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穆尔维关于狂欢仪式的反叙事闭合性研究

谭好哲 宋 捷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1941—)是当代英国著名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影评人和导演。在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发展历史上，她在1975年发表于《银幕》杂志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无疑是最经典、也是被印证和讨论最多的文献之一，同时它也是穆尔维学术生涯的起点。但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研究的发展，穆尔维的观点在引发关注的同时也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和质疑。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治、经济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她感到压抑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保持警惕。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下，穆尔维试图“利用先锋派对于叙事闭合(narrative closure)的质疑使政治和历史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对抗即将到来的失败”(1)Laura Mulvey,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2nd ed.),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9,p.x.，在理论和政治上坚持变化继续发生的可能性。穆尔维对于狂欢仪式的反叙事闭合性研究代表了她在理论反思后的重要旨趣，相关论文基本都被收录于其著作《视觉与其他快感》(VisualandOtherPleasures)一书中，本文旨在详细分析穆尔维影像理论中的这一部分内容。

一、穆尔维对叙事闭合结构的再发现

穆尔维发表于1975年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一文暴露了“电影本身将性欲望置换并入高度结构化的叙事和明星形象的方式”(2)Roberta Sassatelli, “Interview with Laura Mulvey”, in Theory, Culture&Society, Vol.28(5，2011), p.130.。电影院黑暗而密闭的环境和电影的叙事常规会激发观众的窥淫幻想，观众以银幕上的女性形象作为窥视对象从而获得快感。处于银幕中心的好莱坞男演员以风度翩翩、魅力四射的迷人形象引导叙事、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承担了观众“理想自我”的投射，而在这其中“女性自身没有丝毫的重要性”(3)Laura Mulvey,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1989,p.1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均随正文标注该书首词与页码，不再另注。。

在穆尔维看来，解构快感、拒绝叙事性虚构影片是女性主义挑战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有效手段，要想打破影片创造出的“按欲望尺度进行剪裁的幻觉”(Visual：25)和男性主导的叙事视角，就必须扰乱电影叙事的编码过程(包括了叙事闭合机制)，向“快感”发起挑战。“叙事闭合”这一短语的英文原文是“narrative closure”，有学者认为“叙事闭合”即由叙事的内在机制产生的一种使得叙事文本在表面上能够脱离社会历史语境而自具意义的话语封闭的效果。(4)参见陈然兴：《论叙事的闭合机制——叙事学中“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的客观基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穆尔维文章中出现的“narrative closure”虽然被笔者翻译为“叙事闭合”，但结合其理论来看在这里应该是指线性的三段式的闭合叙事结构。在电影制作方面，穆尔维与彼得·沃伦合作拍摄的《彭忒西利亚：亚马逊女王》(1974)一片也抛弃了传统的线性叙事，通过违反观众的心理预期、突出摄影机的存在来达到破坏视觉快感的目的。

穆尔维70年代提出的凝视理论从其发表以来“一直是许多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跳板”(5)Jackie Stacey, Star Gazing:Hollywood Cinema and Female Spectatorship, New York:Routledge, 1994, p.50.，但随着学界对于快感、观众身份和性别认同等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探讨，一批学者也对穆尔维理论框架中的缺陷提出了质疑。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观众被默认为是男性，破坏叙事的策略会破坏男性的观影快感，但女性应该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这一问题穆尔维并没有给出答案。D·N·罗德维克(D.N.Rodowick)在评论穆尔维的观点时提到，在其理论中，男性始终处于主动位置(尽管是以一种受限的方式)，女性只作为被男性凝视和选择的对象而存在——不论是被窥视的对象还是男性恋物的对象，至此罗德维克发出了疑问：“在这个场景中，女性主体的位置在哪里？”(6)D.N.Rodowick, The Difficulty of Difference: Psychoanalysis, Sexual Dierence and Film Theory，New York:Routledge, 2014,p.12.杰基·斯泰西(Jackie Stacey)也指出，穆尔维的分析暴露了流行电影中隐藏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但同时也没有给女性主义学者多少打破二元体系的空间和可能性，因此“穆尔维的挑战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可能也矛盾地是它受到如此多批评的原因”(7)Jackie Stacey, Star Gazing:Hollywood Cinema and Female Spectatorship,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51.。

穆尔维承认，《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的观点基于弗洛伊德对性本能两种对立现象的划分，处于二分模式中的两极如主动/被动、男性/女性、窥淫癖/暴露癖在含义上是互相依赖的，一方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二者之间唯一可能发生的运动就是“倒置”，但她随后提出的“异装癖理论”(8)穆尔维的“异装癖理论”即一种跨性别认同理论——女性暂时地假扮男性以获得视觉快感，参见Visual:29-44.似乎并不能真正使女性在强大的父权制电影体系中找寻一席之地。穆尔维在反思其理论困境后，将目光投向了拉康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研究，试图在其中发现重新确定女性位置的可能性。穆尔维将拉康式的俄狄浦斯情结分析看作“一个轨迹、一段旅程或是一个过程”(Visual：165)，她在其中发现了三段式的叙事闭合结构，前俄狄浦斯时期的所有矛盾和冲突最终都会在父权制象征秩序中归于平静，并最终以男性/女性、父亲/母亲的二元对立模式为结局。想要彻底改变女性在父权制文化中的他者地位，就必须发现一种新语言，这种语言源于对前俄狄浦斯和女性所共有的无意识维度的解释，穆尔维试图通过“改变我们的社会叙述自身的方式”(Visual：199)，寻求一种破坏父权象征秩序的途径。

穆尔维进一步指出，叙事闭合结构不仅存在于电影和俄狄浦斯情结中，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历史叙事之中。作为一名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穆尔维认为她的工作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精神分析理论和先锋派美学之间的碰撞中，同时，身为“《银幕》理论派”的成员之一，穆尔维与英国的左翼运动也有着很深的渊源。但在1983年撒切尔政府大选上台之后，穆尔维感到对其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所有文化与政治因素似乎都在逐渐消失，英国社会在8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人们感到，过去的时代结束了。而撒切尔政府也利用了所谓的“历史终结感”，四处兜售“新右派”势力的意识形态。旧世界在经历过发展、繁荣、衰落之后最终被新世界所取代，穆尔维在资本主义历史叙事中看到了熟悉的线性闭合叙事结构，“似乎叙事模式和对结局的期待已经和历史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了一起，就像和小说一样”(Visual：159)。穆尔维引进人类学研究中的“阈限”概念也正因如此，她认为阈限阶段如狂欢仪式充满了冲突和不稳定，是一个开放的过渡阶段，它冲击了俄狄浦斯情结和资本主义历史叙事趋于稳定的结局，穆尔维为其赋予了一种变革性的力量。综合来说，穆尔维对叙事闭合结构多角度的理解和发现，是她在面对理论和政治危机时做出的新尝试，体现了其作为左派知识分子和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的双重身份。

二、狂欢仪式的“阈限”特征

如前所述，穆尔维的反叙事闭合研究基于80年代女性主义关注重心的转移以及英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穆尔维试图以狂欢仪式的阈限状态抵抗叙事闭合，她首先重新挖掘了人类学中的过渡仪式理论，并将其应用到了对狂欢节仪式的分析之中。

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提出，“世界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包括所有的圣物，另一部分包括所有的俗物，这就是宗教思想的特征。”(9)[法]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林宗锦、彭守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亦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唯一用来对此社会划分的分水岭便是对世俗世界与宗教世界，亦即世俗与神圣之区分”(10)[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页。，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并不兼容，因此个体在从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时，必然要经过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范热内普着重分析研究的“过渡仪式”，它可见于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变化之中，诸如降生、成熟、订婚、结婚、为人父母、皈依宗教以及死亡等等。

穆尔维注意到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在三元结构模式的视角下分析了过渡仪式的发生过程，这为后来学者对于狂欢节仪式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适用的理论模型。范热内普强调过渡仪式的内在动力性，将其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分析出了包括阈限前礼仪(即分隔礼仪)、阈限礼仪(即边缘礼仪)和阈限后礼仪(即聚合礼仪)的过渡礼仪模式。(11)[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页。过渡礼仪的边缘阶段(阈限礼仪)处在两个相对稳定阶段的中间连接位置，不符合日常稳定秩序，表现出动荡、不安定、变化的特征。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在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的基础上对阈限阶段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将其视为过渡仪式进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特纳通过研究赞比亚恩丹布人的酋长就职仪式发现，在阈限阶段中，部落里最下层与最上层的人互换了位置，形成了一种地位上的颠覆，这使得“弱者的力量”凸显出来，即地位较低的人会具有神圣特性和道德力量。特纳指出，在某些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中，地位低下或处于边缘位置的成员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或许是因为“这类人物代表着穷苦人和畸形人，他们对交融的道德价值有着外在的象征：与政治最高统治者的强制性力量相对抗”(12)[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埃德蒙·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试图运用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三重阶段理论来分析狂欢节的前后过程，即认为狂欢节的发生也是以分隔于日常生活(特别是时间)的事件为开端，进入颠覆性的阈限阶段并最终重新融入正常生活和时间，这同时也符合三段式闭合叙事结构的特征。穆尔维将利奇的理论应用与特纳对于阈限阶段的侧重研究结合了起来，在她看来，狂欢节呈现出了阈限阶段的状态，不安定性、颠覆性、无序性以及身份互换和地位倒错都会在其中得到体现。她进一步指出，“狂欢节仪式为刚刚具有政治意识的人们提供了超越统治秩序的阈限时刻”(Visual：172)以及一种原始但已成形的隐喻和象征的语言。尽管仪式和叙事结构总是趋向闭合和稳定，但狂欢节体验的颠覆和无序暗示着变化在发生。正如巴赫金所说，狂欢节世界感受“与一切现成的、完成性的东西相敌对，与一切妄想具有不可动摇性和永恒性的东西相敌对”(13)[苏]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载《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穆尔维对于狂欢节内在性质的理解与巴赫金是一致的，但她并没有对此进行过多的表述，而是将其精神内核应用到了80年代英国社会背景下的性别政治和文化斗争领域。

三、狂欢仪式与俄狄浦斯情结

在分析了属于“阈限阶段”的狂欢节所具有的无序性和颠覆性之后，穆尔维探讨了狂欢节隐喻对于俄狄浦斯情结中隐藏的叙事闭合结构所起到的破坏作用。从中可以看出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以一种“宣言”式的先锋姿态引起巨大兴奋和讨论之后，穆尔维试图使其理论“从创造性的对抗走向创造性”(Visual：161)的努力。

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父亲在介入儿童与母亲的二元共生关系后，儿童受到阉割情结的影响最终认同父亲权威与母亲分离，获得其性别身份。拉康对弗洛伊德版本的俄狄浦斯情结进行了改写，引入了语言秩序和象征阶段的概念，儿童对于父亲律法的认同实际上是一个进入文化和象征的过程。拉康认为性别差异是社会和象征秩序影响的结果，而不是生物学上的必然，这无疑给穆尔维及其他女性主义学者提供了一种打破二元体系的可能性。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席卷了电影和女性主义研究领域，但穆尔维认为他“完美地描述了父权制权力关系但认为不需要摆脱”(Visual：165)，在其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中，他表现出了与弗洛伊德相同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倾向。阿尔都塞曾提到，在俄狄浦斯阶段儿童最终会拥有自己的性别身份，这是童年时期的人类成长达到的最终目的。一种先前形成的语言提供给了这部“终极戏剧”的所有材料，这种语言“完全以能指菲勒斯：父亲的象征、权利和法则的象征、所有权利的幻想形象为中心。这似乎是令人吃惊或武断的，但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证明它是经验的事实”(14)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p.213.。

《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一文运用精神分析理论阐明了观影快感产生的两种来源，指出了女性作为“被看”对象和“他者”的地位，却也陷入了男性/女性、主动/被动的二元对立结构的困境之中。法国女性主义研究者对于前俄狄浦斯时期的发掘和重视使她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前语言阶段的特殊意义。“近来，女性主义者致力于赋予精神分析理论以政治维度(恢复一种拉康理论中可追溯到的、古老的、几乎消失的传统)，使其转而影响文化批评，特别是电影理论。”(15)Laura Mulvey, “Changes”,in Discourse,Vol.7(Spring 1985), p.27.穆尔维指出，女性主义者应该重视前俄狄浦斯时期这一存在于沉默和言说之间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意象和隐喻可以为变化提供基石，但必须是在女性主义的政治背景下、在反抗父权制象征体系的表达之中才能体现出其重要内涵。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对于符号系统(the Semiotic)不稳定的、异质性的论述对穆尔维影响颇深。克里斯蒂娃以符号系统(the Semiotic)和象征系统(the Symbolic)代替了拉康对想象阶段和象征阶段的区分，并指出“语言习得，可以被视为假定——分离——认同和符号态的子宫间的能动性之间的激烈的、戏剧性的对质/对抗”(16)[法]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诗性语言的革命》，唐小林、饶广祥编，张颖、王小姣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婴儿还未习得语言进入象征系统，此时与母亲的身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母性的“卑贱”(abjection)使得母子关系逐渐走向分裂，自恋主体会在“想象的父亲”即“爱的父亲”的引导下与母亲割离，并最终认同“象征的父亲”进入象征系统，在这一过程中被压抑的母性以无法言说的形态深埋于主体无意识，具有一种破坏父权制象征系统的潜能。因此，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主体总是同时具有符号性和象征性的，所以他所产生的任何意义系统都不会是‘唯一的’符号系统或‘唯一的’象征系统的”(17)Julia Kristeva: The Kristeva Reader, ed.Toril Mo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p.93.，而是二者兼有，主体向前俄狄浦斯阶段的不断回溯暗藏分裂的力量。

穆尔维认为主体在进入父权制神话所确立的历史的过程中失去了与母亲的亲密关系，处于边缘位置的女性文化以沉默为特征，幼儿的前象征阶段可转喻地与之联系起来。她认同法国女性主义者对于前俄狄浦斯时期意义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紧密关系对应于一个初始的静止阶段，然后被俄狄浦斯时刻所破坏，其产生的焦虑、无序和矛盾最终结束于新的平稳和静止阶段，即屈服于父权象征法则，这一过程“具有仪式结构三段式叙事的一些特征”(Visual：174)，穆尔维关注的是“前俄狄浦斯时期”中在父权的干预下处于沉默与言说之间的、被人忽视的领域。在这一阶段隐喻的“父亲”已经介入，但母子之间的紧密联系还没有被父权制权威割裂，这一即将进入象征秩序的时期充满了变化和不确定性，是一个有着巨大矛盾和创伤的中间过渡阶段，而这与狂欢仪式的阈限状态极为相似。她也许将其看作一个母亲与父权发生冲突的场所，就像在阈限阶段强势一方与边缘角色会互换身份一样，前俄狄浦斯时期内如狂欢仪式般混乱无序的部分蕴藏着极性对立中被压抑的弱势一方想要引起变化或颠覆的企图。在穆尔维看来，与其将这一时期看作后俄狄浦斯的对立面，不如说它是幼儿“通向清晰语言前的过渡阶段”(Visual：167)。穆尔维将“前俄狄浦斯时期”的后半段类比为代表了阈限阶段的“狂欢”仪式，它所蕴含的冲突与最终向父权秩序妥协的结局格格不入，它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叙事结构中处于开头和结尾静止期的中间位置，是叙事闭合中充满了变化和矛盾的一环，穆尔维试图通过阐释这一时期对象征秩序结局所具有的颠覆性和破坏性来凸显它对于女性的特殊意义。

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穆尔维又多次重回俄狄浦斯神话研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一故事，“通过精神分析学的政治和理论去挑战父权制权力的起源”(Visual：177)。在80年代，穆尔维将重新审视“前俄狄浦斯时期”看作女性对抗父权制秩序的有效手段，也是摆脱其理论困境的一种尝试。她试图利用狂欢节意象将关注焦点指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政治问题，它与女性、语言和象征秩序的关系，进而将论点延伸到神话的政治问题以及它与变化、语言和历史经验的关系”(Visual：168)。

四、狂欢仪式与资本主义历史叙事

在穆尔维看来，狂欢节仪式的隐喻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叙事中的闭合机制同样具有破坏性。为了说明这一点，她试图对故事模式与历史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虽然这一尝试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三段式结构能够为二者的关联提供一个切入点。穆尔维认为，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为故事语法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则能够为其观点的论证提供理论支持。

普林斯认为迄今为止的关于故事语法的研究都未能给予构成一个故事的基本单位的准确定义，他颇具新意地提出，“每个故事都包含至少一个最小故事”(18)[美]杰拉德·普林斯：《故事的语法》，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一个最小故事是由三个相结合的事件所构成的，其中第一个事件和第三个事件是状态性(stative)的，第二个事件是行动性(active)的，第三个事件是第一个事件的逆转。(19)参见[美]杰拉德·普林斯：《故事的语法》，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穆尔维指出，从形式和结构层面来看，在普林斯的“最小故事”中，开头和结尾的状态是静态的、没有变化的，而中间的部分是行动性的，与其他两部分截然不同。特伦斯·特纳(Terence Turner)进一步补充了这一基本结构，将故事中的行动性部分描述为对既定现状的破坏。在最小故事的中间部分，也就是行动性部分，事件的戏剧张力来自混乱的爆发和秩序的丧失，特纳认为欲望和无节制是这一部分的特征，它扰乱了日常生活秩序，并代表了一种被集体承认的但无法言说的冲突和矛盾。

在穆尔维看来，特纳和普林斯一样都认为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但不同的是特纳进一步将中间部分明确为“爆发”，可以说“这个阶段赞美越轨的欲望，并将其组织成一种风格化的文化形式：叙事”(Visual：170)。在中间部分的混乱和无序爆发之后，结尾即第三部分会重归于稳定和秩序。特纳随后指出，这种叙事结构可以描述在一段过渡时期后，社会和经济的变化需要被具有意识形态力量的秩序和规则重新代替，进而被整合到一个新的日常生活秩序中去——使社会转型时刻的反常现象被新的稳定所取代。穆尔维也发现，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卷二《商业之轮》(TheWheelsofCommerce)中提到过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和经济发展的“抛物线模式”(20)Fern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ume II:The Wheels of Commerce,London:Book Club Associates,1983,pp.345-346.与故事结构之间可能存在一些明显的联系。

从上述分析来看，穆尔维注意到了故事模式与历史模式有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在一段时间的动荡与不安定之后重新归于平静，迎接新的秩序；同时她也指出，“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分析仪式模式的方式与普林斯分析最小故事的方式惊人地相似”(21)Laura Mulvey, “Changes”,in Discourse, Vol.7(Spring 1985),p.23.。穆尔维为代表了阈限阶段的狂欢节意象赋予了极为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她是将普林斯最小故事模式中的行动性部分、过渡仪式进程中的阈限阶段以及狂欢节等同了起来，认为它们均代表了一种短暂且充满了无序、颠覆和变化的存在，虽然在动荡过后终会归于平静，却是表达了被压制者的欲望，具有重要的打破结局的可能性。三段式的线性闭合结构为历史模式和叙事模式的对比分析提供了可能性，叙事的中间阶段打破了日常生活准则，而以狂欢节为例的阈限阶段使个人欲望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张力得以浮现。穆尔维想要探寻，“阈限空间是否可以作为历史变化的一个要点，被压迫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规则允许的语言来压倒叙事整合的必然强大力量”(22)Laura Mulvey, “Changes”,in Discourse, Vol.7(Spring 1985),p.24.。实际上穆尔维所在意的是，女性主义者乃至所有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巨变时，应如何警惕资本主义历史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操作，坚持变化发生的可能性。

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经济开始进入一种严重的“滞胀”状态，亟须整治和改变。自1983年选举上台后，撒切尔政府便开始逐步瓦解英国的福利体系，并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工人阶级。在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案限制工会运动、降低工人待遇，并在1984年提出关闭亏损矿井，从而导致了同年3月发生的煤矿工人大罢工事件。持续一年的英国矿工罢工事件以失败告终，这极大地打击了英国的工会运动，撒切尔政府的自由市场方案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穆尔维认为保守党政府试图从英国经济的“抛物线”趋势中牟利，抛出所谓的“一个时代结束”的概念来压制、封锁英国的工会运动，甚至是工人阶级本身。

在穆尔维看来，撒切尔政府所宣传的“旧时代的终结”只不过是在掩饰新旧过渡时期内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罢了。在此时接受叙事结局就意味着接受了右翼政府以一种单方面结束故事的方式“掩盖了历史真正的辩证过程”(23)Laura Mulvey, “Changes”,in Discourse, Vol.7(Spring 1985),p.12.。她指出，“历史终结感唤起了对叙事闭合的怀疑，而这一直是女性主义先锋派的一个原则”(Visual：159)，这种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叙事真实性的不信任使其试图将“以前围绕叙事理论、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工作应用于文化斗争和历史的一般问题”(24)Laura Mulvey, “Changes”,in Discourse, Vol.7(Spring 1985),p.12.。穆尔维在这一时期深受罗兰·巴特的影响，在分析中曾多次引用巴特的神话学和文化批判理论，其观点也暗合70年代以来史学理论界的后结构主义倾向。在1967年发表的《历史的话语》一文中，巴特指出，历史话语“随时断言：‘该事发生了’，但所传达的意义只不过是，某人作了这一断言而已”(25)[法]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载《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他认为，既然历史是被人叙述出来的“真实”，叙述历史事件的方式与文学作品的叙述手法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那么人是如何叙述历史以及在这一行为背后意识形态如何发挥作用就变成了值得深思的问题。

穆尔维指出，撒切尔政府多次提到的“时代终结论”实际上是企图用历史的必然性来解释工会运动的衰落，就像是在故事结尾所有的风波又归于平静，闭合叙事形成，以此来减轻社会矛盾、维护其统治。80年代英国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体现了政治斗争中的微弱力量消失于单一的、官方的线性叙事下的事实，而始终以一种开放的状态来坚持变化持续发生的可能性才是左派知识分子在面临失败时应该首先采取的策略。狂欢仪式如同资本主义历史叙事模式中的中间阶段，穆尔维认为它蕴含着不安于现状、拒绝“圆满结局”的弱者的力量。在当代社会，我们可以从与“仪式抵抗”相关的亚文化中发现某些群体如何通过服饰、音乐等等方面来凸显其阈限存在(liminal existence)。穆尔维在这里以20世纪40年代洛杉矶的佐特套装(zoot suit)事件为例，指出亚文化群体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以狂欢式的“仪式抵抗”行为表现其理念及精神诉求。

五、对穆尔维反叙事闭合研究的评价

穆尔维试图通过强调变化、阈限等概念抵抗叙事闭合，这一理论努力并不是对《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一文的完全否定，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突破和发展。从主张破坏主流商业电影中的流畅叙事到利用狂欢节仪式干扰父权制神话和资本主义历史的叙事闭合机制，穆尔维不断对其观点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理论和社会环境，从中也可以看出70年代末以来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相互影响的趋势。穆尔维的反叙事闭合理论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本文试结合理论和社会背景对这一研究进行评价和分析。

首先，穆尔维对其70年代的凝视理论进行了反思，在重新确立女性地位、发展法国女性主义对于前俄狄浦斯时期的探析上做出了进一步的尝试和努力，即她并不特别关注前俄狄浦斯和象征阶段的对立，而是着重阐释了沉默与言说之间过渡阶段的特殊意义，试图借此干扰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结局，但穆尔维的思路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这一策略也并不能使女性最终逃离父权制象征秩序。休·索海姆(Sue Thornham)在评价克里斯蒂娃对拉康的反驳时曾提道：“或许我们已经明白这一点：符号的母体空间，虽然是两性的前俄狄浦斯王国，却被认同为女性，尤其是母亲；而象征系统则受到父亲法则的控制”(26)[英]休·索海姆：《激情的疏离》，艾晓明、宋素风、冯芃芃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穆尔维不旨在明确划分二者的界限，并将关注点放在母亲与父权冲突和共存的中间阶段，但事实上她所强调的还是母性的干扰和颠覆作用以及一种与女性相关的新语言从中产生的可能性，她的讨论本质上依然是在两极对立模式之下进行的。卡伦·伊迪斯·巴兹曼(Karen-edis Barzman)对此指出，“通过探索女性无意识而产生的一种新语言的看法，即对无意识进行性别划分，与拉康前象征秩序雌雄同体的观点相矛盾，仍然与二元对立的模式相联系。”(27)Karen-edis Barzman, “Reviewed Works: Vision and Difference”,in Woman’s Art Journal, vol.12, no.1(Spring - Summer 1991), p.40.

穆尔维本人也意识到了在狂欢节式的荒诞空间内，规则、秩序的破坏会以一种可以控制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种暂时性的混乱最终会归于平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狂欢节意象是保守的，实际上它为混乱和无序的力量提供了一个社会性的安全阀，它并不能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和规则。正如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所指出的，符号系统的狂欢节不能作为规则的替换物，因为它只能按照其荒诞空间内的规则被建立，只发生在想象阶段而非象征阶段。所以，“从政治上来说，只有象征系统的……一个新的规则才能挑战主导规则”(28)Juliet Mitchell, 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Essay in Feminism,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London：Virago, 1984, p.291.。但穆尔维认为即使是这样，对狂欢节隐喻的讨论也会为未成形的新的语言和规则提供一块跳板或一片微小却具有重要意义的滋生之地。在她看来，弗洛伊德在《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提到的具有共同社会维度的无意识无论是在民间故事、狂欢节还是电影中都会“有症状地爆发”，这就是叙事形式，因此“如果叙事能够在先锋派准则的帮助下围绕着非闭合的结局展开，阈限状态具有了政治意义，那么它就可以质疑象征界，并使神话和符号不断得以重估”(Visual：175)。而事实上以这一策略质疑象征秩序只是一种设想，并且穆尔维颠倒了因果关系，试图从现象入手来实现根源的转变。

其次，在8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背景之下，穆尔维作为左派知识分子，试图以强调非叙事闭合的方式来坚持历史叙事中变化继续发生的可能性，她的努力在表现出左派知识分子的不妥协精神的同时，也呈现出了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可以看出，穆尔维还是尝试在文化层面采取策略来干预现实斗争，试图给予破坏叙事闭合这一手段以政治意义，以一种先锋派的抗争姿态抵抗80年代工会运动失败所带来的巨大阴影。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最常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密切关注的，拿恩格斯的话来说，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29)[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97页。而穆尔维本人也在数年之后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她后来在回忆起这一段理论历程时提到，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英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变之时，她还在“看向其他地方，比如电影和无意识”(30)Laura Mulvey,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2nd ed.),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xxxii.。穆尔维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被一种政治乐观氛围所笼罩，人们相信历史在朝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80年代的社会巨变使左派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幻想破灭，这使得她产生了一种断裂感。然而，“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围绕精神和再现发展起来的理论，不应背离社会和经济……由精神分析理论和符号学支持的好奇心需要与经济和政治并置和交织在一起。”(31)Laura Mulvey,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2nd ed.),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xx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