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觉观谫谈
——以古希腊、中世纪、近代为例

骆淑文

(台湾中兴大学 中国文学系， 台湾 台中 402)

尽管人们常常以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来宣告他的诞生，但事实上只有当睁开眼睛观看这个世界时，他才真正开始从这个世界获取信息，有了交流。也许是出于眼睛在人体感官中的敏锐性和优越性等原因，从“轴心时代”到“黑暗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机械复制时代”，再到如今的“读图时代”，不同时期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视觉在人类文化进程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哲学的传统一开始就把‘看’定为通达存在者和通达存在的首要方式。”[1]翻开历史的画卷，耳熟能详的思想家们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海德格尔等人都或多或少发表过对于视觉的看法，这些言论中的精辟论说，早已成为当下视觉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资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视觉观”在这里并非指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本文出于行文论述的条理性和便利性，从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家、学者对“看、注视、凝视，眼睛”等的相关论述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话语进行概说，对西方重要时期的视觉观念进行大体整理得来。

一、古希腊时期的视觉观

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无论是谈到西方文明的哪一方面，古希腊时期都是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时间段，视觉文化亦是如此。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曾这样说：“于我们而言，生命意味着呼吸，而在古希腊人的文化体系中，生命意味着看见，而死亡，就是失明；人们行将就木，我们称之为 ‘最后一口气’，而希腊人则会说是‘最后一瞥’。”[2]由此可见古希腊人对视觉的重视程度。在古希腊学者眼中，视觉往往是与眼睛、光和真理等的论述联系起来的。自古希腊的哲学家开启寻求真理之路的那一刻起，视觉文化观就已经在他们的思辨言论之中萌芽。有相关学者曾指出：“古希腊人关于真理问题的开启方式，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问题同视觉之间的某种深刻联系。”[3]尽管有人认为，西方文化并不是一种视觉文化，但早在古希腊时期，众多哲学家们就强调过视觉的重要性。如赫拉克利特就说过：“眼睛是比耳朵更可靠的见证。”[4]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视觉文化观作为本节讨论的重点。

美国学者安东尼·卡斯卡蒂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随意挑出一篇柏拉图的对话，你会发现它的核心处总是充满着图像。”[5]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柏拉图就视觉理论确实发表过不少真知灼见。如他在《蒂迈欧篇》中说：“神最先造的器官是眼睛，他给我们带来光，眼睛在脸的上方……”[6]32他不仅先从眼睛的人体位置中强调视觉的重要性，还试图通过阐述哲学的产生进一步强调视觉的重要性：“视觉是给我们最大的福气通道……我们看见了昼夜，月份，年份，从而有了数和时间的概念，以及研究宇宙的能力，于是我们就开始有哲学……造物者将视觉赋予我们，是要我们能够注视天上智慧的运行，并把他们运用于相类似的人类智慧的运行。”[6]32此外在《菲德罗篇》中，类似的言论又一次出现：“视觉器官是肉体中最敏锐的器官。”[7]

谈及柏拉图的视觉文化观，还应从他著名的 “洞穴之喻”谈起。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以夫子自道的方式描绘了“洞穴之喻”的场景，以此说明人类寻求真理的艰难和认识世界真相的困苦。从“洞穴之喻”的内容出发，可以认为柏拉图将人的观看器官分成两类：即所谓的“肉体之眼”和“灵魂之眼”。“肉体之眼”指的就是分布在人脸上的两只生理器官，被捆绑的囚徒无法动弹转身，只能以“肉体之眼”来打量世界，此时他就会将洞壁上的投影和洞穴内的回音当成是真实的事物；而“灵魂之眼”，是指“人的灵魂好像眼睛一样”。也就是说人的灵魂也具有视觉功能，唯有某个囚徒挣脱束缚，可以自由活动的时候，他才会发现先前所看到的不过是影像。离开洞穴来到太阳底下，囚徒才可能逐渐在“肉体之眼”的基础之上，以“灵魂之眼”认识世界真正的样子，即理念。柏拉图还说过，“真正的哲学家是眼睛盯着真理的人”[8]218。我们也可以把这里的“眼睛”理解为“灵魂之眼”而非“肉体之眼”，因为在柏拉图的理论体系中，“每个人的灵魂里都有一个知识的器官，它能够在被习惯毁坏了迷茫之后重新被建议的这些学习除去尘垢，恢复明亮。(维护这个器官比维护一万只眼睛还重要，因为它是唯一能看得见真理的器官。)”[8]292

总的来说，柏拉图对待视觉的态度并非是全盘肯定，一方面他在人的诸种感觉之中选取视觉，对它的优越性和重要性进行大力赞扬，另一方面却又对它的可靠性持保留态度。因此有后世学者提出这样一种说法：“自柏拉图提出‘洞穴理论’以来，西方一直存在崇尚和贬斥视觉两种截然相反的视觉观念。”[9]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是一句家喻户晓的亚里士多德名言。在许多方面，亚里士多德都和自己的老师柏拉图有着并不一致的看法和理解，视觉观念这一块也是有同有异。首先，亚里士多德和包括柏拉图在内的许多古希腊哲学家一样，都将视觉与真理相联系起来。但如杨向荣所指出的：“柏拉图眼中的文学和图像是一样的，都是对不真实世界的一种模仿，因而其自身显现也不真实。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视觉中心主义则是在探寻真理的时候，选择摒弃听觉而同视觉结盟，他们相信眼睛较之耳朵更为可靠。”[10]其次，亚里士多德对视觉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论灵魂》 一文当中，他通过分析人的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五种感觉，来构建他的灵魂观，书中这样写道：“如果眼睛是生物，视觉就是它的灵魂，因为视觉就是眼睛在定义意义上的实体。眼睛是视觉的质料，如果视力消失，眼睛也会不复存在。”[11]亚里士多德还用雕像和图画上的眼睛为例，进一步强调视觉对眼睛的意义,很显然这里的论说是以他的质料说作为指导思想的。

此外，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正如人们所说，和其他相比，我们也更愿意观看。”[12]27接着又进一步从认识事物的角度来断言视觉的不可替代性：“这是由于，在一切感觉中，它最能使我们认知事物，并揭示各种各样的区别。”[12]27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不同于柏拉图著作中的“图像性”，但柏拉图对视觉的重视态度和友好程度，显然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也得到了延伸与继承。

有学者曾指出：“在艺术史学科内部，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古希腊人观看世界的方式与我们今天观看世界的方式迥然不同。”[13]我们今天观看世界的方式五花八门，从被相机定格的照片到可反复播放的动态视频，从眼花缭乱的各类修图软件到可以以假乱真的全息投影技术，这不仅说明我们的观看方式确实和古希腊人不一样了，同时也证明“眼见为实”已不再是适用于当前这个色彩斑斓的视觉时代的真理。以今天的标准来回望古希腊先贤们对视觉的论述，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或者其他哲学家，我们都在他们所流传的著作中窥见了他们对视觉的重视与对真理的执着，正如他们在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屡屡被后世拾人牙慧一样，古希腊人的视觉观念同样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中世纪时期的视觉观

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历来学界对它的时间节点都有不同的界定，要论述中世纪的视觉观，这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经慎重思考，本文将中世纪的时间跨度定义在公元5世纪～15世纪之间，这一依据来源于美国学者朱迪斯·M·本内特和C·沃伦·霍利斯特所撰写的《欧洲中世纪史》。在这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相比古希腊时期视觉所处的优越地位，这一时期视觉的地位可以说是复杂多变。一方面，一度声势浩大的反图像崇拜运动使得“视觉禁忌”愈演愈烈；另一方面，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视觉中心主义传统，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传承。因此，就整体而言，中世纪视觉话语具有含混性和多样性的鲜明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

首先是《圣经》中的视觉观在中世纪的命运。如同波兰学者沃拉德斯拉维·塔塔科维兹所言：“中世纪的艺术理论与其说产生于艺术的启发，不如说产生于哲学与神学的启发。”[14]357作为一个宗教信仰占据主流的时代，基督教不仅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高居于中世纪人们的心灵之上，同时也渗透到他们普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自然包括视觉习惯和观看行为，因此要考察此段时期的视觉观，《圣经》中的立场不可忽视。从《圣经》文本层面来看，据不完全统计，仅《圣经·旧约》中的前五卷，“禁止绘画和雕塑”的禁令就重复了至少八次，此外，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等类似反对描绘形象的言论屡屡出现，这从某种意义上造就了一种共识：“对图像的崇拜和依赖会导致基督教教义的消解以及阐述的无力。”[15]《圣经》中的视觉观，在中世纪得到了一些神学家的大力支持，被认为有一种“温和的反视觉倾向”的奥古斯丁就曾说过：“人们不是从圣书资料中了解耶稣和他的圣徒们，却相信那些壁画。毫不奇怪，这些伪造信件的人是被画家领入了歧途。”[16]尽管“视觉禁忌”的思想仿佛弥漫于《圣经》文本中的字里行间，但这一时期也有人从《圣经》中的“道成肉身”观念出发，以图像神学的角度为视觉艺术的地位寻找到有力支撑。如圣波那文都拉就曾说：“图像是为了那些无知者准备的，从而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不能够读《圣经》的人，可以通过图画和雕塑来理解我们的圣餐仪式，因为它比《圣经》更直观。”[17]以《圣经》为批判标准，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对视觉似乎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但追根溯源，他们都是站在传达宗教教义的同一立场上。

其次，中世纪教父们对真理和视觉关系的论说，也是研究中世纪视觉观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在《创世六日》中，教父巴西尔从著名的“上帝说，要有光”出发，仔细地描绘了上帝创造光的场景：“上帝第一句话就创造了光的本性；它驱散黑暗，赶走阴郁……瞬间就把我们的视线带到视觉对象上。”[18]光作为一种视觉呈现的充要条件，具有神圣性和现实性，在光的照耀之下，真理才能显现：“愿他在你们心里点亮真理的知识，免除你们的困惑，使你们‘好像行在白昼’。”此外，教父奥利金还从柏拉图的“灵魂之眼”概念中得到启发，提出了所谓的“灵性感觉”：“我们由此超越眼见之物，而去深思某些神性和属天之物，单用心灵去凝视它们，因为他们超出了眼见的范围。”[19]上述这段话，显然是将柏拉图“灵魂之眼”的说法放置在基督教信仰的语境之下进行引申，也许正是碍于《圣经》中的“视觉禁忌”，奥利金用“心灵的凝视”而非和视觉相关的其他字眼。

最后，在中世纪，教父们对视觉和真理的讨论，除去上述因《圣经》而生成的两种不同视觉态度，值得关注的还有圣维克多的雨果所发表的观看言论。波兰学者塔塔科维兹的《中世纪美学》收录了一部分包含雨果等教士在内的关于中世纪视觉艺术理论的言论。雨果将视觉和人的其他几个官能进行排列论说：“色彩的美款待视觉，曲调的愉悦抚慰听觉，气味的芳香抚慰嗅觉，味道的甜美抚慰味觉，肉体的圆润抚慰触觉。”[20]244这些观看言论主要都是围绕着“美”来进行论述，如他把“美”分成“可见的美”和“不可见的美”，而“人的心灵完全觉醒以后，便从可见的美上升到不可见的美之中。”[20]243此外，他还提出“认识、思考与观照”作为观看理性心灵的三种方式，一方面他对“观照”作出了独特的定义：“观照就是心灵敏锐而自由地注视时间与空间中分布着的东西。”[21]246另一方面，在塔塔科维兹看来，雨果还界定了观照的对象：“美是观照的对象。”[21]240同时作为中世纪神秘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雨果的视觉观也笼罩着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因为他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对于美的最高形式的观照便是神秘的观照。”[21]240这些带有神秘论的视觉言论在雨果的学生理查德那里有更进一步的补充。

总之中世纪的视觉观是含混多样的，此时的视觉理论既受到古希腊哲人的影响，又在基督神学的语境中艰难成长。所幸的是，这一期间发生的持续一百余年的“圣像之争”，最终以支持圣像崇拜的一方得胜而落下帷幕。换句话说，固有的“视觉禁忌”在某种意义上被打破了，中世纪之后的视觉观，有了更多可能的视觉话语建构。

三、近代以来的西方视觉观

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以雕塑、绘画、建筑等为代表的视觉艺术不断蓬勃发展，视觉理论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从“将视觉视为世界真理” 的达·芬奇时代到“西方科学开始区分生理视觉和文化判断”的17世纪，再到用德语的“外观(Aussehen)”一词来译解古希腊语中的“eidos”和“idea”的海德格尔时代，视觉的力量被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认可。有学者曾总结道，从柏拉图到胡塞尔，基于他们都承认视觉的优越性这一共同点，可以说西方文化中的“视觉中心主义”传统已经形成。本节将选取黑格尔、李格尔等人的视觉观进行概述。

作为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博学的黑格尔在《美学》中讨论了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诗歌等各类艺术，书中有不少发人深思的论说。其中也涉及到了视觉：“如果我们问：整个灵魂究竟在哪一个特殊器官上显现为灵魂？我们马上就可以回答说：在眼睛上；因为灵魂集中在眼睛里，灵魂不仅要通过眼睛去看事物而且也要通过眼睛才能被人看见。”[22]显然，黑格尔这段对眼睛与灵魂关系的论述依然师承于柏拉图的视觉观念。视觉在他眼中是一个“理论器官”，而“灵魂”或者“精神”成为视觉的执行者，视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求真”的工具，“思想中最好的东西集中在眼睛里”[23]。此外，黑格尔还说过一句人人皆知的名言：“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事实上是将听觉美与视觉美进行比拟，他认为只有视觉、听觉是审美感官，至于嗅觉、味觉和触觉则完全与艺术欣赏无关。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还以“凝视”为关键词，对主客体关系作出了精彩的论述：“在相互凝视中，人才能得以把自己改造成认识主体、凝视主体，而把凝视的对象改造为认识客体和凝视客体，从而建立起人类原初的主客体关系。”[24]

在“后黑格尔时代”，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是研究近代西方视觉文化都不能漏过的重要人物，比利时学者本斯·纳内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李格尔在多个隐秘复杂的层面影响了本雅明”[13]，但由于“李格尔常常推敲他的体系，以至于后来的看法与先前的观点相互矛盾”[25]。因此他的观点难以概述，只能略谈部分。尽管李格尔并非是一位哲学家，但如学者陈平所言，“贡布里希将李格尔归为‘没有形而上学的黑格尔主义,是恰如其分的”[26]。原因在于李格尔对艺术史的分析显然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汲取不少养分，他在西方艺术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对“艺术意志”的重新阐释，即运用心理学上的“注意”和“凝视”等相关概念对艺术作品进行分析，并将观者与艺术史发展关联起来，在《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中，以“触觉—知觉”转向“视觉—知觉”的新思路解读人类视觉艺术的历史进程和规律，这些都给包括本雅明在内的后世学者带来了极大启发。

四、结语

除了黑格尔和李格尔之外，梅洛庞蒂“将思称做看的思维”的深度视觉观、阿恩海姆的“以视觉意象为媒介”的视觉思维理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对“看”的讨论等，都是通过考察自古希腊以来累积的视觉传统，结合他们自身的思考，以此解决“视与看”在不断变换的时代背景中所面临的悖论。总的来说，近代以来的视觉观，交叉着大量哲学、社会学、美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知识，说明视觉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发展趋势早有苗头，并非近年才出现。西方历史上对视觉做出精彩论述的远远不止上文所列这几个时期中的个别人物，但仅需通过了解这些只言片语，视觉的重要性和历史影响力就一览无遗。

早在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就颇具预言性地在《世界图像时代》中提出了“图像时代的到来”。80余年过去了，图像时代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视觉政体”“视觉景观”“视觉欲望”等视觉性词汇的派生，说明了物欲横流的视觉文化仍旧在这个社会大行其道。换句话说，影像是记录当下历史的最好介质，专注于视觉文化的研究，无疑能更好地理解目前社会的种种光怪陆离现象和大众文化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