么互杀也找到了答案，我的这个小说到这里似乎也可以收尾了。但很奇怪的是，我总觉得意犹未尽，还有哪里没有交代清楚。

半个多月后，姚一鸣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你知道李大力的眼睛为什么被土匪拍瞎吗？

我摇了摇头，借用麻五的一句话，土匪要害人，哪要什么理由。

姚一鸣说，土匪要害人，是不需要什么理由，但李大力的眼睛被拍瞎还真有原因。姚一鸣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本书递给我，我接过一看，这是县政协文史委1982年编纂的《文史资料》，书页已发黄，虫迹斑斑。姚一鸣告诉我，前几天他让办公室重新整理了资料室，无意中发现了这本书。里面的一篇回忆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让我好好看看。

这篇回忆文章是一个叫黄瑞安的人写的，题目叫《剿灭匪首张泽庆纪实》。姚一鸣告诉我，他通过政协文史委好不容易辗转了解到，黄瑞安当年是剿匪部队的一名连长。此人是山东人，曾担任过县公安局侦察科长，退休后回原籍养老。上世纪八十年代，县政协组织编纂文史资料向社会征集稿件，黄瑞安撰写了这篇回忆文章。不过，黄瑞安早已去世了。

黄瑞安在文中详细介绍了活捉匪首张泽庆的经过。张泽庆是解放前夕县境内最大的土匪头目，手下有四五十人，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经过剿匪部队数次清剿，死的死降的降，只有匪首张泽庆和几名惯匪漏网。一天晚上，剿匪部队得到张泽庆等藏身县城东部董家岭一纸坊的密报，黄瑞安率领一个排的战士连夜奔袭50多里包围了纸坊。经过一场激战，几名惯匪被击毙，张泽庆也受伤被捕。后来，黄瑞安参与了对他的审讯，张泽庆的罪行可谓是恶贯满盈，罄竹难书，用竹管拍瞎人眼的残忍手段就是始于他的发明。

黄瑞安在回忆文章提到张泽庆曾多次带领手下围攻泉上土堡，但都因墙高门厚民众防守严密未能得手。这让张泽庆恼羞成怒，发誓要攻下土堡，血洗一场。一天晚上，张泽庆趁夜黑风高准备用抓钩爬墙，没想到墙还没爬上去，就让墙上的石头砸伤了三个手下。喊打喊杀响成一片，哪有便宜可占。他回想自己每次进镇都是神不知鬼不觉，可每次都会走漏风声，土堡里都有防备，料定是有人暗中给土堡里的人通风报信。他思来想去，镇上的人都躲进土堡里去了，只有檀河边的伊公庙里住着一个乞食佬。气急败坏的张泽庆带人冲进庙里，残忍地用竹管将老人的两只眼睛拍掉。拍下的两只眼珠被他带回山寨喂了他驯养多年的一只鹞子。

黄瑞安的文笔很好，他的这篇回忆文章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特别是他对张泽庆拍掉李大力眼睛那段描述十分生动形象，看了让人惊心动魄。为了说明问题，我将相关部分转录如下：

“张泽庆那天晚上是准备了抓钩爬墙的，没想到城墙上人头攒动，到处都是火把和喊打喊杀的人群。哪还有得手的份，只好下令扯风。张泽庆领着喽啰一口气跑到石拱桥头，正要出镇，突然听到伊公庙里传出“呱唧呱唧”打竹板的声音。他站在桥上歪着脖子想了想，若有所悟，一脚踹开庙门，只见昏黄的灯光下，一个披头散发面目可憎的老头盘腿坐在地铺上，晃着手腕在打着竹板。

张泽庆一脚踹翻老头：‘好你个乞食佬，竟敢给土堡通风报信！一挥手，几个土匪一拥而上，将老头死死按住。

张泽庆揪住老头的头发将他的脸扳起来：‘敢玩老子，我拍掉你的眼！他狞笑着从腰上拔出一根尺把长的竹管，放到嘴里吹了吹，竹管发出‘呜呜的鸣叫，像是一个人在哭泣。

老头‘嗷嗷大叫着，死命想挣脱那些扭住他的土匪，可是他根本动弹不了。这些土匪都是练家子，个个身手不凡。

张泽庆将竹管削尖的一端抵在了老头的眼眶上，在竹管另一端猛击一掌。只听‘噗的一声，那锋利的竹管就插进了老头的眼眶，一颗血淋淋的眼珠就滚落到了竹筒里。老头惨叫一声，昏死过去。张泽庆如法炮制，接着又拍掉了老头另一只眼珠。

那天晚上，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下起了好大的雨，咆哮的风雨掩盖了伊公庙内传出的哀嚎。”

看到这，我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我向姚一鸣要了一支烟，点燃，用力吸了一口。不知是不是被烟熏着了，我突然感到眼睛潮潮的。过了半天，我问姚一鸣，你觉得当年真的是李大力给土堡内的人通风报信吗？

姚一鸣想了一会说，就算是，他又用什么来通风报信呢？

是啊，李大力是怎么给土堡内的人通风报信呢？我想不通，姚一鸣也想不通。带着这个疑问，几天后我和姚一鸣再一次去了檀河镇。

临解放前那年可是镇上最混乱的时候啊，原先那些散兵游勇、地痞流氓晓得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都跑上山做土匪去了。这些土匪到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谁也说不清土匪从哪里冒来的，一霎眼工夫就出现在你面前，砍人脑壳就像剁瓜切菜般眼皮子都不眨一下。大贵伯公坐屋檐下，嘴里叼着竹烟管这么告诉我们。为躲土匪，大伙都往土堡躲。原本土堡住着百十户人家，一下涌进来几百户，家家户户都住满了人，我家连猪圈都清理出来住了两户亲戚。没办法啊，保啥也不如保命对吧。

那时候，土堡里的居民不是有起来自卫吗？我问。

那倒是，这还真多亏了王木佬。

就是和李瞎子互杀的那个王木佬？

是啊。莫看王木佬平时看起来“薯兜佬”一般，关键时刻那还真是个角色。大贵伯公竖起了大拇指说，你可不晓得当时大伙那个吓啊，整天都关门闭户，说话都不敢大声，谁也保不定哪天土匪就会翻墙进来。倒是王木佬站出来说大家这样缩头缩脑不是办法，还不如联合起来自保，就不相信一镇子人还干不过他几十个土匪？大伙被他那么一说，觉得在理，就推王木佬出来牵头。王木佬也不推辞，把青壮年分成几个组，日夜在城墙上巡逻，一发现土匪来犯就打铜锣，大伙听到锣声就驮刀持斧上城墙上拒匪。这一招很管用，有好几股土匪想翻墙打进土堡，都被我们打退了。大贵伯公“嘿嘿”一笑，我那时也有二十郎当岁了，驮了一把鱼叉上阵，鱼叉没用上，倒是往城墙下扔石头的机会多。

按照大贵伯公的回忆，张泽庆带领土匪攻打土堡那天晚上十分闷热，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半天睡不著，后来就听到土堡外传来“呱哒呱哒”打竹板的声音。那竹板声又脆又急，不像李瞎子平时要饭时那么有节奏。当时大贵伯公躺在床上听了一会，想不明白李瞎子半夜三更又发什么癫了。可不一会巷子外就响起急促的铜锣声，就听到王木佬在喊：“土匪来啦，土匪来啦，后生子俚都上城墙打土匪啊。”大贵伯公一骨碌从床上翻起来，操起门后的鱼叉就跑出门去。一时间，土堡里操着锄钯棍棒长矛大刀的汉子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高声呐喊着往城墙上蜂拥而去。张泽庆没想到土堡里早有防备，城墙上到处都是火把和喊打喊杀的人群，石头像下雨般往他们身上砸。顿时慌了，只好带着土匪们往镇外跑。

就是那天晚上，土匪把李瞎子的眼睛拍掉了，对吧？姚一鸣问道。

那些挨千刀的土匪，一个乞食佬都不放过。大贵伯公叹了口气，不过这事也怪得李瞎子自己。

此话怎讲？我有些吃惊。

大贵伯公接过我递过去的香烟，吸了一口说，当时大家都往土堡里躲，可李瞎子却不当回事。有人就去劝他也进土堡里躲躲，可李瞎子说，他有啥好躲的，空手捂个卵，除了一身皮尸骨，还有啥东西能让让土匪惦记的？不听劝，执意要住在伊公庙里。大伙那时自顾不暇，也就没有人多去管他。

土匪干嘛要去残害一个手无寸铁的乞食佬呢？我问。

张泽庆说是李瞎子给土堡里的人通风报信。

你怎么知道？

那天晚上有一个土匪被我们扔下的石头砸个半死，土匪看他走不动碍事，就把他扔下不管了。第二天一早被挑水的汉子们在檀河边发现，像拖死狗般拖到火烧坪。据他交代，张泽庆怀疑是李瞎子走漏了风声，所以要拍瞎他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