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的三重内涵及新时代启示

蔺 奥, 符 豪

(1. 辽宁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2.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权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概念,但古往今来在主流政治学或哲学领域却并未得到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研究重视度,法国哲学家科耶夫坦言:“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权威的问题和概念很少得到研究”[1]。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征途中对权威问题十分重视,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多次发表关于权威问题的论述,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权威思想,恩格斯的《论权威》更被认为“把技术性的方法运用得登峰造极”[2]。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党的权威、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三个方面,这三重内涵凝聚了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的理论精髓,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更在新时代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源泉,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经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权威的概念解析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权威问题的理解是一个历史过程,他们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在论战与比较中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地明确了权威的概念,厘清了关于权威的争议和分歧,揭示了权威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1. 关于权威的定义

古往今来世界各国的政治理论家都对权威进行过阐释,或认为权威就是自上而下专断的权力和国家的暴力,是威严与法权的集中体现;或认为权威是基于恐惧和强制的一种顺从关系,反映出受统治与压迫的不自然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诸多先贤理论精华的基础上,从唯物史观出发对权威进行了科学全面的界定。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3]274这清晰定义了权威关系的两大根本原则——权力性与服从性:一方面是加意志于他人的一定的权力,另一方面是他人对意志的一定的服从,二者缺一不可,辩证统一,如阴阳两极般构成权威关系的平衡,“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3]276。无权力则无权威,一定的权力是权威形成的基础性条件,没有权力的约束极易催生个体的散漫与混乱;无服从更无权威,缺少服从将无法形成稳定的权威关系,只会导致抵制和反抗。权威是意志施加与服从的辩证有机统一,这是由社会和自然决定的,纵使“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3]274,但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利用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取代权威的作用,权威现象是伴随社会存在而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

2. 关于权威与自治的关系

关于权威与自治、集中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是争论不断的热门议题。把权威当做绝对的灾祸、自治当做绝对的良药是否正确?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予以辩证的判断。当无政府主义者声称权威就是绝对的祸害,否认一切权威及其作用,主张没有任何权威和国家的完全自由状态时,恩格斯直言:“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3]276。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及各个方面都需要一定的权威,它起到将分散的个人活动组织起来的作用,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使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条件。随着社会大工业的不断发展,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更加丰富,权威存在的范围只会更加广泛。对于将权威与自治对立起来的极端思想,恩格斯指出,“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4],每个人固然需要自主的权力,但是这种自主是建立在权威之上的自主,没有集中统一的意志就相当于失去了使社会继续存在的条件,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也就无法保障。因此,没有绝对的权威亦没有绝对的自由,权威是自治的保障,二者相互依存、辩证统一,并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它们的应用范围和程度也相应发生着变化。

3. 关于权威与威权的区别

威权主义(或权威主义)意指一切形式的独裁主义,在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政治风潮席卷西方之时,主流政治学界几乎把权威与威权等同视之。第一国际时期,巴枯宁及其党羽在攻击以马克思为领导的“国际”总委员会时频繁使用“权威主义”“俾斯麦分子”“独裁者”等词语,极力将马克思与总委员会描绘成封建君主般的威权个人与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坚决反驳,对权威与威权的区别予以阐明。首先,总委员会不仅不是威权组织,反而坚决维护原则和道义,受到“国际”绝大多数成员的自愿拥护。总委员会既无军队也无预算,“只具有道义的力量”[5],“这种权威是大家自愿承认的”[6],如此毫无暴力、强制的领导机构无任何威权可言。其次,巴枯宁派对权威概念的滥用,代表了一些人把权威与威权故意混淆的政治观点。恩格斯犀利指出,巴枯宁派对什么一不如意就会运用权威主义进行攻击,故意混淆权威与威权的内涵。实际上,权威在社会各个领域都是客观存在且必然需要的,而威权主义(权威主义)是权威主体无限度、非理性使用权力的体现。反对威权不应模糊笼统地反对和废除整个权威关系,这对人类社会毫无益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事实上坚决反对威权主义,他们始终批判腐朽反动、残暴虚伪的旧权威,倡导建立科学民主的无产阶级权威。

二、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的三重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解和把握权威本质的基础上,在参与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实践中形成了科学系统的权威思想。党的权威、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是其权威思想的三重主要内涵,三者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既明确了权威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全部指向,也论证了权威在人类解放历程中的重要地位;既在实践上具有纵向的历史传递性,又在理论上存在横向的逻辑递推性,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中不断完善科学权威思想的内涵。

1. 党的权威:以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联合活动

建立和维护党的权威是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的重要内容。一个拥有权威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党的统一领导与全体党员和无产阶级的坚决服从的辩证统一,不仅在内部可以形成高度认同的宗旨和纲领,也对广大无产阶级和群众具有较强的号召力,不仅加强了党的内部建设,也提升了对外革命斗争的战斗力,从而有助于其最终目标的实现。

第一,党的权威的重要作用在于集中阶级意志、维护党内团结,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坚定、组织严明、意见统一,以正确的纲领、路线和策略保证运动的方向。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必须要集合整个阶级的力量,实现整个阶级的利益,把不同的思想和意见集中统一起来。如果党内成员都各执己见、各行其是,党组织就会涣散,无法作出任何决策、举行任何活动。因此,党必须有足够的权威,才能使全体成员团结起来,使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及时处理和管控不必要的分歧与矛盾,制定和执行统一的路线、方针、政策并采取一致的行动。在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十分强大,反动政权既可以凭借强大国家机器镇压工人起义,也可以借助资本与谎言破坏工人运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处于敌强我弱的极端不利局面。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呼吁建立一个将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党组织,更要求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坚定、组织严密、纲领清晰、政策合理,从而取得人们的支持和信任,这是工人群众发挥革命优势的关键,也是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夺取胜利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工人阶级政党的组建和成长,悉心指导工人各项革命活动,与党内党外错误思潮据理抗争,粉碎党内机会主义图谋,在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英国工联派、蒲鲁东派、巴枯宁派的坚决斗争中明确党的科学路线,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维护了党的权威地位。

第二,党的权威的核心功能在于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使分散的、自发的斗争变为整个阶级自觉的、统一的行动,形成强有力的运动合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针对旧权威的压迫与欺骗,工人的反抗斗争多是零星、分散的,斗争形态多是混乱、无序的,斗争方式多是粗暴、落后的,斗争结果多是被镇压或“招降”而最终导致失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想要真正获得解放,就必须形成以无产阶级政党为权威领导的战斗队伍,他们相继参与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等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积极帮助多国建立民族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逐渐把分散在世界各处的斗争活动凝聚成统一有力的工人运动洪流,将共产主义信仰传遍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在根本立场、组织原则和政治目标上与有产阶级一切旧政党相比有本质不同,这种不同彰显出无产阶级政党拥有不同于以往旧政党的科学权威。以往的旧政党往往通过法律维系自身地位,以欺骗性或强制性手段迫使其他一切阶级服从自身统治,而无产阶级政党得到广大人民的自愿承认和拥护,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能够形成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有效组织和领导革命运动,致力于实现宏伟的政治目标。

2. 政治权威:没有压迫的工人阶级的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在批判和反抗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腐朽残暴的旧权威,为争得无产阶级统治而不懈斗争。封建权威残忍剥夺了人民的民主与自由,强行镇压理性与科学,以专制王权和宗教统治压榨百姓;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实现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却将人对人的奴役状态变为资本对人的奴役状态,催生出生活极度困苦的无产者阶级,所谓的自由和民主也只是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幌子。马克思恩格斯阐明,过去一切政治权威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腐朽权威,只有打破旧的国家政权才能建立起真正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的科学权威。

第一,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以科学政治权威引领人类社会的前进发展。革命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一直是最进步的力量,是打破旧制度、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革命作为推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权威的必要手段,直言革命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法国二月革命的胜利让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十分重视,他们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借鉴,认为解放整个阶级的目标“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7];回顾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可了公社利用革命武装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实践,但同时提出它的致命错误也正是没有及时利用革命武装彻底摧毁反动政府,最终导致旧权威复辟和运动失败。需要指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革命原则只是推翻旧权威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方式,而并非压迫无产阶级的专制工具,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权是立足于广大无产阶级、具有正当性和民主性的科学政治权威。

第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以无产阶级专政彻底镇压和铲除残余旧势力,对旧权威遗留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造,为建设新社会积累物质和精神财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强调无产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通过暴力打碎国家机器、夺取政权,还指明要在革命成功后一段时期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积极履行新型政治权威的使命。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阐述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理论,即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必须经历一个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8]。无产阶级专政绝对不同于资产阶级鼓吹的“现代国家”,而是实现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的伟大目标的必然阶段。“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9]95,马克思这句经典论述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旧政权的显著区别,强调不仅要推翻旧权威,还要以无产阶级权威打碎一切旧的国家机器,改造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制度,为共产主义社会积累充分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第三,建立和维护无产阶级政治权威,必须坚决反抗封建残余、资产阶级等反动势力,与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等分裂图谋抗争到底,把牢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方向。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史就是他们与反动势力和错误思潮不断斗争的历史,封建和资本两大反动旧权威时刻污蔑和诋毁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时刻企图篡夺党和运动的领导权,马克思恩格斯在复杂艰巨的革命背景下坚持以科学理论捍卫政治原则和路线,与敌对势力坚决斗争。任何统治阶级都在维护自身阶级的利益和特权,一切机会主义思潮的目的都是企图分裂无产阶级政党、阻碍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时刻教育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牢记历史使命,明确革命的最终目标,善于识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阴谋,始终将政治斗争作为抵抗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重要手段,任何时候都决不放弃建立与维护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威。他们在不懈的斗争和论战中形成了科学的政治权威观,以坚定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路线为无产阶级政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保驾护航。

3. 社会权威: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

权威不仅限于政治领域,还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权威作为社会的必然客观存在,对组织社会有序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权威和政治权威同时存在,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而当社会步入共产主义阶段后,政治权威将丧失其统治职能,只存在负责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的社会“勤务员”——社会权威。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权威表现在社会组织在履行管理社会、指挥生产、分配资源、组织分工等社会职能时支配他人的能力[10],它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问题都需要靠权威解决,例如车间的生产、机器的运作需要遵守严格的工序和流程;铁路的运转、轮船的航行需要服从统一的指挥和安排,任何领域都需要建立一种组织与协作的关系,“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3]276。社会权威作为伴随人类社会产生发展而形成的客观现象,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形态和运行方式,但其社会管理性质是始终存在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为了解决各个领域、各个阶段的矛盾,社会权威就要不断发挥和完善其组织管理功能,维持社会正常的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因此,不论社会组织和生产的物质条件如何,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都是必要的,并且随着生产条件和大工业的不断扩展,社会权威将“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3]276。

第二,在无产阶级专政“过渡阶段”,政治权威将与社会权威共同发挥重要作用。1848年革命爆发后,受到法国二月革命胜利的鼓舞,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他们推翻旧权威的使命,接下来的历史舞台将会交给无产阶级,于是他们为自己最为关注的德国拟定了一份无产阶级的革命计划——《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在文中马克思恩格斯细化了在《共产党宣言》中篇幅尚浅的策略主张,提出一系列共产党革命后的社会计划,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阐述社会权威职能。在这一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政治权威将与社会权威同时发挥作用。面对巴枯宁等反权威主义者对权威的指责和诋毁,恩格斯给予反击:“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3]277,但是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首先消除国家得以存在的各种社会条件。只有以无产阶级专政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彻底改造旧社会和旧的观念制度,积累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极高的精神境界,才能达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使国家和政治权威自然消亡。因此,在革命成功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必然也必须共同存在,以建立崭新政治制度、管理和服务新的社会生活。要尊重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历史前进动力,正确认识“过渡阶段”中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的辩证关系。

第三,随着未来政治国家的消亡,权威将以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职能继续发挥作用,社会权威将成为共产主义秩序的守护者。在科学论证政治权威存在的必要性及最终消亡的历史趋势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权威将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后保留下来并继续发挥积极作用。随着国家的消亡,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阶级统治将不复存在,具有统治功能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但社会依然存在并需要运转、管理和提供服务。此时“公共职能……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3]277,“社会本身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9]168将执行服务社会的公共职能,对社会的各方面进行组织管理,社会权威也就独立地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贯穿人类未来的“观察者”和“服务者”。

三、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的新时代启示

当今时代风起云涌,变幻万千,“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的理论精髓,着力坚持和维护党的权威,积极发挥政治权威对改革的关键导向作用,使权威立足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以新时代的权威思想全面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成功。

1. 务必坚持和维护党的权威

在新时代的关键历史节点,坚持和维护党的权威,捍卫党在各项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是党和国家一切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对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加强党的领导具有重要意义,是新时代权威思想的核心内容。

第一,坚持和维护党的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党的权威不仅是革命时期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革命成功后巩固革命成果、建设社会和引领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光明大道,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历史性成就。历史和经验证明,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一切事业和工作的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想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2],而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首要一点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过去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党制定的科学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取得的,未来宏伟目标的实现更需要依靠党的全面领导,需要每个人自觉坚持和维护党的权威地位。

第二,坚持和维护党的权威,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党中央作为党的大脑和中枢,在全党具有决定性地位,各个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以党中央的理论、路线、方略和决策为指导原则贯彻落实基本工作,自觉向党中央看齐,维护党中央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时期十分重视总委员会的权威,认为总委员会作为“国际”的领导机构和执行机关具有执行相关决议、联合各支部、防止叛徒建立支部的重要作用。历史和经验证明,党中央有权威,党才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才能确保政令畅通、有效统领社会各个领域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没有中央权威,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党的决策部署也将成为空谈。维护一个领导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3]邓小平说过:“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14]党如果没有一个主心骨,就会出现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就无法制定科学统一的方针政策,更无法团结和凝聚全党全社会的蓬勃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15]在当今深刻变化的复杂世界形势下,在各种风险考验交替出现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历史节点下,坚定不移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已成为必然选择,这是党和国家、人民的选择,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胜利的保证。

2. 坚定政治权威的关键引领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明,在通过革命手段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要使政治权威积极发挥建设和改革新社会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改革成为党和国家发展的发动机,政治权威则是指引党和国家前进方向的指明灯。

第一,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政治权威不断引领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沿正确方向和道路前进。方向和道路是决定改革开放成败的关键所在,习近平强调,“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16]。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证明,改革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恢宏成就,之所以获得广大人民的高度支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把握住前进的正确方向,这一切都与党的政治统领密不可分。新时代下全面深化改革面临更多的艰巨任务,充满更多的风险挑战。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存在许多别有居心的势力混淆视听,鼓动改革向不正当的方向偏离,甚至向西方政治制度靠拢。这就要求我们坚定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洞悉敌对势力的真实意图,秉承能改的坚决改、不能改的坚决守住这一原则,走好我们自己的道路。必须在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等根本性问题上保持政治坚定性,使改革在政治权威的引领下远离“老路”和“邪路”,确保改革方向不偏离、改革任务不落空、各项事业稳步有序,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

第二,促进国家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日臻完善的政治制度构建推进政治权威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改造适合工人阶级政权的“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9]163,多次规定和建立了适合无产阶级政治权威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威作为党和国家不可或缺的力量,需要以严格的政治制度为保障,需要在先进、合理、高效的现代化政治制度框架中发挥出最大的统领和治理功能。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完善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努力前进,以更为先进、成熟、定型的制度作为政治权威的有力保障。

3. 发扬权威的人民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构成权威内涵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权威客体的“自愿的服从”,科学的权威既取之于民也更好地用之于民,具有人民属性。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作为党领导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治国施政,将人民放在“阅卷人”的至高地位,这是权威的人民性在新时代的最好诠释。

第一,全面统领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关注的国计民生重大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带领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权威立足于人民,也必然为人民服务。新时代下,保障和发展民生是党治国理政的关键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略之一。党把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脱贫攻坚、人民健康、社会治理、国家安全等方面作为新时代民生工作的重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使人民群众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党和国家也开始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发展的多元化和更高层次需求。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困难群众始终是党和领袖最为牵挂和关注的群体,在新时代,党决心以更坚定的态度和更强大的力度努力夺取脱贫攻坚这个伟大战役的成功,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硕果,共同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路扎实迈进。

第二,充分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人民以无限的热情与活力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大潮中。权威立足于人民,也要依托于人民。改革开放之所以不断取得突破与成就,就是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始终重视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17]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埋头奋进、真抓实干,使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人民的实践和创造在建设复兴之路上起到了不可代替的关键作用。在新时代,党和国家着眼于时代发展的新特征,将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积极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充满活力的新发展理念调动广大人民的奋斗热情,使党心民心凝聚起来,共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