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与趋势：民族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构建与可视化分析

谢冰雪 李雷雷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国内外对民族旅游的概念并未形成统一定义，但普遍认为民族旅游是指旅游者前往少数民族（或族群） 的居住地区体验当地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旅游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民族旅游业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迅速发展，成为当地脱贫致富、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1]。民族旅游业成为旅游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话题。众多学者基于民族旅游开发模式、民族旅游影响等不同的视角、方法对我国民族旅游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理论和政策倡导层面促进民族旅游的发展。

通过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学术界以民族旅游为主题的综述类研究其实并不丰富，现有的文献综述主要聚焦在民族村寨旅游（周真刚2017年、肖琼2009年、卢宏2008年）、旅游社区研究（薛熙明2017年、李剀2016年）、某一区域旅游开发（李桃2010年、陈娅玲2010年、吴其付2007年）、民族文化变迁（伊敏2018年） 等版块，而整体层面的梳理和分析仅集中在21世纪初（吴必虎2000年、杨昇2008年）。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多以某一领域的研究为主，研究内容具有单一化和碎片化的特点、缺乏宏观层面对民族旅游研究的纵向梳理和整体性把握。

鉴于以上研究的不足，本文借助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以中国知网数据库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对近10年（2010-2019年） 我国民族旅游研究的知识结构和演进脉络进行梳理，为国内民族旅游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同时促进民族旅游研究回应实践需求，为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与精准扶贫政策制定提供宏观理论基础。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以“民族”并“旅游”为主题，本文对中国知网（CNKI） 数据库收录的2010-2019年的期刊文献进行检索，共获得民族旅游领域14818条记录。由此可见，民族旅游领域的总体研究十分活跃。为使得分析结果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再次检索时，选定来源类型为“中国科学社会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含扩展版）”，共检索出2325篇文献。通过对每篇文献的人工复检，剔除新闻报道、会议综述等不相关文献，以最终收录的2083篇为本文的分析对象。检索时间为2020年4月1日。

（二） 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Citespace软件及中国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进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制作民族旅游研究的发文量趋势图、研究者及研究机构共现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探索民族旅游研究领域的学科高产作者、研究热点及趋势等。

二、结果分析

（一） 民族旅游研究的发文量及文献特征分析

图1 民族旅游研究年度数量分布趋势

图2 2010-2019年民族旅游高产作者及合作网络图谱

图3 2010-2019年民族旅游研究的主要机构及合作网络图谱

文献在时间上的分布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该主题研究的理论水平与发展速度[2]。将民族旅游研究放置整体时间框架内，自1998年中国知网收录期刊论文以来，国内民族旅游研究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5年共286篇，为历年最高。具体而言，我国民族旅游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8年到2007年，这一时间段内发文量都集中在百篇以下，整体呈现缓慢上升的特征；第二阶段为2008年到2015年，这一时期发文量较之前明显增长，其中2008年发文量快速增长并之后都稳定在每年200篇以上，并于2015年达到顶峰；第三阶段为2016年至今，这一时期年度发文量呈现下降趋势，民族旅游相关研究逐渐变冷，近些年下降到200篇以下。通过结合政策等社会背景分析发现，国内民族旅游的发展节点与我国旅游业政策倡导相关，尤其是在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和2014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次年民族旅游的研究都有所提升。

（二） 民族旅游研究的高产作者和研究机构分析

合作网络图谱能够揭示相关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主要机构及合作关系。Citespace作者共现分析可以识别出一个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及研究人员的合作、互引关系[3]。由图2可见，国内民族旅游研究领域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核心作者。就论文数量而言，发文前5位的作者分别为中山大学的孙九霞（31篇）、南宁师范大学的陈炜（11篇）、湖南师范大学的王兆峰(10篇）、中南民族大学的李忠斌（8篇）、西南大学的王志章（8篇）、西南民族大学的吴建国（8篇）。从合作关系网络来看，现有的合作网络比较松散，整个合作网络密度较低（文献拓扑密度值Density=0.0014），学者们的研究分散，缺少学术合作联系。

由主要机构及合作网络图谱可见，国内民族旅游研究领域形成了以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和四川大学旅游学院两大核心团体。不同于高产作者的合作网络，民族旅游主要机构间的合作相比较而言更为紧密，但从文献拓扑网络密度值（Density=0.0048)来看，国内研究机构的合作仍需加强，目前各机构仍是各自研究的状态，合作也仅限小范围内部的合作。其中，四川大学旅游学院、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学院同其他机构的合作最为活跃，多次联合其他机构开展相关民族旅游研究。机构的发文量与本单位的高产作者直接相关[4]，孙九霞教授的发文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主要的构成部分，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也成为发文量最大的机构。同理，学者的合作网络紧密程度也影响机构的合作网络，西南民族大学吴建国、刘晓鹰教授的合作关系也促进西南民族大学的高中心性。

（三） 民族旅游研究的主要发文期刊

按照期刊发文量数量排序统计，在过去10年间，发文量大于30篇的期刊共有16本。由表1可见，民族类高校学报和民族学研究专门期刊是国内民族旅游研究的主要发文期刊，在16本期刊中，民族类高校学报和专门期刊高达10本，这10本的整体发文量占总文献的48.58%。其中，《贵州民族研究》 《黑龙江民族丛刊》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等期刊发文都超过100篇，在该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民族地区在我国的分布类似，民族旅游研究的主要发文期刊也集中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形成以南宁、昆明为代表的两大核心期刊发文地区。

表1 2010-2019国内民族旅游研究主要发文期刊（发文量大于30篇）

（四） 民族旅游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分析

文献的引证与被引证是描述学术论文价值的重要体现[5]，可以透过高被引文献探究民族旅游研究的热点与趋势。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是这一阶段高被引文献的主要研究领域。学者主要从旅游发展对民族文化影响（何景明2010年、王建民201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模式（徐红罡2015年、雷蓉2012年、万义2011 年、王林2011年、欧阳正宇2012年） 等角度展开具体分析。此外，在高被引文献中，旅游扶贫问题也是一类重要的领域，特别是近些年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及精准扶贫的提出，关于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的动机（张遵东2011年、卢冲2017年）、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杨阿莉2012年、杨德进2016 年）、旅游扶贫的影响（王建民2012年） 等相关问题越来越具有学术影响力和现实价值。

（五） 民族旅游研究的热点及前沿分析

对某一学科内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共现与突现分析能够探究这一学科内受关注较多的研究领域，即学科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

1. 民族旅游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的共现、聚类知识图谱能够揭示某研究领域的热点、结构和范式[6]。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旅游研究的热点和结构，在关键词知识图谱的基础上，采用LLR（Likelihood Rate，对数似然率算法） 进一步利用软件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形成2010—2019年关键词的聚类图谱（见图5），其中，Q 值=0.415（大于0.3），S值=0.5201（大于0.5），说明此聚类视图是显著且合理的。从聚类图谱来看，近10年的民族旅游研究形成了“旅游开发”“开发”“文化产业”“发展”“民族地区”“旅游”“旅游发展”“旅馆”“湘西凤凰”“感知”“民族文化产业”11个聚类群，关于民族旅游研究主要围绕这些聚类展开。

旅游是介乎于东道主和游客之间的结构性行为，就不仅仅是指具体的人的行为，它必定包含着一种生态或生产形态的改变[7]。而进一步通过整理图谱信息及结合文献内容发现，国内民族旅游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旅游者层面的感知与体验研究、东道主社区及居民的参与和影响研究、联结东道主和游客的旅游开发与市场发展研究。

第一，聚焦旅游者层面的感知和体验的研究涵盖“旅游开发”“感知”等多个聚类。这部分的研究主要从量化的角度展开对旅游者心理层面的考察和分析。首先，部分学者将目光聚焦游客在民族旅游实践中的心理感知和体验。从不同案例出发，探究旅游者感知的影响因素（耿裕清2015 年），认为目的地熟悉度（熊剑平2015年）、原真性感知（余意峰2017年、张涛2019年） 等是旅游者满意度、地方性感知的主要影响因素。其次，部分学者在衡量满意度、文化感知、文化好奇感等心理因素的基础上，总结旅游者感知程度和旅游偏好，构建民宿旅游（丁飞洋2019年、邱守明2018年）、红色旅游（龚娜2017年）、民族村寨旅游（王超2017年） 等特色旅游的开发模型和市场结构。此外，部分学者从文化补偿认知（杨军辉2016年） 和服务质量（赵艳林2016年） 等角度探究旅游者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

第二，聚焦东道主社区及居民参与和影响的研究领域涵盖了“文化产业”“旅游”“旅游发展”“感知”等聚类。民族旅游中的社区参与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部分学者从社区参与的模式入手，探讨不同案例下民族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践活动（高婕2015年、郭文2010年、廖杨2010 年），反思社区参与下的旅游增权（马东艳2015 年）、内生动力（曹兴平2016年）、利益博弈（孙九霞2017年） 等问题。旅游发展对于社区特别是社区居民的影响则是这一领域内的另一个热点。目前学者们主要从民族旅游发展中的生计方式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路径展开广泛讨论。一部分学者聚焦民族地区的生计方式变迁，基于历史性考察（刘相军2019年、张进福2015年、李辅敏2014年）、量化研究（赖斌2016年） 的方法探究民族地区因旅游开发而带来的变迁。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聚焦社会结构层面，从家庭分工（孙九霞2016年、廖婧琳2015年、薛熙明2017年）、社会关系（孙九霞2018 年、苏静2017年） 等角度入手，探究东道主特别是女性东道主的社会生活变迁，尤其是社会角色变迁（廖婧琳2018年、阚如良2014年、沙爱霞2012 年、张瑾2011年、唐雪琼2010年）。

第三，聚焦民族旅游开发与市场发展的领域涵盖“旅游开发”、“文化产业”、“发展”、“旅游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等多个聚类。这也表明民族旅游中的产业问题是学术界持续多年的热点。产业模式是这个研究领域中的主要研究视角，针对“西江千户苗寨”“郎德苗寨”“龙脊壮寨”等旅游模式是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成熟模式和探讨热点。此外，学者们从具体案例入手探究民族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谢冰雪2019年、梁维2019年、张新友2018年、秦兆祥2017年），对现有开发模式对文化保护的影响提出反思和建议。近些年随着精准扶贫的提出，旅游扶贫也成为旅游产业开发的研究热点。不同于民族文化的开发研究，旅游扶贫的研究多以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综合的研究方法为主，学者们通过数据调查，设置模型，分析旅游扶贫中的资源利用（陈慧萍2019年）、性别差异（邓辉2019年、王丽丽2018年、赵巧艳2011年）、扶贫机制与扶贫模式（金松兰2019年、王志章2018年） 等问题。

2. 民族旅游研究的前沿

突变词是在不同时间段内，词频贡献度发生突然骤增的关键词[8]。关键词突现图谱能够更好地揭示该领域主题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趋势。基于Citespace 软件关键词分析，本文选定前25位的关键词突现图谱。通过分析2010—2019年国内民族旅游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发现，国内民族旅游研究的趋势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10—2012年。这一时期的关键词以开发、资源、民族社区、社区参与、旅游商品、权利主体等词为主。这一时期研究脉络比较清晰，学者们主要基于我国旅游业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对民族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探索。

图4 2010—2019民族旅游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2 2010—2019国内民族旅游文献聚类群分析

第二阶段是2013—2016年。随着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和国家政策的不断推动，以及学术界民族旅游认知的不断深化，这一时期国内民族旅游的研究领域开始扩展，特别是开始结合国家政策来探究民族旅游的发展状况和发展特征。2013年，国务院发布《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从政策层面推动休闲旅游业的发展，民族体育旅游研究也成为这一阶段民族旅游研究的显著特征。

第三个阶段是2017—2019年。在这一阶段，学术界注重对旅游发展的反思，特别是从社会性别视角反思民族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影响。2016 年是全域旅游迅速发展之年，这一年被称为全域旅游发展的元年[9]，在此之后全域旅游成为民族旅游中新颖的类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旅游扶贫为切入点的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是这一阶段另一重要研究趋势，且近3年来该趋势并未减弱。

三、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CNKI收录的2083篇CSSCI（含扩展版） 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自2008年民族旅游研究快速增长之后，国内民族旅游的研究呈现稳定增长趋势并于2015年到达顶峰。而近3年来，民族旅游的研究呈现下降趋势。我国在民族旅游领域已经形成了以孙九霞及中山大学为代表的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研究学者和研究机构。民族旅游的研究主要发表在中西部地区的民族类高校学报和民族类专门期刊上，《贵州民族研究》等期刊是民族旅游研究的主要阵地。

第二，在我国民族旅游研究的热点上，旅游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文化、民族村寨等关键词出现频次最高，相关问题一直是国内民族旅游研究领域被持续关注的话题。根据关键词聚类分析，民族旅游在过去10年形成了以游客层面的感知与体验、东道主社区居民参与及影响、民族旅游产业开发与市场发展等为主题的三大研究热点。

第三，在我国民族旅游研究的趋势上，通过关键词突现图谱分析可以清晰看出，我国民族旅游的研究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2010—2012年围绕民族旅游开发、民族旅游社区等话题展开探究和分析。2013—2016 年主要围绕包括民族体育旅游、一带一路旅游等在内政策倡导旅游等主题展开深究，研究主题不断深入。2017—2019年则主要围绕旅游反思展开，探究民族旅游对民族社区的影响及旅游扶贫等主题。

（二） 讨论

民族旅游研究随着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需求而产生。如何更好地透过民族旅游的研究回应国内外旅游学相关理论及如何将民族旅游的研究运用于旅游实践和民族地区发展将是民族旅游后续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首先，加强学术理论的本土化尝试和探索。杨振之教授在21世纪初结合中国案例，深化“舞台真实理论”、提出“前台、帷幕、后台”研究模式，对旅游真实性理论进行本土化分析，丰富了旅游人类学真实性问题的理论解释，但在杨教授及其之后学者的实践研究中未对“舞台真实”理论的内容和脉络进行仔细分析，而将民族文化展演与文化传承之间置于对立位置[10]。经过可视化分析，国内民族旅游研究中缺少对理论的探讨，案例研究中的理论运用也多是国外理论的“拿来主义”，缺乏对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适用性考察和本土化探索。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应着重考察理论对于中国案例的适用性，结合中国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民族旅游的实际发展状况，建立本土化的理论和研究框架。

其次，落脚实践需求，探索学术研究的实践化路径。国内民族旅游的研究主题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当前民族旅游研究也呈现聚焦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现实问题的趋势，目前学术界关于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效研究、扶贫机制研究、扶贫问题及对策研究、扶贫模式与路径研究等版块[11]，但大多集中在对不同案例和扶贫模式的类型梳理，缺少对旅游扶贫与贫困减缓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及旅游扶贫效率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12]。在未来的研究中，要结合政策倡导，抓住民族地区的发展特征和民族旅游的发展趋势，使用量化分析与定性研究等多种混合研究方法，围绕前沿问题进行有效性调查和分析，将研究落脚于实践，为民族旅游的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性建议。

再者，加强学术合作，拓展深化民族旅游研究主题与内容。国内民族旅游的研究呈现碎片化状态。各研究机构及研究学者学术合作网络分散，各研究学科之间也未形成紧密联系，国内学者与国际学者的联系也十分薄弱，无法围绕民族旅游研究形成跨学科的国际化合作关系。因此，民族旅游研究的未来应注重各研究机构和研究学者间的合作，建立具有多学科合作的研究团队，加强与国际化学者的合作研究，基于不同学科背景展开民族旅游调查与研究，进一步深化我国民族旅游研究的主题和内容。

图5 民族旅游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