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龙宝丰太和寺碑刻文化解读

刘 杰，黄正良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大理 671003）

云龙宝丰太和寺始建于明代，为明清时期云龙一大佛教圣地。该寺建筑规模宏大，装饰富丽堂皇，耗资巨大，遗憾的是此寺已毁，仅遗存碑文三通。一通为清乾隆三十八年碑刻（阳刻《太和寺功德碑记》、阴刻《太和寺常住碑记》），一通为民国《修太和寺北耳碑记》，一通为民国《太和寺诸君和咏诗碑》，这些碑刻是研究宝丰太和寺发展史，以及宝丰盐业史、董氏家族史、移民史、文学史不可多得的资料。

一、太和寺碑刻遗存

乾隆年立碑刻原存太和寺废墟，现存董泽故居，红砂石质，字迹清晰，碑高200 cm，宽90 cm。碑两面刻文，阳刻《太和寺功德碑记》，文林郎乡进士，原任湖北来凤县知县鹤川李儆撰文，金泉后学赵启宇书丹，大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剑川杨子超镌字，檀樾庠生董汝恕、董汝大、董汝久、董汝诚同立。碑首中央刻有一印章，篆刻“福緣義廣”四字，印章左右篆刻“保舍南相”四字。碑文记述了宝丰董氏家族源流、明代董氏开发宝丰盐业史、董氏创建太和寺的缘由等，该碑是研究董氏家族史、明清云龙盐业史、宗教史，以及南诏大理历史不可多得的资料。碑阴刻《太和寺常住碑记》，大清乾隆三十八年立，住持僧教明、密阳同刻，碑文所记太和寺田产四至较详，是研究清代太和寺产经济及云龙地名文化的重要资料。

《修太和寺北耳碑记》。云南府学教授董钦撰，碑已毁。碑文记述了清末民初董钦出资重修太和寺北耳房事宜，此碑文对研究宝丰太和寺发展史，以及云龙宝丰白族大姓与佛教发展关系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太和寺诸君和咏诗碑》。碑原存太和寺，后来被毁，该碑幸得宝丰姚毓琪老师（已故）用心收藏才幸免于难。2007 年大理大学黄正良老师到宝丰下乡期间访得此碑。据黄老师介绍，访到此碑时，碑藏于姚毓琪老师家衣柜后木板夹层中，现存董泽故居。碑文记录了民国年间喜洲孝廉董维邦、喜洲增生董广元、石门陈桂荣、石门解坊松、石门张宪民、金泉段鉴、宝丰董坊、宝丰董钦、石门何显瞻、宝丰杨武勋等于宝丰太和寺和咏诗四十二首。所载碑文字迹清晰可辨，诗文不仅是研究太和寺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是研究云龙佛教发展史和文学史不可多得的文献。

二、太和寺碑刻研究现状

太和寺历史悠久，碑刻遗存文化内涵丰富，已引起学界关注。2008年黄正良、张浚、杨瑀编著《古镇宝丰》（云南人民出版社）收录《太和寺功德碑记》和《太和寺诸君和咏诗碑》。2009年黄正良《南诏清平官董成后裔对宝丰盐井的开发与贡献》（《大理大学学报》载）一文，引用了《太和寺功德碑记》的相关内容。2010年杨世钰、赵寅松等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云南民族出版社）又收录《太和寺功德碑记》，并附拓片。2014年黄正良《云龙山地白族古村宝丰宗教文化调查研究》（《大理大学学报》载）一文，对《太和寺功德碑记》中董氏与宗教信仰之关系进行了解读。2016 年何俊伟《云龙宝丰白族家谱的特色及价值》和《云龙宝丰白族家谱文化解读》（《古镇宝丰历史文化研究论丛第二辑》载）二文对《太和寺功德碑记》进行了部分解读和引证。此外，2018年黄正良主编《云南佛教碑文辑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一书，对《太和寺功德碑记》《太和寺常住碑记》《太和寺诸君和咏诗碑》《修太和寺北耳碑记》碑文进行了录文和注释。

综上，学界已开始关注太和寺碑文，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关注的人还不多，没有形成学术影响；二是碑刻研究大多停留在录文、注释和资料引用上，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文化研究。因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太和寺遗存碑文进行一次综合、系统的文化解读，重要而必要。

三、太和寺碑刻文化解读

（一）关于董氏族源

从遗存碑文看，宝丰董氏族源发展轨迹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南诏时期南京董氏入籍大理，始祖为董成；二是明代喜洲白族董氏入籍云龙宝丰，始祖为董万卷。

1.南京迁入大理董氏世系

《太和寺功德碑记》载：“董氏，东吴缙绅望族，世家金陵。自唐贞观间筮仕南诏，以咸通元年奉遣入觐，八年归国，擢布燮官者，鼻祖讳成公也。”又民国《大理史城董氏族谱·边臣》载：“董成，原籍南京，唐时入滇，为南诏清平官，咸通七年入朝于唐，召见赐赏而还。”碑记和谱牒记载大体一致，结合两个文献，可以勾勒出明董万卷以前落籍喜洲董氏一族谱系如下：

董成（唐）——（缺七代）——董生——董诚——董升——董庆（宋末）——董明（元代）——董惠（元代）——（缺五代）——董万卷（明代）

董成，南诏清平官，大理喜洲人，唐懿宗咸通元年（公元860年），南诏蒙世隆派董成诣成都，坚持以敌国礼相见，剑南西川节度使李福辱之，不屈，拘馆驿。七年，召至京师，见于别殿，赐衣物甚厚，慰遣还国〔1〕。善诗，有《听妓洞云歌》《思乡作》二首，收入《全唐诗》〔2〕。董成为大理喜洲董氏始祖。

参民国《大理史城董氏族谱》和《太和寺功德碑记》知董成后二至八世无志记，第九世董生，第十世董诚，第十一世董升，第十二世董庆、董宝（宋末）。元代董庆生董明、董赐，董明生董惠，董万卷为董惠第六代孙。

2.喜洲迁入宝丰董氏世系

大理喜洲董万卷入籍云龙宝丰有三支：一支为董万卷，一支为董诏，一支为董诰〔3〕。

董万卷一支。《太和寺功德碑记》载：

前明翰林院敕授文林郎杨公士云，犹系宗人别继至，探得卤脉灵源，纠合三五大户首事开井，有功鹾政者，岁贡士万卷公也……万卷公为惠公六世仍孙，雁行三。昆季生子汉纪，以明经出仕巴蜀，明通府典仪簪笏，弓冶之一线复中兴焉。若夫肇造鸡园净土，为寺之开山檀樾主者，即汉纪公所出之冢子在和先生也……而象贤之裔，果如所期，无不敬承休烈者。公子国学生德瑞，孙庠生明弼、庆余，类皆孜孜向善，有祖父风。再传及曾孙子高，为愚先伯父钟爱门徒，警悟敏捷，蚤列胶庠，惜青青无禄，促去修文，仗内君杨氏守志抚孤，效彼画荻和九之佐读。是以长郎愤修，仲氏承修，二子立名，孙支繁衍，入泮者三，重孙亦采芹者二，均及目睹。〔4〕302

以上碑文记述了董惠六世孙董万卷携孙董邦宪入宝丰开发盐井，落籍宝丰，宗支繁衍，家业兴旺的历史。文中杨士云，字从龙，号弘山，别号九龙真逸，喜洲人，杨士云本姓董，因过继给喜洲杨氏，故姓杨。1517 年中进士，选翰林庶吉士，后任工科给事中等，后辞官回乡，隐居著述近十年。著有《黑水集证》《郡大记》《律吕》《天文》《咏史》《宏山语录》等，今存《杨宏山先生存稿》十二卷收入云南丛书。董万卷，董惠四世孙，号怀山，成化间崇祭县学孝子祠，宝丰董氏开山鼻祖，生董汉纪、董汉缙、董汉绅三子，归葬弘圭山。从碑文知杨士云为宝丰盐源发现者。董邦宪，字在和，贡生，例选知县，无心做官，从事盐业，生平好善，发迹后出资修建宝丰太和寺、永平玉皇阁、漾濞云龙桥。其余子孙不再多述。从碑文所记明清宝丰董氏家族成员，结合民国《大理史城董氏族谱·世系》，可勾勒出明清董万卷一支家族世系如下：

董惠（元代）——董光——董俊——东森——董万卷（明成化年间入宝丰开盐井）——董汉纪（四川知县）——董邦宪（入籍宝丰）——董隆——董容——董宽——董昌世——董振裔——董绍舒——

董诏一支。《修太和寺北耳碑记》载：“夫寺名太和寺，中供奉之祖，若宗不特。邦宪公一支迁云以前，迁云以后，至清乾隆间，详列靡遗，即诗公、诏公、诰公三支，亦皆历代相沿，一体奉祀。”从碑文知太和寺不仅是董邦宪一支的宗庙，也是董诗、董诏、董诰三支的共同宗庙。《大理史城董氏族谱》载：“十九世诏，义次子。诰，义三子，移寓云龙州雒马井。”〔5〕而据清康熙二十八年《岁进士三仕外翰岑董公墓志》载：“祖诏公于嘉靖年开创石缝、河边二井，寄寓雒马。”可知董诏是继董万卷之后来到宝丰开井制盐，但其始祖都为南诏清平官董成。其世系大体可勾勒如下：

董惠（元代）——董光——董长——董勉——董义——董诏——董歧——下略

综上，宝丰董氏原籍南京应天府金陵县五里桥，唐贞观间落籍大理喜洲，世代为官，成为洱海周边的望族。明成化间，董万卷入云龙宝丰开发盐井。明嘉靖董诏入宝丰开发石缝、河边二井。洱海周边董氏、杨氏、段氏、尹氏等白族大姓的迁入，有效推动了宝丰盐业社会的发展，宝丰很快成为云龙八井中产盐最多的地方，于是云龙州因盐而治，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 年）至民国十八年的三百年间宝丰成为云龙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二）关于太和寺

太和寺发展历史未见史载，但从遗存碑文和董氏族谱可获得一些信息。下面以碑文和董氏族谱为切入点，就太和寺地理位置、规模建置、田产、重修情况作一探析。

1.太和寺地理位置和佛教地位

《太和寺功德碑记》载：“云阳诸大招提，僻静弘敞，首推太和寺。寺踞州治四里许，其创始落成历有年所，实董氏专门香刹。”文中“云阳”，指云龙州。从碑文和实际采访调查得知，董邦宪所建太和寺位于今宝丰古镇德隆山，距古镇2 km左右，坐西朝东，建筑规模宽敞宏大，为明清云龙州第一大佛教寺庙，现已毁。

2.始创太和寺规模建置

关于太和寺的规模建置，目前无正史资料可考，唯有《太和寺功德碑记》对其记载较详。碑载：

爰就龙山之麓，蠲卜吉壤，坐庚向甲，宏启梵王宫，台阶递进，殿宇三层，大殿冶毗卢金像，配以善慧如来，左伽蓝，右达摩。两庑建斋堂禅室，倒座铸韦陀金身。次殿奉，中三教藻绘庄严，两掖起祠堂、官厅。外殿塑金刚二尊。迎面竖牌坊一座，坊外凿池，池上砌石桥。灌园则长流醒目，多培佳卉，经营结构，备极安详，广置常住。〔4〕302-303

从上文知，太和寺为一进三院，大殿供奉大日如来、善慧如来、伽蓝、达摩。次殿，中间供奉三教圣像，两耳设董氏宗祠和官厅，外殿塑金刚二尊，两厢房设斋堂和僧人居室，门前竖牌坊一座，牌坊外凿池塘，池上建石桥，周围建花园。可见太和寺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是集佛、道、儒和宗庙祭祀为一体的宗教活动场所。

3.太和寺田产

明清时期云南边地佛教兴盛，大理白族地区的佛教寺院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派的情况下，形成了不同类型、具有显著民族宗派特色的佛教寺院经济〔6〕。宝丰太和寺在盐业大户董氏的经营下，无论是寺庙建设，还是寺院田产都得到较大发展。《太和寺常住碑记》载：

一常住陆地一块，坐落盖登东至箐，南至埂，西至月台岭下，北至路主持耕种。一寺坐落龙山之麓，西北隅其基址，园圃连山场隙地，东至大路连陆地一块，西至路，南至干场直上干沟连陆地一块，北至箐住持栽种。一段坐落江外，干地大小共陆坵，左右俱系赵姓田，原租一石，佃户张阿细佃种。一段坐落旧州西箐口，东西至垦，南至水扬，北至路，原租一石，佃户张问政佃种。一段坐落上甸尾村下南首，东至段姓田，南至垦，西至班役田，北至沟，共拾捌坵租贰石佃户施干佐佃种一段坐落上甸尾村连前段沟下，原租四石，佃户施干学、李有和佃种。一段坐落下甸尾村后，原租一石，佃户李有和佃种，此柱共同永卖与佃户等，粮折出银系推己自用，将汤涧李遇阳佃种，南村岭冈田底补入寺，一石随粮伍升，折出本寺上完。一段坐落下甸尾村下沟北，大小共七十坵，原租四石，佃户李有和、李庶佃种。一段坐落下甸尾隔前段，北二垦，原租叁石，佃户李青佃种。一段坐落汤涧清眞寺门首直下，东至沟，南至大路，西至坟，北至垦，租陆石，佃户马宗义佃种。一段坐落汤涧顺河北，东至沟，南至河，西至小沟，北至垦，原租二石四斗，佃户李盛佃种。一段坐落汤涧顺河北，东至马九万田，南至河，西至尹家田垦，北至小沟，租贰石四斗，仙户张四第弟兄佃种。一段坐落汤涧南村山脚大沟外，东至李攀桂，田南至沟，西至李盛田，北至杨际泰田，租陆石佃户李盛段成佃种。一段坐落汤涧南村甸内，东至本家田，南至本寺田，西至李崶田，北至垦租壹石伍斗，佃户马宗义佃种。一段坐落汤涧顺河南边，东至马汝林田南，西俱至小沟，北至河租玖斗佃户李豪佃种。一段坐落汤涧南村东首，东至本家田，南至山脚，西北俱至沟，租壹石伍斗，佃户李遇阳佃种。

从碑记田产四至可以看出，明清宝丰太和寺田产较多，涉及区域较广，东至沘江流域，西至澜沧江流域的旧州、汤涧一带。《太和寺功德碑记》载：“寺踞州治四里许，其创始落成历有年所，实董氏专门香刹。”可知，太和寺田产实为董氏田产。

4.太和寺重修情况

从碑记可知太和寺自明代创建以来，仅在民国年间重修过一次。民国董钦撰《修太和寺北耳碑记》载：

辛酉赴榆应选，后渡洱海，陟鸡山，与佛有缘，亲睹佛光，遂皈依祝圣寺宝三和尚。至是西山日暮，万念皆灰，慨四大之皆空，惟三宝之皈命。庚午鸟倦飞回，为胞兄午桥请，获鸡山怀空法师等赴寺，补祝六秩悬弧见正。中殿、大门、北厢虽岿然独存，然风霜兵燹，墙壁飘摇，此外则一片瓦铄，蔓草荒烟不堪目覩……即桑梓士夫应同护惜，间尝阅历，正式丛林之建造，正殿旁须置两耳：一供禅师，一供檀越，名山梵宇类皆如是。本寺以地形陡峻，两耳付之阙如，免为有识高僧所些议。钦因不避艰险，不惜金钱，先由北耳着手，劈地开山，上栋下宇，颇形吃力。南耳地势稍平，较易施工。南厢倾圯已久，拟来年同南耳一并修恢复。本寺系庚山甲向，正向开门，绳以堪与理气，及审察山水形势，均觉非宜，拟改为丑方，开门则形理兼擅其胜。此外一切坍塌缺陷陆续培修，俾臻完善。寺前后广植松柏、核桃，不独占缀风景，抑储将来培修资料。

碑文作者董坊（1870—1932），字燕朋，号午桥。曾任民国云南两届省议会议员、保山县县长，倡修功果桥，出资重修太和寺南北两厢房，修缮一切坍塌缺陷的地方，并在寺前后广植松柏、核桃等。

（三）关于“三五大姓”与宝丰盐井

宝丰盐业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外来移民的参与，其中大理洱海周边的白族大姓就是宝丰盐井开发的拓荒者和守护者。《太和寺功德碑记》载：“……探得卤脉灵源，纠合三五大户首事开井……。”这里的“三五大户”指的是什么人？查阅宝丰现存历代家族谱系和墓志，结合口述资料，得知他们是来自洱海周边的董、赵、尹、杨、王等白族大姓。下面结合现存宝丰谱牒，就赵、尹、杨、王作一探析。因董氏上文已论述，在此不再论述。

1.赵氏与宝丰盐井

清光绪乙巳年（公元1905 年）《赵学先时敏墓志铭》载：“原籍金陵大宾，自南诏时家于叶榆之喜洲，……迨有明嘉靖始祖瑞河公首事开井，遂赴居金泉焉。”可见，赵氏祖籍是南京，南诏时落籍大理，赵瑞河于明嘉靖年间由喜洲入宝丰开发盐井，并落籍宝丰。

2.尹氏与宝丰盐井

据尹氏族谱《报本追远》载：“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太祖公讳俭……叔高太公生一子介公随任越后，官籍太和喜洲。至万历年间，銮、茂二公始迁云龙，同董、赵二姓并开金泉盐井，故世籍于宝丰。”从族谱记载可知，喜洲尹氏入籍宝丰开井的始祖是尹銮、尹茂。

3.杨氏与宝丰盐井

据《杨氏世系表》载：“汉建兴三年随武侯入滇落籍喜洲，至二十五世杨玉芝于明正统间入籍云龙宝丰。”〔7〕《弘农杨氏统宗世系族谱》载：“鼻祖玉芝公于明正统癸亥年（公元1443 年）进雒马井……与董万卷共同经营河边井、石缝井。”对照二族谱，发现宝丰杨氏始祖为二十五世杨玉芝，其有子杨裕、杨禧，均立业云龙宝丰五井，其中宝丰《杨氏世系表》所载杨氏为杨禧一支。又《杨姓尹姓三宗原委记》载：“铜匠杨，原籍江西，始迁太和，继至云龙开井……桃树杨，原籍邓川，迁始祖杨璜始迁入云龙。”由此可知，宝丰杨氏有来自喜洲和邓川两支。

4.王氏与宝丰盐井

《王氏家谱》载：“始祖王景隆，原籍南京应天府，举进士及弟，任大理府太守，至明正德，……遂入籍大理喜洲。”至始迁祖“王经，于明嘉靖初年举孝廉，候选陕西西安府长安县知县。官后从父命返滇，至五云宝丰井，功成入籍……王氏，世承盐产业，代代出名人”。由此可知，宝丰王氏明嘉靖年间由喜洲迁入宝丰井落籍，家族兴旺发达。

（四）关于宝丰董氏的信仰世界

太和寺既是儒、道、释三教的信仰空间，又是董氏祠堂。为什么董氏要将宗祠和佛教合在一起呢？我们知道，随着宝丰盐业的发展，外来移民不断增多，盐业生产竞争力加大，作为早已因盐发迹的董氏家族，希望在宝丰的盐业社会生活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永立不败之地。为达此目的，董氏除了需要家族内部的自强，还需要通过积极参与教育发展、组织宗教活动、开展公益事业等来提高自身在地域盐业社会中的影响力，以此推动董氏家业发达和盐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1.重儒学，弘扬优良家风

《太和寺功德碑记》载：

而象贤之裔，果如所期，无不敬承休烈者。公子国学生德瑞，孙庠生明弼、庆余，类皆孜孜向善，有祖父风。……董氏自前唐迄今迁居至，再序历数百余年，人经十数余辈，箕裘之绍述，槐市之衣冠，仍旧昌炽，未或凋零。溯厥所自，端由忠厚积德，种善果以广福田，固宜垂裕后昆而食报未艾也。

又民国《大理史城董氏族谱·祖训》载：

历代我祖，垂有遗训，于今审之，孙子敬听：曰教曰弟，曰忠曰信。礼义廉耻，谨言慎行。读书明道，克念作圣。勤力务本，守己安分。外睦乡邻，内肃家政。树德务滋，除恶务净。毋为财痴，毋为酒困。寡过修身，必有余庆。倘有不肖，背逆不顺。品行不端，举止不正。顺厥家风，辱及同姓。人所共耻，神所必愤。各宜小心，时自谨慎。闲邪存诚，行不必径。昔在颜子，四勿自禁。程子继之，四箴垂诫。有过当改，迁善思近。日有所得，年必增进。积福孔多，受天之荫。告我子孙，勉为良俊。不坠先声，不乖成宪。钦哉训词，永言受命。”

从家训可以看出董氏以儒学为本，通过言传身教，世代传承坚守，才获得自唐迄今的兴旺发达。

2.佛教信仰

董氏修建太和寺，意在给宝丰民众一个神圣的宗教教化空间。如《太和寺功德碑记》载：

时流寇蜂起，多方未靖，兼以迟暮嵫景，无心宦达，乃默祷于圣真，惟求进步，后果如愿，谢却尘缨，爰就龙山之麓，蠲卜吉壤，坐庚向甲，宏启梵王宫……先生此举，糜费万金，而恪供三宝，可谓诚于信善矣……董氏自前唐迄今迁居至，再序历数百余年，人经十数余辈，箕裘之绍述，槐市之衣冠，仍旧昌炽，未或凋零。溯厥所自，端由忠厚积德，种善果以广福田，固宜垂裕后昆而食报未艾也。

又《修太和寺北耳碑记》载：

邦宪公生当明季，虽不至如当今混乱，然苻萑烽烟，伤心惨目，与其陷溺尘缘，不如诞登觉岸，是以庄严华藏，启壮丽之招提，镕冶毗卢，设威严之圣像。夫佛敎圣集大成，厥惟释迦牟尼，我辈处娑婆世界，释迦即为敎主。然不庄严大雄而独庄严华藏者，以华藏世界不惟范围三千大千世界之娑婆，即去此十万亿佛土之西方极乐亦包孕其中也。又佛教十宗，密宗特为神异，毗卢即密宗之主。邦宪公顶礼大日如来，其深得佛学三昧乎？钦幼读儒书，执唐韩昌黎、宋欧阳文忠、明王文成辟佛学说，既又触共和毁佛风潮，目击末流，四众赖常住以偷生者，犹小也。莫甚于盗淫相习，以院宇而藏姤纳污，藉般若以清谈者，犹显也。莫甚于权利是图，假宗敎以夤缘笼络世道人心，关系非尠，亦尝极力诋诽矣。旋身膺锢疾涉猎内经，旁通内典，觉佛学大精深，间有儒家所不及者。其阳托乎？佛者即其阴背乎？佛者也。辛酉赴榆应选，后渡洱海，陟鸡山，与佛有缘，亲睹佛光，遂皈依祝圣寺宝三和尚。

从碑文所记董氏对太和寺的修建、修缮、广施田亩可见，自明代董邦宪至民国董钦一代，董氏世代信仰佛教。

四、太和寺碑刻价值

（一）宗教研究价值

太和寺每篇碑文都涉及佛教内容。如《太和寺功德碑记》不仅涉及祖先崇拜，而且还涉及儒、道、释三教，其中佛教内容较多，这些信息对研究明清云龙宗教史具有重要价值。《太和寺常住碑记》所记太和寺田亩四至较详，是研究明清云龙寺院经济不可多得的资料。《太和寺诸君和咏诗碑》追忆了明清董氏佛教信仰，详述了董氏对佛教的虔诚和贡献。《太和寺诸君和咏诗碑》每首诗都涉及太和寺佛教内容，认真研究这些诗，可以挖掘太和寺的大量佛教信息和奇闻轶事。

（二）历史研究价值

《太和寺功德碑记》《太和寺常住碑记》《修太和寺北耳碑记》所记董氏家族史、盐业史、寺院经济史、移民史较丰富，这些信息对研究汉族移民入滇史、白族史、盐业史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太和寺诸君和咏诗碑》追述明代至民国宝丰董氏发展历史较详细，这些信息不仅对研究宝丰太和寺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宝丰历史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文学研究价值

《太和寺功德碑记》《太和寺常住碑记》和《修太和寺北耳碑记》行文流畅，逻辑严密，层次清晰，叙事清楚，是难得的记事碑文。特别《太和寺诸君和咏诗碑》所载四十二首和咏诗虽然多为地方乡土文人唱和之作，但内容丰富，较接地气。如段信古咏三奇摄影：“香刹而今几岁华，庄严古佛踞莲花。耳环一串和良冶，嘴角千秋放彩霞。年代云遥传盛事，精诚所结岂浮夸。吟成俚句嵌东壁，后世兴观信感嗟。”段信古，1876 年生，清末廪生，精于诗文、书法。其诗文通俗简练，平仄、对仗工整，诙谐有趣。此诗题目三奇指的是太和寺“毗卢放光、洞宾属对、古柏龙迹”。这首诗写的是第一奇“毗卢放光”。此诗以律诗的形式将太和寺悠久的历史、宏伟的建筑、惟妙惟肖的圣像，以及董邦宪夫妇倾尽家资，诚信修建太和寺历史写得淋漓尽致。诗中“耳环一串和良冶”指董邦宪夫人诚心舍金耳环熔铸毗卢金身一事。《五云董氏家乘》载：“寺中以铜冶者，大殿正中毗卢趺坐，高约七尺五寸。两旁站善慧如来，俱高五尺有其。倒坐韦陀，高亦将及五尺。佛棹供奉释迦太子，高约二尺七八若，西方三圣，高不过一尺八九而已。正殿香炉重约七八百斤。中殿香炉亦重五百斤不下。相传开铸时，各像及香炉一火成功，惟毗卢像三镕不就。经铸工面请邦宪公及其夫人，以积诚未至，难免一篑功亏，夫人即将仅留耳佩金环舍入炉中，始达圆满目的。迄今及三百年毗卢圣像不时于左嘴角舒放祥光，白色稍间五彩，形如朝上月钩，映射二三尺许，同辈中多有及身瞻仰言之凿凿者。夫佛像慈悲庄严，惟妙惟肖，为有目共睹。若特现异彩，则与佛经历历所载放大光明，并夙闻四川峨眉朝普贤之明灯，及辛酉冬钦赴鸡足山亲睹九重华严之佛光仿佛相似。佛法玄妙有令人不可思议者，此为寺中第一奇。”这也许是一个编造的故事，但折射出董氏夫妇积德从善，诚信处事的美德。诗文没有直接颂扬董氏夫妇美德，但以一个典故来点化，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感。在四十二首和咏诗中佳作不少，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