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源文化”初探

于贵军　徐艳

[摘 要]金源文化是黑龙江地区古代文明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华民族多源多流文化宝库中的重要支脉与宝贵遗产，与先前出现的渤海文化、契丹文化一同构成了古代东北亚地区三大文明形态。作为金代文化的前导与组成部分，金源文化以其固有的民族特色、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对有金一代文化、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清末曹廷杰、伪满周家璧考定阿城白城为金代早期都城上京城并作初步研究以来，对金源文化的研究一直是东北地方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学术界对金源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并涌现出一批标志性成果。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学者们在对金源文化的内涵特质、时空界定及影响作用等方面还存有一定的争议。笔者以为，“金源文化”当指以女真民族为主体，以女真传统文化为底蕴，广泛吸纳、融汇中原汉文化和东北地区其他民族、部族文化而形成的既具原创性又具模仿性、开放多元的地域性民族文化。从存续时间看，应确定为11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中叶;从空间地域上看，应确定为以今阿什河流域为中心，涵盖松花江、牡丹江、嫩江等流域的地区。所谓金源文化应指在这一时段、这一地域内所形成、发展并存续的民族文化。

[关键词]金源文化;内涵特质;时空界定;民族特色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4-0082-09

金源文化既是黑龙江地区古代文明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华民族多源多流、多姿多彩文化宝库中的重要支脉与组成部分，与先前出现的渤海文化、契丹文化一同构成了古代东北亚地区的三大文明形态。对金源文化的研究既具重要的学术价值，又有着重大现实意义，有助于深化我国境内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助于提升哈尔滨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底蕴与人文品位，有助于推动黑龙江省地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一、“金源”与“金源文化”概念的提出

“金源”一词最早见于《金史》，原本为一地域名称或地望概念，特指上京路会宁府（今阿城）辖区内以按出虎水（今阿什河）为中心的流域地区。《金史》卷24《地理志》：“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海古”亦称“海古勒水”，今之阿什河支流海沟河。此为“金源”一词最初、最基本之语义与用法。随着女真族不断南进与入主中原，“金源”一词的意义开始发生变化或被引申。一是代指“内地”或“故里”。女真迁都燕京后，将原上京地区称为“金源内地”或“故里”，意即金朝雄起于此，这里是女真肇兴之地，是女真族老家，表达了女真人回溯历史、追思文化源头的怀旧心境。[1]14《金史》卷46《食货志》：“天辅六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金史》卷2《太祖纪》：“及（天辅）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四月，又将“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反映了金初统治者为充实金源“内地”，解决上京地区人力不足问题，将被征服地区汉族、契丹族和渤海族人口大量迁往“金源内地”的情形。二是自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颁行“定封国制”起，“金源”一词开始与爵位、封号联系在一起成为地位荣誉的象征，称“金源郡王”。自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终金一朝计分封了17位女真贵族或功臣为“金源郡王”，以表彰他们在军事征伐或立国建政中做出的功绩，如完颜撒改、完颜斡鲁、完颜宗雄、完颜希尹、完颜娄室、完颜银珠可等。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承继大统的金章宗完颜璟亦曾因功受封“金源郡王”。三是金亡后，元朝人把有金一代称为“金源”。《金史》卷126《元好问传》载，元好问自谓“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近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这里之“金源氏”即代指金朝或金朝统治者完颜氏。此外，当时生活在金源地区的女真人已有以“金源”为地望加个人姓名以自称或他称的习俗，如出土于上京遗址和阿城松峰山的《宝严大师塔墓志铭》《曹道士碑》等均刻有“金源”字样。纵观“金源”一词之演化，无论其本义还是引申义，其最深层的用意无非是为了突出和强调金源内地是女真族和金王朝肇兴之地的特殊地位。

“金源”与“文化”联结在一起，复合为一个专用名词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阿城筹办首届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过程中提出来的。1993年8月在阿城首届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建勋先生提交的论文《论金源文化》，首次对“金源文化”做了界定和论述。[2]此后，这一术语在各种场合被不断使用，尤其是哈尔滨市在有关学术、经济、旅游、文化、教育等类活动中频繁使用，日益深入人心，为社会各界所接受。2000年6月，阿城举办首届“金源文化节”后，“金源文化”更是名扬海内外。

二、“金源文化”的内涵与界定

何为金源文化，金源文化的内涵与时空邊限当如何界定？这是金源文化研究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对此学界一直存有争议。[1]15-17首先，应把金源文化放在特定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一则不能割断历史，任何文化现象包括金源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历史文化接续发展中的一环，都有其发生发展和存续的合理性;再则应客观公正地评价某一历史文化现象如金源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和在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做到不抑不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金源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段、由特定种族群体、在特定地域内创造的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界定金源文化，要充分考虑金源文化产生的时代性、区域性和民族性特点。再次，任何文化都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在已有文化基础上形成或创造出来的，一方面会因受周边地区民族、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多源性特点，另一方面又会因创造群体、生存环境、时代特征的不同而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和差异性。譬如，在女真文字创制前后，金源地区通行汉字和契丹字的情况从侧面说明了汉文化与契丹文化必然会对形成中的金源文化产生影响并成为其重要来源。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以为：所谓“金源文化”当指以女真民族为主体、以女真传统文化为底蕴，广泛吸纳、融汇中原汉文化和东北地区其他民族、部族文化而形成的既具原创性又具模仿性、开放多元的地域性民族文化。从文化渊源看，它一方面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甚至同化，一方面又承继了契丹、渤海等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其他古代民族、部族文化，同时引发启迪了后来的满族文化;从存续时间看，应确定为自四世祖绥可迁居海古水至终金之世，即11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中叶;从空间地域看，应定为以上京所在地今阿什河流域为中心，涵盖周边拉林河、呼兰河、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嫩江、乌裕尔河流域地区。所谓金源文化应是在这一时段、这一地域内所形成发展并存续的民族文化。

金源文化的发展，以海陵贞元迁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形成期和高峰期，这与金初女真族在政治、军事上的迅速崛起相呼应，与上京会宁作为金代早期都城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相适应;后期为持续发展期。文化是对政治、经济的反映。海陵迁都后，随着上京地位下降和大批女真贵族南迁，尤其是会宁府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活动中心位置的丧失，其文化发展的黄金期已然过去。世宗继位后虽大规模复修上京城，恢复上京称号，倡导女真旧俗和女真文化，但此时的上京已繁华落尽、风光不再。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世宗在上京省亲期间用女真文创作的《本朝乐曲》中，曾慨叹当时的上京城“风物减耗，殆非惜时。于乡于里，皆非初始”。

有学者把金源文化等同金代文化，认为金源文化就是指有金一代的文化，笔者以为不妥。金源文化只是在特定地域内产生的文化，且有其时限性，作为缘起与发轫虽对有金一代文化有深远影响，但从文化活动主体、文化本色特质看，都与金入主中原后日趋汉化乃至同化的文化有明显差异，把金源文化作为金代文化的前导和组成部分论定似更恰当。

还有学者认为，金源文化的空间范围与上京路统辖区大体相当。金代在地方建制上推行路府州县与猛安谋克双轨并行制，路是最大的地方建制，太祖、太宗始设，熙宗时曾做大规模调整，章宗泰和年间，经多次省并全国计设19路。《金史》卷24《地理志》，金“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金熙宗时，路分两级，一为京级路，一为总管府路。据《金史》载，诸路中以上京路幅员最为辽阔，辖有一府、三州、六县、一个统军司和五个路。辖区范围几乎囊括今黑龙江省、吉林省北部、俄罗斯滨海边区、阿穆尔州、黑龙江下游、图们江口及朝鲜咸镜北道一带。根据史料分析，以完颜部为主体的女真诸部初定阿什河流域时，人口体量并不大，活动范围亦有限。辽天庆四年（1114年），阿骨打在涞流水（今拉林河）誓师反辽时，所聚女真诸部士卒不过2500人，灭辽伐宋、进军中原时，其军队亦不过十余万众，海陵迁都后又有大量女真人口被迁往辽东或中原。以此推知，金建国前后特别是海陵迁都后，留居东北北部的女真人口总量不会太大，活动范围应不会超出阿什河流域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所以，将金源文化的空间范围确定为以阿什河流域为中心，涵盖周边拉林河、呼兰河、松花江、牡丹江以及嫩江、乌裕尔河流域地区是合理的，认为金源文化区与上京路辖区大体相当的说法似乎过于宏阔。

三、“金源文化”的特質与特色

“文化”作为人文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研究的基本问题，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和界定。一般说来，文化有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之分，有传承性、同一性、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在维系社会运转和规范人类行为方面具有整合、导向、秩序和传续的功能。

统观有金一代近120年历史，虽然一直伴随着征伐，但其在文化创制上还是很有建树、可圈可点的。“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近汉唐。”[3]2742“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3]2713虽然这种创制带有明显的学习模仿、承袭改造痕迹，但无损于它的价值和光辉。

女真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开放包容的民族，对先进文化始终充满着敬畏与仰慕，他们自觉自愿地学习效仿乃至甘愿被同化。史载在灭辽伐宋期间，女真每征服一地都特别注意搜求史籍图册、儒家经典、文物书画等运往上京内地。攻打辽中京时，太祖特别诏令金军统帅“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文书籍，并先次津发赴阙”。[3]36灭北宋时，太宗吴乞买对汴京所藏图书典籍、镂版绘画等无不尽取之。史载，进入汴京的女真人“索监书藏经，苏黄文及古文书籍、《资治通鉴》诸书”，“悉收其籍图，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3]691在学习效仿中，金代帝王、女真贵族迅速汉化。史载熙宗完颜亶自童稚时即能以汉文赋诗作画，“雅歌儒服”“徒失女真之本态”“宛然一汉家少年也”。[4]熙宗之后的海陵王完颜亮、世宗完颜雍、谙班勃极烈完颜允恭、章宗完颜璟更是自幼研习汉文经典，系统接受儒家教育，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文采学问俱佳。一面是人的迅速汉化，另一面则是制度文化的同化。金代所行政策典制大都依仿辽宋或承袭汉唐。从天眷新政到正隆官制，从皇统新制到定封国制，从礼乐仪制到痒序科举，女真政权在典章礼仪、国家治理及社会生活诸方面迅速汉化。

金源文化作为金代文化的缘起与发轫，虽深受周边民族尤其是中原汉文化影响，但就其典章制度、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等方面来看，仍保留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仅举几例来说明：

（一）勃极烈制与猛安谋克制

发轫、定制于金建国前后的勃极烈制与猛安谋克制无疑是金代制度文化中最具女真特色的军政制度。勃极烈制初称孛堇制，形成于女真社会由部族联盟向奴隶制国家过渡时期，是一种原始的部落联盟民主议事制度。由部落联盟长（都孛堇）为首、各部酋长（孛堇）组成的孛堇议事会，是部落联盟的最高决策机构。《三朝北盟会编》卷144《金虏图经》：“每有事未决者，会而议之，自下而上，各陈其策，如有可采者，皆不择人而用之。”此制始自景祖乌古乃时期。金太祖阿骨打将孛堇制与国相制结合，把传统孛堇制发展为新型勃极烈制，并作为中央官制设为定制。改革后的勃极烈议事会只选定少数地位较高的勃极烈参政议事，并始设各种名称的勃极烈。职位重要者如都勃极烈（阿骨打称帝后不再设）、谙班勃极烈（皇位继承人）、国论勃极烈（相当于国相）、移赉勃极烈、乙室勃极烈、阿买勃极烈等。诸勃极烈各有职掌，平时在朝参理国政，战时出征担任一方军事统帅。勃极烈议事会对皇权既是辅佐也是限制，成员初为4人，太宗吴乞买时在数量名称上有增损变化。据统计，金初计有12人出任过勃极烈。随着国家政权初步稳定和强化皇权的需要，天会十二年（1134年），太宗颁布改革诏书，废除了勃极烈制，中央设三省、三师以代之，至此勃极烈制退出金初政治舞台。勃极烈制作为一种带有浓厚原始军事民主制遗风的决策机制，因其灵活高效、决策雷霆，在完颜氏统一女真诸部、征辽伐宋、建政立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猛安谋克制是金在女真人中推行的一种军政管理体制，是女真社会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它与金在中原地区设行的府州县制并立，与中央设行的勃极烈制相辅相成。猛安谋克制产生于女真原始社会末期，原为单纯的渔猎生产组织，后逐渐演变为军事组织和极具民族特色的地方行政组织。阿骨打称帝后将其与女真村寨结合起来，变为基层行政组织并设为定制。猛安谋克制是一种集生产、作战、管理于一体的军政合一、兵农合一制度。成员平时生产训练，战时自备武装出征。首领平时称孛堇，掌管行政生产，战时称猛安、谋克，领兵出战，职位世袭。《金史》卷44《兵志》：“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稱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猛安、谋克编户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始命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3]992作为金朝最重要的武装力量，猛安谋克在开疆拓土、屯垦戍边及对新征服地区的占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征伐辽宋期间，金一度在中原新占领区推行猛安谋克制，但因遭到汉族人民反抗而改行州县制。之后，金统治者以武装移民方式将大批女真猛安谋克迁往中原，以加强对当地的占领。[5]177-178金中期以后，随着政权稳定、战事减少和女真封建化的完成，猛安谋克制走向了没落。封建地主化后的猛安谋克受汉文化熏染，开始舍武逐墨、追求享乐，部众骄横，战无斗志，失去了原来彪悍善战的习性。章宗时，太傅徒单克宁曾言：“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3]2052世宗后的几代帝王虽厉行整顿，但收效甚微。建政初期充满生气与活力的猛安谋克制度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崩溃，世袭猛安、谋克成了爵位与荣誉的象征。

（二）女真文字与金源文学

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是彰显一个民族文明程度与文化特质最重要的载体符号和表现形式。从这一点讲，创制于12世纪初的女真文字与金初在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无疑是金源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标志性成果与亮点。此前，女真有语言无文字。在政令传达、信息传播、大事记载方面，一是借助契丹字和汉字，一是继续采用原始的实物、图画、符号记事或“口传心记”。1115年后，随着政权建立和女真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创制本国本族文字成为迫切需要而被提上日程。天辅二年（1118年），太祖令完颜希尹和耶鲁牵头创制女真文字。希尹仿汉字楷书，用契丹文合本国语，以契丹字和汉字为根，增减笔画，创制女真字。天辅三年，希尹创制女真字成，并集成《女真字书》向世人传授，此即女真大字。关于女真字创制，《金史》有如下记载：“令希尹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国语，制女真字颁行之。”[3]1684可见，以汉字和契丹字为基字而制成的女真字，其本身就是女真文化与契丹、汉文化融合的产物。天眷元年（1138年），为解决女真大字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不足，熙宗再制女真小字。有金一代，女真大、小字并用。

文字创制是女真族的一次历史性进步，开启了女真族不再借助他族文字记录本族语言的新纪元，对增强女真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促进女真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女真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女真字颁行后，金政权通过开办女真府学、女真国子学，设立女真进士科等措施在统辖区内大力普及推广，女真学一时大盛。不但女真人习学，汉人、契丹人等也深受熏染。陆游诗“上源驿中搥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说女真语、穿女真服已成一种时尚。语言文字是交互影响的，有语言学者认为，女真语言文字的出现对丰富汉语词汇、改变部分汉语语音有一定影响，所谓“汉语胡音”其源在此[6]65。1234年金亡后，女真字仍在东北女真人中沿用，直至15世纪中叶。创制于1599年的老满文虽在字形上与女真字不同，但其70%的词汇读音与女真语完全一致，可见女真语实为满语之祖语。就目前所见，传世女真字文献极少，现存大部分女真字散见于碑刻、印鉴、铜镜和题记之上。发现于吉林扶余的《大金得胜陀颂碑》是迄今发现保留女真字最多的碑刻之一，计有女真大字1500多个，此碑为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金世宗为纪念阿骨打反辽建国之功业而立。成书于明永乐年间的《女真译语》亦为研究女真文字的珍贵史料。

女真文字的出现对金代文学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金代文学上承唐宋、下启蒙元，成就蔚为大观，涌现出了吴激、蔡松年、蔡珪、赵秉文、元好问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文学家。金源文学作为金代文学的前导，在其形成发展中亦精彩纷呈、人物辈出、成就斐然、特色鲜明。通观贞元迁都前后，金源地区文学艺术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从文学形式上看，经历了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从实用文体到诗词散文的发展演变。女真字创制前，女真民间流传的文学样式主要以民谣、民歌、“讲古”等为主，如思嫁歌、解纷歌、巫歌、儿歌等。[1]31今天流传下来的女真民谣已不多见，见于史籍记载的巫歌，如《金史》卷65《谢里忽传》载有：“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白尾，横视之则有左右翼者。”《金史》卷65《跋黑传》载有：“欲生则附于跋黑，欲死则附于劾里钵、颇剌淑。”女真民间有“讲古”习俗和传统，这些讲古人“凡一闻见，终身不忘”，他们通过“讲说”方式传播女真历史与神话传说。20世纪90年代，根据满族“说部”传承人马亚川口述资料整理的《女真谱评》记录了女真先祖和建国前后的历史传说，其史学和文学价值十分珍贵。金灭辽和北宋后，大批辽宋文士进入金源，受其濡染，书面文学勃兴，文学样式与体裁亦呈多元发展态势。太祖、太宗时，文学作品较少，多为实用性文字，文人以韩昉、吴激、刘敏行、完颜勖、完颜希尹等为代表。史载：“韩昉、吴激，楚才而晋用之，亦足为一代之文矣。”熙宗、海陵、世宗时期，金源地区文人汇聚，佳作辈出，作品以诗词为主兼及史作、笔记、游记等，代表人物以蔡松年、吴激、宇文虚中、纥石烈良弼、张浩、洪皓等最为著名。金初帝王熙宗、海陵、世宗亦为文坛高手，尤以海陵王完颜亮为著，时赞其“一吟一咏，冠绝当时”。被虏至金源的宋徽宗赵佶不仅工于书画，号称“铁画银钩”，且擅长诗文，亦为金源文学代表人物。元好问在《遗山先生文集》中评价金初文学“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文辞清丽，“文笔雄健，直继北宋诸贤”。金初诗词兼具南北之长，雄浑质朴、遒劲豪迈，独具风格，世称“南风北骨”。二是从金源文学代表群体的来源和民族构成上看，经历了从“楚材晋用”到“女真为主”，从汉族文人为主到汉、女真、渤海、契丹等族文人平分秋色的发展演变。太祖、太宗时，金源文人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由辽宋入金的汉人、渤海人。其中大部为国家败亡后被迫降金或自愿仕金者，如辽之韩昉、卢彦伦、张浩、韩企先、虞仲文、刘彦宗、杨朴，宋之蔡松年、蔡珪等;二是出使金朝而被强行扣留任用的宋朝使者，如吴激 、宇文虚中、高士谈、王伦、朱弁、洪皓等。《金史》卷125《文艺上》记载：“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京籍图，宋士多归之。”金初统治者特别注意对辽宋旧人的网罗和使用，所谓“借才异代”或“楚材晋用”也。金熙宗后期，崇儒重道、士由科第渐成国策。女真科举既行，庠序日盛，脱颖而出的本族文人粲然可观。除老一代的完颜勖、完颜希尹、完颜宗雄、阿里合满外，又有完颜宗秀、完颜弼、徒单思忠、完颜守贞、纥石烈良弼、唐括安礼以及契丹人移剌子敬、耶律恕、渤海人张浩等。女真等族文人在文学、文化上的成就已与汉族文人呈平分秋色之势。

（三）萨满信仰与社会习俗

萨满信仰以及由此衍生的独特社会习俗是女真文化有别于他族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萨满教是古代北方民族普遍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其核心理念是万物有灵、多神崇拜，天地万物、日月星辰、自然现象都在其崇拜信奉之列。从宗教的一般属性看，萨满教既非一神信仰，亦无系统完备的义理学说和严格规范的仪轨仪式，信徒松散、信仰自由。严格意义上讲，很难算得上一种宗教，而更像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民间巫术，其宗教活动主要通过“通神意”的巫师萨满的“跳神”完成，但女真人却对此深信不疑。佛教、道教传入金源地区后，女真人一边崇奉佛、道，一边仍顽固地坚守着对萨满教的狂热信仰，萨满教始终是萦绕在女真民族心理上挥之不去的精神寄托。萨满教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女真人的精神世界，还深刻地影响了女真人的社会生活，并进而形成了女真特有的社会文化习俗，成为金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女真入主中原后，萨满信仰又影响流播到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

通观有金一代，萨满教对女真社会的影响与功用主要体现在卜筮祈福、消灾祛病、施术诅咒、预测吉凶、服务王权等方面。[7]250-253成书于12世纪的《三朝北盟会编》对萨满教做了最早的记录。《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兀室奸猾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国。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兀室即完颜希尹，被认为是金代第一萨满。熙宗时，其因被怀疑利用萨满巫术对皇帝施行了断绝子嗣的诅咒，而被以“奸状已萌，心在无君”的罪名处死。《金史》卷73《完颜希尹传》：“是时，熙宗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僭之。”希尹是否犯有此罪尚且不论，但在金代萨满利用自己特殊身份施术诅咒、嫁祸于人却是一种很普遍的行为。金代史籍中关于萨满利用巫术为人求子、治病、卜葬的记载有很多。如《金史》卷65《乌古出传》：“初，昭祖久无子，有巫者能道神语，甚验，乃往祷焉……其次第先后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这是女真人请巫求子的最早一例。《大金国志》附录一《女真传》，女真人“其疾病则无医药，尚巫祝。病，则巫者杀猪狗以镶之，或车载病人至深山大谷以避之”，《大金国志》附录三《山陵》记载卜葬之事：“祖宗以来，止卜葬于护国林之东，仪制极草创。迨亮迁燕，始有置陵寝意。遂令司天台卜地燕山之四围。”此外，将萨满教中拜日礼俗用作祈求神佑、鼓舞士气的手段亦很常见。如1115年5月，太祖阿骨打与辽兵战，“庚子，进师，有火光正圆，自空而坠。上曰‘此祥兆，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将士莫不喜悦”。[3]26“天会三年（1125年），斡离不率众南征，破檀、蓟等州至玉田县，时郭药师兵戈甲鲜明，方渡河，国兵亦惧，斡离不乃东向，望日而拜，号令诸部而进。未几，药师降，遂进围京师”。[8]381

对古代王朝而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金代同样重视祭祀活动，其祭天拜日习俗即源于萨满教。《金史》卷28《礼制》：“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金朝祭天，初兴是望日而拜，后来才设位而祭。史载：“太宗天会四年，始朝日于乾元殿，熙宗天眷二年定朔望朝日仪，大定、明昌之后礼制更趋完备。”《大金国志》：“其节序，元日则拜日相庆，重五则射柳祭天。”有专家考证，位于阿城亚沟镇刘秀屯东南的宫殿基址即为熙宗时期祭祀日神的“朝日殿”。[2]169金代祭天拜日礼仪与汉族王朝的南向设位、天子北向而拜不同，其施行的是“东向之礼”，[7]233此与女真族“尚东”习俗相吻合。此外，女真族的节日习俗如“射柳捶丸”，丧葬中的“烧饭”“送血泪”习俗以及舞蹈风格等均深受萨满文化影响。今天在阿城、双城、五常一带民间流行的萨满舞、拜天射柳等舞蹈都明显留存着萨满教的痕迹。

四、金源文化遗存与代表性文物

有金一代，女真人在金源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据考证，在金源地区发现的金代古城遗址有400余座，其中分布在上京（今阿城）及其周边地区的城址即达170余座。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大量的村落、山陵和墓葬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金代文物，包括官印、铜镜、钱币、玉器、金银器、碑刻以及生产生活用具和兵器等，这些文物不仅昭示着女真灿烂的文化，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了解金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线索。在众多金代遗址、遗物中，最为珍贵者无疑是上京会宁府遗址和在该址出土的国宝级文物“铜座龙”。

上京城遗址位于阿城南郊白城。作为早期都城，该城始建于太宗天会二年（1124年）。1125年夏，北宋贺金太宗登位使许亢宗到达上京时，皇城内正大兴土木，许返宋后撰写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留下了关于皇城建筑的第一手资料。皇统六年（1146年），熙宗“以上京会宁府旧内太狭，才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8]174并仿照北宋故都汴京格局进行大规模扩建，进而奠定了上京南北二城形制。今存上京遗址由相连的南北二城和皇城组成，周长22华里。该城初名会宁州，天眷元年（1138年），熙宗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升为会宁府并始有“上京”称号。上京会宁不仅是金朝京师所在，亦为上京路治所。贞元元年（1153年），篡弑上位的海陵王完颜亮以“上京僻在一隅，转漕艰而民不便”为由，[8]187实则出于政治需要将都城迁往燕京（今北京）。正隆二年（1157年）下令“罢上京留守司”“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并“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宅第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3]108上京宫室建筑由此受到严重破坏。世宗即位后，以毁坏上京宫室为海陵十大罪状之一，于大定十三年（1173年），重新恢复上京称号，并列为金朝陪都。自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始，复建上京城直至世宗晚年尚未完工，今之所见上京遗址即为世宗大定年间的建筑遗迹。宣宗贞佑五年（1217年），上京行省完颜太平勾结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发动兵变，焚毁上京宗庙建筑，上京城再次遭到破壞。宣宗兴定二年（1218年），《金史》中尚见上京行省右副元帅蒲察五斤的奏表，此后便失去了对上京城的记载。元明时期，上京城仍为东北军事重镇。明代后期，此城为女真栋鄂部一支所居，时称翁鄂洛城。1598年，努尔哈赤曾攻占此城。清朝初年，此城砖石砌筑的城墙尚保存完好，“周围里许尚余宫殿旧址”，但已“不知何代所筑，俗称古城”，[9]直至清末曹廷杰踏查白城，始认定此城为金上京旧址。作为金代早期都城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京会宁府遗址无疑是我们研究金源文化和金代历史最重要的宝库。

1965年出土于上京皇城遗址的“铜坐龙”，为金代皇帝御辇之饰物，通高19.6厘米，重2100克，为青铜实铸。有专家认为，此物应为金熙宗至金世宗时期皇室御用器物。[2]177《金史》记载，金代车辇制度始于熙宗时期，“金初得辽之仪物，既而克宋，于是乎有车辂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驾”。[3]969根据文献记载，这尊坐龙应饰放于大辇顶轮之上，以示皇威。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重新审定皇帝所用金辂形制，决定对以前所用金辂饰物进行改造，“上用辂，轼前有金龙改为伏鹿，轼上坐龙改为凤”。[3]974在同类文物中，金代铜坐龙造型新颖、构思巧妙、铸造精美，具有极高的文物和艺术价值。此外，发现于阿城亚沟的摩崖石刻、吉林扶余的《大金得胜陀颂碑》、吉林长春的《金源郡壮义王完颜娄室神道碑》，出土于上京遗址的《宝严大师塔墓志铭》，发现于阿城新华的大双鲤铜镜等都为我们研究金源文化和金代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五、结语

女真族原本僻居东北一隅，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体量不大，却在立国后短短十几年时间里，迅速由部族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再跑步进入封建社会，并先后灭掉了远比自己先进、强大的辽和北宋，入主中原，俯仰华夏，走上历史前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它有着怎样的文化，在这文化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民族精神？长期以来，关于女真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女真族作为见著史籍记载最早的东北民族，商周时称肃慎，隋唐时称靺鞨。唐玄宗时，粟末靺鞨一部曾在仆干水（今牡丹江）流域建立了存续229年的渤海国，因经济文化发达，被称为 “海东盛国”。明末改称满洲，再次雄起于东北，1644年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后，又建立了存续近280年的封建王朝——清朝。特熠的民族必有其特熠的文化和与众不同的民族精神。[10]笔者以为，金源文化作为女真民族的“母文化”，其所蕴含的文化特质与精神内核是女真民族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落后迈入文明、从偏远的东北走入中原大舞台的关键所在。这种文化精神概而言之可归结为：刚健有为、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以小博大、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开放包容、善于借鉴的学习精神，兼容并蓄、以我为主的创新精神。这种文化精神的形成同女真民族的生存环境及由“白山黑水”塑造而成的特殊民族性格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金源文化哺育了一代雄浑豪迈、孔武睿智、胸怀天下的女真人。

[参 考 文 献]

[1] 王禹浪.金源文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

[2] 王久宇，金宝丽.金源文化史稿[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8.

[3] [元]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武玉环.辽金社会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6] 郭长海.金代名臣名将传[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8.

[7] 景爱.地域性辽金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8]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 [清]阿桂，等.盛京通志（卷31《阿勒楚喀》）[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

[10] 洪仁懷.特熠的民族和王朝：金源文化述论[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屈海燕〕

[收稿日期]2020-01-02

[作者简介]于贵军（1964—），男，黑龙江泰来人，教授，从事中国通史、东北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