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还是“五四”？
——重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文/ 严诗喆

长期以来，1917年的“文学革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在此基础上建立、形成了一套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心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这套话语、思维模式沿用至今，其“线性”、“唯一”的指向性和历史观，逐渐在学界引起质疑与反思。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反思与重估，研究成果丰富，热度有增无减。

2019年是五四运动百年的历史性时期，借此机会重返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反思与重估“现代性”一类术语、概念的实质与价值，似乎有其不言而喻的内在意义。在《五四@100：文化，思想，历史》一书中，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关注角度切入，对百年来的五四议题及其演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充分展现了“众声喧哗”的“五四”精神与风采。其中，王德威先生以“没有五四，何来晚清”为题立论，对他此前“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问进行了对照与辩证的自省和再议，对于学界进一步认识与探讨五四新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起到另一种提示、启发的作用。

一、晚清“现代性”的发现

20 世纪80年代中期，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等学者，提出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从原来公认的“1917”提前到“1898”。随后，陈平原的学术专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于1988年出版，作者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演变，看“晚清”、“五四”与中国小说、文学的现代性建构、发展之间的关系，重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1]。同样是陈平原，在1989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继续探讨了晚清小说的“现代性”议题[2]。

真正引起学界对此议题产生热烈回响的，是王德威发表于1998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此文为其专著《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之导言，明确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同年，同名文章《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被收进王晓明编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一书。这两篇文章分别是其著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2005年）的导言和第一章。该著作于1997 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即Fin-de-Siècle Splendo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后被宋伟杰译成中文，于2005年出版[3]。

Theodore Huters（胡志德）在1987、88年分别发表了一篇探讨晚清文学发展情况及可能性的文章：From Writing to Literature：The Development of Late Qing Theories of Prose 和A New Way of Writing：The Possibilities for Literature in Late Qing China,1895-1908，后经修改，被收入Huters 于2005年出版的Bringing the World Home：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4]这两篇发表于20 世纪80年代的论文，在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专著中被引用、借鉴与讨论。同样地，Huters 在Bringing the World Home 一书中，参考、回应了王德威关于晚清现代性的探讨及重要观点。

这些学者的研究，虽有不同的切入视角，但关注的议题是相通的：比较晚清、“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潜藏、演变的“现代性”元素；探讨这些“现代性”因素，产生的背景和条件；追问“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所遇到的阻力……总之，他们对晚清“现代性”的发现和重视，突破了以“文学革命”或“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近现代史叙述模式，为“五四”议题的反思和研究开辟了新视阈、新思路。

二、“晚清”还是“五四”？

中国现代文学或“现代性”的起点，究竟是晚清还是“五四”？这一问题意识的出现，直接挑战传统的“五四”叙事和“现代”史观。

如上所述，以陈平原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自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重估晚清小说的“现代性”。陈平原尝试跳出以“五四”、“新青年”为中心的现代史叙述框架，回归历史现场或史料本身，通过晚清、“五四”的对话，梳理、解析二者的特质与关联。他在研究中指出，晚清和“五四”对中国文化及文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转型起到了“同构”作用，正是这两代人的“合力”使“转型”成为可能。学者李杨将陈平原的这种研究思路归纳、命名为“以晚清为方法”。将“晚清”纳入现代文学的研究范畴，意味着文学史观的转向，带动了该学科在研究视野、方法上的转型和更新[5]。

与陈平原强调晚清、“五四”的“合力”、“同构”稍有不同，王德威明确亮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调，并强调自己无意重写文学史，即无意将“现代文学”的开端定于他处，以免重蹈“五四”“新青年”的覆辙——建构另一文学史叙述的话语霸权。学者李杨认为，王德威不仅反对“五四”起源论，更重要的实为反对“起源论”本身。后者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史观、研究视野：王德威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为指导，意在解构“线性”、“明确指向性”的历史观。换言之，他不认为晚清和“五四”之间有截然二分的界线，即不认同“现代”、“起源”的提法及背后的史观。如此一来，他通过“时代错置”的策略，志在扰乱和解构“晚清与‘五四’”、“传统与现代”、“古与今”、“雅与俗”等一连串基于“线性”历史观、文化观而形成的“二元”概念和逻辑。他从四种晚清小说类型——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科幻，着手研究，发现晚清小说家丰富的创造力和建成“现代性”的无限可能。

在讨论“革命与回转”概念时，[6]王德威借鉴了Huters（胡志德）的文章A New Wayof Writing：The Possibilities for Literature in Late Qing China,1895-1908，[7]并对其中的观点进行了转述：

美国学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曾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如何摆荡在两极之间，一面戮力效劳于各种社会及政治因素，一面则寻求无牵无绊的创造自主性。他认为这些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并非五四的产物，而可追溯到一八九五年之后发展出来的文化理论，而这些理论又是十九世纪初以来一连串有关书写功用的论战的产物[8]。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胡志德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nationalism和culturalism 这对立统一的两面的不可分割性，即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格局、民族危机，中国现代文学，一方面要服务于“启蒙”、“复兴”等社会、政治需求，一方面需保留文学自身的独立、创造、审美、批判等特性，乃至肩负民族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的“文学”不可能“纯粹”，即无法自外于现实、在文艺审美的天地独善其身。由此，关于文学的“审美与功用”、“雅与俗”、“文言与白话”、“传统与现代”等“二元”辩证也随之而来。在这里，胡志德和王德威想进一步提醒我们，这一系列关于“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概念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观，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显著特点。文学场域成为各门类、领域、派别的观点和议题的论证现场，并由此发展出一系列囊括文学及其他领域在内的，关于“中国现代性”探索的思想理论、实践方式，这一切，均不是自“五四”运动之后才兴起的。

胡志德正是通过这种“回归历史现场”的方式，重审“中国现代性”议题中的“晚清和五四”之辨。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关键在于表明、阐释一种关于“知识考古学”的历史文化观，主张“在中国发现历史”，在以“文学”为主要论争现场的关于“现代与传统”之辨的相关议题上，超越传统的，尤其是以“五四”为主导的历史叙述的话语霸权，消解“二元”边界对我们看待问题的视野、眼光、策略、方式的限制。

三、“文”与“文学”

清末民初，越来越多刻着时代烙印的词汇，或直接从西方传入，或以日本为中介，被引介到中国。胡志德在著作Bringing the World Home 的Introduction 中提醒读者，面对这些产生于中国近现代的词汇，如“现代”、“文化”、“文明”等，即便用来形容中国所“需”的“改变”乃至“进步”，都必须被审慎看待、评估，切忌不加批判地直接引入基于欧洲历史文化语境而得出的结论为己所用。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文化主义(Culturalism)”和“国族主义(Nationalism)”是密不可分的。文化改革、文学革命，不仅局限于“文学”领域，同样地，政治改革也从不只关“政治”，二者都与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变迁捆绑在一起了。据此，在重审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时，面对这样的一些词汇，必须首先清楚地识别它们自身“与生俱来”的“中西”、“古今”、“审美与功用”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关系，在研究、思维、实践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通过这些“二元”标签更生动直观地认识这一体中的“两面”各自的特点，一方面则必须跳出以传统的“五四”话语为主导的历史叙述框架，跨越“对立”双方被过度强调的差异性、不兼容性，通过彼此“对话”、“沟通”的方式，客观认识和理解整个“变革与回转”、“中西”文化博弈、谈判、调和的过程——既非简单地从中国的“古”到“今”，也非单向地由“中”到“西”的“现代化”转变。

在上述的这些词汇——近现代历史的产物中，“文学(Literature)”一词被胡志德认为是最具迷惑性、复杂性的。原因在于：首先，中国古代罕有对应西方语境下的“文学(Literature)”一词的提法，也不存在基于“西方”历史文化背景而生成的“文学”之义。据此，在中国古代，如果硬要找一个勉强能“对上话”的表述，最有可能的便是“文”了。而后，最重要的问题来了，中国传统语境下的“文”，其内涵是真正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传统“文”的观念起源于先秦时期的礼乐文明，基于一整个礼乐文化体系而形成的“文”之精神，具备深厚的“人文”内涵，带有广泛的“文化”意味。随着与“文学”相关、“文”之观念的逐渐形成、发展，则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其一，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自然观紧密相连，指“天地之文”，即宇宙、自然中的运行秩序、规律和文化；其二，“文”与“纹”相通，泛指在自然及社会生活中，一切有纹饰的器物；其三，“引申到人类行为的文明有礼仪”，进而引申到个人的道德、学术修养，文学、艺术涵养及人生境界的完善与提升。这第三点，恰是儒家思想着重关注的层面。清末学者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道：“以文为文章之文者，则始于孔子作《文言》。”由此可见，孔子在传承礼乐文明的“大文化”精神传统之时，不忘将古代文论、文艺批评范畴的“文学”观念往实践层面延伸，而由此拓展的“文”或“文学”意涵，也许更接近现代中国出现的、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学(Literature)”之意。

清楚辨析中国传统中“文”的概念和近现代作为“舶来品”的“文学(Literature)”意涵，是“跨文化实践”中十分重要的工作，直接关系到解读与之密不可分的“雅与俗”、“文言与白话”、“审美与实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关系的研究工作。这正好回应了以胡志德、王德威、陈平原为代表的相关学者“深入历史情境”、“回归历史现场”、“从史料出发”等多少带有福柯“知识考古学”意味的历史文化观，及研究视野、眼光和主张。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与“文化比较”、“跨文化实践”相关的学术研究，便能更好地理解“中西”、“古今”等“二元”关系中，所谓“对立统一”的双方各自的内涵、特征，以及在跨文化对话、沟通、实践过程中的博弈、协商与调和。

四、结语

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自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口号之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兴趣。有评论家批评王德威偏爱晚清，但本文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首先，这个观点的提出，并非真的要从“晚清”和“五四”之间二中选一，也不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他处、重写文学史，而是提供了一种以福柯“知识考古学”为基础的研究视野、眼光、方法及历史文化观。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引下，放下对“现代”“起源论”本身探讨的执著，突破“传统与现代”、“文言与白话”等“二元”关系及“五四”传统历史叙述架构，回到历史的现场，在这里主要指被“五四”压抑的“晚清”，重新审视、寻找“中国现代性”的更多可能。

不同于王德威，陈平原先生强调“晚清”、“五四”两代人的“合力”、“同构”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转型的作用。也许恰是少了像“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样引人注意的口号，即便陈先生于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提出对晚清小说的现代性反思，但直到90年代中期，王德威这一口号的提出，才真正引起广泛回响。学者李杨在与陈先生对谈的过程中，用“以晚清为方法”概括陈先生的主要观点。据此，我们不难理解，陈平原先生主张，晚清和“五四”各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和历史意义，因而需要通过两个时代的对话、沟通，更好地认识彼此。“晚清”在这里不仅指一个研究对象的开拓那么简单，重要的是，“晚清”是一种看待历史的眼光、视野和方式，即跳出“五四”视野和标准，超越“晚清和‘五四’”、“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回到历史现场，从史料出发。

美国学者Huters，在看待“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上，与王德威和陈平原先生，有着相似的历史观、文化观。他从更宏观的角度出发，同时把握重大历史瞬间，主张回到历史情境，感受历史人物在面对“中西”、“古今”的博弈时，所处的状态，进而思考、理解不同文化间的不断冲突与调和的动态过程。他十分敏锐地从近现在中国输入的外来词，看到文化现象背后错综复杂、矛盾冲突的政治、社会、权力话语的激烈争夺。在他看来，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和“国族”、“政治”等所谓“现实”层面不可能分割，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于此时几乎是不存在的。面对当时的“审美与实用”之争，他抓住中国古代的“文”和近现代输入的“文学”从内涵到价值观、乃至各方面的根本不同，坚持“在中国发现历史”，从“文”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入手，解构与此相关的“审美与实用”、“文言与白话”、“传统与现代”之争，争辩的本质源于对历史文化观的理解偏差。

时间来到相隔一世纪的五四纪念年，针对学界有关“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问的批评，王德威先生给出了自己的回应与再议。这次，他以“没有五四，何来晚清”为题，以实际行动辩驳有关“偏爱晚清”的质疑。他在文中指出，借此“时代错置（anachrony）”、“拟想假设(presumptive mood)”的方式，试图呈现“现代与传统异同的纠缠面相，以及‘俱分进化’的动力”，期望打破“文学史单一性和不可逆性的论述”[9]。不论晚清还是五四，传统或是现代，抑或其它相关、类似的“二元”面相、语汇、论述或关系，都在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的场域中夹杂、纠缠，不是条分缕析的，而是欲辨不能、欲说还休的，既是混沌的、模糊的，又是热闹的、众声喧哗的。如此一来，“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多元、矛盾、复杂、纠缠，才可能被发现、看到与充分认识。而只有意识到这点，这一研究领域或这一段历史，才可能得到更为充分、更接近真相的考掘与认知，才可能拓展有关“现代性”如何被界定、为何如此被界定的反思与重估域界。这也是时隔一世纪之后，仍需纪念与“重返”五四的意义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