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程朱理学刍议

内容摘要：桐城派文人认为，经由程、朱理学而能直达孔、孟之道，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学术选择;程朱理学注重培养知识分子的道德意志、自我意识以及自律内省的精神，深深契合了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文人的人生追求，这也是桐城派文人坚持提倡程朱理学、二百多年绵延不绝的深层原因之一。

关键词：桐城派 程朱理学

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政权，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大力推崇程朱理学。康熙皇帝自幼研习汉文化，对朱熹推崇备至：“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瑕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1]还亲自为《朱子全书》作序来号召天下读书人以程朱理学为归依，钦定朱熹所注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教材，并下诏准许朱熹配享孔庙，程朱理学由此成为清王朝的官方学术，具有了难以撼动的正统地位。

一.方苞的人生选择

满清统治者为了镇压对统治不利的言论，除了利用程朱理学作为文化专制的工具，还大兴文字狱来钳制读书人的思想自由。清代文字狱的残暴空前绝后，仅乾隆一朝就有文字狱130多起。清初，桐城派鼻祖戴名世（1653-1713）在任翰林院編修期间，编了一本《南山集》记录明末历史，被人告发有反清意图，康熙皇帝大怒，不仅下旨处死戴名世，还敕令将戴名世其直系亲属当中16岁以上的男子尽数处斩（后改为发边流放），女性以及15岁以下男子充作功臣家的奴仆，三百多人受到牵连，桐城派始祖方苞（1668—1749）与戴名世交情深厚，曾经为《南山集》作序，因此被判绞刑，方苞在死牢中羁押了两年之后才被理学名臣李光地营救出狱，并举荐给康熙皇帝进入南书房伴读。

《南山集》文字狱之祸给方苞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他在获得新生以后，尽力与统治者保持一致的政治立场，治学不离儒家经典，汲汲于宣扬程朱理学，认为：“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之所不佑决矣。”[2]方苞把程朱理学看作是孔孟圣贤之道的重建和延续，任何人都不能诋毁歪曲。方苞有一个好友叫李刚主，为颜李学派的代表人物，并不信奉程朱理学，方、李二人虽然分属不同学术阵营，但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学人品，交情甚笃。有一年李刚主的母亲和儿子先后去世，方苞去信吊唁（《与李刚主书》），按理说应该好好劝慰好友才是，但他一反自己敦厚纯良的品格，竟然在信中对李刚主说：

“窃疑吾兄承习斋颜氏之学，著书多訾謷朱子。……自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3]

可以看出，方苞极度尊崇程朱理学，不能容忍任何人站到其对立面，即便是好朋友也不能例外，程朱理学在方苞心目中的份量可见一斑。

方苞一生谨守礼法，“平生以道自重，不苟流俗，”[4]文学创作方面，不合程朱义理的文章绝对不写，结合他早年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来看，想来其中也不乏自保的成分。谨言慎行的习惯保护方苞安然地躲过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风波，最终得以顺利告老还乡。

戴名世和方苞的人生经历给桐城派文人敲了一记警钟，为了避开严酷的“文字狱”，谋求更好的人生道路，他们闭口不提戴名世，不再与清廷正面对抗，开始主动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

二.桐城派文人与程朱理学

姚鼐（1732-1815）师从桐城人刘大櫆（1698-1780），刘大櫆曾经追随方苞学习古文义法，桐城派三祖之间有明确的师承关系，学术思想颇为近似。姚鼐治学以孔、孟、程、朱为宗，充分认可程朱理学的学术价值。

其一，在姚鼐看来，经由程、朱理学而能直达孔、孟之道，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学术选择，政治立场的考量倒在其次。姚鼐认为程朱理学才是孔孟道统的正宗传人，是距离自己最近的、唯一能够延续儒家道统并得圣人妙旨大义的学说，姚鼐的这一段话也可以看作是桐城派众人的学术心声：

“论继孔、孟之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5]

醉心于程朱理学的姚鼐，甚至不由自主地扮演了卫道士的角色，毫不留情地讽刺学术异己：

“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6]

姚鼐可谓把程、朱捧到了自己的头顶上，不允许任何人诋毁、讪笑，并讽刺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等人正是因为不守程、朱之道，才导致天怒人怨、最终身灭嗣绝的下场，作为一代文学宗师，这种卫道的态度似乎过于偏狭，有失身份。但是，姚鼐也看到了程朱理学的某些不合时宜之处，说“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7]可见并未盲目信奉。

其二，程朱理学注重培养知识分子的道德意志、自我意识以及自律内省的精神，深深契合了姚鼐的人生追求，这也是桐城派文人坚持提倡程朱理学、二百多年绵延不绝的深层原因之一。

姚鼐认为，在道德涵养和实践方面，程、朱二人一生修己立德，践行君子之道，足以作为自己及后世诸君的道德楷模：

“逮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审求文辞往复之情，亦更为曲当，非如古儒者之拙滞而不协于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向慕。[8]

相对于桐城派其他人，姚鼐的仕途要顺利得多，他20岁中举人，33岁（1763）中进士，随后即入职四库全书馆，身在官场居庙堂之高，姚鼐时刻不忘把坚持道德操守放在第一位，身体力行地追求程朱理学倡导的君子人格理想，他认为仁义忠孝名节这些道德素养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天地无终穷也，人生其间，视之犹须臾耳，虽国家存亡终始数百年，其逾于须臾无几也，而道德仁义忠孝名节，凡人所以为人者，则贯天地而无终敝，故不得以彼暂夺此之常。”[9]

即使身处江湖之远辗转各大书院讲学时，姚鼐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人生理想，以亲身经历教导学生要写君子之文，昭君子之志：

“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达其辞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鼐之求此数年矣。”[10]

桐城后学以方东树最为归服于孔、孟、程、朱之道，宣扬“程朱之道为接于孔门之统者，”“万世无弊也。”[11]认为天道不变，程朱理学也不变，为万世之法则和定理。因此，他时时不自觉地站在卫道者的角度，横眉冷对那些不信奉程朱理学思想的“化外之民”，还特地写了《汉学商兑》一书批判汉学，维护孔、孟、程、朱之道，其保守态度一如方苞。

三.结语

总体来说，桐城派多数成员醉心于程朱理学，创作的多是载道之文，这是客观事实，也可以说是桐城派基于现实作出的政治选择和学术选择，对此，学者曾光光有非常精到的论述： “于桐城派而言，将程朱理学神圣化一则可以获得朝廷的支持，二则可借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可谓一举两得。”[12]“方苞及桐城派学人对程朱‘义理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传统政治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以学术的特有方式向皇权表达忠心与敬意的特殊方式。桐城派高超的古文艺术，也透露出对强权的惶恐，唯恐一不小心，行文稍一不‘敛性就会惹来文字狱之祸。不逾矩、讲方圆从来都是中国传统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及学术的一大特征。”[13]作为官方学术代言人的桐城派，从诞生之初，就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饱受诟病。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否定桐城派的人认为，桐城派积极维护满清封建统治，因而是反动帮闲文人，应该予以迎头痛击;同时，程朱理学严重束縛了国人身心的健康发展，桐城派竟然为反动学说摇旗呐喊，无疑是腐朽透顶的谬种。一时之间各方诘难接踵而至，桐城派从此销声匿迹，退出历史舞台。

纵观桐城派的发展历史，客观来说，桐城派文人其实从未踏进权力的中心，即使是始祖方苞，也只是一介文学侍臣，并无多大权柄;刘大櫆一生郁郁不得志，始终徘徊在封建官场之外，只能靠设馆授徒维持生计;姚鼐虽然早年仕途顺利，但他44岁即归隐田园，其后半生是在各地书院讲学当中度过的。桐城派成员都是封建思想熏陶下的文人，多数人身处社会底层，生活贫困，其人生观和世界观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对保守、落后，未能站在更高的立场来看待社会人生，这是他们的局限所在，毋庸讳言。桐城派众人尊崇程朱理学，更多是和姚鼐一样，认为程朱理学比别的学说更接近六经等圣贤之书的本旨，有学者指出：“桐城派主要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提倡程朱理学的。”“桐城派提倡程朱理学的目的也在于提倡一种高尚、正直的人格。”[14]今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无视当时的社会现实，把桐城派当作一个反动的政治派别加以抨击是有失公允的。

参考文献

[1]《圣祖仁宗皇帝实录》卷249，《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6页。

[2]方苞《与李刚主书》，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3]同上。

[4]《诸家评论》录沈廷芳语，刘季高校点，《方苞集》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03页。

[5]姚鼐《程绵庄文集序》，刘季高校点，《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

[6]姚鼐《再复简斋书》，刘季高校点，《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7]同上。

[8]姚鼐《复蒋松如书》，刘季高校点，《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6页。

[9]姚鼐《方正学祠重修建记》，刘季高校点，《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235页。

[10]姚鼐《复汪进士辉祖书》，刘季高校点，《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11]方东树《辨道论》，《仪卫轩文集》卷一，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7年（1868）年刻本，第10页。

[12]《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曾光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页。

[13]《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曾光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14]刘相雨，《论桐城派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

（作者介绍：金云琴，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