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技术重塑社会行为的发生逻辑

王仕民, 黄诗迪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人是社会的动物,概念上的社会行为几乎可囊括一切人类行为,在类别上可被划分为个体间的交互行为、个体与集体间的交互行为、集体与集体间的交互行为,进而可被凝练为人类生产方式、交往模式、生活图景的整体。作为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模式的直观写照,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与速率直接关乎作为人的存续,同时还决定着以何种形式实现对人类社会的构建。如今,整合于系列前沿科技并直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交往的互联网技术,在建构人类生存方式、创设新型人际关系、彰显时代伦理形态等方面表征着既全面指涉又突出彰显的意义。随着技术平台和理论支撑的前置性科技发展,互联网技术革命在发展逻辑的联动中实现革命的延展,同时对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和人类伦理观念实现着瓦解与重构,并于具有互联网技术之工具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的人类行为塑造中,构筑着网络空间中人类交往的行为模式。

一、 互联网技术革命发生的前置条件

简·梵·迪克曾对网络社会作出“以微电子革命、数字化信号语言、储存和前馈原理、分层组织、新链接与融合为基础”[1]的阐述,这为我们探明互联网技术革命得以发展之原因与源流提供了可靠视域。微电子技术的成熟首先带来了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重大迭代升级。20世纪末至今,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进程中经历着第二次通信革命,其中,微电子技术的成熟首先带来了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重大迭代升级。基于微电子技术创新在集成半导体领域的切入,当前的科学技术已可成熟地将数以十万计连接点的芯片囊括到仅有若干平方毫米的集成面板上,从而使得微处理器的研发、量产和普及成为技术主流,推动着电子计算机小型化和个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与此同时,随着微处理器技术的成熟,计算机处理过程的分散化趋势亦日益显著,它为数据通信和数字交往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外部环境,对人类交往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电话网络的计算机化和互联网化,使得虚拟交往从局限于有声状态发展成为与传统现实交往高度趋同的图文并茂、影音同步的交际模式。

与微电子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是电子交互信号和传播方式的主流化,它使得以二进制计算、交流方式的计算机语言成为跨越文化边界、种族障碍、意识形态的新型人类通用语言。在这种语言普及之前,几乎所有人类交往中产生的信息都必须模拟人类能够直观理解的状态加以表述,这种信息生产与流通的模式至少面临信息原貌难以被彻底描述、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扭曲和受体难以理解信息内容这三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然而数字化信号语言则将一切信息以碎片化的形式进行解码,并转换为以0和1实现表述的二进制信息,确保了信息生产的标准性、信息传播的迅速性和信息还原的完整性,从而彻底革新了信息在生产、传播、理解、存储等方面的存在方式,进而为人类全新的交往领域——赛博空间——的打造奠定了基础、制定了规则。

全新的储存技术及由此带来的人类记忆模式的革新,是互联网全面覆盖社会生活的又一关键支撑性技术。当人们在日常数据储存的任务中优先选择使用电子设备时,“认知—记忆—拷贝—分享”的新型信息传播形式及其所带来的全新交际模式才能获得大众的普遍接受。随着数字化的储存方式和记忆模式植入社会信息的传播系统,电子邮件、搜索引擎、各式处理软件、流媒体节目等如今已几乎完全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互联网技术才成为可能。这种由数字化存储所带动的数字化记忆模式,使得作为信息受体的人们还原信息原始面貌的可能性极大地增强,进而弥补了传统模拟信息所缺失的信息传播之精确性、交互性与可选择性,赋予了每个信息传播的参与者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平等的信息生产、加工、传递、接受之权利,为新媒体时代、全媒体时代和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奠定了逻辑前提,也为互联网技术革新触发人际交往革命创设了传播语境与背景。

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实体平台与交互平台也发生了系列重大革命性进展。随着网络带宽的扩容和互联逻辑的迭代,计算机的实体硬件和用于提升硬件效率的应用程序被以多层级复合、互动的模式进行开发和使用,使得互联网技术对大型超级计算机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也使得互联网时代信息制造权向民间转向成为必然趋势。这其中,作为立体交互平台的互联网,又被细分为基础硬件设施层级、信息处理与交互层级和终端呈现与操作层级,这三大层级都以各自的组织功能支撑和巩固互联网信息的流转与选择,继而统合为整体,让互联网用户能够越过硬件搭建、协议创设和应用编程等复杂而专业的问题,并相对自由地依据自身需求和特征使用和融入互联网空间。

在“软—硬”件处理层面之外,全新信息交互路径的强力支撑成为互联网空间覆盖、囊括甚至取代传统现实空间的关键前提。在当今数据连接逐渐由常规的有线状态转入新型无线状态的进程中,生活于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几乎时刻都在同步延展着自身的线上生命与现实生活。这种两位一体的生活,又随着光纤、卫星、新型无线电和路由技术、基站技术、接收端设备的进步而得以普及,使得生活于网络空间中各异端点上的用户能够几乎无差别地、瞬时地获取信息生产信息,从而将常规生活中限制人们社会交往的地理界限、空间距离和交流阻碍之影响降低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将传统的广播、电视、电话等信息传播模式与互联网中的流媒体进行匹配,进而生成兼备传统与新派的互联网生活模式,为传统媒体用户逐渐向新媒体用户过渡提供了无缝衔接的机制。

上述五类技术层面的革新所直接带来的是互联网技术在生活空间维度对电子通讯、数据流通和大众传媒的统御与融合,这种融合对信息交流模式进行单一化、标准化、即时化处理,使得现实空间中的社会活动无论愿意与非、在线与否,都被客观而难以回避地置于互联网空间之内。这种互联网技术对社会活动于赛博空间和现实空间上的维度统御,一方面客观地增强了信息传播链条中各主体间的关联,并使得这种关联增强的需求不断扩大,为下一次的互联网技术之迭代升级提供了触发机制;另一方面,将信息传播中的各种角色分配扁平化地融合为一,使得生活于赛博空间中的人们在行为模式上明显地有别于现实生活的模式,社会中的人们从被动接受信息的纯粹受体一跃而成为制造、加工、传播信息的主体,并促成人们发出声音、获得认同的需求日益膨胀。

二、 互联网技术革命延展的驱动机制

一般而言,技术革新往往会带来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逻辑上的变动,同时这种技术革命往往又基于不断变动的产业逻辑而被驱动发展。伴随着互联网技术革命之前置技术条件的成熟,互联网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技术通过缔造科技产业、科学发展模式、军工和生活发展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互联网空间,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其发展逻辑之中,并以这种外部环境的构造反过来引领自身前置技术和技术整体的革命,成为其作为产业革命而不断深入、延展的驱动逻辑。

互联网技术革命延展的驱动机制呈现出技术和社会的双重逻辑进路。首先,在技术逻辑上,互联网技术的逻辑始点是赛博空间中的各活动主体,而在开展虚拟实践的过程中,互联网空间中先在的分散性和对传统中心的反叛性,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发展所生成的网络论坛、点对点通讯和平台式交互系统,赋予了活动主体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这使得互联网虚拟实践的参与者在选择是否参与或如何表达的情境中具足了充分延展自身主观能动性的自觉,从而促成赛博空间的信息巨量性、价值多样性和文化复杂性被显著化,并逐渐成为超越现实社会的“超现实”社会、多维“影子”社会。技术是人的机体与能力的延伸,是人不断地创造自身的工具和手段[2],互联网技术由于确切而显著地扩容了人类生活的空间、跨越了人类交流的阻隔,进而确切而显著地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共产主义愿景之接近,同时为这种愿景的实现确切而显著地提高了可能性。在技术特质上,互联网技术依仗以“TCP/IP”为代表的交互协议,在协议规制和运行逻辑上呈现出天然的去中心化、权力分散、主体多元、结构消解等特点,共同地指向了互联网技术所营造的“去中心化”特征。这使得互联网空间在信息传播和信息话语权上,与现实社会空间产生了泾渭分明的差异,它作为一种影响信息交流和人际交往的技术逻辑,彻底地模糊了传统意义上信息、权力、资源、交往的“中心—边缘”界限,使得主旋律与草根、主体与客体、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思维差异与行为差异都大大弱化,成为人类社会走向“新全球化时代”和“后真相时代”的重要推手与事实逻辑。在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一个与以往人类社会各发展阶段都截然不同的松散的、开放的、各参与者在地位上趋于平等的社会交往框架被搭建起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演绎语境中,这种助推实际上完全符合自然辩证法经技术革新而影响交往模式的逻辑理路。

其次,在社会发展的逻辑进路上,技术革命成为全新世界体系和人类伦理模式的构型之依托。现代社会的发展在本质上是由技术的革命所推动的,或者说,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构建于技术之上的社会。以沃勒斯坦、桑托斯、阿明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似乎在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到来之际,就已从社会科学维度对其出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进行了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判定。他们认为“半边缘地区是一个世界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这些地区所起的作用同帝国中各贸易集团能起的作用相似”[3]463,并且基于“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国国家的角度研究帝国主义问题,认为帝国主义现象包含了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和作为扩张对象的附属国”[3]1的先在性,指明“去中心化”和破除资本主义所统治的“帝国”世界体系存在着必然联系。一如沃勒斯坦所明示的:一旦这种原有的居于中心的发达国家(或者说世界体系“帝国”的统治国)“凭借暴力(贡品和赋税)和贸易中的垄断优势来保证经济从边缘向中心流动”[4]被“去中心化”所瓦解,则全新的世界体系和人类存续模式、行为伦理都将被重构,并走向某种全新的共同体。在今天看来,这种全新的共同体形成所依托的生产力革新契机,便是互联网技术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为人类的社会实践创设了全新空间,还生产了全新的、超然于实存社会之上的社会形式,并使得人们可以通过全新的、多元的、去中心的、平面化的、多向度的方式去实现自身的存续、交际与发展,但也必须清晰地看到:一种新型的话语权威甚至舆论中心(或称舆论“霸权”)亦初见雏形且正在迅速崛起。作为一种隐性的权力,技术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人类对外部世界进行解蔽、去魅和干预的过程,并与资本权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支配性的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劳动的经济权力,资本权力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深刻影响着社会组织运行。由于资本本身的逐利性,资本网络利用技术对于传播进行操控和部署,致使技术权力出现膨胀和滥用。在互联网技术所催生的赛博空间内部,虽然传统的社会交往模式和社会权力框架被打破,与之相伴的传统话语格局也受到了严重消解,但这并不意味着赛博空间中的活动参与者都能拥有绝对平等的权力。事实上,生活于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相交错环境中的我们,不难感知到空间权力再分配所带来的信息主导权更迭,这种权力直观地表现为信息生产、传播权向信息诠释、选择权的迁移,它的承载主体从专家、政府、旧意见领袖迭代为信息“兜售者”(以各类“粉丝量”巨大的自媒体为主)、非政府组织、新意见领袖。在这种情境之下,带来挑战的不再是民众对权威和中心的追逐,而是网络空间活动主体在自身价值观控制和价值判断维度中的能力。

可以说,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到来,不仅迎合了人类社会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上的发展需要,构筑了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崭新平台与伦理范式,而且它作为一种典型的生产、生活、交际工具,为人类认识和改变世界与自身提供了全新的契机与启发。正是在推动互联网技术进步的驱动逻辑指引下,人类社会中自由、开放、去中心、反主流的思潮得以进一步滥觞,并为人们在现实社会与赛博空间中的实践重塑了行为模式。

三、 互联网技术革命引致的行为重塑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变迁尤其是生产力的变革,通常表现为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活动的失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5]203而探究某一时代中或社会中人的行为及其指导伦理,无法脱离作为探究对象的人所身居其中的现实情境(或称场域),一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研究行为不可忽视行为所处的场域,因为行为的发出者需要基于其所身居的场域来诠释和维系行为的意义,只有当存在明确的互动场景,对“所期待”的行为方式有特别严格的规范判断时,谈论角色才有价值[6]85。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革命与应用普及,人们生存场域的直观变化主要表现在认知图式、交际逻辑和生产模式三个方面。互联网技术革命对这三方面影响的情境,实际上正是互联网时代人类行为得以展开的实践场域,也是探究多元复杂的社会行为变革的线索和基础。

就认知图式的重构而言,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带来的首先是人类认知边界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多地将认知边界的划定与自我—他者、主观—客观等主体明晰的问题相联系,并在现实的社会交往情境中加以实践和验证,但在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人们在自我认知的维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普遍性挑战,随着虚拟社会和赛博空间对现实生活空间的覆盖,同时生活于线上与线下的个体可以借助完全不同的面貌对自身加以诠释,这必然导致这些个体在自我认知边界上模糊,并使得人们经由自我认知模糊而引致对外部世界认知的模糊,从而瓦解和重构着传统的、基于现实生活的认知图式。安东尼·吉登斯指出,作为人类行为的关键所在,认知能力是对于所处场域及场域中的交际规则的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之总和,它包含在构成日常生活主体的实践活动中,是社会世界的一项构成性特征[6]91。由此,作为认知行为践行场域的互联网空间,不仅是一种纯粹外在于互联网用户的客观环境,而且是互联网用户对互联网空间进行不断诠释、解读和界定的结果,它既被人们的认知行为所定义,又定义着人们的认知行为。具象于互联网时代对人类认知图式的影响,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波段推进拓展着人们的认知对象和认知活动空间,并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卷入互联网生活之中,并以这种强力的卷入使得互联网生活成为非互联网用户难以避免的生活方式。随着互联网空间对现实生活的全面覆盖,互联网用户的主观认知与互联网的发展环境形成紧密关联,使得可以被个体价值观念影响整体伦理图式的互联网空间,成为超越传统生活空间的、更富有时代特质、更具吸引力的生活空间,于强力卷入之外叠加了对非互联网用户的强大向心力。

就交际逻辑的重塑而言,互联网技术革命最直观地满足和改善的,是人们于自身存续的同时不断延展自身交际和影响范围的本能需求。由于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全新信息交流方式,事实上完成了人类交际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并构筑了全新的互动模式与信息流通平台,从而使人们的社会交往本能不再局限于日常交往和现实场域,而是扩展为跨越时空和语言的全新样态。与互联网技术革命与普及相契合的是,互联网交际伦理的逐渐形成和计算机语言的渐成主流,这使得社会共识及规范社会共识的伦理范式亦在全新共通语言的传播中逐渐被建构、不断被诠释。与传统模拟语言所不同的是,互联网技术所凭借的语言是一种人机皆可理解,且不受地域、语系、文化影响的二进制语言,虽然有多种编译形式和逻辑,却同根同源且最终表达形式高度一致,这为复构、重塑传统的统一语言的缔结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语言统一情境中的人际交往和伦理范式与传统语言混乱情境中的大相径庭,又使得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引致的人类行为在宏观规范和具象行为上都特立独行且前所未见。具体而言,互联网时代的人类交际逻辑不仅在全新交际空间和平台中进行,而且摆脱了以往限制交际的时空限域,人们在互联网空间中以虚拟式的身份符号化地传达自身创设或加工后的信息,并通过这种“模糊的在场”与“模糊的他者”(甚至“模糊的社会”)进行互动,所进行的社会交际既可以是完全脱域于现实世界的全新交际,亦可以是在现实之上叠加自身的意涵与身份,更可以是两者兼有,是一种可以由交际参与人相对自由地选择交际形式的全新的交际逻辑。

就生产模式的重置而言,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全新人类认知图式和社交逻辑,成为人们开展完全不同以往生产活动的前提。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由此出发,他们进一步指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5]147。在认知数字化、社交网络化和社会虚拟化的进程中,人们以更符合自身主观判断、更彰显个性、更崇尚自由的方式进行着思维到实体的产出。事实上,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模式革命不仅体现在思维与物质的实际产出上,相较传统技术支撑下的生产模式,它更能够彰显和满足人类基于自身主观创造力而改造外部世界的原发性动力,并且更能充分地凸显人类追求更周延的存续模式和生活逻辑的先在目标。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革命的逐次递进,作为人们进行生产、生活实践之新场域的赛博空间,在型构逻辑、交往方式、技术支撑上发生变革,使得人们交往方式实现了从边缘向中心、从非主流到主流的转化,引致了人们生存场域的独特变化,以此进一步重塑了人们的社会行为。与现代化所缔造的工业社会面貌完全不同的信息社会显著提高了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空间之纵深与可能,进一步凸显了互联网时代的人类行为之不同以往的空间性、工具性、社会性特质。

首先,空间性行为变革表现为网络用户可以实现实体性脱域。安东尼·吉登斯凭借对时空分异的研判来对人类的社会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特定的社会行为必然地由特定的时空状态所决定,并对互联网技术所引致的行为空间之几何倍速膨胀作出了判定:互联网技术及互联网空间“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7],进而使互联网空间不仅成为人类进行实践活动的外部客观环境,更成为在逻辑维度内化为人类行为模式的潜意识基质。事实上,互联网空间及依托其发展的相关软硬件技术,不仅是人们用以提高信息传播和社会交往效率的媒介,更是一种基于自身发展逻辑和底层语言的、具备全新交互伦理的人类活动场域;在网络空间中,传统意义上在场方能彰显正式性和可靠性的交际,被身体脱域于场景却依然能显示出应有效能的交际模式所取代,使得人际互动真正摆脱了实体场域的束缚。

其次,工具性行为变革表现为网络用户可以重设身份符号。在互联网空间中,用户可以给予自身好恶或需求来相对自由地设定自己进行网络交际的出场特质与身份,这一过程中用户甚至可以通过伪装出自身不具备的特质或隐匿自身的真实特质来缔造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事实上,这种一定程度上放纵用户超脱于自身身份甚至常规伦理的“假象”塑造,正是互联网交际捕捉和俘获用户进而拓展自身覆盖版图的核心契机,它极大地借助身份定义权的释放,延展和实现了人们融入互联网世界的激情,甚至使得互联网空间成为研判个体真实状态的更可靠平台。在互联网空间之内,人们的行为相较常规社会之中,会更偏重于主观化和随性化,但事实上互联网用户又是在现实伦理中被建构的产物,这使得网联网空间中人们的社会行为既残留着传统伦理的束缚痕迹,亦表征着自由且放纵的片段化图景。

最后,社会性行为变革表现为网络用户可以秉持不同状态的特定社会关系。科学技术日益转化为生产力,引发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8]不同社会性质的生产关系在技术推动下有着不同的调整变化。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说,游走于各群体之间的用户关系,被马克·格兰诺维特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不频繁且不密切的“弱关联”,他认为这种区别于传统社会中“强”关联的、在互联网空间中成为主流的新型关系,使得原本不太可能被传播或者分析范围被限制的信息获得了更大的传播空间,从而构筑了全新的社会交往模式及发展逻辑。事实上,互联网空间中的人际关系本身就具有“弱关联”的特质,互联网用户挣脱充满目的的理性模式而更自由、自愿地选择交流对象和交流形式,与原本在现实生活中所不可能接触的交往对象实现跨越空间、阶级甚至时间的信息交互,并且可以选择随时增强、削弱甚至切断交互的链接,使得人们对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乃至社会本身的反思都日渐深入,随着人们在互联网空间交往中个体属性的彰显,其行为的社会性亦日趋模糊且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