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党员教育及其经验启示

王鹏

摘 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从农村党员的实际状况出发，不断丰富农村党员教育的内容，创新农村党员教育的形式，有效地提高了农村党员的思想觉悟、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清除了农村党员队伍中的不良分子，纯洁了党的队伍，为党在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陕甘宁边区农村党员教育活动的成功开展，对于我们党加强农村党员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上甘宁边区;农村党员;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首席抗日民主根据地，而“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创造，是和边区农村共产党员不能分开的”。 在广大的乡村，“共产党员在各种建设与动员工作中起着积极的模范作用”，因而才使得“农村支部，成了领导一切活动的中心”，成为组织和动员乡村社会的核心力量。由于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过程中起着带头作用，“承担着试验、推广和完善党的政策的任务”，因而研究这一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党员教育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有助于探究抗战时期根据地党的建设成功的秘密，而且能够为今天农村党员教育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党员的基本状况

193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西北根据地由地方根据地发展成为中央根据地。随着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边区党委的成立，根据地党的组织体系不断完善，党员队伍迅速壮大。至1937年5月，党员人数达到3.2万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共中央纠正了土地革命时期在发展党员方面的关门主义倾向，作出了《关于大力发展党员的决议》，陕甘宁边区党员人数就很快达到5万多人，其中新增党员大部分是农村党员，其中农村党员人数达到35070人，占党员总数的64%。

1945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曾经对边区农村党员队伍的基本情况进行过详细的调查。调查材料显示，边区党员队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一是农村党员队伍的阶级成分在抗战期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从调查数据来看，1940年以前，工人、雇农、贫农党员是农村党员的主体，三者结合起来占了总数目的五分之四，而中农、富农、地主三者总合起来占不到总数目的五分之一稍强。经过五年的发展，中农、富农、地主成分的党员人数占党员总数目的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二。

二是农村党员的思想意识和工作表现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由于边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农村党员从现实的生活中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使群众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因此对党和革命有感情，有热情，“热心工作，主张公道，积极生产，可以学习”，各方面表现积极。但是，确实也存在一些党员党员，“在群众中无坏影响，能够做一些工作”，党员作用发挥不够突出。此外，农村党员还有少数人，“不起作用亦不做坏事”，甚至还有“只起坏作用”极少数二流子党员。

三是农村党员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文盲。中共中央西北局下发的《关于整顿农村支部工作问题材料》中统计结果显示，全边区35070名农村党员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0.53%，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党员也只有6.90%，其余党员基本都是文盲。

二、陕甘宁边区农村党员教育的基本途径

面对陕甘宁边区农村党员队伍的基本状况，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党委遵照中央指示，加强了对于农村党员的日常教育和管理工作。1939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整顿党的决定》以后，边区各级党的组织深入调查研究，制定了农村党员教育管理的具体措施。1942年以后，农村党员队伍及其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专门制定了详细的调查提纲，对农村党员的变动情况、党员成分、政治表现与思想状况以及党员教育管理中的基本做法等多个方面进行调研，同时还要求各级党的组织总结党员管理和教育的经验，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1945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下发了《关于整顿农村支部工作问题的材料》，制定了“教育老党员，发展新党员，同时也要教育新党员”的党员教育和管理的基本方針。陕甘宁边区各级农村党的组织积极行动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员教育和训练活动。

（一）综合提高农村党员的思想觉悟、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

《关于整顿农村支部工作的问题的材料》要求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勇气。党员教育注重公私关系问题的教育，树立农村党员的阶级意识，同时对农村党员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以便使他们全面了解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和政治主张，掌握边区的各项政策，从而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一是党员教育与实际紧密结合。各级党组织把农村党员教育的内容与他们的实际工作和生活联系起来，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提高认识，增长才干，提升水平。但是，陕甘宁边区最初的党员教育的主要内容，大多数只涉及一般知识的讲解和介绍。讲解的内容相当深，党员大多数时候都不太感兴趣，教育效果也不太好。各级党组织反思农村党员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发现了不少问题。“我们的工作也有很大的缺点。许多农村支部的教育工作是老一套的。组长和支干所讲的，总是不应吃洋烟，不应赌博，要起模范作用。要留心村子里是否常来坏人之类的话。或者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布置一番。开会很少新的内容，和党员的实际生活联系得很少。”因此，各地党组织在开展党员教育过程中“主要的是采取了以小组为主的形式，也有开支部大会的。”“教育的内容主要的是来了意见重要工作，在支部和小组中传达和讨论，以便在党内先搞清楚”，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党员参与的积极性，增强了党员教育的实际效果。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总结农村党员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只有把教育的内容与党员的实际工作、生活联系起来，才能发生实际效力”。陕甘宁边区各级党的组织改变了过去“党的小组会议，内容空洞贫乏，与实际生活无多大关系”的状况，党员教育活动不再是“照本宣读”党的文件，讲解《党员须知》和《党员课本》，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注重教育的实效。农村基层党组织把党员教育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每有工作，应在小组会上（间或的支部大会）进行讨论，除从思想上对这一工作有正确的认识以外，还要讨论出如何去做的办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参与的积极性。

二是创新党员教育的形式。抗战爆发以后，陕甘宁边区农村党员教育的一般做法是开流动训练班，以乡或者行政村为单位，两三个月召开一次党员流动训练班，讲课人在讨论过程中往往还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实际的材料，同时又能够深入了解党员对于具体问题的认识程度和基本态度，因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就更能切中要害。

三是充分发动干部与积极分子的作用。县以上干部经常利用下乡或者调研的机会，承担一部分讲课任务。在有些地方，党组织还动员当地学校教员中的党员承担一部分的讲课任务。

（二）坚决清洗农村现有党员中的各种不良分子

纯洁农村党员队伍，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既需要加强教育和管理工作，同时也需要及时清除混入党的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和落后分子。各级党组织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各级党委严格审查党员成分，对合格党员重新进行登记。自1941年开始，边区党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农村党员中开展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以实现洗刷落后分子，清除汉奸敌特分子和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的目的。边区各地在先行试点基础上，制定了审查党员的严格规范的程序，并且由点到面逐步展开了农村党员登记工作。党员登记活动结束以后，一批不合格党员被清除出党员队伍。中共中央西北局从革命和战争实际情况出发，重新确立了农村党员的标准，明确了把党员生产情况和能否团结群众作为判断党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由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党委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又在党员标准上破除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束缚，坚持从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情况作为判断党员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提升了党员的思想觉悟，锻炼了党员队伍。

（三）教育和培养农村各类入党积极分子

由于边區地广人稀，基层党组织工作繁重，因此需要不断吸纳农村优秀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壮大党员队伍。自1939年以来，“在屡次动员和建设中，群众里涌现了大批公正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我们应该个别地慎重地经过一定手续，吸收入党，壮大党，增长党的生力军”。西北局组织部在下发的《关于整顿农村支部工作的问题的材料》中明确提出，“对于边区地广人稀的农村环境来说，党员的数量还是十分不够的，因此，必要再发展党员”，同意把“生产运动，锄奸运动中涌现出的”劳动英雄，积极分子吸收进党内。党员教育与积极分子的教育和培养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吸收合格的新党员，壮大自身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党员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党建工作实践不断探索，找到了农村党员教育的有效途径，成功实现了农村党员教育的既定目标，有力地促进了党在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这些成功的经验对于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党员教育工作有着启示意义。

（一）农村党员教育必须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党员阶级成分复杂，大部分是文盲，一些人党员意识也不够强，党员教育和训练难度很大。西北局和边区党委从农村党员的实际情况出发，注重党员教育的实际效果，在党员教育的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农村党员教育的内容必须与生产和生活的实际紧密结合的原则，并且在党员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提高了思想觉悟，强化了阶级意识，培养了工作能力。

（二）农村党员教育的方式应当因地制宜和灵活多样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党员居住分散，他们所从事的各种生产劳动不利于他们参与正规的党员教育活动，而农村妇女党员接受党员教育的困难更大。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局和边区党委创立了流动党员训练班，后来又把党员小组会作为党员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主要方式，不仅丰富了农村党员教育活动的形式，充实了活动内容，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党员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农村党员教育必须与清理党员中的不良分子结合起来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遵照中央指示开展了党员审查和登记活动，及时清理了农村党员中的不良分子，纯洁了党员队伍，巩固了党的组织。由于边区党委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明确了合格党员的标准，同时又能够在实践中认真听取基层意见，不断丰富党员标准的内容，从而为教育党员树立了标杆，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党员活动的开展。

注 释

[1] 于风.发挥边区农村党员的作用.解放日报，1942年7月26日，第二版。

[2]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499.

[3] 梁星亮，杨洪，姚文琦.陕甘宁边区史纲[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139.

[4] 靳燕凌，韩琳. 陕甘宁边区农村党建的主要特点及经验启示[J]. 甘肃社会科学，2014，01：149-152.

[5] 中央档案馆 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G]，中共陕西省委党校，1993：224.

[6] 中央档案馆 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G]，中共陕西省委党校，1993：214.

[7] 中央档案馆 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G]，中共陕西省委党校，1993：215.

[8] 中央档案馆 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G]，中共陕西省委党校，1993：217-218.

[9] 于风.发挥边区农村党员的作用.解放日报，1942年7月26日，第二版。

[10] 中央档案馆 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G]，中共陕西省委党校，1993：222.

[11] 中央档案馆 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G]，中共陕西省委党校，1993：223.

[12] 中央档案馆 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G]，中共陕西省委党校，1993：223-224.

[13] 石毅： 《延市党员登记总结》，《解放日报》1942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