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诗经》中的俗字溯源释例

李 索, 李双池, 俞绍宏

（1.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2.郑州大学 汉字文明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1）

敦煌写本先秦文献中，有许多记录同一个词用不同形体的字所形成的“异文”，对此，传统上往往以隶楷阶段的“正字”字形为标准，将其统称为“俗字”。其原因则往往认为是正字的“简化”“繁化”或“讹化”造成的。实际上，许多“俗字”与正字的“简化”“繁化”和“讹化”并无关系，它们往往有自己的来源①本文所谓“古文字”指商周文字。。从历时的角度，将这些俗字与其古文字形体对比研究，不仅有利于对俗字的辨识，更准确地把握俗字的形音义，而且有助于将敦煌俗字的研究从文献学层面的“辨识”深入到文字学层面的形、义关系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限于篇幅，仅择取敦煌写本《诗经》（残卷）中的10例异文，溯源探流，寻其演变轨迹和理据，且就教于方家。

1.“喬”及“喬”旁作“”

谨案：《说文·夭部》：“喬，高而曲也。从夭，从高省”。《隶辨·宵韵》载《陈球碑》“司空玄”，“喬”作“”；《郙阁颂》“析里大”，“橋”作“”。并注：“（喬）《说文》作‘喬’，从夭折之‘夭’。碑变从‘犬’，或从‘’。”[1]“”为什么从“”呢？郘钟铭文中的“喬”作“”[2]，虽不从“夭”，但是上部作弯曲形，与《说文》训解相合。古文字中的“喬”上多从“九”，如包山49号简“”[3]。由于古文字“九”的左上端为“又”形，若其右下向右的笔形有所简约，就与“九”形近。如“又”，沪简四《曹沫之陈》简12作“”[4]，从“又”的“有”作“”；与“九”作“”（者钟）[5]、“”（随县121）形近，因此“喬”或简讹从“又”，如侯马盟书作“”、沪简四《曹沫之陈》简8作“”。可证，“”上部的“”很可能就是古文字“又”（）的隶定形式。

2.“墙”作“”

谨案：《说文》“啬”部 “牆，垣蔽也。从啬，爿声”；所录籀文“牆”右上从二“禾”或二“来”，其中从二“禾”的籀文字形见于西周时期的牆盘（作“”）等器物。沪简《孔子诗论》简28评论《墙有茨》一诗，其中的“墙”字也是从“爿”声，以《说文》“墉”字古文为义符，作“”；同样的字形也见于沪简5《三德》简19、包山170简、郭店《语丛四》简2。从“爿”得声的“牆”字形也见于睡虎地秦简《秦律》195简，作“”。从“土”的“墻”不见于《说文》，而且迄今为止在出土的秦以前文字材料中也未见。西汉史游《急就篇》中有“泥塗堊塈壁垣牆”一句，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初编）》收录《急就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版），在其所录的只有正文的《急就篇》古佚本中，“牆”作“牆”（第18页）；在所录的带有颜师古、王应麟注文的文本正文中，“牆”作“墻”（第233页），然而颜师古注径作“牆，鄣也”，王应麟注径作“牆谓之墉”（第234页），两家注文中的“牆”均从“爿”声，不从“土”。可见在颜、王据以作注的《急就篇》版本中“牆”仍然作“牆”。据刘伟杰《〈急就篇〉研究》，“牆”宋太宗本作“墻[6]。如此，则西汉时期的《急就篇》“泥塗堊塈壁垣牆”中，“牆”本作“牆”。因此从“土”的“墻”应当为后起的字形。

古文字中“疒”、“爿”（“床”字初文）旁常有混讹者，如“瘳”从“疒”作“”（新蔡零189简），有讹从“爿”作“”（包山188简）；楚简中有从“疒”、“方”声的“病”作“”（包山243简），“疒”又讹作“爿”作“”（包山207简）；“疾”从“疒”作“”（新蔡零121简），有讹从“爿”作“”（包山236简）。《隶辨》载《曹全碑》“牆”作“”，《尧庙碑》“牆”作“”；《隶辨》卷六：“……牆字皆从爿，或作，讹从疒。”[7]由于“爿”、“疒”形近，在古文字和汉碑中常有混讹，或许正是“牆”作“”的原因。

3.“初”作“”、“”

谨案：古文字中“刀”旁上端时有向上后仰的笔势，如“则”作“”（沪简一《缁衣》简6），“”字右旁来源于的“”的依形隶定。古文字中“刀”旁在构字时有时可与“勿”旁互换，如“则”又作“”（郭店《老子丙》简6）。故“”当来源于“”右旁的依形隶定。

又，“衤”与“礻”字形近，汉碑中即有讹变之例。《隶辨》卷六：“裕或作，讹从礻。”

4.“緇”作“”

5.“滔”作“”

谨案：“滔”从“舀”声，“舀”从“臼”、“爪”，古文字作“”（香港中文大学藏楚简6）。金文有从“舀”的“稻”作“”（曾P.簠）、（陈公子甗），“”（史免匡）。

《说文·臼部》“臽，小阱也。从人在臼上”。甲骨文“臽”有从“凵”作“”者[8]，西周金文钟作“”。古文字中“人”形偏旁下偶有增“止”形的，如族徽金文中的“”字所从的“人”旁下或有“止”作“”形，“”（“保”字）形所从的“人”旁下或有“止”作“”形。“”字“人”形中间的圈形应为其“人”旁下“止”形的讹变并上移的结果，此类讹变上移的“止”形金文中并不乏见，如《说文·丮部》“象手有所丮据”的“丮”字，字形本像人伸出双手形。金文中用作“其”的字形有的从“丮”作“”，有的字形所从的“丮”下带有“止”形作“”，有的“丮”下的“止”形讹变上移作“”。西周金文中有一个从“丮”的字作“”，所从的“丮”下或从“止”作“”，所从的“止”又变形上移作“”。

6.“翺”作“”

谨案：“翺”又作“翱”，左边的“皋”与“臯”为同一个字形的不同写法。《干禄字书》收录所谓俗“翺”字作“”，应是一个从“羽”、“睾”声的字。字形“睾”来源于“睪”（音“yì”），“”即“”之异写。

《说文》卷十“幸”（音niè）部“睪”（音“yì”）训为“目视也。从横目，从幸”。此字甲骨文作“”，本像手梏形；两周金文偏旁中多作“”，已经变得不像手梏，为小篆所本。金文中的“睪”以及从“睪”的“斁”又简讹作“”、“”、“”、“”（以上前三例“睪”分别见于在毛公鼎、牆盘、南宫乎钟，均用作“斁”；第四例见于栾书缶）。楚简中的“睪”作“”，又简讹作“”、“”[11]。

7.“胥”字及胥旁作“”

谨案：“胥”上从“疋”声，“疋”下从“止”，“止”古文字中有作“”（沪简一《缁衣》简16），[1]“疋”古文字有作“”（沪简一《孔子诗论》简10）者，“”上部可能即此类写法的“疋”下省去一个“”后的隶定形式。

8.“右”作“”

谨案：“右”为在古文字“又”初文的基础上增加“口”形而形成的孳乳分化字。古文字“又”旁在隶楷阶段的汉字中有两种隶定形式：“又”、“”。“”上的“又”旁来源于第一种隶定形式。

9.“斨”作“”

10.“寡”作“”、“”、“”、“”

限于篇幅，以上诸例只是举例性质，但也足以证明部分俗字有其自己的古文字渊源。敦煌俗字是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难点之一，辨识无疑是重要的，但理清其来源和形体变化，不仅可以使辨识有据可依，有理可循，而且对敦煌俗字的整体研究亦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