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性别写作”的局限
——以陈染的女同性恋书写为例

钟 毅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一、女同性恋书写

陈染讲过，她的骨子里头存在着“跟现实体制、跟意识形态特别浓厚的社会环境不协调的东西”[1]（375）。男性霸权通过异性恋婚姻长期压制着女性的正常发声，因此，崛起的女性主义者们试图通过女同书写来破除男权中心思想。纵观陈染创作的成熟期，女同书写贯穿其中，时隐时现。从1985年的《别那么丧气》到1996年的《私人生活》，陈染笔下的女同情结变得越来越明晰。

早在1985年的《别那么丧气》中，女性之间的亲密友情就初见端倪，它体现为小说中奔犇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自此以后，陈染开始让女性之间的友情向“姐妹情谊”发展，而这种情谊一直产生于和男性的冲突之后。当女性在男性身上没有获得依赖感时，具有相同生命经验的同性就成为最好的依赖，尤其在遭受男性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后，女性之间因原初经验而累积的凝聚力就进一步加强了。在《空心人的诞生》中，紫衣女人饱受丈夫变态的摧残，于是她带着孩子逃离了丈夫，最终被一个有着相似遭遇的黑衣女人接到家中。在黑衣女人那里，她感受到来自同性的关怀，过上了一段温馨的生活。然而，与其说这种关怀是爱情，不如说它是女性之间的相互怜惜，“其实，小说的标题‘空心人’实际上已经揭示了作家的疑惑：从男人魔掌下逃脱出来的女人真的能在同性那里找到爱的归宿吗？也即为对社会学所称的不稳定性的境遇型同性恋的表现”[2]（49）。这些逃离了男性的女性试图在同性身上寻觅缺失的情感，找到的却只是表象上的依赖感，最终依旧是一个“空心人”。同样，在《饥饿的口袋》中，麦弋小姐在离开了丈夫之后对男人失去了信赖，此时，作家便安排了一个年轻而神秘的女记者薏馨充当她的心灵伙伴。由于共同的经验和共通的感受，女性之间似乎更能产生好感，就像《碎音》中说道：“女人们是比较容易相互接近并亲密起来的性别类群。”[1]（233）

随着女性加深彼此之间的依赖，她们逐渐结成联盟，以抵抗男权文化。陈染的《破开》被戴锦华称为“关于姐妹情谊与姐妹之邦的宣言”[3]（56）。 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黛二和殒楠试图“建立一个真正无性别歧视的女子协会”[1]（236），并给这个协会命名为“破开”，即破开以男性为主导的既定社会规则，它提醒女性要联合起来反抗父权社会及其文化传统，其实质是一种边缘对中心的逆反。

从《别那么丧气》到《破开》，陈染笔下的女同情结逐渐从暗流发展为浪潮。如果说这个阶段的“姐妹情谊”还停留在精神层面的话，那么从《潜性逸事》开始，女性间的情谊开始带有了身体欲望上的诉求。

《潜性逸事》里，雨子在她的丈夫身上体会不到生活中应有的激情，而她的女性朋友李眉却让她感到一种致命的美感。在雨子审视李眉的过程中，某种性吸引的意味悄然浮出水面。到了《私人生活》时，女性之间更进一步产生了实质的同性性爱关系。考虑到这部作品诞生的年代，其中的某些性描写不可谓之不大胆。自此，女性之间的相互依赖除了具有情感上的慰藉，更有了肉体上的欢愉。然而，一个女孩和一个寡妇之间的性行为与其说是互相满足情欲，不如说是求诸亲情，二人的关系与其说是情人，不如说更像是母女。对于倪拗拗来说，她在这场性行为中不只获得“吃奶”的感觉，也找到了缺失的依赖感，但最终满足其性欲的人仍是未来的男性情人。对于禾寡妇来说，她在这场情欲中召唤起了死去的丈夫，从而满足了空缺多年的欲望。不过，这种境遇式的性行为又如何能够反映女同们的正常情欲？它不过是异性缺失时的一种弥补。因此，陈染试图通过女同性恋书写以达到超越性取向的境界，进而当人的情感发生不再以性别为束缚时，她才能够完成“超性别写作”的基本要求，但吊诡的是，陈染笔下的女同们一边发展着同性关系，一边又流露着对于异性的某种怀念。

二、与男性之间的联系

从陈染笔下女同情结的发生机制来看，陈染并没有将它看作是一种自发的、独立而稳定的情感，而是始终将其与男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把它固守在男性社会的范围中。这种女同情结来源于和男性的冲突，最后又消失在和男性的妥协当中。由此，陈染的女同书写只是一种反抗男权的姿态或者表演，也映照着作家一贯的反叛态度。它被迫戴上了女同的面具，其背后的逻辑依旧是两性世界的权力话语沟通。因而，陈染笔下的女同情结只是境遇型的，它未能反映作为稳定性取向的同性恋亚文化，这是由于作家自身的矛盾心理和时代环境所导致的。

作家的个人经历和价值观念无疑会影响到他的创作。从陈染的生平经历来看，《私人生活》这部作品无疑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权制长期存在并根深蒂固，“父亲无论在地位权力上、在性别的生理优势上（父亲的身材非常之高大强悍），还是在经济实力上，他无疑都是家中的绝对权威”[4]（18）。这种权威带来的粗暴与专制给家庭中的女性造成了难以遗忘的伤害，正如《与往事干杯》中的肖濛说道：“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害怕着父亲，长期生活在代表着男人的父亲的恐怖和阴影里，因而使我害怕了代表着父权的一切男人。”[5]（12）这种对于父亲的恐惧心理理所当然地影响了女性对于男性的抗拒态度。此时，来自母亲的关怀正好诱导女性亲近具有母性情感的同性，以获得支撑与理解。然而，由于受到了男性文化的长期影响，依靠男性已经内化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并且，伴随着生理欲望的诱惑，女性又不得不重归和男性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在陈染的作品中，与男性的联系主要体现为女性对于种种父亲形象的迷恋。

陈染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个创伤性的情境，这与她早年间的经历相关，即在少女时代面对了家庭的碰撞与分裂，尚且弱小的女性缺乏一个慈爱的父亲，由此产生了厄勒克特拉情结——恋父。当陈染在作品中上演一出出家庭罗曼史时，实际上她也在弥补少年时代的某种伤痕，并尝试调和内在的矛盾心理。在《纸片儿》《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秃头女走不出的九月》等作品中，我们依稀可见作家对于父亲形象的可感性幻想，而到了《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时，这种危险的恋父情结则体现得更加明显。小说中的“我”和一个像父亲般的男子发生了性关系，“我们一同哭着做着，毫无廉耻与羞涩”[6]（166）。 此时，“我”发出了感慨，其实也是陈染发出的感慨——即使女性已经长大成人，但她还是跨不出父亲曾经留下的阴影。父亲的影响是深刻的，五四时期的一些进步女性历经挫折，逃离了大家长制的家庭，却最终渴望回归一个慈父的怀抱。在《与往事干杯》中，“我”同一个有妇之夫，一个大“我”将近二十岁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到了《私人生活》时，倪拗拗表现出对于有着父亲般形象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近乎执着的迷恋。为什么这些叛逃的女性最终又返回樊笼？比起顺从者来说，当反叛者一次次地试探社会的边缘时，也就更为切身地体会着社会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反叛者们试图逃离父亲，却发现自己总是身处于父亲的阴影之下。因此，每一次的冲突都像是带着镣铐的独舞，也就产生了陈染笔下反复出现的“弑父”与“恋父”之间的不断转化。现实中父亲的暴力迫使陈染逃离，然而又发现无法逃离，于是她塑造了一个希冀的父亲形象，并在这个理想化的角色身上找到了妥协。然而，一旦这种理想的父亲出现时，脆弱的女同情结便失去了曾经的安慰作用，它被男性的“覆盖”力量所代替，更无法提供女性“第三只手”的满足，于是演化为一种对抗男性的临时表演，而终会有谢幕的时候。

三、“超性别写作”的局限

从早期朦胧的同性友谊到后来愈发明显的同性之爱，这是陈染对于她的“超性别写作”主张的探索实践。但是，陈染笔下的女同书写最终成为一种对抗男性的姿态，而没有表现出真切的同性之爱，尤其当她为笔下的女同关系都设计了一个个相似的悲剧结尾时，这种表演的姿态就更加明显了。陈染受制于自身的矛盾心理和社会环境的局限，二者导致了她的“超性别写作”逐渐走入困境。因此，与其说陈染的写作超越了性别，不如说它是一种边缘写作。

陈染多次谈到“超性别”一词。在《超性别意识》中，陈染认为：“真正的爱超于性别之上。”[7]（118）因此，爱情在异性和同性身上都可能出现，而且与其性别无关。以作家此时的观点来看，当爱情超越了性别时，同性恋和异性恋便只是作为爱情的不同表现罢了，它们都是平等的，即同性恋并非异性恋的附庸，也不是仅仅为了对抗异性恋或者男性而存在。“超性别”一词除了超越不同的性取向之外，更是超越了性别之间的差异。不仅在当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陈染的这个主张放在性别议题中都是进步的。然而，处于时代中的作家极少能够坚持远超同辈的高瞻远瞩并将其实践下去，所以，陈染的退避和妥协是可以理解的。随着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当许多旧有的标准都被“破开”时，这种“超性别意识”才能有望实现。因此，《碎音》中的黛二会憧憬着：“这是一个玻璃的时代，许多规则肯定会不断地被向前的脚步声噼噼啪啪的捣毁。 ”[1]（250）

陈染进一步说道：“人类有权按自身的心理倾向和构造来选择自己的爱情。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8]（105）然而作家的心理是矛盾的，即一方面宣扬异性恋与同性恋的平等，另一方面又在作品中流露出某种对于同性恋的恐惧。在《无处告别》中，黛二小姐始终认为：“与同性朋友的情感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力量……稍不小心，转瞬之间就滑向崩溃的边缘。”[9]（73）在《饥饿的口袋》中，麦弋认为同性感情是悬空的，这种悬空让人心神不定。与此同时，和异性之间的感情则显得“物质”得多。于是，在陈染的笔下，更加注重精神相通的女同们最终都无可避免地走向悲剧结局，同性恋再次被压抑在异性恋霸权之下。

当陈染一边书写女同情结，一边将其束缚在异性恋的体系中时，她也在试图调和初衷与具体创作之间的矛盾。在笔者看来，这种矛盾根源于两个因素。第一，陈染对于同性恋的认知是有限的。在她的笔下，同性恋是一种心理的慰藉，是一种反叛男权的姿态，而忽略了同性恋作为“人”的时候对于物质和肉体的需求。从而，她笔下的“女性共同经验”便显得如此脆弱。在陈染看来，异性恋能够凭借一些物质性的东西（如金钱、性欲、婚姻等）维持，而同性朋友之间的情感则更多地体现为一根单纯的精神纽带。于是，当作家将这根纽带放置于一个消费时代时，它无疑是悬空而且薄弱的，一旦人的情感产生异动，它便像《碎音》结尾的那根项链一样跌成碎片。如果双方试图加固这根纽带时，其结果是将感情推向控制欲，最终沦为一种病态。究其原因，当时的大众对于同性恋（尤其是女同）的认知并不充分，所以作家不免强化了同性恋中情感慰藉的成分，甚至将两者划上等号。于是，情感的易碎性也成为了女同情结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主流的男性文化对于女同性恋的观念和评价不谋而合。它囿于男性世界的框架之中，难以达到作家所谓的“超越性别”，这是作家的误解和局限。第二，陈染受到社会环境的强大制约。作家是时代中的作家，作品便不免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性观念是保守的。这也导致陈染笔下的女同书写只是境遇式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的生活写照。它最终成为了一种附属于男性与异性恋中心的边缘写作。在陈染看来，书写边缘的最大目的是引来中心的震颤和关注，而不是招来打压甚至毁灭。因此，当承受不同的压力都能完成相同的目的时，陈染选择了其中更小的压力，即使它有可能牺牲真实。这也是她与外部环境冲突时的折中办法，折中的结果便是让原本可能的 “纪录片”成为一场警醒观众的表演。

当女同书写成为这种不真切的表演时，它的功能也就大于了内容。陈染通过这样的表演成功地唤起了男性世界对于女性处境的关注后，扮演女同的演员们要么卸下装扮，要么被掩盖在黑色的帷幕后。于是，演员是否真实也就不重要了，演员的实际需求也可以避而不谈。然而，同以前的异性恋表演相比，这场同性恋表演的目的没有变，观众没有变，演员没有变，权力结构没有变，结局没有变，只是内容被调整了些许。那么，当以往的作品几乎都被限制在两性议题的范围时，它又如何能超越性别？纵观陈染的作品，其中女性之间的关系几乎都被冠以“朋友”“联盟”等称号，她回避了“情人”“爱人”之类的字眼。在《私人生活》以前，女性之间的羁绊多是停留在精神层面。不过，即使在《私人生活》中，禾寡妇也只是扮演了倪拗拗的引导者。她们之间发生的性行为也仅仅停留在“胸部”以上，而这种性行为的目的几乎是为了替代女性对于男性的渴望。换句话说，这场同性恋性行为更像是两个异性恋的各取所需，它产生于两方的空虚内心，最终消失于一方的离去中。而且，同大胆地描写男女的性爱场面相比，作家对女同之爱的刻画则显得束手束脚，谨小慎微，倒也回避了更大可能的社会争议。

这种回避冲突的方式与陈染的处世态度的变化密切相关。她以前很喜欢黑色，一种决绝的逆反色彩，而后来的她逐渐爱上了灰色，一种能更好地融入世事纷争的适应性色彩。陈染用“两面性”来形容自己的性格，既有躁动的一面，也有安静的一面。这种特质影响了陈染创作时的矛盾心理，当她的女同书写逐渐从朦胧到明晰时，她也逐渐探索出一条女性应当如何解放的“超性别”之路，这是她的进步之处。但遗憾的是，某种东西也在发生“退步”，即受到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矛盾心理的影响，陈染将年轻时锋芒毕露的东西“埋藏”了起来。社会环境对人的作用是潜移默化又影响深远的，“它对你的性格的影响是无形的，把锐气都磨钝了”[1]（376）。 在《与另一个自己相遇》中，陈染感慨道：“我亲眼目睹自己是如何被现实改造的。有时，当我回头阅读自己从前的书时，便惊诧地看到那个熟悉的女孩——敏捷、激动、叛逆、忧郁、才思涌动、心高气傲，她与现在的我已是那样的遥远。”[10]（2）由于社会环境的改造，陈染学会了妥协，这是她成长过程中的经验，也是代价。然而，求仁得仁，这种“妥协”制约了陈染进一步描写女同性恋的真实处境，也终究使得她的“超性别写作”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四、“超性别写作”的历史意义

站在历史批评的立场上，陈染的“超性别写作”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它不是无本之木。当“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们开始书写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时，其作品就开始了超越男性的中心话语。比如，庐隐的《海滨故人》《漂泊的女儿们》和《丽石的日记》，丁玲的《暑假中》等等。它们共同诉说了女性之间存在着精神之恋的可能，但也仅仅止步于此。由此看来，陈染的“超性别写作”不仅是对“五四”前辈的呼应，更是一种发展。它不仅看到了男性中心与异性恋霸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开始谈及女同之间可能存在的生理欲望。虽然它在今人看来存在着局限性，但是并不妨碍它启发了人们思考女性完整的欲望表征，并且促使主流大众更加关注包括同性恋在内的社会少数人群的生存需要。

随着现代社会从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单一化的男性中心、异性恋霸权的社会秩序在不断地被解构。虽然同性恋依旧是作为少数群体而存在，但是它在渐渐地发展为一种独立的人类亚文化。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存在着差异，但都是恋爱的形式之一。男人与女人之间存在着因生理结构和思维习惯所造成的隔阂，但都是自由而平等的人。“超性别写作”应当首先看到不同性取向的独特性，进而用一种平等的眼光消除歧视，以此达到从男权到女权再到平权的跃进。值得注目的是，随着网络小说的兴起，由于网络自身的开放性，网络作家在描写同性恋时往往更有突破性，这是陈染的后辈们对于突破其“超性别写作”局限的一种努力。在今天的网络上，女同性恋小说的发展如火如荼，一些文学网站或者网站栏目专门发表这一类小说，甚至有部分作家公开地以女同性恋的身份书写女同们最内部的复杂心理和最真实的人生体验，即一种经验式的写作。当陈染的“超性别”实践被曾经的时代和自身局限时，她的后辈们却继承了“超性别”主张的精神，并且努力地发扬着。因此，即使陈染的“超性别写作”存在着局限，但脱离了陈染的“超性别写作”本身仍然具有时代意义。

对于女性来说，“超性别写作”有着和女性主义共同的目标。女性主义最真切的意义其实是解放，不仅揭示了女性的解放，更包含了人的解放。而“超性别写作”正是要实现不同性别、不同性取向人群的真正解放。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对于同性恋的误解依旧存在，网络上对于同性恋的攻击依旧不断。因此，虽然“超性别写作”正在发展，但是它的困境依旧存在，依旧等待着陈染们不断地实践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