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造纸业的小商品经济
——以江西铅山县为中心

廖 涵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44)

小商品经济，亦作小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小生产，指以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它以家庭或小作坊为单位，产品生产和交换面向外地市场，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的生产组织形式。(1)王永年主编：《商品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7—10页。小商品经济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为小生产经济的高级形式，它是近代西欧原始工业化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之一(2)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206页。，也是明清江南市镇兴起、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条件(3)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133页。，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以故“要参透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秘密，有必要对此进一步深入研究”。(4)徐晓望：《论小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小商品经济虽然重要，却鲜有学者论及其具体形式。李伯重指出，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充分讨论的商人支配生产和手工工场之外，“还有为数更为众多的城乡个体小生产者”，他们是“明清江南纺织业生产的主力”。这种“城乡个体小生产”的实质便是小商品经济。然而，它的实际情况如何，“似乎鲜有人注意”；其分工与专业化情形，“颇令人感到迷惑”。(5)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65、378—396页。对此，有学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以往经济史学对传统生产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封建生产关系中的地主与农民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家与工人，二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是以手工工场和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萌芽。小商品经济介于家庭副业和手工作坊之间，既不属于两种主要的生产关系,亦非资本主义萌芽的体现,而被人们忽视。(6)于秋华：《明清时期的原始工业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若仅就20世纪的研究而言，此说颇为中肯，21世纪后则并非如此。李伯重所谓传统江南的“超轻型结构”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实是小商品经济(7)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65、378—396页。，徐晓望则注意到明清东南山区各行业小商品经济的总体规模。(8)徐晓望：《明清东南山区社会经济转型——以闽浙赣边为中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遗憾的是，传世文献中鲜有详载家庭内部的经济运作情况，以致两位前辈未能从微观角度分析小商品经济的具体情形。

造纸是中国的传统手工行业，也是探索传统经济新生产方式的重要领域。傅衣凌曾指出，清代川陕鄂边山区的手工业形态具备手工工场的作业方式，造纸是其中之一。(9)傅衣凌：《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0—177页。吴承明等亦认为，明清时期的造纸业以家庭户生产和家庭副业生产为组织形式，以外地流民为雇佣工人，不少地区还是商人出资建厂，具有资本主义经营的特征。(10)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第410—433页。徐建青则全面论述了清代造纸业的整体情况，涉及分布地区、发展特点、生产组织形式等内容。(11)徐建青：《清代的造纸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不过，前贤对造纸业生产组织形式的考察多侧重资本主义萌芽式的手工工场，对个体生产则着墨寥寥。

近年来，笔者在江西铅山县实地调查中搜集到一些与造纸相关的族谱文献，记载了清代造纸作坊的实际运作，可从中窥测小商品经济的内部情形。明中叶以来，铅山县素以造纸闻名，一度被认为是晚明商品经济的代表行业之一。(12)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增订本)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3页。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民间文献为线索，通过对清代铅山县造纸业的分析，探索传统小商品经济的具体情形。

一、槽户：造纸生产之组织

众所周知，传统手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有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之分，代表生产商品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造纸业中，不论生产规模的大小，生产组织者多称作“槽户”或“纸户”，即造纸之家。有的地方，据生产规模之大小，槽户有“小户”和“大户”之别，小户散布于山区，大户聚集于交通便利的市镇，徐建青分别将之称作“作为农民家庭副业的造纸生产”和“半专业或专业性的纸坊或纸厂”。(13)徐建青：《清代的造纸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本文考察的铅山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清代为广信府属县。县内地势南高北低，山河相间，形势险峻，发育成信义港(今陈坊河)和桐木水(今铅山河)两大水系，自南向北、汇入信江。铅山造纸业肇兴于明代中叶。据万历《江西省大志》记载，“嘉靖以来，始有永丰、铅山、上饶三县续告官司，亦各起立槽房”。铅山的造纸槽房，多系“民屋”，分布于石塘、石垄(今武夷山镇)等“穷源石峡，清流湍急”的“水土宜槽”之处。(14)万历《江西省大志》卷8《楮书》，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919页。万历间，铅山造纸业得到长足发展，“铅山惟纸利，天下之所取足，故四山皆以煮竹为生”，并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迹象，“石塘出毛边纸、奏本纸为上，车盘出次之，他都所产下之；十三都独连小表，亦有黄白；石龙(垄)近年所造有白棉纸，精妙光莹”。(15)万历《铅书》卷1《食货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6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406—407页。明清鼎革之际，造纸业曾有过短暂萧条，随即又很快恢复发展。据乾隆《广信府志》记载：“竹利七邑皆有，为上饶、铅山、贵溪之南境尤饶，大半用以造纸。”(16)乾隆《广信府志》卷2《物产》，清同治二年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又据同治《铅山县志》载，当时县内山区所产纸张，“细洁而白者”，品种有连四纸、毛边纸、贡川纸、京川纸、上关纸等；“白之次者”，有毛六纸、毛八纸、大中纸、黑关纸等；“细洁而黄者”，有厂黄纸、南宫纸；再“黄之次者”，有黄尖纸、黄表纸；“粗而适用”的毛纸(包装纸)，全县各处均能生产，名目有大筐、小筐、放西、放帘、九连、帽壳等。故称：“细纸难成，毛纸易就，铅山土物，此为第一。”(17)同治《铅山县志》卷5《物产》，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23页。

民国年间，地方工作者张天荣曾调查江西手工造纸业的情况，论及 “江西制纸槽户”的情形。其言曰：

凡厂屋之位置，大都背山面水，每厂约有十余槽，或五六槽，内备水槽、水碓、洗料塘、漂白塘、纸槽压榨、烘房、折纸室、原料室等。此等设备，现非有千元不办。规模较小者，则每厂一二槽而已。纸厂之重要工人为捞纸司。凡制大帘纸，每槽捞纸司需二人，每日成纸六七百张，或八九百张，视其手工之缓速为衡。工资之低昂，亦以成纸之多寡为标准。若小帘细纸，或粗纸，则以一纸司为之，出纸较易，每日可成三四千张。其他烘纸、折纸等工作，大约每槽需四人为之。(18)张天荣：《江西省之制纸业》，《商业月报》1930年第10卷第4期。

引文显示，槽户经营规模较大的纸厂需要耗资千元，以备水槽、水碓、洗料塘、漂白塘、纸槽压榨、烘房、折纸室、原料室等设施，其生产组织当属为手工工场；规模小的纸厂仅有一二水槽，相关设备耗资较小，普通家庭也能承受，当属家庭作坊。造纸生产最重要的工序是抄纸，负责抄纸的工人是“捞纸司”，清代文献多称之为“槽工”，即用竹帘在水槽中将纸浆打捞起来的抄纸工。抄纸工之所以重要，既因捞纸的技术要求极高，直接影响纸张的光滑度，也因捞纸工作需要承担高强度的劳动负荷、忍耐常年污水浸泡和寒冬酷暑的天气。据德国学者艾约博调查，一名成熟的抄纸工需要从小培养、经历长期的艰苦磨练，“训练能让技艺习得带上疼痛的触感，这样才能永久地嵌在身体里”，其所得工钱是造纸工匠中最高的。(19)[德]艾约博著、韩巍译：《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页。每个纸槽所需抄纸工的数量与捞纸竹帘大小(即成纸的大小)成正比，烘焙、折纸等工序另需四人完成。上述情形与万历《铅书》所载铅山县石塘镇白表纸的生产情况基本一致：“每一槽四人，扶头一人，舂碓一人，检择一人，焙干一人，则日出纸八把，拾有三把为一石，八日而得五石。”(20)万历《铅书》卷1《食货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66册，第407页。所谓“每一槽四人”，因实际抄纸时，每槽有“两帘轮流抄取”，以故八名技术工人是造纸生产线(纸槽)的“标准配置”。(2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第420页。日产纸张八把，每把实际98张(铅山县旧俗)，号称百张，亦与民国间出入不大。

清代铅山县的纸厂，亦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但工钱发放方式与民国间的“以成纸之多寡为标准”不同，多为固定工资。万历《江西省大志》曾载：“槽房工匠，亦多募工成造，每槽动以千计，每人日给工食银三分，而工师、匠人种种不一，要皆各献能呈技。”(22)万历《江西省大志》卷8《楮书》，第920页。晚明槽户所雇工匠，每日工食银三分，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竹纸工人每日工钱30文相当。(23)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7页。实际上，工匠的工钱容易受到纸张市场的影响，进而波及槽户与工匠的雇佣关系，以致造纸工人被视为社会秩序的隐患。明万历间广信府知府曾言，“近因税额太重，远商鲜至，槽户亦渐罢槽，而趋他业，其帮工人流散各邑，群聚为奸，昼则募化，夜则穿逾”。(24)乾隆《上饶县志》卷8《封禁考·开矿事宜第一议详稿》，清乾隆九年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不止如此，槽工时常“拥众歇槽，酗酒赌博，盗窃货物”(25)乾隆八年《铅山县志》卷1《地舆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5、68页。，危及地方治安。清乾隆间，石塘镇因“界近闽越，地居险僻，流民繁多，土著稀少”，故有人指责，“槽厂为藏奸之薮，蓬户多生事之徒”。(26)乾隆八年《铅山县志》卷1《地舆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5、68页。又据清同治间江西巡抚刘坤一记载：“新昌县境内多竹山，业户俱设厂雇匠造纸售卖。……匠人工资，向于年前议定。邹寿鹏家亦有纸厂，本年春间纸销不多，各厂户议令工匠每名每日减银二分。各工匠不允，因而停止(造纸)。”(27)刘坤一著、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点校：《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之6《新昌民教滋事获犯惩办折》，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册，第224页。在赣西新昌县纸厂，槽户与工匠年前便议定了固定工钱，由于纸张销售不畅，槽户们想削减工匠的工钱，导致工匠李士魁等人纠众滋事，抢劫富户。

除了槽房内完成的抄纸、烘焙等工序，造纸还需大量人口从事毛竹培育、砍斫嫩竹、制作竹丝等与造纸相关的工作。这些工作的地点分散于种植毛竹的山区，相关从业人员多被认为是棚民的一种。如《清史稿》所言：“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28)《清史稿》卷120《食货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483页。农闲时，各地均有大量农民投身于与造纸相关的工作，如乾隆《泸溪县志》记云：“泸俗治生营田产，农三时务耕作，其余刈竹煮丝，以楮业相高”。(29)乾隆《泸溪县志》卷1《风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页。在铅山县西南，祝继玉(1805—1881年)家庭早年家徒四壁，后养育了八个儿子，“广种山田，多腌纸料，家幸小康”(30)祝先庸修：《祝氏宗谱》之《继玉公传》， 2000年刊本。，描述的是耕作山田兼营造纸的情形。此外，一些农民会在农闲时到附近的纸厂打短工，如晚清婺源的小农外出从事“担石灰”“斫苗竹”“烧锅”等工作。(31)黄志繁、邵鸿：《晚清至民国徽州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对5本婺源县排日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在造纸业中，小商品经济与家庭副业生产一样，属个体经济，由槽户独立经营；不同的是，造纸并非副业，而是家庭的主业。

二、分工：家庭作坊之经营

当技术无实质性进展时，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是提升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由于竹料、水质、纸药(粘合剂)等材料因地而异，造纸业的专业化生产迹象在晚明时期就已出现。清中叶，造纸业已是江西、福建、浙江三省边界山区的重要产业，家庭作坊是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32)徐建青：《清代的造纸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晚清民国时期江西造纸业的分布情况，又见张天荣：《江西省之制纸业》，《商业月报》1930年第10卷第4期；周如军：《近代江西省における手工製紙業の展開》，《日本海域研究》第40号，2009年。江西铅山县的造纸业十分发达，其生产情况当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现以铅山县篁碧村为例，通过对雷氏造纸作坊的分析，探索东南山区造纸业小商品经济的一般情形。

篁碧村，原名黄柏村，地处铅山县西南的武夷山脉深处，与福建崇安、光泽二县相邻，海拔约500米，四面环山，距县治(旧)永平120里，向称偏僻。大约元末明初始成村落，相传任氏始祖为躲战乱自县城永平避居于此，祝氏、梁氏相继迁入，至明末清初，祝氏已是村中人口最多的家族，一直延续至今。清初“三藩之乱”间，篁碧村惨遭兵燹，受战后招垦措施影响，大量福建流民相继而来。

鹅湖雷氏是清初迁居篁碧的家族之一。据载，雷氏始祖雷时六(1669—1737年)原居福建宁化，清雍正间始迁居铅山县。康熙年间，雷时六曾前往江西铅山县贩运木材，后返乡娶妻张氏，生三子贵荣(1699—1767年)、贵华(1710—1785年)、贵发(1717—1796年)。五十岁时(1718年)，雷时六“复贾于黄柏村”，多年杳无音信。雍正初，张氏命贵荣、贵华先后前往铅山寻父，未果。后兄弟二人收到三弟寄来的家书，言及宁化遭遇灾荒，而篁碧村则年庚丰稔，“力佣者尚有生计”，故二人写信安慰母亲，并留下来当雇工，“岁暮积银三两许”，再返乡说服老母、幼弟变卖家产，举家迁往铅山。雍正六年(1728年)，雷氏一家到达篁碧。是时，盘缠耗尽，一贫如洗，贵荣、贵华通过替人耕种生存下来。(33)雷省身修：《鹅湖雷氏宗谱》卷1《雷氏迁铅记》，2002年刊本。

雍正八年(1730年)，雷时六返回篁碧，雷氏一家团圆。不过，雷时六年近花甲，贵发尚幼，仅贵荣、贵华为精壮劳动力，兄弟二人以“服田”“腌料”维持生计。(34)雷省身修：《鹅湖雷氏宗谱》卷1《雷氏迁铅记》，2002年刊本。“服田”，顾名思义，是指受雇于人，耕作于田。“腌料”，则指腌制竹料，代指从事造纸相关工作。具体来说，贵荣“服田”，他年近七十时回忆说，“吾少时傭工，非善于农者，不得食”。(35)雷省身修：《鹅湖雷氏宗谱》卷1《曾伯祖贵荣公行略》。贵华则“腌料”，谱载：“公力甚强，身长六尺许，荷纸及木货出，半山客舍，往返八十余里，阅时才半日耳……傭于林下黄家，翁喜其勤敏，以女字之……公在黄家，凡腌料、作纸诸务，一身任之。”(36)雷省身修：《鹅湖雷氏宗谱》卷1《曾伯祖贵华公行略》。贵华曾受雇于林下村黄家，从事造纸工作，因其身长力强，全心帮助黄氏打理家业，得到雇主的赏识。年幼的贵发亦十分勤勉，能上山砍柴；母亲张氏则“节俭持家，又益以纺织所入”，故家计迅速改善，又在村南修筑房屋，遂定居下来。(37)雷省身修：《鹅湖雷氏宗谱》卷1《曾祖贵发公行略》。

乾隆二年(1737年)，雷时六去世。不久，贵荣娶妻，贵华亦将黄氏带回篁碧村，贵发也已成年(尚未娶妻)，且再构筑新屋，起立纸槽，开始经营自己的造纸作坊。据载：“有光，应无暇时，夜则团饼。悬一铁盏于庭，燃松节其上，以代灯火。集子妇分东西坐，机杼声与团饼声相间作，一堂之上，怡怡如也。”(38)雷省身修：《鹅湖雷氏宗谱》卷1《雷氏迁铅记》。“团饼”(造纸工序)的应是贵荣、贵华、贵发三兄弟，织布的自然是雷母张氏、贵荣妻曾氏、贵华妻黄氏婆媳三人。也就是说，雷家与传统大家庭一样，男女各有分工，男性从事家庭主业，女性从事家庭副业。

雷氏的造纸作坊，由雷贵华经理各项事宜，其法当以黄氏作坊为蓝本。篁碧村“全境多竹，地方生计亦以竹为大宗”(39)雷省身修：《鹅湖雷氏宗谱》卷首《鼎建篁碧村家庙记》。，造纸原料当是毛竹。然雷氏是否购置山场种植，不得而知。若依雷氏族谱记载，贵华早年曾从事竹丝贩卖，“薛家边出竹丝价甚轻，每石只银二钱，公市丝腌料，岁得银数十两”。(40)雷省身修：《鹅湖雷氏宗谱》卷1《曾伯祖贵华公行略》。所谓竹丝，指竹片“杀青”后形成的竹料，竹丝制作多在竹山完成，与造纸槽房基本脱离，实现了专业化生产。(41)徐建青：《清代的造纸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据此推测，雷氏作坊所需竹丝应是从附近盛产竹丝之处购得，而非自己生产。购得竹丝后，雷氏兄弟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造纸。据《曾祖贵发公行略》记载：

日与荣公、华公力田、腌料，夜则取所腌之料，团使成饼，以备次日造纸之用。乡村无更漏，听鸡三唱而息。或讶其勤劳太甚，公曰：“立而耘于田，坐而作于室，劳逸分矣。团饼于夜，正吾节劳之时也。”自后，每岁腌料一百五十石，分为三锅出纸，七十石皆家人力任之，无须别雇一个也。(42)雷省身修：《鹅湖雷氏宗谱》卷1《曾祖贵发公行略》。

引文意在描述雷贵发辛勤工作，也交代了雷氏作坊的生产情形。贵发时已成年，成为雷家的主要劳动力，雷氏兄弟的职业还是耕作和造纸。考虑到雷氏定居时间尚短，且娶妻、筑屋，耗资颇费，家境虽得改善，大规模购置土地尚难实现，故“力田”当仍为地主做雇工，而漫长农闲时间里，兄弟三人则为自己的造纸作坊工作。因此，造纸是雷氏一家的主业。在造纸作坊中，雷氏兄弟需要完成“腌料”“入锅”“团饼”“造纸”等工序，包括“杀青”后的制浆、抄纸两阶段的全部工艺，其复杂程度远超《天工开物》所载。腌料，指用石灰浸腌竹丝(一昼夜)，再将竹丝从石灰塘中取出置于空地发酵(一般为期一个月)；入锅，指蒸煮竹丝，即将腌渍好的竹丝清洗干净后，放入楻锅蒸煮，直至煮烂；“团饼”，指将松散的竹丝做成圆形的竹饼，可在室内坐着完成，故曰“坐而作于室”。前两道工序并非一蹴而就，需反复多次，其间还要不断清洗石灰、泡稻草灰、去除杂质，蒸煮后还须将竹丝晾干、打散。雷氏兄弟所做竹饼为次日造纸之用，表明所用竹丝无需漂白，是为生料纸(43)林存和编：《福建之纸》，福建省政府统计处1941年印，第13页。，所产纸张应是铅山纸的主要品种——毛边纸，故“每日可成三四千张”。“造纸”的具体工序包括打料、抄纸两个部分。打料，指将竹饼置于水碓打开，再由人工脚踏拌匀，形成纸浆；将纸浆倒入水槽调料，兑入纸药，用竹帘捞纸，是为抄纸；再经榨干、烘干、裁切，最终做成可以出售的纸张。在繁忙时，家中妇女亦能参与劳动强度较低的剔除杂质、湿纸烘干等工序。(44)苏俊杰：《连史纸制作技艺保护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2—20页。雷氏三兄弟一年能腌渍150石竹丝，并完成其中70石竹丝的造纸生产。不能自行生产的80石竹料，可能雇佣工匠完成，也可能再次出售给其他槽户。

综上所述，篁碧雷氏造纸作坊的分工情况大致如下：其一，雷氏以造纸为家庭主业，兼营纺织、农耕等副业，农耕受雇于地主，纺织则由妇女任之；其二，雷氏作坊购买竹丝造纸，并完成打浆、抄纸等主要工序，“团饼”的劳动负荷较轻，多在夜晚进行；抄纸的劳动负荷较重，多在白天进行；其三，雷氏有三个精壮劳动力，能够完成150石竹料的腌渍和70石竹料的造纸生产。

三、面向市场：成纸之出售

一般认为，山区资源种类丰富而总量有限，耕地资源奇缺，人口要维持生计，需从事多种经济形态。这些经济形态的所得产品多不能自用而须投入市场，商品化是山区经济的必然选择。(45)鲁西奇：《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学术月刊》2010年5月。造纸业是山区经济的代表行业之一，也是一门商品性极强的行业，纸张则是清代国内外市场的大宗商品。(46)方行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679—701页。因而，造纸作坊的生产目的自然不是自用，而是面向市场、获得盈利。随着造纸业的专业化，各地质量、品种不一的纸张，不论就近销售的火纸、草纸、表纸，还是长距离运销的印书用纸和书写用纸，无不卷入商业化的浪潮之中。

对槽户而言，无论大户、小户，造纸的目的都是出售纸张并最大限度地盈利。篁碧村雷氏作坊生产的纸张，起初由雷贵发挑至80里外的石塘镇出售。据载：

(贵发)二十三岁，负纸及黄柏岭，憩于亭，拾一小衣包，知为人所遗，藏亭背而俟其失者。日过午，一客踉跄来，四顾而泣。公问其故，曰：“吾姓汤，寓石塘镇，为一同姓者买纸，失衣包一个，不足惜，所惜者内有千金券耳，归铺何以见主人。”公问其衣包状貌，一一符合，乃趋亭背，捡还之，客拜而谢。因问公：“荷纸何往，吾主人固以银买纸者，盖至吾号一憩乎？”公曰：“诺。”俱与同往。汤主人闻其事，叹曰：“君子也！吾见亦罕矣。”给百金，约以纸偿。(47)雷省身修：《鹅湖雷氏宗谱》卷1《曾祖贵发公行略》。

上文乃雷氏后裔讲述的往事，旨在称颂雷贵发拾金不昧的品格，亦可据此探知雷氏作坊出售纸张的主要形式。雷贵发时年二十有三，按传统算法应是乾隆四年(1739年)，即雷氏作坊开办之初。是时，贵发亲自将纸张挑往石塘镇出售，属槽户自售。他在黄柏岭遇到的汤姓失主，乃外商雇佣的纸张收买者，其雇主在石塘镇经营纸号，此类销售形式为外商收购。到达石塘镇后，贵发与纸号业主汤氏达成纸张订购协议，即汤氏给雷氏“百金”作为定金，雷氏将纸张售予汤氏，是为订购形式。与此同时，若销售渠道通畅，雷氏也可能成为汤氏的代理人，由槽户变成收购成纸的纸贩，甚至成为经营成纸外运的商人。据雷氏族谱记载，雷贵发的幼子雷声远(1765—1848年，名鸣春，号惺庵)自小习举业，然屡试不售，因“其兄故业贾，佐理需人，以君性成实而才挥霍，挈之。去兄居积，而君懋迁利市，遂三倍焉”。(48)雷省身修：《鹅湖雷氏宗谱》卷1《惺庵公生传》。雷声远及其兄长所从事的贸易事业，完全有可能承袭其父之旧。

实际上，从事造纸生产的工匠、经营作坊的槽户、贩卖纸张的商贩，三者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在条件允许的情形下，工匠、槽户、商贩三种角色可以互换，使得纸张出售的形式更加复杂。据同治《铅山县志》记载，十二都彭村(石塘镇南)的傅彩、傅雪兄弟，自幼家贫，以造纸为生，“及稍积赀本，遂业纸货，彩收买，雪售卖，遇事商酌，怡怡如也”， “十余年间，利获倍蓰，家日以富”。(49)同治《铅山县志》卷17《孝友·傅彩传》，第1435页。傅氏兄弟积累一定的资本后，由造纸生产改为从事纸张贩卖，一人收买、一人售卖，成功地从工匠变成商贩。若家庭规模较大，槽户还可兼营造纸、纸张贩卖等多项业务，累积大量财富，进而投身地方公益事业，成为乡族领袖。

铅山县南部山区所产纸张多在邻近的市镇销售。在广信府境内的武夷山脉北麓，以纸张贸易为主的专业市场为数不少，如上饶上泸市，在县南七十里，“近山产竹，槽户制纸，颇为近利，客商贩运，行户二百余家”；贵溪上清镇，“山饶竹木之利，店铺数百家，商民贸易，最称繁盛”；铅山湖坊市，在县西六十里，“饶纸利，行铺二百余家”。(50)同治《广信府志》卷1之1《乡都》，台湾成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63—66页。相对而言，石塘镇最为繁盛，晚明已有大量外商聚集，纸行店铺甚巨，“石塘一镇，贾客贸迁，纸货为盛”。(51)乾隆八年《铅山县志》卷1《地舆志》，第68页。在石塘镇，从事造纸的多是外地流民，经营纸张贸易的则是来自徽州、福建的富商大贾。乾隆《广信府志》记载：“前《府志》拾遗载，石塘人善作表纸，捣竹为之。今业之者日众，可资贫民生计，然率少土著。富商大贾挟赀而来者，大率徽、闽之人。”(52)乾隆《广信府志》卷2《物产》。未提及的土著，则可能是经营作坊兼营纸张贩卖的槽户。清代中后期，石塘镇汇集了各地商人，建有芝阳会馆、天后宫、昭武会馆、贵溪会馆、洪都会馆、山东会馆等多处会馆，开办了“复源生”“罗胜春”“天和号”“金洪昌”“查安泉”“王发记”等纸号，还有“松泰行”“舒记行”“赖家行”“潘中和纸栈”等纸行，纸张贸易盛极一时。(53)铅山县政协：《铅山文史资料》第16辑，2011年，内部资料。铅山县各处纸张汇于市镇后，运往河口镇打包，根据不同的销售地点采用不同的包装样式，如“京装”专供北京，“汉装”专运武汉，“申装”专销上海，“杭装”专运杭州，“徽装”专运徽州。河口镇内亦有大量的商铺经营纸张生意，经营店、号、行、庄等店铺，规模较大的有“吴志记”“祝荣记”“宝兴盛”“郭同义”“信大”“志成”等。(54)王立斌：《江西铅山连史纸调查报告》，《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清代江西省的产纸地方甚多，销路亦广。直至民国年间，“中国各省无不有江西纸张之踪迹”，“其运往外省，细纸销路以上海、浙江、南京、汉口、广东及长江流域为主要；粗纸销路，以南京、上海、安徽、山东、河南等地为主。”大致而言，九江开埠(1861年)以前，“江西纸张，由玉山方面运往浙江，再由浙江分销江苏，故多以杭州为集散地”；此后，“大都集中南昌、吴城两处，再分销他省。盖由南昌、吴城运往九江，有长江输船之便，运至各需要地较为利捷”。(55)张天荣：《江西省之制纸业》，《商业月报》1930年第10卷第4期。铅山县是传统的造纸大县，万历间所产纸张已行销各地，“以给天下之用”；(56)万历《铅书》卷4《街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67册，第500页。亦曾大量供应官府之需，“每岁造办，不知几万亿，上自进御表启，下至王公贵人、百司庶府及士庶人，凡文牍简书之费，日益浩繁，类多取给”。(57)万历《铅书》卷7《石塘陈公堤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68册，第337页。晚清民国间，铅山纸张的行销地点遍及大江南北。具体情形如下：“连史(亦作连四)、毛边、黄白、小捆表，以上行销下江、汉口；关山，(行销)南京、镇江、浙江；京放，(行销)安徽、山东、天津、烟台、青岛等处；放西、放连，(行销)江苏；黄箱、大中小光古、改良关山、书川、京川、河表、老二三才、黄白表、大中小则中、小剔、毛八、赤膊、光古、通表，以上行销下江；谱纸，(行销)南昌及汉口；河江，(行销)安徽；厂西，(行销)南京、扬州、镇江；单表，(行销)本省；小河表，行销下江。”(58)张天荣：《江西省之制纸业》，《商业月报》1930年第10卷第4期。行销范围涉及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大部分地区，尤以长江下游地区(下江)为重。

由此可见，通过本地商贩、外地商人的贩运，铅山所产的纸张汇集于附近的专业市镇，再经河口镇打包或加工，行销于全国各地。身居山区的槽户，由此卷入全国市场，成为商品化浪潮中的一份子。

结 论

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作坊是传统手工造纸最为常见的生产组织形式，与我们熟知的家庭副业和手工工场不同，它属于小商品经济。有清一代，造纸业遍及南方各处山区，是山区手工业最为重要的部门之一。江西铅山县造纸作坊的分工与运营模式，为我们窥视明清山区经济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从江西铅山县造纸业看，小商品经济的具体情形是：槽户以造纸为家庭主业并组织造纸生产，兼营纺织业，男性主事自家造纸，女性主事纺织，必要时女性会辅助造纸生产。经营一个普通的造纸作坊，需要两三个以上的精壮劳动力，通过购买竹丝，完成打浆、抄纸等繁杂的造纸工序。此间，男人们白天进行抄纸等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夜晚则进行“团饼”等劳动负荷较轻的工作。通过全家的努力与配合，一个槽户一年大约能完成150石竹料的腌渍和所腌70石竹料的造纸生产。经槽户售卖或商贩收买，各地产纸汇集于附近的专业市镇，再行销全国各地，从而卷入了全国性的商品市场。

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细胞，也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从家庭内部的情况出发是深化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途径(59)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第319页。，也是突破当前明清社会史研究局限的较为可行的办法。(60)参见刘永华：《排日账与19世纪徽州乡村社会研究——兼谈明清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和史料》，《学术月刊》2018年第4期。小商品经济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既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城乡经济的重要生产组织形式，也曾遍及南方山区，为山区手工业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因此，揭示小商品经济的内部经营情况，当有助于深化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