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研究

苗贵山， 李若瑜

(河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的视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判断，要求我们党和国家着眼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期盼的基础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人民作出了党的庄严承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1]38围绕着这一庄严承诺，习近平就我国扶贫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贫困理论的同时，也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理论，从而在展现其独特的反贫困理论贡献的同时，更彰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凸显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方面的实践意义。

一、相关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贫困理论的吸纳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域中，贫困产生的原因不仅有自然力因素，也有社会力尤其是国家治理因素。早在1842年10月间撰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就从自然力因素的角度分析了贫富产生的自然原因与财产权的出现。他以“根深叶茂的树和树干”与“干枯的树枝树杈”这两个比喻指出，预先有谋算的人有机地同化空气、阳光、水分和泥土等自然的有机财富而成为财富(财产权)的所有者，而没有预先谋算的人只能依靠生命本能的需要而习惯地去林地里捡枯树枝而成为不占有财富的自然贫穷的“贫苦阶级”[2]253。与此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财富的所有者与贫民之间的利益对立所造成的社会的“不人道”，要求用黑格尔的国家伦理来解决每一个涉及物质利益的社会课题。因此，在紧接着撰写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归结为国家管理的贫困。这是因为，“管理机构由于自己的官僚本质，不可能在管理工作范围内，而只能在处于管理工作范围之外的自然的和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发现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2]138。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要求独揽创造国家生活大权的官员消除他们的贫困状况”，“为他们创造一个使他们能够发展、繁荣和生存的环境”[2]138。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工人的贫困归结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而作为物的资本的增值与作为劳动的人的贬值之间是正比关系。为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运动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是为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推翻私有财产制度对劳动者的统治，建立以实现劳动者利益与权利为目的的国家制度，充分发挥国家管理在保障人民群众权益的自主性作用。

马克思关于贫困产生的自然力与社会力因素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性与艰巨性时也曾指出：“一是客观因素，也就是自然方面的因素，不少贫困地区受资源环境约束，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二是主观因素，也就是人的因素，能不能把各方面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形成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合力，直接决定着脱贫攻坚的进程和效果。”[3]21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看到了纯粹自然力以及人的自然力因素对脱贫攻坚的制约作用：“从结构上看，现有贫困大都是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和群众，是越来越难啃的硬骨头。在群体分布上，主要是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以及部分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的贫困群众”[3]21。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也从社会力因素出发，强调脱贫攻坚战任务的实现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尤其是要“调动贫困群众脱贫的积极性，激发内生动力”[3]138，“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3]141。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从治国理政在反贫困方面的作用出发，强调指出：“党和国家要把抓好扶贫开发工作作为重大任务，贫困地区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心无旁骛、聚精会神抓好这项工作。”[3]7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凸显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管理在反贫困方面作用的理论借鉴，强调党和政府在脱贫攻坚中的主导作用。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关注贫困化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对国家与法的哲学批判上升到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首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去分析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内在关系。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制度及其所造成的异化劳动分析了资本家的富有与工人的贫困。工人对自然的劳动过程及其产品都属于资本家所有，劳动异化就首先在财富占有方面发生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却越贫穷。在《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中，马克思继续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分析认为世界历史进程中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度所造成的结果是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一方面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劳动者贫困的积累。

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看贫困化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就国内来看，他指出，我国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活力，但是，“社会生产力已经快速发展起来，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1]102。这里，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发展的不平衡就包含社会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这已经成为制约人民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全局性制约因素。就国际来看，“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全球仍然有七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3]159。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贫困问题的解决既要融入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从而激发社会生产力来不断地为其奠定物质条件，也要充分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回报与劳动回报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批判的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共同体”作了展望，把“真正共同体”看作是联合劳动基础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虚假性，其本质在于它维护的是资本占有者的利己主义的权利，而工人在经济上处于无权的地位，劳动是异化的因而是不幸福的。因此，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企图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改变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劳动者个人直接支配生产资料并进行联合劳动，从而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这一真正的共同体当中，人才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也才能实现社会的普遍幸福。

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以形象具体的中国化语言把它演绎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此作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共享发展，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国内来讲，他讲道：“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3]3就国外来讲，要“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3]160。

二、相关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扶贫智慧的丰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贫困理论对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贫困思想也产生着巨大影响。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结合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落实在伟大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主义统治相勾结把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把农民所关心的土地问题视为中国革命的关键所在，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在有效地解决农民生存问题的同时，也为革命团结壮大了群众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通过实施工业化和合作化来实现反贫困的战略构想，带领人民群众向贫困宣战，使农村通过合作化来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以及“共同富裕”主张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在于摆脱贫穷，这样我们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改革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最终在消灭剥削与消除两极分化的基础上达到“共同富裕”的反贫困战略目标。由于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邓小平指出，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由此，在广大农村率先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而释放出了巨大的脱贫与减贫效应。江泽民在邓小平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反贫困战略目标，把扶贫开发纳入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考虑，强调把全面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同加快中西部地区建设、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结合起来，提出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参与和农村贫困人口自力更生相结合，尤其是要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进入21世纪，胡锦涛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扶贫开发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机地统一起来，指出首要任务是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为此，必须做到：政府主导下的分级负责，突出重点与分类指导，全社会参与中的合力推进，尊重扶贫对象主体地位从而激发贫困地区内在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党的历届领导人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围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奋斗目标，把“扶贫攻坚”改成“脱贫攻坚”以消除绝对贫困，并纳入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形成了系统的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其一，深刻阐述脱贫攻坚的重大意义，为此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以强化组织保证的同时，决胜脱贫攻坚战，使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使命的政治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强调无产阶级运动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最终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站在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的高度讲道：“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3]31他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为前提讲道：“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32再者是世界历史的贡献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世界历史的进程是单个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向普遍性交往的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转变，以及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无产阶级政党致力于实现世界性的人类解放。也正是从这一视野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解决中国贫困问题是世界反贫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世界反贫困的重大贡献，如果到2020年我们能确保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那就意味着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这对中国、对世界意义都非常重大”[3]158。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形象比喻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组织领导是保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具体来说就是，首先，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中央在政策制定、项目规划、资金筹备、考核评价、总体运筹等方面抓好统筹工作，省级在做好目标确定、项目下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检查指导等方面负起总则。市(地)县在做好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施等方面要抓好落实。强化县级党委作为全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的关键作用。其次，落实各级党政干部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最后，把扶贫开发与村级党组织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选好配强村级领导班子，向贫困地区村党组织选派第一书记，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为什么要强化组织保证？是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关键，这也是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以“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一最为朴实的语言作了概括：“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实现，而且必须全面实现，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3]29

其二，深刻阐述脱贫攻坚的现实目标，为此要在坚持精准扶贫的同时，务必真抓实干，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以提高脱贫实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向中外宣告：“人民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70实现人民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执政的政治宣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也为我们在建党一百年时打赢脱贫攻坚战从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立了基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我们党明确在建党一百年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最为关键的地方在于农村贫困人口能否全部脱贫。“全面小康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关键取决于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没有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底线任务不能打任何折扣，我们向人民作出的承诺不能打任何折扣。”[3]25而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具体标准，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时提出了扶贫开发的“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的奋斗目标。在2015年11月27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就“两不愁、三保障”的奋斗目标作了明确阐释：“‘两不愁’，就是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吃；‘三保障’，就是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3]33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又概括为“两个确保”：“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3]34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以“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朴实语言强调扶贫开发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而“精准”包括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第一书记、脱贫成效六个方面的要素。在2015年11月27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把“精准”的六个要素概括为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这是精准扶贫的前提。通过建档立卡做到精准到户，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与贫困原因都搞清楚，在“识贫”中找到“贫根”。二是要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这是精准扶贫的关键。推进脱贫攻坚的关键是责任落实到人。通过强化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三是要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这是精准扶贫的基础。按照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组织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包括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四是要解决好“怎么退”的问题。这是精准扶贫的结果。通过设定时间表、流出缓冲期、实行严格评估建立贫困县、贫困户的退出机制，努力做到精准脱贫。为了夯实精准扶贫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要真抓实干，不能让贫困群众“被脱贫”与“假脱贫”。他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搞运动、一阵风，要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要经得起历史检验。攻坚战就要用攻坚战的办法打，关键在准、实两字。只有打得准，发出的力才能到位；只有干得实，打得准才能有力有效。”[3]113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到四个“实”：一是领导工作要实，在谋划、推进与作风方面要实。二是任务责任要实，在分工、责任与追责方面要实。三是资金保障要实，做到投入实、资金实、到位实。四是督查验收要实，在制度、规则与监督方面要求实。

其三，深刻阐述脱贫攻坚的方针策略，为此要在坚持强化社会合力以凝聚各方力量的同时，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起来。

方针策略关系到事情的成败，是做好事情的关键因素。2015年6月18日，在部分省区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提出了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还把它形象地描述为用外力帮扶与内力作为的社会合力。2016年7月20日，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用好外力、激发内力是必须把握好的一对重要关系。对贫困地区来说，外力帮扶非常重要，但如果自身不努力、不作为，即使外力帮扶再大，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只有用好外力、激发内力，才能形成合力。”[3]139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以“人心齐，泰山移”这一中国传统优秀的和合文化明确要求要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动员与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一是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在产业、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对口支援的区域协调发展与协同发展的大战略，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实现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互利双赢的携手奔小康之路。二是发挥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行业优势，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开展定点扶贫。三是创新中国慈善事业制度，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事业，鼓励支持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脱贫攻坚。在强化社会合力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更为重视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强调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2018年2月12日，他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脱贫攻坚，群众动力是基础。必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关系，培育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意识，培养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技能，组织、引导、支持贫困群众用自己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用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坚。”[3]143

其四，深刻阐述脱贫攻坚的人类理想，为此要在国内坚持打赢脱贫攻坚战从而为全球减贫作出贡献的同时，在世界上携手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论述胸怀人类理想，不仅着眼于国内贫困问题的消除，而且还放眼于世界减贫行动。他指出：“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消除贫困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3]150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贡献者、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表现在：一方面，就中国来讲，“我们将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在做大发展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让百姓有更多成就感和获得感”[3]138。我国在坚持改革开放从而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把扶贫开发纳入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在做大发展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先后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使得中国7亿多人摆脱贫困，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就世界来讲，他站在“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世界人民的梦息息相通”[3]147的世界历史视野，指出中国人民历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1]723。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中国传统治国格言强调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他指出：“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共赢基础。消除贫困和饥饿，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3]159由此，他倡导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通过加强减贫发展合作，着力加快全球减贫进程。“我呼吁，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3]156就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来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帮助世界各国打破发展瓶颈，缩小发展差距，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载体。中国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中国希望世界各国发展得越来越好，不会犯“红眼病”。

三、相关论述的精神实质、理论特征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作为有机的整体性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深刻展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精神实质的同时，表现出直接的现实性品格、唯物的辩证思维方法、广阔的世界历史性视野等理论特征，同时也体现出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构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结合起来的共享发展的价值理念，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治理贫困的中国智慧。

就精神实质来讲，人民性立场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论述所坚守的初心。他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坚守的人民性的政治立场。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美好生活，就是要让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道迈进小康社会，过上好日子。为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地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24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包括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谁共享”，所有这些“谁”都指向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扶贫论述鲜明地展现了这三个方面：农村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3]1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3]19；“脱贫攻坚是干出来的，首先靠的是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干”[3]139，扶贫必须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扶贫是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3]23。

就理论特征来讲，其一，直接现实性品格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坚持的实践标准的特征，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论述的现实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中处处体现了实践标准的现实性品格。他到贫困地方调研时强调指出：“调研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不了解农村，不了解贫困地区，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更不可能治理好中国。”[1]5为此，他呼吁各级领导干部要多到农村与贫困地区去，了解真实情况并带着深厚感情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其二，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把握资本主义的生成、发展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在理论上的再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论述的广阔视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对资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事实描述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的实现趋势的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当今世界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这是事实性描述。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广阔视野，把中国的脱贫攻坚与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以及积极的对外援助，在世界减贫的重任上实现互利互惠的共赢。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不再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全球化，中国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成为其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理想已自觉地融入其中。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积极引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创造人类共同发展的良好条件，共同推动世界各国发展繁荣，共同消除许多国家民众依然面临的贫穷落后”[3]162。

就时代价值来讲，习近平总书记扶贫论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构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结合了起来，在对世界历史深刻把握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世界各国的共享发展，与此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治理贫困提供了中国智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致力于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中国特色的减贫行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我完善，把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自觉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从而激发社会生产力来不断地为其奠定物质条件，为此，“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3]37。另一方面，在为世界减贫行动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着眼于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与实现世界减贫的世界梦的历史进程自觉地统一起来，充分重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回报与劳动回报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的不合理现状，积极引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主动承担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世界责任，“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3]160，在与世界人民共建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治理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