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与诗之争的根源与实质

李志岭

摘 要：热奈特把诗学定义为“文学形式之通论”。茨维坦·托多罗夫认为，诗学关注的不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文学话语之所以是文学话语的属性。本文把哲学和诗等看作不同的话语体裁，采用类似茨维坦·托多罗夫《散文的诗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描写、分析哲学与诗等话语体裁的语言来揭示其诗学，即其语言的属性。从诗学或体裁发生学角度看，古希腊最初的哲与诗之争，与其说是哲学对诗的排斥，不如说是哲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和体裁，从诗与神话母腹中挣脫出来的一种痛。同时，柏拉图对诗的戒备，也是面对历史悠久的诗与神话传统的强大压力时的“影响的焦虑”的一种表现。而当代海德格尔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其实是哲学的重新开始。诗的本质决定，只有诗性言说才更有可能超越语言与思自身，所以，尼采的诗性哲学，海德格尔从早期的形而上学式言说朝后期诗性言说的转向，不是两千多年之后哲学向诗的返回或投诚，而是哲学要穿越或借助诗超越旧哲学的主题和言说方式的一种企图。新的“影响的焦虑”当然也在所难免，阿兰·巴迪欧的《哲学宣言》及其对“诗人的时代”的批判，就是来自当代哲学关于诗的“影响的焦虑”的最强的声音。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6-0149-09

关键词：哲与诗之争;形而上学;诗;诗学;影响的焦虑

Abstract： Judgi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oetics and genres， the initial debat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etry in ancient Greece is the reflection that philosophy， as a new mode of discourse or a genre， derived from poetry and myth， rather than philosophys repulsion of poetry. And Platos defense of philosophy against poetry is actually what Harold Bloom calle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in face of the previous age-old poetic tradition. And what Heidegger called “the end of philosophy” is actually the restart of philosophy. The nature of poetry determines that only the poetic mode of discourse can transcend language and thought. Therefore， Nietzsches poetic philosophy and Heideggers shifting from his early metaphysical mode of discourse to his later more poetically oriented discourse are not philosophys returning or surrender to poetry two thousand years later. Rather， it is philosophys attempt to transcend the themes and mode of old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through and by poetry. Of course， the new “anxiety of influence” is again inevitable; Alain Badios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and his criticism about “the age of poets” are undoubtedly the loudest voice of that anxiety.

一、“哲与诗之争”研究的诗学角度

哲与诗之争是西方文化史由来已久的话题，但国内研究者一直较少。近20年来，主要有张奎志的论文《德里达对“哲与诗学之争”的解构》[1]、《现代西方对“哲与诗学之争”的解构》[2]、《海德格尔对“哲与诗学之争”的颠覆》[3]等及专著《西方历史上的“哲与诗”之争》[4]。张奎志主要从本体观念、认知方式、生存状态、拯救方式、话语权力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并对哲与诗在当代语境下融合的可能性进行考察。[5]值得注意的是，张奎志文章和专著的题目显示，似乎作者对诗和诗学有些混淆。事实上，应该说“哲与诗之争”，而没有“哲与诗学之争”。而且，国内外对哲与诗之争的根源与实质论者不多。本文从诗学角度，基于对日常语言以及科学、哲学与诗的语言的诗学比较，探讨哲与诗之争这一问题。

专门意义的诗学，指诗的理论和批评;广义上说，诗学可以指全部的文学理论。[6]热奈特直接把诗学定义为“文学形式之通论”。[7]133而茨维坦·托多罗夫主张，诗学所关注的不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文学话语之所以是文学话语的属性。[8]6本文把哲学和诗等看作不同的话语体裁，采用类似茨维坦·托多罗夫《散文的诗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描写、分析哲学与诗等话语体裁的语言来揭示其诗学，即其语言的属性。托多罗夫说：“叙事是一篇话语”，“没有任何叙事是自然的，任何叙事的出现总要受某种选择或构建的主宰……” [9]23同理，日常交际话语、科学话语、诗和哲的话语等话语体裁的语言，也要受“某种选择和构建的主宰”。这些不同体裁在主题、词汇和词汇排列等方面的“选择和构建”形成总体的话语方式，并且如B.什克洛夫斯基所说，使自身“语言的构造变得可以感觉到”。哲学、科学和诗等体裁都通过上述的“选择和构建”而摆脱“接受的自动化”，从而使自身有别于日常话语或语言。[10]301而体裁问题又是诗学的中心问题。[7]74艾亨巴乌姆认为，把“诗歌的”语言与“实用的”语言加以对比，或者把文学事实与其他系列的事实加以对比，找出其间的区别，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这种对比乃是“形式主义者研究诗学的基本问题的出发点”。[10]300我们认为，这也是研究哲学语言的诗学问题具有的“方法论意义的方法”和“出发点”。

二、日常语言以及科学、诗和哲学语言的诗学

塞拉斯在《科学和形而上学》中指出：“所有对抽象实体的意识，而且事实上甚至所有对特殊的东西的意识，都是语言问题。”伽达默尔则说：“人类经验本质上是语言的。”[11]10“语言是无处不在的。”[11]15而语言在，诗学就在。

（一）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的诗学

爱因斯坦在《科学的通用语言》一文中说：“朝向语言的第一步，是把以语音方式或其他方式可交换的符号（signs）與感官印象结合起来……当形成或理解了确定符号之间关系的符号时，语言就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可以说语言已经产生……当人们意识到涉及符号之间的关系的规则（rules）时，所谓语言的语法就已形成。”[12]335爱因斯坦所说的“朝向语言的第一步”，就是基本的或日常的语言。日常语言是基本词汇和基本语法规则的系统，是语言社群所有成员共有的财富。相对而言，日常语言最不具备个性特点，因为日常语言是使用具体语言的所有的人，是其所形成的所有话语平均化的产物。易言之，日常语言最突出的结构特征，是语言社群所有成员的语言的共通度（communality）。正如埃米尔·杜尔凯姆所说：“语言，当然还有语言所包含的概念体系，是一种集体经营的产物。它表达的是作为一个集体的社会所赖以表现经验事实的方式。” [13]116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日常语言是非隐喻性的，其突出特点是“明白晓畅”及其语义上的“明晰”性。日常语言，特别是日常词语，指向的是“纯粹的事实（bare facts）”，而不涉及隐喻之类的“附加物”。[13]12所谓“纯粹的事实”，就是以“直接的方式”指向的“直接的事实”。“直接指向”，就是既不特意地加以抽象、概括，也不将对象或语言本身加以美化。日常语言所要实现的，也是其首要的和基本的目标，是使现实的“纯粹事实”展现在人们面前。[13]14日常语言让直接的确定的对象与对象的确定性实现直接的在场。如果把日常语言称作无标记的语言，则科学、诗和哲学的语言都可概称为有标记的语言。后三者的标记性，就是各自有别于日常语言的特殊风格或特征。

就科学的语言而论，爱因斯坦认为，它有别于日常理解的语言之处在于，科学的语言是国际性的。科学所努力实现的，是在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与感知材料之间的对应方面最大程度的敏锐与清晰。科学语言典型的例子是欧几里德几何和代数的语言。它们以为数不多的单独引入的概念，即不同的象征符号运作，譬如整数、点、线等。科学的语言还包括指明这些概念之间的基本运作的标记。这些运作关系就是上述基本概念之间的联系。这些就构成科学语言中所有其他陈述和概念的建构与定义的基础。科学语言是科学家们各自在孤独中，而就其最终结果而言又是通过一种合作的共同努力，为了技术的革命而形成的精神工具。[12]336-337另外，从话语的典型主题看，科学语言首先关注的是“硬的”“客观的”，即与实在符合的真理。科学的语言反复面对和指向“坚硬的事实”。[11]73

特伦斯·霍克斯指出：语言可以努力“接近数学的直白”。[13]14语言不带隐喻，就会把意义表达得直接、自然、并且有力。让语言不带隐喻，就是让它远离诗，因为象征和隐喻是诗性语言的标志。当语言远离了诗，并接近数学语言，也就接近了科学语言。可以说，科学语言最突出的特征，是其意义的清晰和逻辑的严密。保罗·利科称之为“系统地寻求消除歧义性的策略”。科学语言的诗学通过系统、规则构成压制性的语境，强制地芟除、剥夺语言的“多义性”，从而构成“反对歧义性的言论策略的最高的阶段”。[14]118质言之，科学语言的标记性诗学特征是其断言的性质和意义的单义性、准确性与明晰性。

（二）诗的语言的诗学：语言本身的在场

萨缪尔·约翰逊认为，“‘诗的语言根本不同于‘日常语言，并且这两种语言应该被坚定地分开”。[13]45这一观点可反过来说明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的一个共性，即二者都倾向于避免隐喻、象征或诗性。在此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二者都注重客观性与真实性，而排斥虚构性。但“文学语言主要是隐喻”[11]34，因此诗的语言与日常和科学的语言是相反的。诗具有明显的不顾事实的独一无二的特权。于是，传统上诗人被称作得到特殊许可的说谎者。这就是诗或文学语言的虚构性和模糊性。由于其虚构性，在意义和表意方式上，诗的语言所关注的不是“明晰性”和“直接性”，而是模糊性、间接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

诗的语言总是把注意力首先引向自身。如诺斯洛普·弗莱所说：“从文字方面而言，诗人有意要说的就是诗自身……”“诗人的意图是朝向心方向的。它指向把词和词放在一起，而不是把词同意义排成一条直线。”[15]83、82诗的语言的价值首先在于其自身，包括其美学价值和基于虚构性的创造力。文学性语言首先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语言。文学把语言本身置于突出地位。[16]29-36这就是说，诗的语言不但构成诗的手段，也构成诗的目标。当然诗并非绝对不关心现实或无意于真理。但“诗人从不断言”，而是出之以意象，以意象间接言说。当诗以事件为意象，就间接接近了历史;以观念为意象或关注事物的本质，就接近了哲学。但是无论关注史，或者哲，诗首先直接呈现的总是意象，直接关注的是语言本身，或包括语言本身。

诗的语言总是充满意象，凸显和张扬隐喻。所谓意象，主要是一个自然物体的复制品，也表现为概念的或智性的秩序。通常被称作“观念”的东西，也可以是一个诗的意象。[15]79意象就是隐喻的结果。华莱士·史蒂文斯说：没有隐喻，就没有诗。[13]8而有隐喻，就有对日常语言的偏离。用瓦莱里的话说，就是“诗人运用词语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人们出于习惯和需要对词语的使用”。[17]253对语言的文学性进行思考就是去思考表达方式的含义，并且关注意义是怎样产生的，以及愉悦是如何创造的。[16]44理查兹认为，隐喻主要是扩展或“延伸（stretch）”语言。[13]91所以，诗的语言是语言本身的创造、丰富和拓展。维尼弗雷德·诺俄特尼在她的《诗人们所用的语言》中也写道：“诗的措辞”本质上是对日常语言潜在属性的一种开拓和扩展。[13]102它从各个层面都取向于偏离日常语言，这种偏离之典型和极端，是俄罗斯形式主义者所说的陌生化和偏离。日常语言使人得以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安顿下来。日常语言的典型话题涉及的常是身边、当下、眼前和临近的事物。它诉诸人直接的感受和知觉，甚至是直觉和本能。日常语言的目标首先、并且始终是保证现实的在场。为了这一目的，语言本身必须退隐到所指出场的背景之中，甚至要使人意识不到它（语言）的存在。所以，日常语言风格的标准是规约化，任意性，即巴赫金所说的交际中语言处理的“自动化”。[10]301而“诗歌语言是实用语言的反面”，它总要使“语言的构造变得可以”被“感觉到”[10]301，即实现其“陌生化”和“前景化”。正如列·彼·雅库宾斯基所指出的，在诗中，“实用目的退居末位，语言组合获得自我价值”。[18]29诗以此为手段创造并丰富语言。在语言的开始是如此，在语言后来的发展中也是如此。

瓦莱里引用马拉美的话说：诗人“写诗用的根本不是思想，而是词语。（诗的词语）它们永远只谈论不在场的事物，或者内心深刻感受到的事物……总之，这是语言中的语言。”[17]287这说明，对于诗性语言，最为突出的、首要的是语言自身及其创造性，而不是思想。诗的语言张扬自身，而不是哲学家所关心的哲学概念及其清晰、准确，即哲学词语的单义性。

（三）哲学语言的诗学：超越具体对象与对象的具体性的负性的言说

从古希腊神话与史诗，到形而上学或哲学的诞生，本质上是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裁出现的过程。话语不但是从事哲学的方法，也是阐释哲学的方法。话语是哲学的形式。[19]1而话语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对话语的言说方式和体裁的诗学的研究。

就典型词语特征而言，“哲学追求‘最终的词汇”。[11]18-19而语言的哲学用法，就在于探讨观念或概念[20]78，关注普遍、必然、不变的事物的本性或本质。这决定了另外两个事实：其一，哲学非常重视语言。其二，哲学语言与诗和科学的语言一样，具有很强的标记性。哲学所重视的，是语言的理性意义，特别是词汇的概念意义，而不是像诗那样充满沿着事物表象无限滑动的隐喻。前者从古希腊哲学奠基之时，苏格拉底对言语方式的重视和柏拉图对诗及其语言的批判性关注可以得到证明。后者的证据，在于柏拉图对诗的排斥或对隐喻的净化和控制。正如斐洛曾指出的，柏拉图反对拟人化的倾向。[19]107420世纪发生的哲学的语言转向，目的之一也是要清理哲学史上词语的误用，即语言可能把“并非内在于对象的范畴强加于对象之上”。[11]135把“并非内在于对象的范畴强加于对象之上”的，往往就是隐喻。对于哲学和科学而言，隐喻的危害在于，它总是倾向于将思维引向事物的表面，或将事物本不具备的属性借助隐喻投射给该事物，从而导致感性知识的肤浅或遮蔽关于事物本质的认识。

作为一种话语体裁，哲学有其典型的、常常是封闭性的话题。哲学的出现及其历史上的转向，也每每以作为话题的新词语的创造或出现为前提和标志。[20]哲学所追求的最终的词汇，似乎是所有可以提出来替代它的其他词汇的共同的核心和真理。[11]19哲学以特殊词语成为话题或母题开始;而这种话题的转变，则开启哲学新的阶段。譬如，笛卡尔之后，科学，而不再是生活，成为哲学的主题，而认识论则构成其中心部分。[21]48哲学语言的话题和言说方式，至少从柏拉图开始，就已将观念视为真正的存有，是可感觉的事物的模型，但观念又是在可感觉事物之外分开存在的实体。古希腊哲学尝试为物质的宇宙寻找一个统一的原理。巴门尼德提出与多对立的“一”，但他的“一”所对应的存有没有物质（material）与非物质（immaterial）的区别。柏拉图前进了一步，发现了理念这一可理解的、非物质的世界。这一与物质世界分立的非物质世界，即“非物质”的发现，开启了形而上学最为关键的可能基础，[22]250-251从而也就确定了西方哲学主流的基本的言语风格或形态，即哲学语言关注的是负性的（即非物质的）、不在场的、难以言说的存在。譬如，黑格尔的“实体”就是某种决不能充分得到表达的东西，虽然对于所有阐释、意识、表达和交流来说，它是绝对必须的。[23]508德里达也认为，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论，是一种“想表达不可表达的东西的企图”。[11]100易言之，哲学的言说，是一种“言说力争言说却无以言说。（Speaking seeks to say and yet cannot say.）”[24]99内格尔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哲学……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用语言明确无误地表达那些尚未确定的但可以直觉感到的问题。”[11]41

以上分析说明，哲学的语言是一种负性言说的产物，其目标是不在场的、具有很强彼岸性的在场，或尚未在场，尚未被“揭示”、被“去蔽”的在场。用巴迪欧的话说，就是“哲学是减法性质的，因为它在感知之中造成一个空洞，或者它打断感知的流通。哲学是没有感性之知的行为;然而，这即是说，它是理性的”。“哲学通过减法性质的操作规程捕捉‘感知之外的真理。”[25]166传统形而上学及其与“多”相对的“一”，包括形而上学的其他概念，大多本身都具有“负性（negative）”和“虚构性（fictitious）”。“What we see arises from what is not apparent.（吾人之所见起于并非显而易见者。）”[26]136 “形而上学没有自己独立的题材。”“逻辑—认识论分析很容易地就能显示，这些形而上学概念本身是基于语言设计的虚构（fictions）”。[27]72以柏拉图为例，他的理式是不受时间性局限的，或者就是没有时间性，或超越了时间性的。也可以直接说，哲学的话语恰恰就是以超越时间性为其重要标志之一的。形而上学的语言需要言说的，不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事物，而是形而上的、超越的事物。[22]251、308狄尔泰所批评的施莱尔马赫释义学中来自柏拉图的负面影响，就是“人类文化历史生成的呈现变成静止和无时间形式。生成被看作是观念下的永恒”。[28]94如此，就使哲学语言所指涉的对象，具有了雙重的不在场性：既不在物质的现实之中，又不在时间之中。这就是柏拉图式言说的旨归的彼岸性——哲学传统始终在寻找“暗藏的理性”。[11]31

可见，与科学的语言相比，哲学语言与日常语言距离更远。同时，从诞生以来，哲学一直没有彻底摆脱与诗性语言紧张而又密切的关系。但是哲学对诗的排斥，其实是对隐喻（尤其是拟人）的戒备。这种对诗和隐喻的排斥，从柏拉图，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哲学话语方式，和哲学这一新的话语体裁的诞生，就是以对诗性言说的隐喻展开净化为前提的。而且，在哲学诞生以后的历史中，为了对自身进行整顿，哲学也回头检视其自身的语言。譬如，康德就曾专门论述哲学话语中的辞格泛滥现象。[29]88

综上，诗不是科学，因而也不受科学的检验;诗不是理性的产物，因而也不受理性的规束和制约。[30]259而哲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区别，正如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与物理学（Physics）的区别一样。[31]78科学的语言言说已然确定的事实，而科学所止之处，恰是哲学开始之处。哲学或形而上学是物理学或科学之后对世界的发问。“形而上学”的原初意义，就是“在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中的Meta-，就是“在……之后发生”，或“在顺序上晚于……”。简言之，meta-就是“后（after）”。所以，文学的词汇与科学的、以及（大写的）哲学词汇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哲学所追求的是“最终的词汇”。[11]18-19其具体表现就是，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执着于词语后面的词语。当诗的语言追求语言本身的在场和事物生动的表象时，哲学语言则永远直指语词的背后和事物抽象而普遍的属性。这种“抽象而普遍的属性”，质而言之，就是事物之“所是”，而不是无穷的事物本身。苏格拉底曾斥责那个为了回答何为知识本质这一问题而列举诸种不同知识的学生。他甚至都不允许将这看作通向这个问题答案的暂时的步骤。[32]18形而上学所追逐的不是事物自身，也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事物之“所是”。

诗不断创造语言，创造词汇或词汇新的用法;哲学则首先要不断否定旧的思想观念，以创造新的思想观念。“开放的体系与封闭的体系之别，就是哲学与科学之别。”[19]15这里的“开放”与“封闭”不是指词语或概念的体系，而是就认识论而言的。换言之，科学总是要到达认识的确定，而哲学则相反，它总是要使确定的认识成为必须质疑和思考的问题。哲学坚持问题的“答案”的开放状态。每当哲学遭遇词汇的贫乏，甚至概念的贫乏时，则往往转向诗，甚至占有诗或诗的言说方式，以创造新的词语，并定位新的概念、观念或思想。哲与诗都追求“最终的词汇”，但根本目的不同。诗首先是为了语言本身，其次才为了言说那言说之外的;而哲学则首先是为了理性之思，为了到达思之最遥远的地方。

诗需要用“偏离”和“陌生化”打破日常语言的常规。哲学的性质则决定它要“打破语言之镜”。[25]167巴迪欧所说的“语言之镜”，就是“语言的表面（surface）”。所以，诗与哲的语言虽然泾渭分明，却有相逢的时候。两条路会交叉于新词语、新概念出现之处。因为，每次当哲学真的“打破”了“语言之镜”，所面对的不过是更加“终极”的、新的“语言之镜”。

三、哲与诗之争的根源与实质：哲学从诗的母腹的降生与影响的焦虑

（一）哲与诗之争的根源：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和新的体裁的诞生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说过：“哲学与诗的争吵古已有之。”他所说的“争吵”，指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希腊诗人与哲学家之间的真实的冲突。[5]这种争吵或冲突，是伴随形而上学的诞生、确立和成熟而逐渐发生并变得凸显的。最初，苏格拉底开创了以对话、辩难为主的追问法，即提出问题，然后层层否定错误的、不正确的答案，直到沿着语言挖出或接近恰当的“概念或词语”的方法，从而实现了建立形而上学的第一步，即形而上学言说方式的确立。柏拉图以此为基础，提出形而上学的彼岸性的理念或型式，初步确立其体系，并形成最初的元典或“成言”。

张立文曾指出，新的哲学思潮的出现，总是以新的、专门的话题为条件和标志。[21]而形而上学或哲学的肇始，也以其所关注的世界的本质成为哲学专属的话题为前提。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明确指出，真正哲学家想要知道的是事物的本质。而事物的本质就是永恒的相。实有的、拥有存在的恰恰是事物的本质和相。知识并非仅包含转瞬即逝的事实和现象——即生成（becoming）的王国。知识真正寻求的是存在（being），是事物的本质，是永恒的相。[31]77这样，柏拉图对各种知识做了一个划分，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等级系统。其中最高的等级是原型世界本身，即柏拉图所谓的“理念世界”，或形而上学的世界。柏拉图据此奠定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33]60即“本质主义”。而“文学语言本质上是反本质主义的”。[11]34于是，自柏拉图以后，文化一直被分成语言的文学使用和语言的科学与哲学使用。[11]144从诗学发生学的角度看，柏拉图所做的，是首先从典型话题这一方面，对哲学这一新的话语体裁做出非常强势的标记。

加斯东·巴什拉认为，形象与概念形成于心理活动相反的两极，即想象与理性。在它们之间，相互排斥的极性在起作用。假如我们既喜爱形象又喜爱概念，那么必须以两种不同的爱来爱这两种心理功能：心理的阳性与阴性。[34]70柏拉图早期对诗的热爱，以及追随苏格拉底之后对诗的排斥和批评就是巴什拉所说的“心理的阳性与阴性”，即对形象和理性之偏好的很好典型。由推崇形象语言的诗学，转向以概念为话题取向，柏拉图开创了一种新的诗学，同时也开始了一种新的话语体裁。所以，形而上学在古希腊诞生这一过程中，以柏拉图对诗的批评和排斥为代表的哲与诗之争，其根源在于哲学所要求的阴性或负性言说与诗所特有的“阳性”言说之对立。[34]70、[25]166、[26]136哲学要确立其自身的言说，从诗的母腹中诞生和摆脱出来，必须首先对诗的语言的他性（alterity）进行标记、否定，并通过宣示自己的否定性立场（negative）而确立自我的身份（identity）。因此，古希腊哲与诗之争的本质，首先是哲学作为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和新的诗学从诗性话语中脱胎降生的过程，也是一种特殊思维方式与世界观，以及新的话语类型或话语体裁出现的过程。苏珊·B.列文（Susan B. Levin）的观点距离我们这一结论仅隔一步之遥——“柏拉图表示，如果诗人也具有了关于善与恶的知识，并且能够提供必需的逻各斯（logos）以证明他们所写的，哲学之名也可适用于他们。然而，有理由相信，柏拉图不想让同样一伙人既承担诗的任务，又承担哲学的任务”。[35]148坦率地说，柏拉图之排斥诗，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哲学和哲学家需要独立的诉求。

（二）哲学家来自诗的影响的焦虑

在古希腊，诗人首先占领了语言，并建立了自己强大的话语世界。诗诉诸感性、突出形象而超过理性和真的特性，对哲学的抽象推理显然是巨大的威胁和“沉重的打击”。[13]51所以，希腊早期哲学对诗的排斥的传统是始终存在的，甚至可以说与哲学一样古老。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巴门尼德都对诗持控制、排斥的态度。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诗的排斥及其真正目的得到了总结和更加明确、系统的表达，也实现了这种态度背后真正的目标，即：哲学从神话和史诗母腹中最终降生。

所以，不可简单化地看待柏拉图对诗的排斥。在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有四：第一，如赫尔德所猜测的，最初的祈祷文，应是《赞美诗》。[36]30这意味着，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诗抢先占据了语言，并对哲学的抽象推理构成沉重的打击和障碍。[13]51当柏拉图创始哲学话语时，经历了来自神话和史诗的——正如布鲁姆所说的，创造性写作总要面对的——影响的焦虑。第二，排斥诗，是为了明确二者应有的不同，以便借助他者，并通过否定他者而明确自身的身份与存在。故其排斥诗的立场，勿宁说是一种过度的自我强调。第三，建立哲学的话语世界之后，出于保持哲学王国之稳固的考虑，就必须保持哲学语言的纯洁。而最佳策略，就是对诗或语言的诗性加以戒备，甚至排斥。这可以间接地为哲学言说确立一种标准，进而假以时日，形成传统。有了这种标准和传统之后，才能在最重要的意义上建立哲学。第四，如斯坦利·羅森所说：哲学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形式……[39]柏拉图对诗的批评、排斥和审查的主张，直接表明了哲学之作为最高形式的存在的自我定位和立场。为了保证最高形式的存在，哲学必须言说最高的语言，即最接近理性的语言。这种定位决定了，因而也符合文化系统中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即哲学总是不同文化中最具主导性的话语体系。正因形而上学追求最高的语言，在西方形而上学才能充当哲学之树的根[37]51;而在中国文化中，关于“道”的言说才能成为最高的、最根本的言说，即“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38]16排斥诗，批评和审查诗，就是将哲学的语言置于诗的语言之上。而且，“哲学就是最高的诗”。[39]217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表明，第一，哲学必须有别于普通的诗;第二，哲学必须是最高的语言。

从柏拉图关于诗和诗人的立场出发，思考哲与诗之争的实质，既要“听其言”，又要“观其行”。“听其言”，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理想国》中的柏拉图似乎既与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展开了对话，也与另一种具有强大影响的思想与文化进行了对话，即诗人和他们广为演出的作品。二是柏拉图对好的诗作的教化作用的肯定。三是其将诗人从《理想国》中逐出的态度。这三点更真实地显示了柏拉图与诗人，或哲与诗之间既并行又相悖（parallel and paradox）的相互关系。“观其行”，则要注意，正如Zacharoula Petraki所指出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改造并占用（appropriated）了诗的语言——柏拉图的写作显示了这样的事实，即：只有借助诗具有很强意象性的语言，才能谈论捉摸不定、难以言说的概念，例如人的灵魂、关于真正的现实（true reality/forms）的思维方式（modes of thinking）以及伦理价值等。通过这种对诗性语言的改造和借用，柏拉图重新调整了人类感官—知觉的方向，从而有助于知识群体理解不可见的、超验的与非物质的事物的探索。[40]5

综上所述，将哲与诗的关系称为哲与诗之争，是一种有误导效应的命名。这个概念的背后，其实是哲学言说与诗性言说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是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和体裁从此前的诗性传统中脱胎而出时的“影响的焦虑”。哲与诗之争的实质，是二者之分;是二者相克相生的辩证关系。

（三）哲学从不排斥“真正的诗人”

如上所述，诗与哲有对立的一面，诗诉诸感性，诱发欲念和情感，导致非理性的失控和“威风”。因此，诗使理性潜在的“敌人”变成现实中的“敌人”。[30]267诗助长非理性，甚至代表一种反理性。

但另一方面，柏拉图从未正面否认过生活需要诗的点缀，而且承认诗潜在的积极作用。他认为优秀诗篇可以陶冶心灵，主张青少年应当熟读甚至背诵有益身心的佳作。柏拉图晚年写就的《法律篇》主张建立审查制度，但并不认为应该无条件地驱逐所有的诗人。[30]269在柏拉图那里，诗人分为模仿的诗人和真正的诗人两类。真正的诗人直接听从缪斯的指引，在天上看见过真美。这些真正的诗人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知道”真理的人，也是“建立世界”与“创造大地”的人。[41]真正诗人的诗总是实现“创造之创建”。因为，诗的本质乃“存在之创建”。诗以“命名”“令”存在者存在。[42]21或者如巴什拉的观点：“从本质上看，诗就是对新形象的憧憬。”[43]15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就是最高的诗”。所以，哲学和最好的诗是一致的。[30]269在追逐理性的路上，二者可以并行。诗的尽头是哲，哲的尽头是诗，关键看谁走得更远，谁最大程度地逼近了真理。德里达也认为，“文学艺术史”一直是与“形而上学史”联系在一起的。德·曼对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的描述是：“解构批评发现哲学的真理主张的文学性与修辞性。这一发现是真实的，无可辩驳的：文学原来是哲学的主要话题，并且是哲学追求的真理的模本……哲学其实是对自己在文学的手中被摧毁的一种无穷的反思。”[44]115

但是，尽管尼采称柏拉图所确定的形而上学的言说为“一组流动的隐喻”，其实质却是一种特殊的“隐喻”。柏拉图通过排斥与抑制“诗”或“诗人”这种否定的方式，对形而上学式的隐喻进行了限定（否定，即“负性”，也恰恰是形而上学根本性的言说方式），即通过否定和超越感性的认识和言说，找到了逼近事物本质的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的形成和确定，就是形而上学萌芽和确立的过程。正如丁福宁所指出的，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当人们不再完全以神话的方式，而开始以理性的方式尝试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寻找第一原因或第一原理（arché），就开始了所谓的形而上学思考。[22]7简言之，古希腊形而上学始于对神话言说方式的分析、批评和超越，而成于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的确立。这是一个完美的从语言之思到形而上学的过程。这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语言对于哲学的重要——语言（之思），既是形而上学的故乡，也是它成功的必由之路，尽管语言同时也是它需要挣脱的牢笼。

以上分析说明，哲学对诗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有选择地排斥，另一方面是有选择地利用和借鉴。哲学保持着对诗的“反思”，不断从中发现“话题”和真理的“模本”，同时也拯救、净化在诗中被“摧毁”的真理。尤其是柏拉图对“优秀的诗”的保留态度，实际上为哲学以后重新占有、借鉴和利用诗的言说保证了从容进退的空间。这都反过来说明，哲学之反对诗，不是真正的为反对诗而反对诗。而是为了保证，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1

四、哲与诗之争，实乃哲与诗之分

在形而上学萌芽的过程中，语言始终是首要和主要的哲学工具。[22]78因而，哲与诗之争其实就是语言之争，或话语方式之争。更准确地说，二者之争其实是对语言的分有，是各自不同的诗学的独立存在的诉求与宣示。

苏格拉底的论辩式的言语追问，开启了典型的以格义的方式逼近形而上学的概念的路径。在苏格拉底眼里，语言的世界比人的直接经验具有更多的现实或真实。[45]53在老师的基础上，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说，并把理念确定为哲学自己的话题。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完成对诗性言说或语言的诗性的批评和净化，要表明何为哲学的语言，也是表明要建立什么样的哲学话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驱逐诗人，则是这种态度的最強式的表达。换言之，柏拉图哲与诗之争的实质，是要脱离诗的潮流，建立一种新的、独立的话语体裁，建立独立的哲学，而不是让哲学继续包裹在诗或神话的母腹之中。但这一过程是充满“影响的焦虑”的，并且很不彻底。因为，柏拉图的先验、绝对、纯粹的理念仍然没有摆脱其神性的来源。所以，“柏拉图离希腊悲剧家而不是离亚里士多德更近”。[39]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则主要是以格物的方式，从同类事物的“多”中抽取普遍的“一”，以达到形而上学的概念内涵的世界。但即使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差别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从哲学诗学的发生学角度看，二者又都是走在逐渐远离希腊神话或史诗的路上，从而都在朝向和接近独立的哲学话语体裁。

所以，应当说，就形而上学的发生学历程而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在远离神话或诗，只不过后者走得更远而已。等亚里士多德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哲学也就走出了来自诗的——如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与他老师相比，亚里士多德已不必再把与诗相争作为紧要的任务。不仅如此，他既写出了《形而上学》，也写了专门的《诗学》。这种态度更为客观地说明了哲与诗之间真正的关系——哲学是关于真理的话语，诗也可以富于“哲学性”。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甚至正面肯定了诗的哲性：“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诗要表现的就是这种普遍性……” [30]81

至此，原来似乎比较紧张的关系归结为，或水落石出为“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二者之分了。一言以蔽之，最初的哲与诗之争，其实本来就是哲与诗之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哲与诗的关系的不同态度，既可视为哲与诗的关系在哲学发展不同阶段的调整，也可共时地看作哲与诗之关系的辩证的两面。哲与诗之分，以二者之争的形式始于柏拉图，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解决或阶段性地完成。所以，如果他们有所区别，那么这种区别是同一道路的不同阶段之别。二者的“差异大抵都是表面的”，而“一致却是深伏的”。他们之间“根本的一致，比较他们的差异更深”。[46]199

但是，此后诗和哲仍将是长期竞争的对手[30]258，因为，最好的诗也是可以捕捉真理，并获得哲学之名的。并且诗的本质决定，只有诗性言说才更有可能超越语言与思想自身。譬如，尼采的诗性哲学，与海德格尔从早期的形而上学式言说朝后期诗性言说的转向，与其说是两千多年之后哲学向诗的返回或投诚，不如说是哲学超越旧哲学的主题和言说方式的一种企图。最初是哲学从诗与神话中脱身而出，这一次则是它穿越面对的困境或借助诗实现的一次浴火重生。当然，在此过程中，哲学对来自诗的新的“影响的焦虑”也在所难免，阿兰·巴迪欧的《哲学宣言》及其对“诗人的时代”的批判，就是来自当代哲学的关于诗的“影响的焦虑”的最强音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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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钱果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