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成就、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

王会民，蒋雪梅

(1.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2.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代,中国民主作为破除“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的科学回答;作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的功能标签;作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的筑梦钥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发展模式。它科学回应了人民诉求和时代要求,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途径和选择。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成就主要表现在:民主理念开花结实,民主话语新颖表达,民主设计规范有序,民主道路多元共进。

(一)秉承了社会主义民主理念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3]最广泛主要从实施主体而言,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民主;最真实主要从民主的本质而言,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体现人民意志,简言之,人民当家作主;最管用主要从运行效率而言,就是参与渠道畅通,运行高效。

中国民主本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民主。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民主与其他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民主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范畴。他进而认为,标榜“人民至上论”的资产阶级民主局限于“政治解放”,远非人类解放，而且仅仅就“政治解放”而言,也因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人民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流于形式。在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之下,马克思提出民主的本质属性在于人民当家作主,“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实际上都不具有与它本身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4]。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只能通过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在此基础上消灭私有制,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民主。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把人民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带领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树立了牢固的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创建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调整了工作重心,强调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创新民主形式路径,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参与方式。新时代,积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所说:“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5]。一个制度的好坏,老百姓是否最终接受,说到底是由这个制度的“制度执行力”所决定的。这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最管用的力量支持。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体现,核心是能把理念变成现实,在实践中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制度保障、参与方式、力量支持,保证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个途径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二)构建了社会主义民主话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好声音。”[6]中国民主的理论底色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当时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来讲述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图景。虽然马克思更多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但是这种“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500年前的乌托邦到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思想质料。中国民主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之上,但是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实践创新,表现在民主形态上,它具有相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但是又深受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阶段，以及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的影响。可见,中国民主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构建民主样式的模板,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再版,更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翻版,而是中国新版。

与西方走向民主的历史起点不同,中国民主不是由于市民社会的成熟而引发的政治参与,而是在“救亡”与“启蒙”两大历史任务的催逼下开启的。在此意义上,中国走向民主化不是改造专制制度，移植或嵌入西方民主制度,而是在彻底摧毁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型民主制度。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对国情的把握,把“救亡”与“启蒙”的中心引向了“人民”的历史语境,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从根本上实现了从少数人到多数人的民主跨越的历史鸿沟。因此,当西方人以“选举”为标杆,以西方“价值”理念研判民主,避开民主的真实属性,把中国贴上“非民主”标签,恰是意图占据民主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概念系统上,提出民主的“五大”范畴,即“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话语系统上,提出了“三统一”“四制度”“五不搞”的中国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在表述方式上,从话语束缚到打造中外融通的新范式。世界政治文明中可以表达和描述中国的政治经验和运行方式的成果,我们也可以借鉴。比如，对“协商民主”的借用,赋予中国特色就是成功一例。再如,在新时代积极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赢得了世界认同,彰显了民主自信。

(三)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设计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3]

政治制度是政治理想的实现形式,民主只有通过制度载体才能诉诸现实、改变现实。马克思虽然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民主替代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必然性,但他并非纯粹书斋式学者,而是非常密切地关注国际主义运动,尤其对巴黎公社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巴黎公社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一次尝试,不仅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提供了通向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实践。马克思就认为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7]。“议政合一”制度建设成为人民实现自我管理的发展方向,实现人民民主的保障。同时,马克思还对巴黎公社的选举状况、人民监督、廉洁政府的各项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行深入探讨,认为这是实现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最有利桥梁。在民主的制度、规范和程序上,列宁从建党开始就对党内民主的制度规范进行了严格限定,诸如关于党章第1条与马尔托夫的争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就从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定苏维埃宪法、建立检查制度、强化监督等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历史和人民为什么能够选择中国共产党,这不仅仅在于党有着科学的理论指导、不忘初心的为民宗旨、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任、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还在于积极践行党内民主,尤其是民主集中制原则,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顺利进行,成为党保持先进性的内在机制，抵御风险的重要法宝，保持活力的有力保障。同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很多民主制度的尝试,比如,具有人民代表大会萌芽性质的农民协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参议会制度、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都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推进积累了有益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基本制度的确立,以“五四宪法”为核心的法制的推进,为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根本性、权威性、长期性的根本保障,也为后来推进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反思社会主义民主遭遇的挫折时,邓小平重申:“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共识。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郑重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从“法制”到“法治”,凸显了彻底与“人治”决裂的决心和信心。新时代,我们党积极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全面依法治国,着力深化机构和行政改革等方面,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升了一个新高度。

(四)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多维度、多层面、立体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3]

马克思曾说:“黑格尔认为民主因素只有作为形式的因素才能灌输到国家机体中去……其实恰巧相反,民主因素应当成为整个国家机体中创立自己的合理形式的现实因素。”[8]因此,民主不能通过外部进行灌输,只能从各个国家内生而成,与每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等方面息息相关。忽视自身国情的输入式民主必然会造成民主的失效。比如,一些国家复制西式民主道路导致的“民主之殇”,造成“橘生淮南则为枳”的现象。再如,十月革命后,列宁按照“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道路在俄国实践,遭遇到俄国相对落后的特殊国情的制约,导致民主实践的失败,走向迂回发展道路。因此,民主不能定于一尊,否则就会导致画虎不成反类犬。

中国民主发展道路源自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是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救亡”与“启蒙”的方案规定了中国民主道路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结合起来,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结合起来,破除了对“西方民主”的建构逻辑和道路迷信。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为实现更广泛的人民民主,在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推进下,聚焦时代问题,形成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代议民主与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网络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有效结合,多元化的民主道路初见成效。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在继承原有政治民主优势的同时,继续推动协商民主向广泛、多层、制度化方向发展;提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讲求主体多元、范围广泛、合作共赢,注重价值践行、上下互动、执行有力,形成了多维度、多层面、立体化格局。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发展的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

(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恩格斯认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9]中国“现实的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主的领导者、设计者、践行者和推动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厚植中国文化沃土,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价值追求和根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早在《神圣家族》中就明确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10]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习近平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史观一直是中国民主的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不管在主体地位、制度安排、程序规范、路径建设上都是围绕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而进行。依法治国是中国民主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载体。通过法律的中介,规定了党的领导方式,保障了人民有序行使权力。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集中体现了中国民主发展的特有优势。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在性质、目标、道路上规范了中国民主的内核,与西方的两院制、宪政民主、“三权分立”有着质的区别,彰显了中国民主内生性和独特性；其次,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避免了走僵化的“老路”、改革的“弯路”、改旗易帜的“邪路”,保证人民群众有效参与政治生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落实落小落细；最后,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有序有力,永葆中国民主的“底色”不变色,在体制、机制、程序、规范和具体运用上适应社会发展,符合时代潮流。

(二)坚持辩证思维,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社会中构建的社会主义民主。列宁构建的社会主义民主,面对的是俄国相对落后的社会现实。中国构建的社会主义民主,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一脉相承,同列宁当时面对的落后的社会现实又极其相似,但是又表现出中国特点。与此同时,中国深处全球化大发展的时代,民主相互的交流、促动、借鉴、碰撞日益频繁。“民主是个好东西”抑或“民主是个坏东西”的判别还要看是否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径。

中国民主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着理论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国与外国如何协调发展问题。由于中国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缺乏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因此,中国民主道路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成长路径上。首先,既立足中国国情独立探索,又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中国民主建设秉承社会主义民主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综合考虑我国具体的经济水平、综合实力，适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课题,照顾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意愿和承受能力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西方民主要保持审慎的、理性的借鉴和吸收态度。邓小平讲得非常清楚:“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一定要用马克思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判断。”[11]其次,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协调。顶层设计主要对民主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各个层次进行统筹安排、协调推进。摸着石头过河主要立足民主的实践探索,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指导。简言之,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譬如,基层民主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案例。最后,注重党内民主促进和引领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本质上是统一的关系。十六大报告首次将党内民主上升为“党的生命”的高度,强调“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12]。十八大重申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13]。十八大以来,通过推进完善党内规章制度、发扬民主集中制、净化党内政治生活、开展民主生活会、强化监督等体制机制创新,为人民民主的发展起到先进性、示范性和促进性作用。

(三)持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民主形式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民主的形式要丰富多彩。民主形式的多样化正是在持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一步一步实现的。从本质上讲,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基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实现公有制的多种形式。相应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主要是巩固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探求多样化的实现路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政治定力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前提。如果这一点把握不好，把握不牢,走偏了方向,不仅政治文明建设很难搞好,而且会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损害。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来看,根本在于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彰显了改革的中国特色;坚持了中国自己规划的目标和评价标准,确保了改革的自主性。

改革的成效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政治体制改革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了人民的权益和基本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在多元中发展和创新。既有的民主形式得以继承和发扬,中央集体领导体制协调有力,民主集中制优势凸显,人民代表大会制逐渐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真实广泛。新的民主形式样式迭起,基层民主应运而生,网络民主异军突起,协商民主集思广益,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时代话语。同时,改革创新权力监督机制, 组建集中高效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2019年2月20日,十九届中央纪委工作报告全文公开发布,向全党全国人民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彰显制度优势正在转化为治理效能。

三、新时代中国民主发展的未来展望

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愈发展。随着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徐徐展现,在未来的发展图景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基础上凝聚中国民主共识

新时代中国民主的发展压力仍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使人民的权利意识提升,民众的独立思考、理性判断能力增强,观察视野更加开阔,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政治见解;国内关于民主的纷争仍然存在,在不同的民主理论中,不同的政治立场下,不同的语境下,民主变得十分复杂。譬如,民主能否治理腐败,能否促进经济增长,能否促进公平正义;经济全球化视域下西方国家在展示其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在拓展他们的民主观念、民主价值和制度实践的影响力,一些国家通过统一的民主标签打压竞争对手;西方民主的话语霸权和话语垄断,林林总总的“颜色革命”“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的强势的“学术话语”,让中国民主处于敌意的审视和质疑之下。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我们党既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又有严谨的制度安排;既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又有有效的实施路径。能够聚焦社会问题,积极引导,广开言路,形成了对公民权利的及时回应,对合法权益的维护,对公平正义的高扬,对家园和环境的保护,从社会议题上达成民主共识。我们党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勠力同心,达成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共识。衡量一种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是不是得到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是不是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14]。这理清了民主的客观标准是民主充分发展的基本前提。我们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奠定了民主共识思想基础。我们党采取辩证的方法,既没有完全摒弃西方民主,但也没有仰视西方民主,破除了对西方的迷信和话语束缚，恰是立足中国的政治实践,总结中国民主经验,打造融通中外的民主概念、民主范畴和民主表达,中国民主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效力。

(二)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基础上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十九大报告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3]特有形式主要体现在协商民主是立足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基础上长期发展、逐渐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制度选择上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协商民主拓展了民主渠道,深化了民主内涵,弥补了选举民主出现的“休眠期”,保证了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有广泛的民主权利。顺应历史潮流又尊重历史传统,立足国情实际又积极稳健的协商民主发展道路无疑成为未来民主图景的重心。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遵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路径,“实现在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党内协商民主与社会协商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多层次多维度优势互补”[15],推动协商民主向广泛、多层、制度化方向发展。具体言之,国家制度层面要以法律为准绳，落实制度安排;基层协商层面要在实践中摸索,在发展中成型,在新成效中向制度化方向发展。在理论上要解放思想,推动理论创新;在实践上要实事求是,大胆进行实践创造。在机制建设上,要坚持协商民主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的原则,盘活“党委领导——人大决策——政府执行——政协协商”的公共决策机制,增强协商民主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实效性。要以“两会”为切入点,整合资源,完善制度,促进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展示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和包容性。着力培育人民群众的协商民主意识和公共理性,在全社会形成理性沟通、对话交流的良好氛围。

(三)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础上提供中国方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通过奋力拼搏、艰苦创业,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奇迹的背后,中国民主特有的社会整合能力不容忽视。习近平谈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1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作为非西方社会内生而成的民主形式，它将人民群众作为共同体，将最广泛的政治联盟作为原点,强调了人民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使人民不像西方一样仅仅是选票的表决者。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能够超越西方内部不同的政治集团争权夺利的“零和博弈”,以“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中国智慧强化了“合作型博弈”的积极影响,平衡公平和效率,增强合作,提高治理效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强调民主运行中协商的主导性,修正了古雅典民主“人民直接参与选举”与“多数人的暴政”的悖反,超越了西方现代民主“竞争—制衡”的低效,为人类开拓了超越传统民主的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客观审视了一些非西方国家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而落下的诸多弊端,“阿拉伯之春”和“茉莉花革命”的惨烈事实告诉我们,盲目借鉴西方民主不仅没有享受到民主的福利,反而造成了政治动荡。中国民主以“中国民主实践”作为检验的标准,打破了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与“标准模式”,确立了自己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为民主的深度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