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王闿运佚文五篇考述

朱德印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100)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其著述颇丰，在文学创作方面书、铭、传、序、记、诗、词等各体兼作，且多有作品传世。其诗学观念及其诗歌创作在同光时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以其为首形成了“汉魏六朝诗派”，与当时的“宋诗派”相颉颃。近代学人汪辟疆对其评价甚高，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其列为头等“托塔天王晁盖”，评其为“学瞻才深，一时无偶，门生遍湘蜀”［1］1。王氏作文亦尚魏晋六朝，与当时多学“桐城古文”的风气相比，自有其创新和特色之处。

王闿运的著述，大部分曾收入清光、宣间衡阳东洲讲舍汇刻的《湘绮楼全集》(收录十九种)和清光、宣间刻，民国十二年(1923 年)长沙湘潭王氏湘绮楼校勘汇印的《湘绮楼全集》(收二十六种)，以及宣统庚戌上海国学扶轮社重刻有《王壬秋全集》。另外有多种曾单行。《湘绮楼全集》所收诗文及已刊单行的诗文集，大率止于光、宣间(即1908 年)，此后之作则或未刊，或散见于杂志。单行的《湘绮楼文集》有民国三年(1914 年)刻本，共八卷，与《湘绮楼全集》中所含相同。当代学者马积高先生编纂的《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将王氏的诗文分卷合编，后来此书被收进《湖湘文库》(岳麓书社2008 年版)，后者在1996年版的基础上做了补遗，尤其在诗歌方面补录进大量的佚作，如增加了《湘绮楼丁未后刊诗册》里收录的所有诗歌。1984 年陈书良等人在《湘绮老人论诗册子》(未刊稿)中介绍了11 则王闿运论诗的文章［2］85-91;2001 年周颂喜在《王闿运未刊手书册页》中介绍了王闿运与其儿媳杨庄的20 封书札［31］31-34;2009 年冯利华在《王闿运佚文一篇》中介绍了新发现的佚文《中华词典序》［4］63;2011 年朱则杰在《晚清作家集外诗文辑考》中介绍了王闿运的1 篇佚文《邓郎中墓志铭》［5］101-104;2016 年尧育飞在《新发现王闿运佚诗材料考释》中介绍了新发现的佚诗《和芝耘兵备食瓜诗》等2 首［6］27-30，此后关于王闿运作品的补遗较少。笔者有幸在民国报刊《人间世》《中和月刊》《小说月报》中新发现王闿运的佚文5 篇，分别为《论文·示萧干》《八指头陀诗集序》《八指头陀诗集后序》《萧提督传》《寻古斋集叙》。新发现的佚文可为《湘绮楼诗文集》补充佚文5 篇，并为研究王闿运诗文流传情况提供新的线索，同时通过对《论文·示萧干》《八指头陀诗集后序》等文章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王闿运“文”的观念，可作为补充和分析王闿运文学观念的有力材料，对于全面研究王氏的文学观念和成就有所裨益，笔者现将新发现的五篇佚文作一整理和考释如下:

一、萧提督传

萧陞高，字荣階，长沙湘潭人也。曾祖世光以儒术显，祖仕南，父廷昌，明恕好施。陞高兄弟五人，次居三，状特魁伟，读书日千言，通大义，广西日寇起，乃弃书习骑射，能于马上套矛槊，举百斤行及奔马。年十五，投身王珍营中，即后所谓“老湘营”者也。初入门，吏以其年少，不遽通，陞高且詈且奋，珍出，见而奇之，延入，上座，与语，大悦，遂拔百长。从讨富川余寇，毙贼二千余，叙功奖五品。余寇遁还恭城，复陷东安。珍会诸军夹击，寇势不支，突围出窜四明山。山介祁邵间，势崎岖，寇凭以自固，诸将战罢，莫敢深入。陞高毅然请往，历火丛莽中，因风爇之，寇惊走，一鼓悉擒。自是，珍任陞高益重。广东寇陷郴桂江华，湖南上游各州县，均岌岌不自保，巡抚骆秉章檄珍军赴援，陞高别募新军会师衡州，冒雪力战，诸城以次克复，时咸丰五年也。事闻，保千总，并赏蓝翎。其后寇犯长沙，趋武昌，沿江皆贼垒，陞高从珍军出境剿贼，复通城，保守备。进剿吉安，寇踞水东为壘，援贼数万来援，势张甚，陞高力战大破之，擢都司。七年八月，壬子，军次乐安，珍病卒，仓促易将，陞高郁郁不乐为用，时浙事已亟，左宗棠檄陞高入浙，一见敬礼曰:“璞山之言诚非诬也。”璞山者，珍之字。先是，四明山役，珍尝以陞高战绩语左，称为:“好谋而成，古之名将”，至此故云然。遂督楚军，随文襄迭战兰溪、龙游，克复寿昌，保游击。同治二年，左军援江西，克复乐安宜崇。三年，入闽境，追剿漳州龙岩贼，陞高功皆最，诏以参将即补，赏花翎。五年，攻蓝田黄岩克之，保副将，赐紫玉翎管。七年，兼统瓯江水师，节制乐標，时温属土匪，倚山为巢穴，焚掠居民，出没无常，有司莫敢谁何。陞高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募壮士三百人，伏山下，躬率数人佯诱之出，伏发，擒首匪潘茂等五人，诛之，余各鸟兽散，地方赖以安堵。旋因事乞归，丁父丧，服除，宗棠招赴陕甘，至即奏统刚毅军，兼办军储。时回匪已陷巴燕戎格河州，蔓延关内外。湘军士卒苦战久，思休息，骎骎有暮气。陞高慨然誓师，激以忠义，士气百倍，诸将中如刘锦棠、刘松山、郭松林等，亦因之感奋，遂分道出师，卒以成大功。宗棠班师，以陞高功最入奏，诏擢总兵，加提督衔，给勇号，予三代一品封典，赏穿黄马褂，赐紬料扳指。光绪五年三月，得旨属河州镇总兵，履任甫九月，以母老引去，然治军有纪，河州士民德之，于其行为立石，述其绩。八年，宗棠移督两江，强起之，委办善后机器火药工程各局，不两月复乞归。宗棠疑其不乐小就，拟奏请巡视长江水师，终不顾，竟归。归二十年，以疾卒于里第，年六十有一。陞高治军，大抵本王珍之法，宽猛相济，故士皆用命，所至有功，性孝友，父常患痬，剧甚，辄口吮，呼天乞代，未几创合，人咸谓为孝感所致云。生平廉俸，皆以分致昆弟，无私财，又常创修族牒，立育婴、保节诸堂，故湘州父老子弟，无不知萧提督者。子干从闿运游，能自立，振其家声。

闿运曰:王壮武与曾文正同里閈，以书生募勇剿贼，因意气相龌龊而异军特起。曾文正至诋为刚愎之流，然其军能以少击众，左文襄特奇之，壮武亦乐为之用。其后王军出湖南，转战湖北、江西，所在有功，壮武之卒也。其部下如张运兰、王开化、陞高等，先后皆为左用。左之平淛、平回稔，陞高等力尤多，然则将将之道，如身使臂，臂使指，运用申屈之妙，各视其人，何必狃于一己之好恶乎?然使陞高不遇壮武，壮武不见知于左，则亦困顿于佔毕行伍中而已。又乌能以自见哉?

考述:此文见于1918 年《小说月报》第9 卷的第10 期，后又见于1936 年《国光杂志》第18 期、1936 年《南社湘集》第6 期，“湘绮楼未刊稿”栏和上海经纬书局编著的《四部精粹·王闿运文精粹》、1943 年《中和月刊》第4 卷的第4 期“湘绮楼集外文”栏。

萧提督，也即萧陞高，字荣阶，生于清道光廿一年(1842 年)，清光绪廿七年(1903 年)逝世，享年六十一岁。萧荣阶早年加入湘军，后追随左宗棠，官至总兵，授提督衔。《清代七百名人传·补编·陆军》收录有《萧陞高传》《四部精粹·集部·王先谦文精粹》收录《皇清诰授建威将军、军机处记名提督、河州镇总兵、扬勇巴图鲁萧公神道碑》。

这篇文章是为他人所作的传记，内容详细的介绍了萧陞高的生平事迹，行文书写系以年份，详细的记载了萧陞高如何从弃书从武，以及在军中被王珍重用，和后来在军事方面逐步显示其将才而步步高升的事迹，其中多有对战事过程的详细描写，先述历史事实，后作主观评价，其评价依据也来源于所述的事实。总体来说，此文内容详实，可读性强，也符合传“有述有评”的文体特征。

二、寻古斋集叙

陈恪勤生湘潭，而遣子就学常宁。余近年教学衡阳而颇患常宁生来问学，相去不二百年，常宁之盛衰大异矣。当道光时，唐蓺渠抚部以文雄于岳麓，刘武慎、陈隽丞侍郎皆师礼之。余获交当军兴时，已而唐从胡文忠领鄂军，列四將号多鲍唐蒋，多鲍武。唐蒋文，俱名达宫禁，唐遂以举人跻藩司，授皖抚，考直隶布政使，频招余至鄂燕，晨夕论文，亦间示己作，皆含豪藐然，以超澹胜。顾未尝论及其乡先辈，余亦习闻常宁十子，乃陈恪勤所推制蓻名家，非我所用功，未遑论也。及垂耄耋，乃见《寻古斋》文诗，始知十子同时有李振南明府，文雅澹，有品蓻，渠所宗也。治行亦如恪勤，亦以直见黜，乃知常宁大有人，人亦非隐而不著也，特俗论汩没之者少尔。振南游迹亦半天下，独先知葁斋而称道之，恪勤未尝称葁斋，则其经史词章之学，不若振南入之之深也。顾恪勤名震天下而振南不显，豈非以其但免官未深劾致死乎?然使恪勤当日冤死，则江南枉杀一廉吏，犹之江西枉劾一文吏，无与治乱之数也。幸其各有文诗流传，不终没尔。立德立功，皆恃言以存，然则三不朽亦虚语也。人生将何寄乎?因晚读斯文，又嘉其后人能重刻其集，感而叙之，又以弔蓺渠焉。其集先刻于江西，精致有康雍格式，道荣堂不逮也，今重刻亦重摹原本，聊存典型，不与仿宋争雅俗也。

考述:此文出现于《小说月报》1919 年第10 卷的第3 期“文苑”栏，署名王闿运，此文下篇紧接王闿运的另一篇文章《三丁先生传》，后者已被马积高先生补遗进2008 年版的《湘绮楼诗文集》;后又载于《中和月刊》1943 年第4 卷第3 期。文中提到“余近年教学衡阳”，据《王闿运年谱稿》知，王氏在同治四年乙丑(1865 年)年，定居衡阳石门，精研经史，授句读，所以可以推断此文当是写于1865 年王氏定居衡阳之后。

《寻古斋集》为雍正朝人李继圣的集子。李继圣，号振南，今洋泉镇人，雍正二年中举，授江西万年知县，到任后创建书院、主编县志等，晚年应聘掌教石鼓书院。著有《春秋今古合解》《尚论篇》等，有《寻古斋诗集》《寻古斋文集》传世，但今传世的《寻古斋诗集》《寻古斋文集》中仅见李继圣的自序，而无王氏的序，又据王序中“因晚读斯文，又嘉其后人能重刻其集，感而叙之，又以弔蓺渠焉”之言，可知今传世的李继圣的诗文集应是雍正朝时的初刻，但王氏所言的“又嘉其后人能重刻其集”中的重刻本今不可见，所以赖王氏的此序才知李继圣的诗文集在晚清时又后人重刻本。谭耀在《〈寻古斋集〉的文献价值》一文中提到，《寻古斋集》刻于民国1939 年，但王氏逝于1919 年，所以可知谭耀所谓的民国1939 年带有王氏序的刻本(今为私人收藏，不可见)是王闿运时刻本的重刻本(今不可见)。因此，赖于王氏此序可以对李继圣《寻古斋集》的版本作一梳理和考证。

其内容有述常宁文人，也有对李继圣诗文的评价，如“文雅澹有品蓻”，以及对其学问的评价，如“振南游迹亦半天下，独先知葁斋而称道之，恪勤未尝称薑斋，则其经史词章之学，不若振南入之之深也”，可见王闿运虽然是晚年读到了李继圣的集子，但对其文章和其学问了解至深，能指出李继圣诗文的风格特色与价值。

文分骈散，盖始八家，八家即八比之先声。桐城派又并非八家，自是明人帖括习气，乃有单思凑微之一境。曾滌公所谓通身盘旋，不离本宗者也，与作文本旨无干，但因此分单骈耳。骈散较古，始自齐梁，又为律赋之先声，亦文中之另体。实则文以达意，不可单，尤不可骈，今但取宋晋以前文看之，便知作文无所谓格式，词达而已，非求工也。其工拙雅俗，开口便殊，只在出语时时分，不于成文后见，必不可问是单是骈也。若欲作文，便有法门耳。

凡文必依于道，故必依经以立意。而经亦各有所近，故必视己之所安，而致力焉。今经学文学者，但就所易之解，以求所疑，然后知通经之有用也。然不知古今之典故，则不明词理相宣。飞龙在天，必无之事也。相缘以为易象，则易可虚指乎?参差荇菜，礼制也。含胡以为水荇，则诗可诡言乎?于此求之，非经书《尔雅》不明，故治经者，但患其不讲，不患其或辍。诚能求通，自然不舍，非为讲虚理者之可随口任意也。宋儒废旧疏，以为汩没聪明。近人治注疏，而汩没益甚。在不求用，因不求解也。不依经，则理不明;理不明，则文无附，故近人求之不能文，亦由于不通经也。

词章必依经以立，否则无章。经义必以心得为凭，否则无义。性道之为虚言，允矣，训诂亦虚言也，但明训诂，而何足以通经。经之言，岂忠孝诚正之谓耶?忠孝诚正不待言者也，则性道尤不待言。《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性而待率，则性兼善恶二义;性有智愚，则亦分善恶二类。儒者设教，各就一类也。善对知者言，恶对愚者言。刘监督力主家族义，对善者言，扬编纂，破孝顺义;对恶者言，偏于义，则非通。不依经，则无章矣。

四六名，始于宋，谓唐官用之文也。骈散之分，又其后矣。今所谓骈文者，自汉以来，官用之文。所谓四六者，自唐以来，对偶之文。所谓韩愈起衰者，别《史记》于《汉书》之文，而人遂混四六于骈体，近代四六，称陈检讨，犹是学徐庾体者，乃至有洪稚存，为律赋体;有袁才子，为墨卷体;人人不知有四六，则人人为骈体;人人轻骈体，而愈信韩愈一时起衰。间有为宋体四六，已景星庆云。文之不振，乃至是乎。至方望溪古文，不如其四书文;吴榖人骈体，不如其律赋，而言文体者穷。

孔子教弟子，以余力学文。说者以为文词，或又以于六艺，盖以弟子为童子之误也。童子之学，内则有其年矣。童子又乌知夫孝弟，而别夫众仁哉。其为七十子之徒可知。所谓学文者，习字而已。人不能收其放心，唯习字有可乐，而又可静心。故吾之教人，必每日写百余字。自课乃日千字。自廿一岁至六十，既有常课矣。六十已后，犹未辍也，此至易之事。不比何蝯臾必习汉碑，乃人亦罕能效之。子女长成，皆不以弟子自居，无学文者矣。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则词章之文。所谓斐然成章者，非弟子所及也。

考述:此文载于1935 年《人间世》的第42 期，后又见于1948 年的《湘潭文献》第17 期，二者皆属名王闿运，内容完全一致。前者出现在《人间世》的“思想”栏，后者出现在《湘潭文献》的“乡贤手札”栏，同期“艺文志”栏亦刊出王闿运《楚辞释》的信息。

在《人间世》1935 年的第42 期《论词宗派·示萧干》后有黄治的跋语“右论文、论诗、论作诗法、论词宗派四篇，为王湘绮太夫子答吾师萧玉衡先生之问作也。”据此可知，文题中的萧干即是萧玉衡，而王闿运为萧玉衡的母亲周氏作有挽联，可知二人确有交往，且根据王氏的《萧提督传》可知，当时萧干是随王闿运游学。

从内容来看，这篇文章主要表达了王氏的“文”的观念。从中可看出王氏重骈文的文学观念，这与他论诗、论文尊尚汉魏六朝的文学观念是一致的。另外文中认为“词章必依经以立，否则无章”“不依经，则无章矣”的观念带有明显的经学家的特点，这与王闿运经学家的身份是一致的。从整体来看，这篇文章的“文”的观念与《湘绮楼诗文集》中收录的文章《论文法答张正旸问》《论文法答陈完夫问》是相近的，但此文系统的阐明了作者对于骈散文体的态度以及作文与经学的关系等，对于完整深入的理解王氏“文”的观念是至为重要的。

四、八指头陀诗集序

诗歌僧律所戒，而寒山以之度世。唐时俗尚吟咏，亦犹鷇音兽言，入其群以接引之也。寄禅师兄幼誓出家，燃指求法，精进甚苦。初不识文字，忽有慧悟，通晓经纶，有踰宿腊，然颇癖于诗，自然高澹，五律绝似贾岛、姚合，比之寒山为工。湖外朴检，士大夫虽异之，莫能崇奉檀施也，故得全其孤洁。自吟自赏而已。使有刺史求见之，几何而能留国清乎?夫法尚应舍，何况言语?然世尊相好妙音，皆尝示见，供人赞仰，生人信向。闿运平生求工文词，信为逐末矣，既见所录，辄题以告学者。丁亥闰月戊申湘潭王闿运序。

五、八指头陀诗集后序

自晋以来文胜，至唐诗衰，赵宋理胜，而释家均随世有拔萃之秀。唐僧诗不能颉颃王李，六朝诗僧无愧陆谢，唐后益靡矣。盖法显、支公兼文理以为诗，齐己徒事吟咏故也。谢灵运讥孟顗无慧业，慧者圆顿之所尚，业者退堕之所由，然谢双举为言，豈不以一切法为悉为业乎?知业之善犹不善，益知业有善有不善也。其理非赵宋后之理，其诗即非赵宋后之诗也。吾乡多诗僧，诗不胜余，僧定不胜余。而寄禅和尚以慧业，故不由识字，自然能诗。众，耸异之，争相传抄，欲其省便，因为刊布。余初序之，引贾岛以比，意以为不过唐诗僧之诗耳。既隔一年，复有续作，乃骎骎欲过惠休。余序未为知言，亟刊前序，更为论定，亦见进步之速也。寄禅得慧而能兼文理以为诗，可谓稀有。虽然，慧亦业也，法亦业也，散花所以供养，何故反以著衣为结习，众无花业故，故亦无花慧。至此而寄禅可为诗，亦可以不为诗矣。戊子十一月既望王闿运改定重题。

考述:此两篇文章分别载于1942 年《中和月刊》第4 期和第5 期的“湘绮楼集外文”栏，二文亦见于已未仲冬刊刻的法源寺文楷斋本的《八指头陀诗集》，二者文字完全一致。

释敬安(1851 -1912)，俗名黄读山，字寄禅，号八指头陀。释敬安和王闿运同为湖湘人，同治七年(1868 年)出家，后作诗受到王闿运的指教，成为王门四大弟子之一。民国元年(1912 年)任中华佛教总会首任会长，后因受辱悲愤而死。其与王氏多有交往论诗的活动，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论及二人的论诗交往之事“敬安以释子工诗，理致清远，妙造自然。早年作诗，自谓得之顿悟。又时时就商湘绮老人，湘绮亦多窜易，别出手眼”［7］44。

这两篇文章虽然是对八指头陀诗歌的评价与赞扬，但其中不乏精到的见解，如“释家均随世有拔萃之秀”“六朝诗僧无愧陆谢”等，且《后序》中多有对佛家禅理的应用与自己见解的阐发，可见王氏对八指头陀的诗歌知之甚深，这也与二人经常论诗的交往活动暗合。同时这两篇文章中也显露出了王氏诗尊汉魏六朝而贬低唐代的诗学观念，如“自晋以来文胜，至唐诗衰”。

王闿运作为晚清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其文学观念反映了那个时代传统知识分子在传统与新变中的价值取向与选择，王氏“诗学汉魏六朝”的诗学观念和文尚魏晋六朝的文学观念在当时弥漫着的“学宋”的大环境中具有鲜明的新变特色，对当时的文学氛围和文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受他影响而形成了晚清有名的“汉魏六朝诗派”，后来的余杭章炳麟、四川刘光第、仪征刘师培等在诗歌方面都受到了王氏的影响，可见其当时在文坛上的影响之大。对其文学观念和文学成就以及文学影响力的研究离不开对其文本的分析，而不断的搜集、发现和整理王氏的佚作对于全面的研究其文学观念和成就无疑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