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故事讲述的另一种可能

吕魁

许多余，1983年生于金寨。作家、诗人、艺术家、策展人。作品散见《天涯》《延河》《北京文学》《十月》《安徽文学》《青春》《青年文学》《草原》《边疆文学》《特区文学》《诗歌月刊》《青海湖》《创世纪》等杂志。诗作入选《中国新诗百年大系》《中国诗歌精选》等选本。部分作品被译介海外。著有小说、诗歌、随笔、戏剧等各类作品20余部。

我要成为自己的身外之物

写作就是自我博弈。在既定的败局中，我们几乎将自己的全部作为赌注，调动我们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和力量，妄图以激烈燃烧的心智扳回一局，可结果却输得一干二净。

这已不是第一次失败。我曾如此绝望地写道：你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废话，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败笔，你挤出的每一个笑容都是噩梦，你流下的每一滴眼泪都是骗局……

太多时刻，文学就是这样无情。在看上去公平的盲选机制般的人工选择中，我们激动地雄心勃勃地驱动傲慢的写作机器，欲通过自由地驾驭文字，意外获得灵魂解放的荣誉勋章，却反被它们奴役。我们愈加坚定自己的信念，对世界的信心就愈加动摇，最后只能孤芳自赏，在鸦雀无声的寂静里，期待着蓄意制造的风声带来慰藉，同时又对浮光掠影般虚幻的名声表示担忧。

“当语言的房子的瓦顶掀飞，词语不再庇护，我说话。”

但语言的庙宇仍然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它总是在你魂不守舍之时，让你找到自己的信仰。总有一双慈悲的手，伸出来，将被迷惘、困惑、失落、绝望纠缠——处于崩溃边缘的你，一把拉了回来。让你走进自己的房间，找到那张熟悉的书桌，在那把熟悉的椅子上坐下，慢慢平静下来。

我时常在这样的状态下，从城市回到乡村，在那座破败的山顶瓦房里，开始小说写作。

我必须回到那种无所事事纯粹自我的孤独状态。掐断网络，关闭手机，抛弃所有俗事，为了掷地有声，我要成为自己的身外之物。

在写作《高级动物》系列小说之时，为了让感伤的描述清晰，我被迫放弃了理智中属于天真的部分。《一些模糊的生灵》也正是对记忆的捍卫，让该死的苦难维持它们真实的狰狞。某些时刻，我被现实主义紧紧缠绕，那些无法绕过的现实，直到今天仍令人心碎。

有时，我对普世的亲情阐释感觉乏力，或者说用力过猛。我在不同的身份和体裁中摇摆，“我移动，为了保持事物的完整”。

我能清楚地看见某些琐碎的细节，裸露着密集的缺陷。我曾为此懊恼，但不觉羞愧。“万物皆有裂痕，那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在许多余众多社会标签中，比如诗人、小说家、行为艺术家，认可度最高的首先还是青年作家。许多余是安徽六安人，安徽是我去过次数较多的外省，近些年或因公出差，或度假旅游，先后去了合肥、宣城、黄山、芜湖等地，当我亲身领略了徽乡的美后，再阅读许多余的作品，我都会仿佛置身于早春四月徽州的乡野田间，能闻到六安瓜片的清香味。

俗话说，文如其人，这些年我在各种出版物、文学期刊上相继拜读了许多余的作品，比如他的代表作《远方》《死亡游戏》《一九九一年的飞翔》等，以及这篇新作《一些模糊的生灵》。

初读许多余的这篇新作《一些模糊的生灵》让我不免想起我喜爱的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的代表作《十二种孤独》，都是于无声处听惊雷，通过几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的叙述，衬托出不可名状的巨大的悲伤感。

我能较直观地感受到许多余的这篇新作较他之前的作品来说创作风格上有了不小的突破和改变。语言上也不再像他早期的作品那样晦涩，具有先锋实验风格。以一个读者的角色来说，这篇作品可以说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不用读一段就要停下来思考作者的用意，而是如同行舟在平静湖面上，随着字节的跳动行进，自然而然地领略四周景色。

写作者都清楚，创作者通常在構思一篇作品前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灵魂三问”，即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这么写？待隔几日，我带着这“灵魂三问”再次细读《一些模糊的生灵》。这一次我阅读的侧重点已不停留在许多余独有的语言风格，行文结构这些“基础建筑”， 而是像过游戏关卡般一关一关地过。

那么，这篇作品作者写了什么？以我的阅读理解能力看，这是一篇可以说没有核心故事的短篇小说。它不像传统的小说那样，在你阅读进入平淡期时忽然峰回路转，出现一个接一个引你不得不读下去的戏剧冲突，意外翻转。如果说那些有剧情张力的小说像杯烈酒，那许多余的这篇作品就是一杯清茶，喝起来没那么刺激，引起生理反应，但深入后越读越有味道，待你读完，散文诗一样的文风，浑然天成地完成了南方大山里乡村留守儿童的视角下农历新年前后的一些故事。

在我看来，乡村留守儿童的题材其实并不好写，一不小心就会写成报告文学，或是喊口号式，卖惨似的悲情故事。而许多余处理这个题材可以说别出新裁：小说从“我”的梦境开始讲起，很平稳顺畅地带入现实生活中，三言两语就交代清故事的背景，让读者跟随文中主人公亮亮以时间为轴，既了解了皖西乡村年景，又知晓了儿童亮亮不算富裕的家境所带来的年关琐事。其中有一段更是点睛之笔，白描般用父亲在外打工一年，回乡途中不幸丢失工钱，不免和母亲发生争吵，继而不得不在年三十前把家里的猪杀掉抵债。这段叙述颇有宋元山水画的留白韵味，寥寥数笔就将一家人生活的窘迫，以及家贫导致的家族成员系列冲突跃然纸上。

许多余的小说语言克制且干净，他并没有让文中的留守儿童站出来控诉出身的不好，命运的不公，而是通过肃杀冬季乡村萧条的景物描写，以及普通农家辛酸事的交代，就将大山深处的贫困农民为何举家外出打工，以及文末“我”因何成为留守儿童的原因交代的淋漓尽致，读完又不免唏嘘感叹。

至于许多余为何选择留守儿童这个题材去写，这只能从作者的创作谈中寻找答案了。不过让我猜，他愿意去写这样的故事以及能写得这般不带主观感情，行文不疾不徐，可能是和他童年在皖西成长的乡下经历，以及他那颗与生俱来的创作者悲天悯人，同情、热爱万物生灵的内心不无关系吧。

责任编辑 陈少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