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否定—辩证：四十年来学界对中共十一大的研究

杨宏雨，郭子愉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P33)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承载着人民对恢复国家政治生活正常秩序的期盼，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共十一大主要议程有三项：一是华国锋代表十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二是叶剑英代表中央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三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在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致闭幕词，强调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中共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与作风。四十年来，学界在如何评价十一大这个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本文拟总结评析不同时期学者们的主要看法，希冀对推进改革开放初期的党史国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肯定、赞颂(1977—1980年)：“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大致说来，从1977年8月十一大闭幕一直到1980年年底，学界对十一大的评价主基调是赞颂。新中国成立以后，每次党的重大会议召开后，都会有大量的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文章、诗歌出现在报刊中。十一大召开后也不例外。1977年下半年，报刊上出现大量以赞颂中共十一大主题的文章，如李世材《以实际行动贯彻党的十一大决议》(《河北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赵锡武《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奋勇前进》(《新医学杂志》1977年第9期)等。这一类文章的主要特点是，偏于政治宣传，学术性不强。

这一类文章一般都会简单地介绍十一大召开的历史背景，如赵锡武在《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奋勇前进》一文中写到：“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在我们党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2]其他的文章也有类似的表述。

1977年9月9日，华国锋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把党的十一大的路线概括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3]这一概括虽然还在号召“继续革命”这一概念，但是重心是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上的，这反映了十一大的导向和突破。这种突破也为社会各界所感知，从张方、郑广田的《贯彻十一大精神，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陈兴春的《乘十一大东风为教育大干快上贡献力量》(以上两篇均来自《开封师院学报》欢庆十一大特刊)，汤珩的《要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学习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甘肃师大学报》1977年第4期)等文章的题目中，不难看到这一点。

这一时期丁光的《不能把三中全会同十一大对立起来》和宋景先的《党的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两篇文章应该受到特别的关注。这两篇文章写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文章重点探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十一大之间的关系。丁光指出：“三中全会的确改变了十一大的某些提法，但是，这种改变，并不是改变了十一大路线，而恰恰是发展了十一大路线。”[4]宋景先也认为：“三中全会的方针是正确地贯彻了党的十一大路线。”“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一大以来的形势发展和在实践中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十一大的某些提法作了调整，这正是对党的十一大路线的补充和发展。”[5]

不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对立起来的看法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五中全会的公报精神。“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外形势都有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始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6]。

1977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大的闭幕式上致词说，十一大“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的大会。这次大会，真正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了民主，大家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真正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7]。“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8]，这两句话后来被写进了当时的“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代表当时中国最高的政治舆论基调)社论，这大体上就是1977—1980年社会和当时学界的评价。

二、否定、贬抑(1981—2007年)：“不成功的党代会”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九次会议，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方案。会议对华国锋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并决定向六中全会提出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同意了华国锋的辞职，并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对华国锋主政期间召开的十一大做出评价：“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1](P34)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界对于十一大的评价基本上是照抄照搬这一段话。

《决议》对中共十一大的评价可以分三个部分来看。第一，《决议》肯定中共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这一评价是中肯的。第二，《决议》认为十一大“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这一评价基本上也是中肯的，但又有不少遗憾，表现在一是没有提到十一大宣告结束“文化大革命”及其意义；二是没有看到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的纠正和突破；三是没有分析十一大对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走向改革开放是助推还是阻碍。第三，《决议》将十一大的不足归结为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是公允的，但与此同时，它又特别提到“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和其他文献，都是在集体讨论基础上形成的，十一大没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因为当时全党还没有走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个错误不应简单地归咎于华国锋一人。

《决议》通过以后，一些学者在学习、领会精神的同时，形成了一些涉及十一大研究的论文，代表性的作品有刘洪哲《怎样理解不是十一大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隋云《三中全会前党的三条政治路线》、龚育之《起草党代会报告》等。这些文章大致上是按《决议》的定调进行论述，部分文章对十一大的评价甚至低于《决议》，偏重于强调十一大延续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和路线。如隋云认为：“‘十一大’路线的核心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思想体系来看，‘十一大’路线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是一脉相承的，均属‘左’的错误路线。‘十一大’路线起了阻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9]龚育之否定其参与起草的十一大政治报告，认为报告“没有跳出‘两个凡是’框架的阴影”，还在“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此他认为十一大是“一次失败的、不成功的党的代表大会”[10]。

“一次失败的、不成功的党的代表大会”，龚育之的这个评价大体上代表了从1981年到2007年这二十多年学界和社会的主流声音。

三、理性、辩证(2008年至今)：“尽管有缺陷，但贡献和功绩是主要的”

笔者之所以选择2008年作为第三阶段的开始，一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十一届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大多已离世。1986年叶剑英去世，1989年胡耀邦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1995年陈云去世，1997年邓小平去世，2005年赵紫阳去世，2008年华国锋去世。至此，曾经进入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八人，除了汪东兴以外，都先后离世。华国锋去世后，中共中央高调评价他的一生，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客观上有助于理性地研究和评价十一大。二是因为程美东、韩钢等人在2008年、2009年先后发表了一些比较有分量的文章，既推动了1976—1978年这一被曾称为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也推动了十一大研究的深入。下面笔者分别从中共十一大召开的历史背景、十一大报告、十一大党章、十一大的历史贡献等方面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加以简单的梳理。

1.十一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这一阶段，学者们对十一大召开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杨宏雨、周瑞瑞将十一大召开的历史背景归结为：(1)粉碎“四人帮”，中国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2)邓小平的复出和“天安门事件”的基本解决，使中国有了一个比较清明的政治环境，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政治走向；(3)国家工作重点的转向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4)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领导高层之间同舟共济、团结一致，以大局为重、事业为先，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在若干问题上尽快达成了妥协[11]。程美东将1976—1978年中国社会的演化总结为三点：(1)“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政治力量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力量在中央层次非常有限，而消极力量和反对力量却得到了发展；(2)政治合法性资源选择和治国政策发生转型；(3)社会控制的渐渐松动为发扬党内外民主、冲破教条主义的樊篱提供了适宜的外在环境[12]。程美东这篇文章的主题虽然是总结1976—1978年中国社会的演化，但其中的大部分分析都可以作为研究十一大召开背景的重要依据。1977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为十一大召开之前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十一大顺利召开无疑有着重要影响。黄一兵在其相关研究文章中肯定了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所取得的成绩，“会议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走向大治’的基本方针；重新肯定了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正式宣布恢复并接续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的措施和做法……1977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召开的，会议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特别是一些与会者在讨论中提出的新观点和新主张，对后来形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13]。敖小茂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演进与创新》一文中指出：“从国际来看，中国与美国关系逐渐缓和，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逐渐改善与东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苏联关系虽没有明显改善，但由于美苏争霸造成的影响，苏联对中国政策有所缓和。十一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14]敖小茂的这一叙述虽然简略，但提示了研究十一大召开的国际背景的必要性。

2.对十一大报告的评价

2008年以后，学者们突破了1981年《决议》的定调，更加独立地思考和剖析中共十一大报告及其所制定的路线。陈立旭指出，十一大的主旨是“宣告结束‘文革’，确定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十一大报告“在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中广泛征求意见，作了反复修改，最后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该报告“把宣布结束‘文革’放在第一部分的重要位置，并且把结束‘文革’同粉碎‘四人帮’和揭批他们的帮派体系联系起来……这为中国这艘巨轮转变航向，创造了最实际也最扎实的先决条件”[15]。杨宏雨、周瑞瑞通过对十一大报告文本的分析，总结出十一大报告中9项突破性进展，肯定地指出十一大报告尽管还存在缺陷，但绝非此前学界认为的依然是“文化大革命”思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恰恰相反，十一大报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突破性地提出了许多进步思想，“在推动中国拨乱反正和现代化建设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11]。敖小茂对文本分析后指出，中共十一大报告中显示的是一种构建在“革命”理论和个人魅力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话语。十一大政治报告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当时主张继续革命的历史背景下是比较有效的，报告成为批判“四人帮”的主要依据和精神，巩固了党中央的话语权力，但是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话语构建主要依据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两个凡是”，又决定了其无法突破“文化大革命”思维模式的影响[14]。

谈及十一大报告和路线就很难回避“两个凡是”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有些人把十一大路线和“两个凡是”等同起来，导致对十一大的研究和评价难以突破。龚育之认为，十一大报告“没有跳出‘两个凡是’框架的阴影”。隋云则更过分地说华国锋在十一大报告上提出的“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其实质是搞‘两个凡是’”[9]。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和看待“两个凡是”，华国锋在十一大时是不是还在坚持“两个凡是”呢？2009年，韩钢发表《“两个凡是”的由来及其终结》，用翔实的史料将“两个凡是”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他指出：“1977年提出‘两个凡是’之前，华国锋和中央高层已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有限地解决了天安门事件相关人员的问题。”“两个凡是”的提出并不是为了照搬照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不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而是“华国锋和高层希图‘有步骤’地解决问题，避免造成否定毛泽东的印象，提出了‘两个凡是’，其特定指向是强烈不满的社会舆论。”韩钢还指出，1977年4月，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对“两个凡是”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此后华国锋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到了8月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采用了邓小平的提法，第一次讲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16]。韩钢这篇文章通过探究“两个凡是”这一说法的来龙去脉，阐明“两个凡是”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实际上已表明将十一大路线等同于“两个凡是”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在此前后，程美东和黄一兵也对两个凡是的问题做了一些研究。2014年，杨宏雨、周瑞瑞结合学界的认识，对“两个凡是”问题提出了七点看法：(1)“两个凡是”的主旨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和形象，堵住“非毛化”议论，防止局势动荡；(2)“两个凡是”的提出并不是为了阻止邓小平的复出和平反冤假错案；(3)“两个凡是”代表了当时党内一批人的认识水平；(4)提出“两个凡是”和维护、坚持“两个凡是”之间不能画等号，华国锋在提出“两个凡是”的同时，也在着手进行整顿，并恢复了许多“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做法；(5)“两个凡是”并不是要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6)“两个凡是”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正确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采取的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办法；(7)华国锋发现“两个凡是”的提法不妥后及时改正了错误[11]。这一总结基本上将目前学界关于“两个凡是”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涵盖了。

3.对十一大党章的研究

过去学界的研究一般是突出十一大党章中缺陷和不足。刘丰名以党的中央组织维持主席制为例，说明了十一大党章“仍沿袭着九大和十大党章中的很多规定”[17]，并没有体现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就无法推进党的建设事业。翟边虽然承认与十大党章相比，十一大党章内容有了较多修改，但认为：“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没有能够纠正十大通过的党章中的‘左’倾错误，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十一大通过的党章不可能解决党的建设的问题。”[18]在第三阶段，学界对十一大党章问题的研究有不少突破，突出了十一大党章中进步和变革的部分。吴常柏、郑惠英指出，“尽管十一大党章未能消除‘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但是对党员民主权利作了部分增加”[19]。杨宏雨、周瑞瑞认为，十一大党章“虽然还有十大党章的影子，但总体取向上是学习和模仿八大党章”，“十一大党章对健全党的组织、制度和生活，拨乱反正起了积极作用”[11]。

4.十一大的历史贡献

2008年以后，学界对于中共十一大的评价比较多元和理性，不再简单地重复《决议》的说法，而是更多地去挖掘史料，结合十一大报告和党章文本，更细致更深入地探讨了十一大的历史贡献。与此同时，对华国锋在1976—1978年这两年的评价也趋向肯定。在最新修订的官方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对中共十一大的评价就和1981年《决议》有了很大不同。该书认为，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等“一系列会议的召开，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乱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逐步得到恢复，开始走上正常轨道”[20](P1008)。书中还删除了1981年《决议》中对华国锋的批评，不再强调华国锋的错误思想导致中共十一大的不成功。

这一时期，学界的观点较官修党史又更为活泼、大胆一些。杨宏雨、周瑞瑞在《中共十一大平议》中，从历史背景、历史诉求、文献评述等方面对中共十一大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价，肯定十一大较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重建中央领导核心，弥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去世后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适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发展的需要，让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正常化的轨道；承接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制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方针等。文中认为十一大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提法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第二，“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到了林彪、“四人帮”集团的破坏；第三，粉碎林彪、“四人帮”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成果；第四，宣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中国社会今后的任务是“抓纲治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五，要求“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冤屈的干部“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十一大报告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些论述今天看来显然不能让人满意，“但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也算差强人意了”。“十一大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大会。所谓结束过去，是对‘文革’而言；所谓开辟未来，是对改革开放而言……这两件事情它都做了，都有贡献和功绩。尽管它有新旧杂陈、自相矛盾等这样那样的缺陷”[11]。之后，杨宏雨与周绪情还讨论了十一大在恢复和发扬毛泽东思想上的重要贡献。他们认为，中共十一大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有力回击了国内外非毛化的各种议论；同时大会淡化阶级斗争，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为恢复与发扬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前提；大会还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和“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21]。

陈立旭在《华国锋主持党的三次重要会议》一文中指出，在当时的历史局限下，华国锋和党中央无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十一大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果断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为中国这艘巨轮转变航向，创造了最实际也最扎实的先决条件。同时，中共十一大确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这为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夯实了基础[15]。

王欢等人在《“徘徊”还是“准备”？——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的历史地位探析》一文中指出，在过去一些党史书籍中被称为“徘徊的两年”的1977年、1978年中，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实际上都取得不小的进展。文章将这两年的发展总结为七个方面：(1)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政治上结束了大动乱的局面；(2)经济工作的混乱局面得到初步治理，正常的生产活动得到恢复；(3)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受排挤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恢复了领导职务；(4)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不断推进；(5)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6)教育科技文化领域拨乱反正效果显著；(7)启动了改革开放步伐[22]。在1976—1978年间，中国各项事业的进展都同十一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也可以将对这两年的肯定看作对十一大历史贡献的一种肯定。

“中国走向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次大会”(杨宏雨、周瑞瑞)；“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会议”(余玮)；“党的十一大，把现代化建设，发展国家各项事业放在党的工作重心位置，这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夯实了基础”(陈立旭)。透过这些不同学者的评价，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学者们对十一大评价总体上趋向肯定。“尽管有缺点，但贡献和功绩是主要的”，这代表了这一段时期学者们的主要看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学界对中共十一大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1977—1980年、1981—2007年以及2008年以后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可圈可点的认识，但相对而言，第三阶段的研究学术价值更高。这固然与第三阶段政治因素的干扰较少有关，但也得益于与那段历史的距离。到2008年，距离十一大召开、闭幕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个年头，无论是热情还是激愤，都已经基本上不再影响研究者的心态。有些研究者和十一大、华国锋时代没有任何交集。

尽管对十一大的研究在第三阶段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从整体上看，十一大的研究还很不够，不少研究还停留在浅尝辄止的阶段，还有很多研究空间。譬如，十一大党章研究、十一大与华国锋的治国之道、十一大与改革开放、十一大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关系、十一大与十二大比较研究、十一大代表研究、十一大中央领导集体研究、1976—1978年中国社会状况研究等。而要深入研究十一大和华国锋时代，不仅要打破惯性思维，还要发掘相关史料，特别有赖于相关档案资料的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