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园地与革命熔炉：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科学教育

【摘 要】抗日战争背景下，陕甘宁边区十分注重自然科学，发起了自然科学运动，以自然科学院为中心开展了独具特色的科学教育。中国共产党为科学教育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人才基础，使边区的科学教育得以急速推进。延安自然科学院鼓励师生自由研究、自主探索教学方法，随后又基于现实需要加强了对科学教育的集中领导，促进教育机构与生产机构的有效协同，使得自由探索与集中领导得以有机统一。更具特色的是，延安自然科学院通过有针对性的政治教育，在开展科学教育的同时塑造了科学大众化、科学与生产结合的价值理念，将科学教育与政治教育融会贯通，为新中国锻造了一批“又红又专”的科学人才。

【关键词】延安时期;自然科学院;科学教育;科学大众化;徐特立

【中图分类号】K26;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5-0095-10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发起并领导了一场自然科学运动。这场运动推动了边区工业的发展，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红又专”的自然科学人才，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科学教育体系。目前，学界对延安时期自然科学运动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①本文以延安自然科学院为中心，梳理边区科学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及边区科学教育将自由探索与集中领导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回顾延安时期将科学教育与政治教育融会贯通的历史，探讨在科学教育中塑造政治意识的实际意义。自然科学运动对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影响深远，边区的科学教育为新中国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科学教育提供了经验。

一、科学与革命互动：边区科学教育的兴起

“科学救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理想。但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仅仅凭借“科学”不足以救国，“革命救国”才是真正的救国道路。为此，不少中共党员与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学分道扬镳，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1938年前后，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抵达延安的知识分子中，有较为年幼的中学生，也有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和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毛泽东及时指出：“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①如何实现“科学”与“革命”的结合，留住这批宝贵的知识青年，充分发挥他们的科学能力，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现实难题。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进入了抗战期间最为艰苦的一段时期。1939年，边区自然灾害频发，粮食减产，粮食供应不足。一方面，边区本就有不少脱产干部和士兵，这一时期又有大批学生、知识分子和难民到来，粮食需求量增大;另一方面，战争仍旧在继续，各根据地都在扩军，为军队征收救国公粮的任务也越发沉重。1937年边区征粮任务仅为1万石，1939年便增加到5万石，1940年则上升为9万石，边区财政已经捉襟见

肘。②而就在边区陷入经济困境之际，国民党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对边区经济进行封锁，致使边区经济更加困难，多种物资供给不足，物价飞涨。

面对经济层面的诸多困难，中共中央一方面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各机关、学校和军队开荒种地，发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另一方面则决心向科学要方法，依靠科技发展来解决生产难题。由此，掌握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成为陕甘宁边区施政的重要目标。毛泽东号召：“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③长期领导教育工作的徐特立也说：“在今天，我党不仅要领导政治，也要领导技术。”④在边区，科学与革命开始频繁互动，并追求同向而行。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然科学运动在边区蓬勃开展起来。作为科学研究基础工程的科学教育，也在边区急速推进。1939年末，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同时承担了边区的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工作。在随后召開的自然科学讨论会上，与会专家提议：“把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以现有的科技人员为师资，以科学院为基地，既从事科研实验，又大力培养新的科技生力军。”⑤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和赞助。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名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同时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延安自然科学院主要负责教学工作，承担科学教育任务。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以研究为主要任务，同时也承担部分教育工作。中共中央的坚定支持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稳定建制，为边区开展科学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人才基础，为科学与革命的有效互动打开了广阔空间。

第一，中国共产党通过开会讨论、报刊宣传、党内教育等方式，逐渐统一了思想，为科学教育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建前，对是否要开展科学教育这一问题，党内争议很大。陕甘宁边区经济落后，又受到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急需开展生产建设。边区的科技人员本就数量有限，要抽调一部分科技工作者离开生产岗位，开展科学教育，无疑会增加生产难度。“自然科学院相对来说是一个集中科技人员较多的地方，这批人用在生产战线上也是能起一定的作用的。”⑥因此，“科学院是否应办大学，如果办大学，现在的分系是否合理？都成为争论”①。一些干部便主张，这一阶段不应该办科学教育。也有人提出，科学教育可以开展，但应该“只搞短期技术教育，不必搞系统教学”②。由于开办科学教育的问题涉及边区有限的科技人才分配，所以“当时争论得很激烈”，不仅《解放日报》围绕争论刊发了多篇文章，“在社会上也进行了这方面的讨论”。③

为了凝聚共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多篇文章，详细阐述了创办自然科学院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徐特立指出：一是要开办科学教育，为未来储备科技人才。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要看到当下的困难，还要看到未来的需要，“先进的政党，每一步骤都不会忽略过去的历史，同时每一步骤，都照顾着将来”。二是在中国要想发展科学技术，必须依靠政党的组织。由于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对科技人才的组织性差，导致“人才既少，用之又不得当，因此科学教育委之于书商，而军事秘密谋之于外国顾问”。④因此，唯有依靠政党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科学事业，才有摆脱落后局面的可能，“当着战争的破坏和封锁的严重时期，更不容有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在政治方面如此，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应该如此”。三是科学教育不能一直停留于短期技术培训，必须培养系统掌握科学理论的人才。徐特立以苏联为例，指出“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曾进行设计教学，废止科学系统，结果儿童所了解的只是个别问题的经验，而科学降到最低的水平，在第一次五年经济建设前不久停止了设计教学而提出系统化口号”，因此，科学教育不能停留在短期培训，还需要长期耕耘。徐特立深刻指出“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科学研究如果停止在书本上（即原则上）与停止在解决目前的生活问题上，同样是非实际

的”。⑤此外，党内还通过思想教育和多次召开讨论会的方式，使开展科学教育的主张得到了主要负责干部和大部分科技工作者的支持。虽然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延安整风时期，但到1940年，开展科学教育的思想基础已经具备。

第二，中国共产党通过设立制度和组织动员等方式，为科学教育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一方面，中共中央做出决策，要求党员积极参加技术工作和科学教育工作，支持科学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边区建立了各类科学研究会，形成了支持科学教育的系列团体。1941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党员要直接参与到经济和技术的具体工作中，而不仅仅只是承担领导工作。中共中央要求：“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门家学习。”对于不愿学习和不愿承担具体技术工作的党员，中共中央严肃指出：“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⑥李富春、徐特立、李强、恽子强等优秀共产党员先后调入自然科学院承担管理和教育工作。此外，边区政府还制定了优待科学人才和发展科学教育的多项规定。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研究会、延安地质学会，以及边区医药学会、生物学会、机电学会、化学学会等科研团体陆续建立，也为自然科学院开展科学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持。

第三，中国共产党优待科技工作者，将许多科技专家聚集到自然科学院，为科学教育的开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党对科技工作者十分尊重，从政治上和待遇上都给予科技专家以优待。自然科学院“对从敌后及国民党统治区来的教员，生活上给予优待，伙食上吃中灶，衣服、津贴比一般工作人员好……政治上不准歧视知识分子，强调共产党员要尊重党外学者，及时吸收科技人员和青年学生入党;鼓励知识分子说真话，敢于发表各种意见。这些使得在自然科学院工作的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心情舒畅，能充分发挥作用”①。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自然科学院“把当时参加革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收拢起来”，聚集了不少人才，因而“师资还是非常充实的”。②以化学系为例，在化学系的教师中，“陈康白、刘咸一、屈伯传（川）三位同志是留德回国的，其余的也是国内大学毕业，如李苏、董文立、王士珍等”③。其他如生物系、物理系等虽然师资人数不如化学系多，但优秀的科学家也不少。除了科技专家，主持自然科学院工作的负责人也多是经验丰富的党政干部。自然科学院创立时由李富春担任院长，陈康白担任副院长，屈伯传（川）担任教务处处长。不久后，由于李富春工作忙碌，徐特立接任自然科学院院长，主持全面工作。他们的业务能力和领导能力都很强，为自然科学院的快速发展做了很大贡献。总的来说，自然科学院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党政干部和科学人才，为兴办科学教育准备了充分的条件。1940年9月，自然科学院开始正式上课，边区的科学教育以自然科学院为中心蓬勃开展起来。

二、打造科学园地：将自由探索与集中领导相结合

在条件落后、环境艰苦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院却逐渐成为科学教育蓬勃发展的科学园地。自然科学院不仅成功开办了高等教育，培养科技人才，还建立了多家实习工厂，配合生产战线开展了钢铁、玻璃、疫苗等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工作。此外，科学院的师生还积极开展面向大众的科学教育科普工作。整体而言，自然科学院的教育工作是十分成功的。而之所以能取得成绩，主要原因在于这块科学园地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并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成功实现了自由探索与集中领导的有机结合。

第一，中国共产党为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此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紧张，各项事业普遍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为了办好边区的科学教育，中共中央大力筹措资金、图书和实验仪器，抽调高水平、负责任的教员给学员上课。在资金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动员宋庆龄等人争取海外国际友人的支援，从香港、桂林、柳州等地购入化学药品、理化仪器和中外文课本。这些教学用具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员购置后，转运到重庆，再秘密运输到边区供给自然科学院。④中共中央还拨付专款建造教学用房、实验室和阶梯教室。⑤国际友人艾黎在海外为中国共产党的边区事业积极募捐，经过重重困难才将捐款送到边区。中共中央把艾黎的捐款大部分作为专项资金拨付给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由此，自然科学院才能建起“当时边区唯一的科学馆”，“馆内有较好的化学实验室，可以系统地做定性和定量分析等实验”。⑥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生活上和政治上十分关心从事科学教育的科技人员，尽力提高教师的待遇。1941年5月，在自然科学院开学前夕，中共中央指示：“党必须加强对经济和技术部门工作党员与非党员的领导，照顾他们的政治进步，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①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明确规定：“中宣部应给各校专任教员以实际帮助，提高他们的质量。对教员的政治的与物质的待遇，应改善之。”②此后，1942年5月，中央书记处专门制定《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从津贴、伙食、窑洞、衣服、书报等日常生活到职务升迁、政治待遇等方面详细规定了给予自然科学人才的优待条件。在政治层面，条例规定，要尊重文化技术干部的经验，提高其威信，大胆提拔任用;不仅要尊重政治上倾向于共产党的技术专家，也要尊重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只专心于技术的专家。在生活层面，对于甲类文化技术干部，条例规定每月津贴应在十五元至三十元之间，每年特制棉单衣各一套，分配窑洞供单人独住，并且要“保证内部阳光空气之足够”③。各个单位具体执行这一条例时，给予科学人才的待遇往往比条例规定的要好。例如，陕甘宁边区卫生处便给予甲类医生“每月津贴六十元至八十元”，乙类医生“二十到五十五元不等”，即使是承担医务工作的实习生，“在实习期间一律每月十五元”。④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科学人才的照顾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這为科学工作者投身科研事业和科学教育扫除了后顾之忧。

第三，中国共产党鼓励自由研究，自然科学院也营造了自由探索的科研和教学氛围。在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边区政府明确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⑤此后，《解放日报》连续刊发文章，指出边区需要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要能掌握这些知识，就必须一方面积极地号召各种专家及知识分子，帮助和鼓励他们从事深刻精密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必须提倡勇于追求真理而不顾忌一切因袭教条的作风，就必须提倡自由独立的研究作风”⑥。自由研究也被认为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重要体现，“必须把自由研究的风气大大地开展起来，不但在陕甘宁边区要这样，而且在一切抗日民主根据地也要这样”⑦。作为自然科学院的院长，徐特立反复强调自由研究的意义，并为此呼吁：“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只要他们能认真进行自己的研究，本着学术的良心来正视现实的问题，他们就能够对于真理的发现有所贡献。中国共产党不但不轻视，而且非常尊重这些贡献，……在边区，不但要大大的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还要团结各学派的学者和理论家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工作，帮助和奖励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动。”⑧即使是对于自然科学院是否开展科学教育及如何开展科学教育这类问题，自然科学院也没有压制不同意见，反而始终认为“原则上的争论，应该发展，因为只有争论才会有新的理论产生出来”。只不过为避免“只有争论没有结论”使得“科学界的负责人举棋不定”的情况出现，选择一边鼓励争论，一边推进教学工作。对这一问题，徐特立提出：“我们希望科学界发展争论，在理论上可以不做最后的结论，但实际工作必须做出正确的结论，以便有规律的进行工作。”⑨在中共和自然科学院的培育下，边区的“科学和艺术受到了应有的尊重”，“思想创作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因此，科学的活动“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可在其中任意驰骋的世界”。①

在此基础上，延安自然科学院教员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他们对教学工作非常负责，认真研究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教授不同科目的教师协同开展教学，“贯彻执行少而精、启发式、讨论式、实验式等原则的教学方法”，建立了一套颇为前沿的教学体系。在这套教学体系中，“基础课，主要由教员重点讲授;技术基础课，由学生自学为主，教员着重于提要、启发、释疑;专业课在生产实习中边干边学”。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有的教员“既当老师，又当学生，师生互教互学，根据同学的接受能力讲课”③。除此以外，“教员不仅在课堂上要负责，并且要在学生全部学习过程中负责。对于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各方面的情况，都有细致的了解，亲切的关心和具体的帮助”④。因此，从自然科学院走出来的学生，往往为教师热情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卓越的教学能力所折服，数十年后依旧印象深刻。例如，肖田和师秋朗曾是自然科学院的学员，多年后，他们回忆起自然科学院，依旧记得科学院的教师“讲课时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力求课堂上消化理解”，“对个别学习吃力的同学，教员不辞劳苦给予个别辅导，务使人人不掉队”，尤其感念“化学教员夏淑惠把自己的孩子锁在窑洞里给我们上课，孩子（把）嗓子哭哑”。⑤

第四，自然科学院积极探索将自由研究与集中领导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使科学教育较好地满足了现实需要。延安自然科学院创立之初，集中领导的制度和风气没有形成，自然科学院与其他科技部门之间联系不多，各自为政。例如，“军事工业局、边区工业局与自然科学院三个大的科学技术机关中间工作关系仍未打通，呈现‘三不沾的现象。本来合起来可唱一台大戏，但分开了什么也演不成”⑥，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得“个别较小的问题各部门的自求解决，全面的繁重的问题则无人敢问”⑦。由于边区工农业急需开展科学生产，分散的、孤立的科学教育，难以满足生产需求。比如，边区本计划炼铁，由于各个单位都不敢承担建设炼铁厂的任务，方案提出两年后，还是没有实际推进。自然科学院虽有理论储备，但也不足以承担炼铁重任。

面对这一困境，自然科学院的科学家主动提出，要“建立科学与技术的统一领导”⑧，使开展科学教育的机构与边区的其他部门相互配合。随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整体领导，统一规划科学教育和生产建设工作。自然科学院先后建起了机械实习工厂、化工实习厂，以及酒精、玻璃、肥皂、制碱等试验性的工厂，⑨

并配合其他生产部门，开展研发试制工作，或是直接参与生产劳动。为了解决炼铁难题，自然科学院的师生便在工业部的领导下，“动手建了一座炼铁的高炉，可以日产一吨铁”⑩。机械工程系的学生，将金属材料这堂课程搬到了炼铁厂，参加炼铁实习。据在该系就读的学生回忆，在金属材料课上，一边炼铁，一边上课，“边讲边实习，给我们很深的印象”k。炼出铁后，机械系和化工系的学生，又一起制作手榴弹的弹壳，为边区军队提供武器装备。此外，自然科学院的师生还接受了制造玻璃器具的任务，科研团队“一边刻苦自学，一边虚心求教于各种专业工作者，因陋就简地用白土代替氧化铝，用土碱代替工业碱，克服了原料困难问题。接着又群策群力攻克了高温均匀锅炉和连续煅烧、半自动控温的技术难关”①。经过一系列复杂而艰苦的试验和多次失败后，自然科学院的师生终于成功制造了玻璃，“还创建了年产针管14万支、痘苗管4万多支及部分化学玻璃器皿的边区第一个玻璃厂”②。自然科学院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配合生产和战争需要，与其他科研机构协同工作，实现了科学教育与科学生产的有效结合。时人因此感慨：“前方需要酒精和炮弹，科学工作者就在生产实践中摸索试制酒精、炮弹;边区缺糖，就研制糖;医疗卫生缺乏医药和器械，就研制医用薄荷、甘油、手术工具等;工农业生产急需各种建设人才，自然科学院和边区各地的工农业技术训练班就培训并运输各种人才……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结合得如此紧密。”③

在与生产相结合的过程中，自然科学院的科学教育发展出了独特形式。一方面，自然科学院鼓励师生在科研和教育过程中自由思考、相互争论、自由探索;另一方面，自然科学院也领导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使之与现实需要相结合，通过与军事工业局、边区工业局的合作来实现教育机构和生产机构的协同工作。经由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战争和生产的需要为科学教育指明了大致方向，而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却交由科技工作者自由探索。这样，在这块科学园地中，自由探索与统一领导便不再矛盾，而是有着各自的范围与效用，能够相互配合，共同推进科学事业的发展。当然，这一模式的成功，不仅有赖于中共的领导、边区的自由氛围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更有赖于自然科学院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政治教育。

三、锻造革命熔炉：将政治教育贯彻到科学教育之中

在各条战线开展广泛、深刻而有针对性的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经验和历史传统。自然科学院对政治教育十分重视，致力于将科学教育与政治教育有效融合，并且力图实现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多样化。事实上，自然科学院之所以能够实现革命与科学的互动，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开展了别具特色的政治教育。

第一，自然科學院开展政治教育时，特别强调科学大众化的思想。科学之所以能与革命同向而行，是由于科学与革命的目标，都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都致力于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学习科学和参与革命，都是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而科学大众化，正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因此，科学大众化的理念成为边区开展政治教育的重要主题。《新中华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民众，对于科学知识很缺乏，科学家们对于民众，也应该负起科学教育的责任。在目前，指导民众怎样防空，怎样防毒，怎样防疫，这也是学科学的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④在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陈云说：“科学要大众化，要在广大群众中去开展科学的工作，并与全国自然科学界取得联系。”⑤

自然科学院在开展科学大众化政治教育时，注重引导学生参与面向群众的宣传工作，在工作中培养政治意识。此时，《新中华报》开辟了“边区文化”“经济建设”等专栏，进行科普教育。《解放日报》开辟了《科学园地》《卫生》副刊，并设立了“自然界”“急救常识”“农业知识”“药用植物”等科普专栏。《群众日报》也经常刊登科普文章。自然科学院的教员和学生便在这些板块发表科普文章。以《解放日报》设立的《科学园地》副刊为例，据统计，这一副刊一共出版了26期，刊发90余篇文章。①这些科普文章的作者主要来自自然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会和光华农场三个单位，其中自然科学院的武衡、屈伯传（川）、乐天宇三人发表的署名科普文章就超过10篇。此外，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出版科普读物，“仅1942年到1944年夏季，出版的《司药必携》、《配偶禁忌》、《解剖学》、《耳鼻喉科学》、《王大娘养胖娃》等六种医药卫生读物和宣传材料就发行达78200余

册”②。在这些科普读物的策划、撰写和编辑工作中，都活跃着自然科学院师生的身影。而为了推广自然科学院培育的农作物优良品种和农业新技术，自然科学院的学生不仅在报刊写科普文章，去中学讲课宣传，还“乘人们赶庙会之机，在群众聚焦的地方宣传”，在成功“让群众试吸我们自制的卷烟，同时廉价销售”之后，“群众相继到农场来索要种子”。经由这些实践，学生们也逐渐懂得了“要依靠群众，要为群众谋利益的道理”。③

第二，边区的科学教育还要求将科学研究与生产建设相结合，实现“学与用的统一”④。1943年，李富春发现自然科学研究会对生产运动的关注度下降，便给自然科学研究会写了一封信，表达对科学研究与生产建设脱节的不满。李富春说：“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专门家，仍然住在学校机关中尚未与边区广大的生产建设的实践接触，或者感觉无事可做，或者参加了生产建设的，仍然是在摸索，在碰壁，这是什么原因呢？”自然科学研究会将这封信交给《解放日报》发表，同时附了一段声明，认为李富春提出的“把自然科学应用在边区生产实践中”的主张，应该成为“边区自然科学的工作方向和发展方向”，“我们科学界的同志们应该深刻地研究讨论，并以实际工作来响应，以期达到改造我们的工作的目的”。⑤此事虽然发生在自然科学研究会，但也促使自然科学院开始自我反思。为促进学习与生产结合，自然科学院改革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更加注重科学知识的实际运用。此后，自然科学院的考试不再以“学生能熟背书本，回答问题为唯一的考试方法”，而是“以学生的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⑥同时，自然科学院增加实习课程，在实习课上带领学生在生产车间、田间地头开展科学教育，并切实调查群众对科学的需求，以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1945年初，自然科学院还办起了实验农场，在农场中开展实地教学，一边学习，一边“向农民宣传推广新技术”。农场培育经济作物，将高产作物推广给农民种植，先后推广了“马牙玉米、甜菜、白兰瓜以及哈瓦那烟草等良种，都为群众所喜爱”。⑦

第三，自然科学院不仅在课堂上讲授政治理论，也在日常生活中言传身教地塑造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方面，自然科学院开设了高质量的政治课，并多次邀请党的领导干部到校做政治报告。“李富春任院长时，亲自讲过党的建设，还给师生们做政治报告。徐老任院长时，每周讲一次政治课，朱总司令、林伯渠、叶剑英等同志都来校做过报告。这些报告，内容丰富生动，对青年一代希望殷切，给同学们很好的抚育和培养。”⑧另一方面，自然科学院的老师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在日常生活中开展无形的政治教育。自然科学院的教师，大多有着真诚强烈的革命热情，积极参与生产劳动，关心爱护同学，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可谓是科学院政治教师的代表。自然科学院建立初期，边区布料紧张，同学们没有鞋穿，就用旧布做草鞋，“以后布用完了，又是白天就打赤脚，晚上就寝前洗脚后踩着仅有的一双布草鞋上炕”①。徐特立此时已近70岁，按照规定可以领到草鞋，但他也总是打着赤脚走到学校。一位学生回忆：“在马家湾时，徐老住在山上，下雨天，他自己提着板凳，光着脚，拄着拐杖下来讲课……1941年中央发给他的棉衣，他不穿，在延安遭到水灾后募捐了，又发给他一套，他还募捐了。”②还有一位学生回忆：“徐特立院长经常给山西来的两个小同学补衣服，洗头，还帮他们消灭身上的虱子。”③在許多学生的回忆中，无不提及徐特立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并为他的精神所感染。可见，自然科学院的政治教育，不仅是理论教育，更是生活教育。

第四，自然科学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发起的整风运动，并在整风中取得了突出成绩。整风运动发起后，徐特立院长三次给自然科学院发函，指示整风运动的工作方针：“检查领导、检查整个工作，这是主要的。至于谁负责却是次要的，最后才检查思想上的错误。”④徐特立还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批评不是打击，要有原则，要有事实，热骂可矣，但不许冷嘲和暗箭伤人（不指人不指事即暗箭）”⑤。随后，自然科学院积极开会整顿工作和学习文件，“召开干部会多次，对学校领导工作，教学方法等均有所检讨”⑥。徐特立也搬入科学院居住，以方便长期参加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自然科学院召开学生和教师广泛参与的辩论会，讨论“科学技术有无党派性”“马列主义的字句与精神实质如何区分”“科学技术大众化”等问题。在讨论过程中，科学院内部产生了分歧。⑦面对分歧，自然科学院负责整风运动的主席团并未压制不同意见，而是决定：“必须重新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学风及党风文件，以求紧紧握住文件精神再来讨论问题。”⑧经过多次讨论，终于在这几个问题上取得共识，“一致认为不必拘泥于词句，而着重在讨论怎样使科学充分表现党性，为大众（工、农、兵）服务;怎样眼睛向下，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如吴满有等）的经验，提高到理论程度，又怎样在教授内容中将收集的实际材料，贯穿进去;怎样把技术成果推广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使群众掌握住技术，提高生产”⑨。而学生们也通过听报告、精读文件、写学习笔记、小组会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认识到任何时候都要理论联系实际，不做空头政治家，要做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⑩。经由整风运动，自然科学院的学生还认识到：“学科学技术不是为了个人成名成家，而是要成为红色专家，为社会进步服务。”k从1942年3月到10月，《解放日报》持续关注自然科学院的整风运动，前后刊发了12篇新闻报道，为其他机关的整风提供学习案例。这些报道详细展现了自然科学院整风的复杂细节，也表明了中共中央对自然科学院整风成效的肯定。经由整风运动，自然科学院既革除了日常工作中的弊病，又给师生们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想政治课。

自然科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给学生们打上了很深的烙印。60多年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学生黎扬对徐特立开设的思政课依旧记忆犹新。黎扬回忆：“（徐特立）说他在湖南办学的时候，他的一些学生虽然学习很好，但是学完了以后，有的人会跑到官僚那边去做事，去剥削压迫人民。他说他培养的学生，要真的是为人民的，为人民服务的。”①在自然科学院学习时尚且年青的陆标也依旧记得：“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激励着我们，这种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作风对我们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②可见，政治教育对于科学教育来说，绝非无足轻重，而是关乎科学技术能否为人民服务、如何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性问题，也关乎学生成长为何种科学工作者的问题。李富春曾说，自然科学院的教学目标，是要培养“革命通人、业务专家”③。这八个字，可谓精确概括了自然科学院将政治教育与科学教育融为一体的教育成果。

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将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熔铸合一，培养了“又红又专”的科学人才。自然科学院逐渐成为传授科学知识的科学园地，也成为培养进步意识的革命熔炉。而自然科学院培养的学生，大多成为“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有健全的体魄，有从事实际工作的本领”④的新中国建设者。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厂矿企业、研究单位、医院、学校的负责干部，有的则成为科学家、工程师等专门人才”⑤，为国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结论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科学教育，受益于中国共产党高远的政治追求、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杰出的战略思维，得以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蓬勃发展起来。为实现科学和革命的互动，中国共产党为边区科学教育的开展奠定了思想、组织和人才基础，也为自然科学院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教育环境和多方面的支持。自然科学院建立后，积极探索科学教育的教学形式，营造了自由探索的教学和科研氛围。自然科学院还主动与其他科研机构和生产部门一道协同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将科学教育与工农业生产相结合，建立了实习工厂，参与冶炼生铁、试制玻璃等工作，为边区的生产建设做出了贡献。而边区科学教育最为宝贵的教育经验，在于将政治教育熔铸于科学教育中，倡导科学大众化、科学进步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

自然科学院的政治教育，不仅发生在课堂上，也发生于生活中。在与学生的朝夕相处间，科学院的教师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培育着青年学生的革命精神和进步意识。可以说，延安时期的政治教育之所以成为典范，既是由于其政治教育所具有的针对性，更是由于以徐特立为代表的教师真正“明道”“信道”，言行一致，能够以革命者的身份去教育青年。正是基于扎实的科学教育和深入的政治教育，自然科学院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红又专”的人民科学家，成为社会主义科学教育的蓝本，直到今天，也依旧可以为新时代的科学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熊成帅，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