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文化和技术：野味消费的成因分析与预防
——基于社会嵌入的视角

高天宇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0 引 言

野生动物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对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进而不断侵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同时，对野生动物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长。野生动物资源不仅可以作为药材，还成为人们的食材和穿戴的饰品。20世纪90年代，禾花雀成为广东人追捧的菜品，导致了2013年禾花雀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定为“濒危”级别的物种。可见，野味消费对野生动物保护造成严峻的挑战。

1 野味消费问题的提出

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中，人们不得不依靠打猎来满足生存的需要，被用来食用的鸟兽就是野味。而食用未经检验检疫的野味往往存在着隐患，这是导致传染病的重要根源，因此是管控的对象。由于存在认知上的误区，民间便形成有关“依法食用野味”还是“全面禁止野味”的争议。野味消费指通过交易而获得的可食用的野生鸟兽，如今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消费需求包括食用、服饰、入药等，而作为野生动物食用途径的野味消费被赋予更多的社会意义。随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野味消费又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我国21个大中城市,50%以上的餐厅经营野生动物菜肴,46.2%的城市居民吃过野生动物,2.7%的居民经常吃野味。[1]5可见，野味消费并不是一种区域性消费，而是广泛存在于社会之中。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这是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对自我力量的盲目崇拜，逐渐走向破坏自然的道路。[2]21也有学者认为野味消费是一种体现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特权的表现。[3]42另有学者从消费动机入手，认为食用野生动物是消费者陷入“药补不如食补”和“野生动物是绿色食品”的误区。[3]7

虽然相关研究略显欠缺，但从现有的成果来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野味消费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相关研究存在不足：学者对于野味消费的原因分析过度倾向于野味消费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意义，忽视了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动机，实际上，在野味消费的过程和结果中，消费者看重的是野味带来某一方面的满足，即进行野味消费的动机。但人们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又忽视了野味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可见，野味消费行为又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同时，现有研究缺乏一个综合的视角进行分析。基于此，笔者从社会嵌入理论出发，通过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技术嵌入性三个角度对野味消费的原因进行分析。

2 “嵌入性”与社会嵌入理论

“嵌入性”一词是由卡尔·波兰尼在《大变革》一文中提出的，随后，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中认为，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受到社会关系及结构的影响，由此提出“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这种嵌入的主体是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行为，客体是社会关系，因此也被称为“社会嵌入”。[4]173随着社会嵌入理论的不断发展，其被延伸至其他领域。Zukin和Dimaggio将嵌入性分为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结构嵌入型和政治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指思维过程中结构性规律对经济理性构成限制的情况；文化嵌入性是指共享的集体理解在形塑经济策略和目标上的作用。技术嵌入性由Halinen 和 Tornroos提出，指业务交换嵌入于企业和社会层面的各种技术系统及其发展过程中。[5]1-8

嵌入性理论是社会学与经济学对话而产生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是受到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既是主动的选择，也是被动的结果，而嵌入性理论为解释人们进行野味消费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

3 野味消费的嵌入性分析

3.1 认知嵌入性——绿色与养生

认知嵌入性是从行为主体的角度出发，指行为主体在进行理性分析时会受到原有的价值观念的引导或限制。也就是说，当企业或个人由于自身特质以及社会背景的差异，会形塑出不同的认知结构，进而影响理性分析的过程和结果。[6]101而在野味消费的认知过程中，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导致居民盲目地追求“纯天然、无污染”的野生动物，而这既是居民理性选择的目的，也是认知嵌入的结果。

中国历来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粮食供应成为政府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而后半句“食以安为先”则说明食品安全的重要程度。根据《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8》的数据显示，超过半数以上受访者的食品安全信心受到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使一部分人对食品安全风险比较担忧或非常担忧，对于滥用添加剂与非法使用化学物质、农兽药残留超标、重金属超标和微生物污染表示担忧的受访者占全部受访人数的比重依次为79.28%、70.11%、64.97%、56.61%，而对于食品本身有害物质超标表示担忧的比重仅为18.15%。[7]243-246可见，受访者更多地关注来自外在因素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而非食品本身。根据相关调查显示：74.2%的受访者认为，滥食野生动物是一种不文明的消费行为，应当坚决制止。同时，大部分的受访者也意识到食用野味可能存在危险性，[8]714但现实中食用野味的行为却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是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导致居民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危机，而这也是居民盲目追求绿色养生进行野味消费的重要因素，对绿色养生的认知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对市场主体的不信任。由于市场主体缺乏诚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通过以次充好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相关部门的监管又不到位，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尤其是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中国的乳制品自给率便不断下降，对国产奶粉的不信任，是居民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突出体现。而“地沟油”、“瘦肉精”和“毒生姜”等重大食品安全问题不断突破居民的食品安全底线，甚至出现“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自嘲，而藏在这句话背后的是居民对食品安全保障的失望。其次，居民对食品安全的误解。事实上，食品的安全需要一整套的流程进行保障。片面地追求“纯天然、无污染”是不可取的，无论是野生动物或植物都是如此。由于未经人工养殖的动物既没有经过检疫，也没有安全的生长环境，在缺乏完善的饲养运输和安全保障情况下就被宰杀食用，居民极有可能在不知情中就将动物携带的病毒食入体内，从而出现不适症状，甚至危及生命。当这种片面追求“纯天然、无污染”的社会认知，成为“安全卫生”和“健康绿色”的体现，从而消费野味就成为“理所当然”行为。最后，居民对食品营养缺乏准确认知。基于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以及片面追求“纯天然、无污染”的前提，居民会产生野生的食品比较有营养的偏见。实际上，野味更有营养价值一说并没有充足的科学依据，反而因缺乏足够的安全监管，食用野味很有可能产生不良后果。

在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的背景下，居民不但对食品多样性的要求提高，而且对食品安全的重视也日益增强。但由于居民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多次爆发的重大食品安全问题，使居民产生人工种植和饲养不安全的认知，从而片面追求“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健康食品。

3.2 文化嵌入性——习惯与符号

文化嵌入性指经济行为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表现为传统价值理论、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地域文化等社会文化因素对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影响和制约。[9]16文化嵌入性的特点是深藏于行为主体的意识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形成人们共同认为的理所应当的假设，为经济行为设定界限。根据美国国际发展署和保护国际基金会在2012年进行的《中国城市居民野生动物消费行为及保护意识调查报告》显示，野生动物的消费用途主要分为食用、入药、服装和豢养四种，其中食用占比最高，为26.9%。[10]可见，饮食的习惯在野味消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由于野味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部分野味属于国家保护动物，吃野味就成为部分居民炫耀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独特方式。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文化嵌入，野生动物走私成为仅次于毒品和军火的第三大非法贸易，从而成为导致全世界物种数量快速减少的重要原因。

习惯是相沿积久重复出现而形成的惯制、生活方式、行为模式、风尚习俗等的总称。[11]437习惯的形成与当地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习惯对行为主体经济理性的引导或约束，从而影响行为主体经济策略的选择。根据《中国城市居民野生动物消费行为及保护意识调查报告》显示，野味消费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广州和南宁的野生动物消费数量较多，该地的居民对野生动物的诉求主要以食用为主，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形式普遍认为是“不用”和“不养”。而北京和上海居民对野生动物的食用需求较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形式倾向于“全面保护”，即“不吃”、“不用”和“不养”。[10]自2003年SARS出现后，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以严格控制野生动物的食用，为何南宁与广州居民依旧消费数量较多，北京和上海居民的食用需求却大幅度下降？显然，这与长期形成的饮食习惯有关。故而在控制野生动物的食用方面效果大相径庭。在野生动物的消费态度上，南宁和昆明居民倾向于“依法消费”以及不消费纯野生动物，而北京88.3%的居民赞成“全面不消费”。[10]但南宁和昆明的居民对野生动物消费并没有“一刀切”，而是有选择地进行消费，即选择更安全的“依法”和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进行消费。可见，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使得当地居民在选择消费野生动物的态度上具有显著差异，而行为主体的经济理性明显受到习惯的影响。

凡勃伦认为，炫耀性消费是文化规范和社会地位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个人选择的结果。[12]26鲍德里亚则认为，进行社会分化，制造差异需求是消费社会的本质，居民在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的过程中陷入心理贫困化。[13]52凡勃伦和鲍德里亚都认为，居民非理性的消费是过度社会化的经济行为。诚然，一部分野味消费确是一种追求符号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的非理性行为，但这不足以完全忽视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粮食在我国历史上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印证了粮食所具有的社会阶级性。特权阶层对饮食的考究不但表现在追求色香味等感官上的体验，而且对食材也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在人们普遍吃饱的阶段，食材就成为对人进行社会区分的符号。随着政府对野味监管的不断加强，野味成为一种稀有品，消费野味就跳脱出居民追求“养生健康”的使用价值，而变成象征地位和财富的符号价值。实际上，可能携带SARS病毒并在人际间传播的果子狸不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宴席上的名菜，因而当时的人们把食用果子狸作为炫耀身份地位的资本。因此，行为主体的经济理性需要结合当前的社会背景。在物质丰盛时期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和在物质匮乏时期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相似的逻辑，前者满足的是心理需求，后者满足的是生理需求，都是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

由于饮食习惯成为影响南北野味消费的分水岭，而野味消费的符号价值却是大同小异。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消费文化，使得野味消费成为攀比炫富的方式，以追求心理上的满足超越于生理上的需求，这也是导致大量珍禽异兽成为盘中餐的重要原因。

3.3 技术嵌入性——网络与装备

技术嵌入性是指行动主体的活动嵌入于企业和社会层面的各种技术系统及其发展过程中。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是影响野味消费的重要社会背景，使传统的野味消费可以在网络消费的平台上进行交易，而交易双方由“在场”转为“缺场”，匿名化和隐蔽化使得更多非法的野生动物交易不受监管。同时，人类不但可以借助先进的运输技术使交易活动范围覆盖陆地深海和天空，而且又拥有主宰野生动物命运的捕猎装备技术，从而保障野味的供给。

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认为，网络构建新的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14]37网络技术的应用对野味消费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首先是网络传播的全球化。网络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实现全天候的传播，全球网民都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浏览世界各地的信息，满足居民对外界的认知需要，但也激发了居民对未知事物的猎奇心理。事实上，野味相对于其他肉制品来说，只能作为一种小众的消费需求，并不能被大众普遍接受，同时又受到政府严格的监管。因此，野味交易的禁止就造成一种“不禁不为、愈禁愈为”的心理现象,即“潘多拉效应”或称为猎奇心理。而网络却可以满足居民寻求世界各地野味消费的信息，无形中形成对野味消费的需求。其次是网络传播的社会化。传播具有社会化的功能，通过技术手段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传统媒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赋予商品个性化的符号价值，使追求个性化的受众内化符号价值并影响其行为，从而产生更多的兴趣。在现实生活中，网上流传着宣称野味是“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以及大量关于通过吃野味达到养生保健的文章、视频，居民一旦缺乏准确的认知，就容易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部分人将吃野味的行为作为一种炫耀其财富与社会地位的方式，并引起了其他人的效仿。最后是网络信息的共享化。虽然野味消费者遍及全球，但物种的分布具有区域性，活动范围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这就造成野味的供应与消费也具有一定的区域局限性。由于缺乏足够规模的野味供需信息平台，野味的供需并不平衡。因此，网络技术的出现能够解决野味交易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且世界各地的野味都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交易，网络不但可以将世界不同地区的野味消费者囊括其中，还将不同地区的野味展现在全球野味消费者的面前，消费者只需点击鼠标就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野味。

网络技术虽然实现全球野味市场的串联，但保障野味供给数量、种类和范围却需要装备制造技术的同步发展，其中包括运输技术和捕猎装备技术。首先，运输技术影响野味供给的范围。由于网上的交易需要线下完成，而不断扩大的供给范围还依赖于运输技术的提高。由于物种分布的不对称决定了野味贸易的全球化，为了让飞鸟走兽游鱼可以更快地成为世界各地居民的盘中餐，对运输工具的速度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海洋运输、航空运输都有可能成为非法野味交易的工具，而这些运输工具技术无疑扩大了野味的供给范围。其次，捕猎装备影响野味供给的数量和种类。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理查德·利基提出了“第六次大灭绝”的概念。虽然这样的提法在当时饱受争议，但根据相关报告指出，仅自 1900 年以来，全球有69个哺乳动物物种和大约400个脊椎动物物种灭绝，而现在地球上哺乳类动物的灭绝速度是过去的20至100倍，这与人类活动的结果密不可分。[15]7不论是环境污染，过度捕猎还是栖息地消失都是人类过度利用技术对野生动物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过度捕猎是加速野生动物数量和物种减少的重要原因，其中人类的食用是主要用途，而技术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实中，人类如果缺乏装备，是很难徒手进行捕猎的，然而技术的应用使得人类捕猎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不论是捕获野生动物数量还是种类，都在新技术的运用下得到巨大的增加。其中，海洋渔业具有显著的代表性。由于海洋渔业是开放资源，故而在利益的驱动下，常常处于过度捕捞的状态。有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渔民两年捕获的鱼类数量就相当于整个19世纪捕获的总量，而利用电网技术进行捕鱼更是严重破坏自然恢复能力的行为。[16]227可见，技术的存在使得人类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捕猎，进而影响了野味供给的数量和种类。

人类对野味的需求并非由技术产生，但技术可以扩大人类对野味的需求并为此提供保障，将人类以往不曾目睹或食用的动物变成盘中餐，从而助长了人类继续食用野生动物的野心。可见，现代技术的发展为人类食用野味铺平道路，进而成为推动野味消费的重要原因。但技术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具有绝对的中立性，它从来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只有作为主体的人对它施加影响，技术才会表现出善恶之分。[17]108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野生动物是维护生态稳定必不可少的环节。人类片面地追求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放弃与自然和谐共存是不可取的。

4 预防野味消费的对策建议

野味消费是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受到认知、文化和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在政府严加管控、媒体广泛宣传和非盈利组织强烈呼吁下，居民对野味消费的态度明显转变，但野味交易的市场依旧存在。可见，完全杜绝野味消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4.1 履行社会责任，改变居民认知

食品安全问题所造成的居民对绿色健康的认知偏差是导致野味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部分企业严重缺乏社会责任以及政府监管不到位造成的恶劣后果。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造成居民对国内食品企业的信任危机，需要较长时期重塑企业形象。为转变居民的信任危机，首先，提高企业产品质量，树立企业诚信经营理念。企业作为市场服务的提供者，理应自觉接受政府、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媒体的监督。企业应从产品质量入手，将小产品做出大文章，依靠质量取胜，树立业界口碑，履行社会责任，方能赢得公众信任。其次，丰富居民食品安全和营养学等相关知识，改变居民认知偏见。居民对营养学相关知识的匮乏，是盲目追求绿色与养生的原因之一。因此，需要普及营养学和食品安全的有关知识，通过开办讲座、传单标语和上门宣讲等形式，丰富居民相关知识，改变认知偏见。

4.2 纠正饮食陋习，弘扬节俭消费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提出“文化堕距”，认为在社会变迁中，习惯、观念等部分变迁速度落后于物质和技术。野味消费具有长远的历史，人类对野味的需求是野味市场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这种经久形成的文化对人类的影响是长期的，也是潜移默化式的。因此，想要从文化上纠正野味消费的陋习，就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为此，政府需要从法律的角度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大对非法野味交易的惩治力度，以儆效尤。同时，加快推动野生动物目录的修订，将部分非珍稀的水生动物和陆生动物纳入野生动物保护目录中，使得野生动物的保护有法可依。同时，要加大对野味消费行为的惩治力度，对关于违反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食用等规定的行为，在现行的法律基础上加重处罚，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法律层面摒弃食用野味的陋习，从而形成常态化。同时，少数人通过食用野生动物达到炫富攀比等不良社会风气，是炫耀性消费的极端表现，影响恶劣，一方面需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正确的消费理念，通过媒体弘扬节俭消费的传统美德。

4.3 加强网络监管，合法使用技术

技术是保障野生动物供给的重要原因，然而，技术对人类的发展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技术如何被应用。为解决技术在野味消费上的错误应用，政府应加强对网络野生动物交易的监管。由于网络交易场所的虚拟化、交易对象的匿名化以及沟通方式的符号化，同时交易暗语和电子货币都严重干扰到监管的效果。因此，要充分发挥“警企合作”机制，实现信息共享，进一步发挥互联网企业的主体责任与技术优势，从技术层面上遏制网络平台的野生动物交易。企业作为技术的主要开发者，其技术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也受到法律的制约，企业需要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利用技术造福社会与人类，禁止将技术用于捕猎野生动物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本文通过社会嵌入理论对野味成因进行分析，发现野味消费既受到认知、文化和技术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是居民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际，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联防联控，改变居民野味消费的态度还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