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南漂族” 大城市之梦

2020-12-21 03:23:49 中国收藏 2020年12期

张献忠

故事一开始,先让我们认识一个群体——“南漂族”。他们与当今的“北漂族”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梦想来到大城市闯荡的。虽然生活清贫,但他们仍不忘追求“雅兴”。那股子“崇奢”“好娱”的劲儿,成为他们城市生活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明朝在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南京依然保留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整套中央机构,其官员级别也与京师相同。但是,南京各机构设员要比北京少得多,其政治地位无法与北京相比。南京官僚机构对知识分子的吸纳能力极其有限,而且其官员权力也比北京相应部门同级别官员低得多。因此,时人均把南京官视为闲职,南京也因此成为失意官员的栖居地。

然而,南京政治地位的下降却带来了文化地位的提升。很多失意的官员或热衷于讲学布道,或寄情于词曲歌舞,或迷恋于小说杂谈,由此促进了南京文化的繁荣。

晚明时期,很多底层文人离妻别子,来到江南文化发达的城市谋生。离别的愁苦时时萦绕在他们心头,他们经常居无定所,身心皆产生了一种漂浮无定的感觉。

由于南京文化的繁荣和商业的发达,晚明时期一大批下层文人涌向南京及其周边地区。他们有的是久试不第,有的在南京边以校书编书谋生、边准备科考,有的决意举业,还有的以“山人”自居。这些人除了很少一部分定居南京外,大部分则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晚明时期的南京,“南漂”成為一个很大的群体。

在“南漂”群体中,很多人的内心都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们要靠校书、选文、绘画等维持生计;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南漂”身份又缺乏认同感。如安徽繁昌书生王焯,曾多次参加乡试,却“屡科不第”。为了生计,他只身来到南京,从事图书编校工作。刚到南京时,他心中还升腾着希望,因此眼中尽是美景美色。他在给高湘南的信中说:“离家渐远,气体益清,天门晴色,如娥如黛,撩人特甚。比抵秣陵,烟云香蔼,山川佳秀,皆诗料也,恨未携八郎及太白惊人语来耳”但是,客居南京后,由于没有谋得好的生计,加之久试不第,他心境大变,在《束胡孝廉》中说:“无田可耕,无书可教,万不得已游乎梓人,为膏火计,博数缗,随手即尽,恐此亦非长便之策!”

虽然生活清贫,但“南漂”们却忘不掉文人的雅兴,时时相约饮酒品茶、游山玩水,或是吟诗作赋,或是参加一些结社活动。在当时许多文人的信札中,就有很多是相约饮酒品茶的内容。如七夕节时,安徽南陵人许以忠就曾邀朋友相聚,在《七夕邀陈都尉》中,他向陈都尉发出了邀请:“是夕薄陈瓜果,邀公同泛银河,旁观仙子,纵不能乞得天巧,披襟浪饮,散发狂歌,亦一大快事也!”在另一个七夕节,他又主动请求到三山街王世茂处“设瓜李,具壶浆,同乞天巧”。他还曾邀请繁昌人刘养聘把酒共饮:“百草呈芳,群花争艳,携一壶来作醉人,弟窗下一禽已在釜中泣矣,敢告舆人,幸即夙驾,毋负此良夜也!”从安徽六安来到南京的张一中也经常与友人饮酒唱和,他在《(雨霁)寄虞青霞》中向繁昌人虞邦誉发出了邀请:“宿雨初晴,小溪新涨,泛米家船,载杨子酒,浩歌一声,好风送响,素琴三弄,淡月偏宜,洵为烟水幽人,不作风波险客,足下亦同此念否?”实际上就是邀请虞邦誉饮酒娱乐。

晚明时期,士大夫中参禅论道之风顿盛,如李贽、焦竑以及“公安三袁”等都信仰或精通佛学。学界对于底层文人有无向佛之风很少论及。从晚明南京重要书坊车书楼刊刻或王世茂等编纂的信札中,可以看出底层文人的向佛之风也顿为兴盛。虞邦誉在一封信札中感叹道:“仆今年齿发渐长,自家性命甚了了,五湖烟水之间,将从衲衣而老矣幸法轮大转济此津涯,异目相与共为用处,悟无生法,龙华会上观道场胜事也!”在《报徐八石》中,虞邦誉说:“弟顷作闭关计,收视返听,却除烦恼,遂不复与当世诸公角雕龙之技。”他在给徐八石的另一封信中,向佛之心更是显露无疑:“于乎茫茫宇宙,畴复为丹砂金粒者,故知此生之皮囊有舍无漏之因缘,难成也!人奈何汩汩根尘中,以为得意,便不知六趣三途无涯苦海,亦常有此受用也!”王焯在一场病后,顿生向佛之心,“始信身为苦本,生是患胎”。他之所以栖身天界寺,固然系穷困所迫,但也与其向佛之心有关。可见,当时一部分文人是极为渴望闲适快意的禅意生活的。

(注: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明史研究会理事。)