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
——从延安精神的形成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文_ 刘晓芬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延安精神形成于党的延安时期，是各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进行边区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观念和作风体系。其核心内涵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当前，要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不仅要理解延安精神的深刻内涵，更要读懂延安精神是怎样形成的，解好延安精神的基因密码。

延安精神在严峻复杂的斗争淬炼中形成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首先面临抗日战争的艰巨任务。在你死我活的民族战争与尖锐复杂的国内斗争交织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抗日的方向，率先在国内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最终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面对国民党的政策摇摆，我们党适时调整斗争策略，对国民党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在处理国民党发起的三次反共高潮尤其是皖南事变中，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才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生动展现。

1935年中共率先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1936年12月，中共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七七事变”发生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7月14日，中共谈判代表叶剑英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等。在中共政策的感召下，延安成了革命和进步的象征，大量进步青年冲破艰难险阻，纷纷奔赴延安。有些人徒步几个月甚至一年来到延安，就像诗中描绘的：割掉我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我还有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内反共倾向日益明显，并于1941年1月初，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面对严峻形势，党中央最后决定仍以抗日大局为重，对国民党在军事上采取守势，在政治上舆论上采取攻势。利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政治攻势，逼迫国民党顽固派重新回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蒋介石不得不“保证”今后绝不再有“剿共”之军事。皖南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侵略者进攻河南，此时毛泽东仍然提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可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乃至坚持到最后抗战胜利，绝对离不开共产党人的艰苦努力甚至是牺牲、隐忍。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高超政治智慧和斗争本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延安精神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运动中形成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的严苛经济封锁，边区出现严重财政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充分发动党政军群各界人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壮丽史诗。

当时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出现没有衣穿、没有鞋袜、没有被盖、没有菜和油甚至吃粮困难等情况。1940年5月朱德回到延安后也感叹，边区的财政经济“实在是入不敷出，以致几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李颖：《延安精神耀千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十大政策”。其中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对克服严重的物资困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极大鼓舞了边区军民。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亲手开荒种菜，周恩来和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数万人都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通过发展大生产，边区和根据地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也明显改善。据统计，1942年至1944年，陕甘宁边区共垦荒200多万亩。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都做到“耕三余一”，部分甚至达到“耕一余一”。到1944年，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也达到吃用全部自给和“耕一余一”，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和根据地军民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更是培养了广大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当前，一些高新科技领域的空白仍然是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一些发达国家又对我们实行技术围堵。我们要汲取延安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和精神，潜心钻研、埋头苦干，早日突破。

延安精神在加强民主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形成

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大多数人共同抗战，中共中央重视和加强了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确实发挥了“作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的作用，党的凝聚力和声望大大加强了。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权建设，就是延安精神本质的生动诠释。

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均制定了较完备的选举法规，对选举原则、程序及保障等作出了详尽而可操作的规定。如《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明确规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议会民主制，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行政长官—乡长、区长、县长、边区主席—由各级议会选举；边区法院院长，由边区议会选举；边区政府各厅长的任命，须得边区议会的同意。根据《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由于战争环境和边区群众的文化素养普遍较低，在实际投票中，群众创造了许多简便易行的投票办法，如流动投票、投豆、划圈、划杠、烧香点洞等。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普遍执行“三三制”建政原则。1940年3月和7月，毛泽东先后在讲话和文章中指出，“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这种人数的大体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0页）所谓“三三制”，即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1/3。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民主人士李鼎铭受到毛泽东讲话的鼓舞，提出了为后人熟知的“精兵简政”的提案（刘干才、李奎：《陕甘宁抗战纪实》，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边区政权建设中这种“把抗日战争和民主制度结合起来”的做法，保障了人民民主自由权利，起到了充分团结各界进步人士进入政权，充分调动各阶层人士共同建设边区、团结抗日的积极性。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政军民关系十分融洽和谐。

延安精神在重视法制建设坚决反对腐败中形成

法制建设和反腐败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重视下，陕甘宁边区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反腐败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可见，延安时期就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坚决依法惩治腐败的红色基因。

延安时期，各根据地的法制建设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注重根据实际需要，制定、颁布法规条例，做到“有法可依”。如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减租减息条例、改善工人生活条例、婚姻条例、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相继颁布实施。二是注重法制建设与时俱进。如1938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规定：“边区施行的法律，以适应于边区的环境及抗战的需要为标准，采取中央所颁布各种法律为原则，并参照地方的实际情形。”1944年1月6日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关于改善司法工作》部分又提出，“司法方面，过去一时期由于某些人舍不得取去旧司法的眼睛，以致脱离边区与边区人民的需要”，“今后的问题，一方面要彻底纠正被侵入的坏作风，又方面要发扬新的创造，使司法工作完全符合于保卫抗战利益保卫边区民主政权与人民权益的需要”。（同上，第168、169页）三是严格执法。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在对待腐败问题上绝不留情，坚决查处。“据统计，陕甘宁边区的贪污案件1939年为360起、1940年为644起，经过财政制度的整顿和对贪污行为的打击，1941年下降为153起。太行区的贪污案件1943年达606起，1944年为232起”（张希坡、韩延龙：《中国革命法制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延安时期有两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典型案例。一是黄克功案。1937年10月，早年加入红军，在长征中立过大功，时任抗大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不遂，开枪打死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经过公开审判，被判处死刑。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此事，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欺压群众是万万要不得的。另一个是肖玉璧案。1933年就参加革命的肖玉壁本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英雄，后因贪污公款3050元，也被判处死刑。一系列案件的查处，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重视法制、坚决反对腐败的决心，也让边区人民看到了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清廉作风，这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化形成鲜明对照。

人民群众最痛恨的就是腐败问题，腐败是党和国家肌体的毒瘤，如任其蔓延，必将亡党亡国。延安时期的法制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经验仍能为新时代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延安精神在净化党魂的延安整风中形成

抗日战争以来，我们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党内还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学风不正，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风不正，存在宗派主义；文风不正，存在党八股的毛病（李捷、于俊道：《实录毛泽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版，第267页）。为了整顿党的作风，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党内开展了长达近4年的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全党树立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崇尚调查研究、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的优良传统，也成为延安整风精神的核心，为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奠定了基础。

整风运动期间，为了彻底总结教训，把问题谈透，西北局高干会议开了88天。毛泽东讲话指出：“这次会议我们要大检查、大整顿、要达到教育、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是达到统一最重要。”（杨正发：《面向群众— 李培福传》，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40多年后，习仲勋回忆，“会议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解决了边区历史的是非问题”。（同上，第142页）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开了11个月，期间先后召开8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修改了7次，成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典范。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还多次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批判了教条主义，指出“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他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为实际服务”。他还尖锐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逆风”“歪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党还系统总结了党的历史上的深刻教训，确立形成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指导方针，并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运用到整风的全过程。毛泽东深刻指出：“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开展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上，第1096页）整风中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进行自我反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既弄清问题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延安整风时期党的领导人重视调查研究的作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实行，加上共产党人的“延安作风”铸就了延安精神，也造就了陕甘宁边区的“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陕甘宁边区成为当时享誉中外的模范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清正廉洁篇》，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当前我们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最好的清醒剂和营养剂。新时代的共产党人要从延安精神中汲取源源不竭的信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