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宗教辨

2020-12-09 05:42丰晓流
山东青年 2020年11期
关键词:儒学儒家孔子

丰晓流

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出现过儒家、儒学、儒教(孔教)的记述。至西汉后期、东汉初期,佛教传入中国,中国道教创立后,人们将儒道佛合称“三教”。其实儒学(儒教)与宗教有实质上的区别。人们也许会问:司马迁著《史记·游侠列传》说:“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又怎么解释呢?这或许与中国当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宗教组织有关,或在词语表达上取模糊态度。如“汉代儒家宣扬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为三教”。[1]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语言表述也随着发生变化,如中国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在某些概念、语法使用上出现差别一样。儒学是否应属于宗教,并称“三教”?值得探讨。

一、儒家(儒学)源流

儒者,是从古代巫、史、祝中分化出来的人。《周礼·天官·家宰》[2]:“四曰儒,以道得民。”后人解释说:儒以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指从事国子道德教育为业的学者或专家,孔子应属这一阶层的人。然孔子未走这条路,而是创办私学,行“有教无类”,成为我国古代教育家,后被封建王朝封为“至圣先师”。儒学与原始宗教或后来的宗教派系及其信仰者、神职人员是有区别的。

儒家学说的理论构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意指他爱好周代文化。《庄子·天运》[3]载:“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后因《乐》佚,称“五经”),但也不能因此说他没有作。如作《春秋》、删《诗》经等编辑工作,应是有作的。二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后人,将孔子的学术言论和本人的学习心得,创作集结成书或新著,继承并发展儒家理论,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四书”。从此“五经”、“四书”成为儒学的基本理论。

在儒学理论中,有诸多方面与宗教理论显著不同:一是遵循了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4]的思想;二是联系社会实际,把教育人作为要务,即以仁义道德为本,治国平天下。期望受教者成为社会合格公民,共担责任,共享幸福的“大同世界”。

我们再考证一下宗教理论的构成(主要以中国道教为例),大体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他们的信奉的尊神论著或托书(言),集结成本教派经书(理论)。如将《老子》称为《道德真经》,其人尊为“太上老君”。《庄子》称为《南华真经》,其人尊为“南华真人”,如此等等。二是道家(道人)自己的著作(包括神授或神的托言)。他们把当时人们的不理解或无法证明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中的某些事物加以神化、玄化(如《老子》的哲学论述,医学中的病理及用药治病),借以宣传神道、神功、神境,诱导信众脱离社会实际,追求未来(来世)成佛成仙,进入“天堂”,过着神仙般生活的“极乐世界”。有群众称这种理论为“玄”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身的普及与发展。

二、学校下移,教育开放

在孔子所处时代及以前之社会,教育权被奴隶主或封建领主(贵族)垄断,即“学在官府”。学校为贵族子弟而设,平民无学可上,没有受教育权利。孔子的功绩之一,是他打破了这一传统,首创私学,把学校设在民间,并提出“有教无类”,学校向平民开放。据考证,孔子从教始于“三十而立”至七十三岁离世,其中除间断从政计四年外,实际专业从教约四十年左右,先后收学生三千余人,其中学习优秀者——贤人七十二人(有说达百人)。孔子在教育目的、教材选编、教育方式方法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并作出贡献,人称“孔圣人”。

孔子施教持开放态度。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诸侯相互兼并,社会动荡。孔子为推行儒家学说,广收学子,实行“有教无类”。人不分贵贱,域不分城邦,还带领学生周游列国达十四年之久,走到那里,教学到那里。他的学说在当时虽不被统治者接受而且面临学无定所等困境,仍坚持教学为先的理念,并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教学内容。后人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习方法,可能受到孔子这种行为影响。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有一定程度的基础教育思想。特别是后来私学的兴起,为开民智、育人才起到积极作用。他的学生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行业,无疑这些人后来大多数回到社会就业,为社会提供了有文化素养的人材。如中国道教创始人张陵(张道陵),本大儒,博通“五经”

[5],佛教名僧道安(释道安)“自幼读儒家经书”[6]。至于其他各业也不乏曾受儒家教育而成长为行家、学者。如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他经商成为当时巨富。“(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7](意为平等相待)。如此等等。

儒学(家)具有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子入太庙,每事问”,“问礼于老聃”,继承各家学说的合理著述等。

相较之下,中国道教、佛教,他们也收徒传道,但他们将寺庙宫观设在郊外,乃至深山僻壤,行封闭式的“修身养性”。以诵经、礼拜、持戒为功课“脱离凡俗”,实际脱离了社会人群、经济、政治、人伦等活动,从精神上异化了人的本质。影响了自身的发展进步。

三、务实的教育目的

儒学与宗教在教育目的上有根本性区别,表现在务实与务虚上。儒学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与其务实的教育目的相关。特别是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影响此后各代封建王朝,因为它适应了皇权的需要。教育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然教育总是受政治制度制约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孔子(儒家)之設教,“以仁义道德为本,治国平天下为用。”(《新国文》[8]),说明它把教育与人民、国家联系在一起,讲求务实。孔子生活的“春秋是从领主制向地主制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9],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领主(贵族)兼并激烈,社会动荡,造成“礼崩乐坏”、“天下无道”,这对孔子希望的“仁政德治”理想是极大冲击。他怀念尊崇尧舜禹周公,“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0]他倡导克己复礼作为人的言行指向。孔子办教育,继承了周礼“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增加《诗》《易》《春秋》,以培养有道德、有文化、适应(封建)时代需要的人才,最理想的士、君子。子路问怎样算君子?孔子回答三句话:“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1]。在孔子弟子中被认定的“七十二贤人”,可能就是指士或君子说的。他们是稳定和发展封建社会制度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促进人向着较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提高人的自主性和社会责任感的榜样。

再看中国的宗教活动目的,除了劝善戒恶好的方面外,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人际社会的生产、政治、文化活动,“脱离凡俗”,行诵经、礼拜、戒律,实行禁欲,限制人的个性发展,意图成佛、成仙,来世进入“极乐世界”,最终什么也没做到、得到,一切“空了”,使不少人感到困惑。

四、至圣先师,不同封神

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清两代改“王”为“师”,封孔子为“至圣先师”[12],民间则称孔子为“孔圣人”,都是人世间称呼,用现代话说,是一种荣誉称号,不属“封神”。其实孔子本人是早有言在先,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13]他是以一个教师的地位评价自己,不像某个宗教教主,在“修身”过程中,常自称某“大师”、“活佛”,死后禅位,信徒奉为“神主”。如佛教中的“佛”,道教中的“天尊”、“天师”等等。

从理论著作方面看。“子不语怪、力、乱、神。”换句话说,儒家不信神、怪,或持保留态度。从学校教育角度看,这是很了不得的认知和取向。

儒家以“六经”、“四书”作为学校教育内容,学校下移,有教无类,开放式办学,因材施教等,酷似中国古代“教育学”理论。“鲁人皆以儒教”,应理解为他们受这种教育。它与后来的宗教教育不能混同。在春秋时期,中国并未形成公认的有神主、有神理论、有组织的宗教,至于儒、道、佛简称“三教”,则是东汉以后的事。

“三教”提法虽常见于史籍,但国人从未把儒学列为宗教教义,而是作为中国学校教育选用的教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而继承之。封孔子为“至圣先师”,为广大群众接受。从辛亥革命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至今,在“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有過“批孔”,但未说批“孔教”或批孔子的“神学”理论,而是批判那些不适合当今社会潮流的封建主义理论,并非有神论或无神论之争。儒学既然不属神学,儒教说就不能成立。这一点,百年前《新国文》的编者们就注意到这一点。《新国文》的论述说:

“佛耶回三教,我国人杂奉之。然人人尊崇孔子……。孔子盖我国大圣人也。

孔子之设教也,以仁义道德为本,治国平天下为用,其宗旨与各教不同。宗教家以未来祸福,范围一世之人心。故有轮回之说,有天堂地狱之说。而孔子则不语怪,不语神。此其异一也。宗教家排斥外道,耶言一神,佛言不二法门,至回教且以兵力诛锄异己。而孔子则问礼老聃、问官郯子,未尝以异端、夷狄而拒绝之。此其异又一也。

我国自汉以来,国人无不崇祀孔子。内而京师,外而郡县,皆建立孔庙……其所以若是者,非籍礼拜祈祷,以求福利。实以孔子之圣,足为万世师表故耳。”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没有孔教(儒教),可能与孔子不语怪、神有关,中国道教也未列其中。有资料说,因外国人信奉一神教,称中国道教属自然宗教(多神教)。它间接说明,儒学不属宗教,孔子不是神主。

[参考文献]

[1]《辞源·三教》.

[2]《周礼·天官冢宰》.

[3]《庄子·天运》.

[4][10][11][13]《论语》(依序:述而·八佾·宪河·述而).

[5]《中国道教》,第220页.

[6]《中国佛教基础知识》第33页.

[7]《史记·货殖》.

[8]《新国文·孔子》(北京)新星出版社.

[9][12]《孔子评传》第132页、第36页.

(作者单位: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襄阳 4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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