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何以反感夏多布里昂
——以《阿达拉》与《勒内》为中心

和建伟

(安徽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 安徽 凤阳 233100)

法国大革命引起时代恐慌之际，《阿达拉》与《勒内》横空出世。它们奇特的异域风情、凄美的爱情故事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哀伤忧郁的笔调与温情的宗教布道叙写成功抚慰了时代带给人们的创伤。夏多布里昂的行文华美、想象奇谲也深刻影响了法国乃至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然而，其作品中浓厚的悲观情绪与宗教气息，以及本人的反复无常、矛盾多变常常为人所诟病。如何评价夏多布里昂也成为文学史上的复杂问题(1)夏多布里昂的文学地位与影响、历史价值与启示，在不同时代的评价可谓大相径庭，值得反复挖掘研究。相关评价参见许钧编选《夏多布里昂精选集》中《编选者序:走近夏多布里昂的世界》(曹德明等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14-15页)。。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对夏多布里昂尤为不满，曾痛斥其“矫揉造作，……用最反常的方式把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1]401。夏多布里昂何以招致马克思如此反感？所谓“矫揉造作”与“最反常”在作品中有何体现？这一批评蕴含何种文艺理念与哲学思想？本文由此切入，以期深化夏多布里昂研究，并探寻马克思人文精神之意涵。

一、 文风与情节的“矫揉造作”

(一)文风的“矫揉造作”

细读夏多布里昂的小说，不难发现作家对感叹词与情绪化用语有特殊偏好，文中多抒情语，且往往冗长而不合时宜。在《阿达拉》与《勒内》的人物对话中，“啊”“唉”等语气词比比皆是，以排比和比喻构成的夸张感慨也随处可见。而在作品情境中，相关铺陈似无必要,实际生活中，感情如此激越的对话、表白也是少见，小说因此显得不够真实。且不说沙克达斯得知阿达拉身份后脱口而出的诗歌般语言：“啊，我的妹妹！洛佩兹的女儿！我恩人的女儿！”[2]29即使勒内听闻阿达拉的悲惨结局之后，也是大发感慨：“世上所有善良的、贞洁的、富有同情心的人都这么去了！人啊，你只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梦，一场痛苦的梦，你只是为了不幸而生存，因为你心灵的悲伤和无限的忧郁，你才有了存在的意义。”[2]61常人面临悲欢离合或重大变故，多激动无措乃至哽咽落泪，夏氏笔下人物却脱口而出精美排比与抒情诗句。据考查，与作家同时代或相距不远的伏尔泰、卢梭、雨果、梅里美等人的作品中，皆鲜见此类泛滥抒情与雕琢，显然，这是夏多布里昂独特的文字偏好。

虚浮的文风还伤害了人物的丰富性与深刻性，致使夏氏笔下人物形象多扁平化或不真实。沙克达斯被俘之后，毫不担心自身安危，却用诗歌般的语言对随行的妇女大加赞美：“你们是白昼的天使，黑夜像对露水一样爱护你们。”[2]9如此不合情理的表述使沙克达斯显得滑稽可笑。事实上，无论是半野蛮人沙克达斯与阿达拉，还是文明人勒内与阿梅利，抑或基督教的代表奥布里神甫和苏埃尔神甫，都被夏氏文风所累，他们语言浮夸，行为奇特，总体形象不够鲜明，多为“矫揉造作”的符号。夏多布里昂确实具有非凡的想象力与语言才华，但其作品整体上充斥着过度的描写与抒情，显得虚假做作，一如乔治·桑对《墓外回忆录》的批评：“如此多的矫情与谎言令我忍无可忍。”[3]

(二)情节的“矫揉造作”

夏多布里昂的“矫揉造作”不仅表现在文风这一层面，也反映在小说的情节内容上。《阿达拉》以印第安人的爱情故事为中心，描绘了域外背景下野蛮人的情爱，其中压抑的情感加上奇遇、背叛等情节，再以虔诚的基督教思想层层包裹，确实震撼人心。作为《阿达拉》的续篇，《勒内》着重描写青年贵族勒内柔弱敏感、悲观厌世等“世纪病”情绪。两部小说情节简单，思想浅显，却在大量的悲情渲染、突兀的景物描写中显得拖沓冗长，空洞苍白。《阿达拉》开篇即以数千字篇幅描写路易斯安那的景色，这些近乎原始的自然风光虽然迷人，却与作品主旨及人物活动几乎毫无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论述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4]178夏多布里昂笔下的景致脱离人的存在而存在，与人类社会没有交集，这样的景物描写不仅空洞，在某种意义上也淹没了人物与情节，直接损害了作品的完整性与合理性。

如果说《阿达拉》是爱情奇遇，《勒内》则是梦幻絮语。它基本由回忆组成，充斥虚无缥缈的梦幻、自以为是的空想、沉闷无聊的呓语，以及莫名其妙的惊惧。勒内为了摆脱与生俱来的烦闷，前往神秘之地寻求新生，其所谓动人心魄的经历，在苏埃尔神甫眼里不过是“一个迷恋于幻想的青年人……逃避社会的责任而陷入无谓的空想”[2]89。沙克达斯也告诫勒内“抛弃那种充满烦恼的奇特生活，只有在众人行走的道路上才能获得幸福”[2]89。勒内无力应对时局变化，却渴求绝对的自由与安逸，幻想以此逃避社会责任，结果只能空耗青春与智慧。他所谓惊天动地之事，不过姐弟暧昧之情，狭隘自私之念，伤春悲秋之感，“没有任何值得同情的地方”[2]89。

除却内容的冗长无聊，小说情节也多有不合情理、矫情做作之处。众所周知，求生欲乃人之常情，然而从上帝的仆人奥布里神甫到酋长沙克达斯，从文明人勒内到半文明人阿达拉，他们或为了基督教教义，或为了先辈的誓言，或因为烦闷的情绪，都慷慨激昂，不惧死灭。沙克达斯在战争中被俘，却汲汲于爱情的幻想，甚至拒绝阿达拉的营救，被后者斥责“疯了”[2]11；勒内则在孩提时代就“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2]76。

为了宣扬基督教的神圣，夏多布里昂强行干预情节。危急关头总有宗教人物出现，为迷途的人们带来宗教抚慰，让上帝的声音感化痛苦的灵魂，小说也因此多有违背常理之处。例如阿达拉自幼生活在印第安部落，却被基督教教义束缚终生而痛苦不堪，最终为此而死。夏多布里昂为了基督教的理念而牺牲艺术真实，实在令人惋惜。如果以巴尔扎克作为参照，这一点便更为明显。两人皆为保王党，皆同情旧贵族，然而巴尔扎克遵从现实主义艺术规律，“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腐蚀”[5]。夏多布里昂却将基督教教义强加在作品之中，那些有悖常理的情节显得何其“矫揉造作”！

二、 创作思想的“最反常”

《阿达拉》与《勒内》的文风与情节多有“矫揉造作”之处，然而这些只是表象；作品中病入膏肓的“世纪病”情结，以及浓重压抑的基督教思想才真正伤害了作品的筋骨，夏多布里昂的创作思想也因此显得“最反常”。

(一)病入膏肓的“世纪病”

“世纪病”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类型，它风行于19世纪初，后成为西方现代文学的基本精神特征。“世纪病”文学早期代表作品有贡斯当的《阿道尔夫》、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以及夏多布里昂的《勒内》等。总体而言，“世纪病”患儿性格病态，忧郁迷惘，无所作为。

专项体能训练中的基础训练对网球运动员来说至关重要，只有具备扎实的基础，才能确保专项体能训练的顺利开展。一般情况下，基础训练不需要消耗过多的身体能量，最关键的作用是对网球运动员身体的整体状态进行良好的调整与优化，保证能够更好地适应后续强度较大的专项体能训练，有效帮助运动员缓解身体方面所带来的压力。因此，想要达到满意的专项体能训练效果，就必须要高度重视基础项目的训练，在各个训练阶段，按照网球运动员自身实际情况，来实施相应的基础训练，将关节的柔韧性尽可能展开，防止运动员在后续训练中关节出现损伤。

在文学作品中正式出现的经典“世纪病”形象就是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勒内。勒内贵族出身，“脾气暴躁，性格古怪”“既没有力量又没有德行”[2]64，经常无聊地“聆听着雨水打在树叶上的滴答声”[2]65。在小说中，这种典型的世纪病特征曾遭到奥布里神甫的严厉批评：“你放弃自己的责任独自在森林里虚度时光，……把时间浪费在点燃感情之火上。”[2]89“世纪病”形象的出现与时代密切相关。社会剧烈动荡之际，失落的贵族与小知识分子无力改变时局，只能通过文学抒发苦闷，幻想在文学中遁逃归隐，需要指出，弱者的自怜不免哀婉凄凉，其间亦不乏动人之处。

不过，勒内与其他“世纪病”患儿终究不同。《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的“世纪病”患者奥克达夫不堪理性的压迫而茫然，勒内却因理性的失落而绝望。如果说奥克达夫式的理性恐慌可以通过逃避社会来暂时排解，那么勒内式的理性失落就难以解救了，既然理性已经毁弃，人生信仰、价值等问题都失去意义，如何在精神废墟上重建理性世界，显然就非勒内所能为。再看《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的苦闷来自腐朽、庸俗的社会环境的压抑，勒内则一味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之中，几乎与外界隔绝。也就是说，维特的烦恼有其社会原因，勒内的苦闷却多为天性所致；维特的“世纪病”或可通过改变社会来治疗，勒内却只能与自己作战，结局只能是悲剧。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出生于破落贵族家庭的哈洛尔德虽为孤独感伤情绪笼罩，仍不乏对新生活的追求，勒内却鲜有生活追求。因此，勒内身处乱世，加之性情阴郁，实在是内外交困，无可解脱。当然，夏多布里昂也尝试为勒内指明出路，即逃离尘世、皈依宗教。为此，他将笔下重要人物镀上圣洁的光辉，也将基督教装扮成自然美德与崇高理智的结合。然而，即使钻进原始丛林与印第安女子成婚，并皈依基督教，勒内依然孤独而忧郁，最后可怜地死于殖民屠杀。如此一来，勒内的悲剧更具绝望意味，与其他“世纪病”形象相比，勒内的“世纪病”可谓病入膏肓。

(二)浓重偏激的基督教思想阴影

“夏多布里昂是法国年轻的浪漫主义的教父，斯塔尔夫人是它的产婆。”[6]夏多布里昂与斯塔尔夫人共同开启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不过，两人的观点迥异。斯塔尔夫人认为文学应该面向自己的时代，扎根于现实的生活；夏多布里昂则主张人们离开现实，在彼岸世界寻求心灵的慰藉。

夏多布里昂对基督教思想近乎偏执的笃信并非偶然。众所周知，浪漫主义多强调个人主义、个人感受与激情，宗教因其强调人神交融汇通，天然地符合浪漫主义者的心理需求。在18—19世纪，欧美多数浪漫主义作家都相信先验的东西，普遍具有宗教情结，夏多布里昂也是如此。他一度笃信基督教，在文学中更是一味寻求宗教庇护，幻想超越阶级的宗教之爱，与拜伦、歌德等浪漫主义文学家的斗争精神相比，身为法国浪漫主义教父的夏多布里昂显得乏善可陈，在历史巨变中只留下一抹宗教阴影。

不难看出，基督教酿成了《阿达拉》与《勒内》的悲剧。阿达拉盲目追随母亲而恪守基督教教义，在爱与信的纠结中服毒自杀。基督教扼杀人的正当欲望，甚至戕害生命，显然有违人文精神。夏多布里昂对此也有过质疑，在阿达拉弥留之际，他借沙克达斯之口说道：“让那个违背自然的上帝见鬼去吧！”[2]41勒内也经常感受到宗教与人类正常情感的冲突：“我心里充满了宗教感，但又像亵渎宗教的人那样考虑问题；我心里爱着上帝，而思想上却在蔑视它。”[2]76不过，作家最终与基督教达成和解，当神甫劝诫沙克达斯之后，后者立即皈依上帝。而且，夏多布里昂不无骄傲地说，他在阿达拉身上“看到了基督教战胜了狂热的感情、最强烈的忧愁”[2]56。认真阅读《阿达拉》与《勒内》，我们发现，小说主人公并非阿达拉、沙克达斯以及勒内，而是奥布理与苏埃尔两位神甫所代表的基督教，正是在教义的指引下，前者才走出生活的迷谷，获得灵魂的新生。

夏多布里昂的故事引人入胜，然而其宗教宣传在欧洲社会早已明日黄花。韦伯指出，早在16世纪，路德推行的宗教改革即已反对脱离尘世的修道院生活，转而强调世俗生活的重要性：“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的表现。”[7]夏多布里昂却在19世纪重弹为基督教而脱离尘世生活的陈年旧曲，实在是落后陈腐。

三、夏多布里昂的矛盾人生

夏多布里昂曾被著名作家雨果尊为“法兰西文学的第一笔杆子”，其创作却多有“矫揉造作”与“最反常”之处，这主要源于其复杂而矛盾的思想。

夏多布里昂的政治观点充满矛盾。他身为保王党，却对复辟深感失望；向往自由主义，却无比渴求秩序；出身贵族阶层，却赞成人人平等；同情革命，却对革命始终保持警惕。夏多布里昂的宗教观念也充满矛盾。他早年反对基督教，晚年却陷入宗教狂热；他借文学创作宣扬基督教，又不乏对基督教的质疑与批判。夏多布里昂的文学品味也有矛盾之处，身为正统派，他并不热衷新古典主义；他在情感上崇尚浪漫主义，却在理智上坚守现实主义。类似情况也见于其哲学思想，这表现为个体和社会的矛盾，现实和历史的矛盾，情感和理智的矛盾等。故此，在历史大变革时代，夏多布里昂并未像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或投身革命实践，或为正义鼓呼，始终矛盾重重、摇摆不定。

夏多布里昂最崇敬卢梭，却志趣相异。卢梭视野开阔，关注人类命运。他批判科学研究脱离现实：“为了学者们的利益而设立那么多机构，反而模糊了科学研究的目的。”[8]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痛斥资产阶级私有制对人民的剥削与残害；在《社会契约论》中，他区分“人民”与“公民”的定义，给予后世政治学极大启发；在教育小说《爱弥儿》中，他致力于“探讨怎样培育民主政体的立法者”[9]。作为工匠之子，卢梭特别怀念有知识的工匠阶层的黄金时代，反对资产阶级对劳动者从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的双重剥夺。他宁愿抄写曲谱也不接受国王封赏，始终保持革命知识分子的风骨。夏多布里昂却将卢梭的自然主义思想误读为逃避社会，从卢梭痛苦的现代文明批判转向狂热的基督教信仰；而且，夏多布里昂还与污浊的政界沆瀣一气，欺骗公众，“领导了对西班牙的干涉”[1]402。

再来看雨果。青年雨果最崇拜夏多布里昂，但其成就远超后者。雨果的作品既充满浪漫主义情趣，又富于人道主义关怀；既有小人物的悲欢，又有大时代的脉动。《巴黎圣母院》透过美女与野兽的奇遇，描绘动荡时代的图景；《悲惨世界》借助逃犯与警察的对峙，讲述社会底层的不幸；《小拿破仑》直接抨击路易·波拿巴当政的非法与可笑；《惩罚集》更是蕴含无比辛辣的讽刺，直接号召法国人民武装起义。雨果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政治迫害无法使其屈服，放逐厄运不能让其消沉。因此，柳鸣九先生准确指出雨果的价值远大于夏多布里昂：“如果说夏多布里昂《阿达拉》因为提供了传奇的故事、华丽的语言、旖旎的异国风光、浪漫的意境，正投合了文化消费族群喜爱浓烈风格的口味而轰动一时的话，那么，雨果日后所提供的东西，要无可比拟地丰富得多，深刻得多。”[10]

夏多布里昂矛盾人格的成因，勃兰兑斯已从时代与环境方面作出分析：“他出生得太晚，接受教育的环境又那样奇特，以致他对革命和对革命起了部分诱发作用的18世纪哲学思想都不能信赖。他又没能出生得再晚一些来熟悉19世纪的科学，从中取得新的信仰和新的观点。因此他成了一个为过去服务的虚无主义者。”[11]12勃兰兑斯进而对夏多布里昂的矛盾思想提出质疑与批判：“一个人就其本性来说，要么是个有信仰的人，要么是个怀疑论者；要是认为一个人对一切都没有信心却又可能信仰宗教，这只不过是幻想。”[11]12即使我们不接受勃兰兑斯对夏多布里昂虚伪本性的质疑，也必须承认，夏多布里昂是个复杂的矛盾混合体：先进中夹杂保守，传统中包含新知，激情中不乏理智，脆弱中又野心勃勃。他缺乏卢梭的家国情怀，欠缺雨果的人道主义，也鲜有巴尔扎克忠于现实的勇气。他痛感人类理性的丧失，却走向非理性的基督教，可谓从理性失落走向理性迷失。因此，夏多布里昂既缺乏斗争精神，也缺乏责任担当，最终沦为新旧时代交替中尴尬的旁观者。

四、 马克思的批评立场

诚如勃兰兑斯赞赏《阿达拉》“花几页篇幅来描绘自然风景，这在当时是显得很奇特的”[11]7，马克思在痛斥夏多布里昂的同时，也肯定了其作品中“浪漫的外衣，新创的辞藻”与“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12]，以及文风上的某种新意。马克思的评判，有着辩证法的自觉意识，也基于其现实主义文学观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众所周知，马克思提倡面向生活的真实的现实主义，要求作品“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13]。这就要求文学作品要有关切现实的眼光，有忠于生活的精神，不能沦为文字拼图与智力游戏。然而，夏多布里昂的作品处处逃离现实，试图以原始风情遮蔽现实真相，情节荒诞离奇，缺乏社会效应与功用，自然谈不上对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而且，由于失去现实的依据，作品人物往往既缺乏现实的温度，也缺乏历史的深度，成为空洞扁平的“抽象的人”。

“人类”“关爱”“自由”等词汇本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但由于不少空谈家轻视现实、脱离实际，致使相关概念成为“抽象的人”“抽象的爱”与“抽象的自由”。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批评空谈家们“把他们的理想同日常的现实的任何接触都看成是亵渎神明”[14]84，他们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却轻视实践活动，只能在头脑中幻想抽象的自由。不过，正如某些学者所言，“自由不是抽象的空洞的真理，而是和不同的人的实际利益相关的”[15]。这些口头上的自由主义者并未改变现实中不自由的状况，反而造成了负面结果。马克思就此指出：“自由之所以到现在仍然只是一种幻想和伤感的愿望，一部分责任是要由他们来负的。”[14]84

热衷于谈论“抽象的人”，必然忽视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也会导致对现实的人的轻视。这在政治经济学上就表现为产品高于人的价值，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4]72。同样，在夏多布里昂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基督教是一切。他在《阿达拉》与《勒内》中貌似关注人的需求，实则空谈爱情与自由，结果在基督教神秘主义中沉迷，将鲜活的生命交托给宗教，其本质就是轻视现实的人的存在。如果说暴力革命从肉体上侵害了人类，夏多布里昂则从精神上剥夺了人类的自由追求，显然有违人文精神要义。

“抽象的人”是传统哲学家的迷误。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专门对人的本质作出阐释：“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13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抽象的人”进行了更为明确的批判：“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17]。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对人的讨论必须结合其社会关系展开，脱离这一点来谈爱与救赎，无异于痴人说梦。夏多布里昂却把阿达拉、勒内等人从现实生活中剥离出来，幻想他们在基督教义笼罩的原始森林中生存，结果造成了一系列悲剧。

马克思对现实主义的青睐，某种意义上正是对抽象空谈的反拨。现实主义以唯物史观为依据，直面历史真相，客观展示历史面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错误在于其“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情感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没有看到“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16]139。显然，这一批评对夏多布里昂也完全适用。人是历史的产物，夏多布里昂却或者无视历史的残酷，一厢情愿地用异域风情来遮蔽历史的黑暗；或者简单地反对一切暴力革命，臆想人类无原则的相亲相爱与和平共处。夏多布里昂试图将历史装点成浪漫的田园牧歌，这显然是可笑的，因为人类历史从来都是充满了血与火的斗争。而且，对历史真相的揭示不能仅仅通过道德批评与文学创作来完成，必须深入社会历史的肌理——经济基础来分析。为此，马克思先后考察了商品的生成交换、货币流通、剩余价值产生等环节，继而对私有财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是通过对英国现代工业发展史的回顾，在《资本论》中揭示出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底层贫民所遭受的各种剥削与痛苦，使得“传统经济学中所有论点背后残酷的人际关系之现实面目立即显露无遗”[18]。正如柏拉威尔所言，马克思认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唯美成分不过是遮掩严酷无情、令人窒息的现实的一层面纱，要改变现实，就得撕破这层面纱，除去这层面纱”[19]。

夏多布里昂在脱离历史与现实的浪漫主义中空谈“抽象的人”，结果将基督教义当作理性主义的代表，最终陷入了宗教神秘主义。夏多布里昂笔下的自然景观，就大多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他在《阿达拉》开篇精心描绘路易斯安那的奇异景致，还特别指出它们是上帝的杰作。《阿达拉》与《勒内》堪称基督教的活广告，弥漫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气息。神秘主义本不神秘，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6]139-140可见，神秘主义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只有实践，才能穿透神秘主义的迷雾，这正是夏多布里昂难以理解与刻意回避的。他似乎认为森林是宗教的摇篮，认为自然界是神力的体现，这实质上是万物有灵论的翻版。显然，《阿达拉》在本质上反理性主义、反启蒙主义，这自然也招致了马克思的反感与批评。

夏多布里昂式浪漫主义特色鲜明，异彩纷呈，却也夹杂“世纪病”情绪、宗教神秘主义与“抽象的人”思想，暗含反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因子。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镜，对浪漫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夏多布里昂的评判源于其现实主义美学观，也基于其反对“撇开历史进程”来谈“抽象的人”的唯物史观，这一评判超出简单的艺术审美观念，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辨与人道关怀，表征鲜明的人文精神，对于夏多布里昂研究乃至马克思人文思想研究也有相当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